史学何为

第 1 章　史学何为

一个中文系的本科生在准备保研时遇到一个困惑。她翻阅各校考研书目，发现"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哲学"这些课程名称听起来很像，却好像指的不是同一件事；再去读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Georg G. Iggers & Edward Wang,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中译本的书名里"史学"两个字被反复使用，却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这个困惑并非她一个人的——它是每一个试图进入历史学方法论领域的人都会撞上的第一道门槛。本章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使用"史学"（historiography）这个词的时候，它究竟在指什么；以及，伊格尔斯夫妇在冷战结束之后写下的这部综述性著作，为何值得初学者认真细读。

一、史学的双重指向：研究本身与对研究的反思

中文里的"史学"是一个高度压缩的词。它既是"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的简称，又指"对历史研究的反思"（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research）。前者关心的是具体的历史事实——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事、某人物在某个时刻做了什么决定、某制度如何在某个社会中运作；后者关心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历史学家是怎样得出那些结论的、他们使用了什么材料、依据了什么样的方法论预设、他们的叙事结构受到了哪些意识形态或学术传统的塑造。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里指向完全不同的对象，而这种指代不清的歧义，恰恰是伊格尔斯全书得以展开的前提。

在西文中，这种歧义被不同的词承担了下来。英语的 *historiography* 严格意义上指"史学史"或"史学方法论"，即对历史写作本身的反思；而具体的历史研究通常被称为 *historical studies* 或 *history as a discipline*。德语的 *Geschichtswissenschaft*（历史科学）和 *Geschichtsschreibung*（历史书写）也各有侧重，前者强调学科的科学属性，后者强调写作的实践行为。即便如此，*historiography* 这个词在英语学术界内部仍然存在含糊：它有时指"某个特定时期或地域的历史写作传统"（如"希腊化时期的 historiography"），有时指"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有时又指"对历史学方法论的哲学反思"。这种英文内部的歧义被伊格尔斯敏锐地抓住了，他在全书中反复利用这种多义性来组织自己的论述层次。

对于初学者而言，理解这种歧义的最直接方式，是去追问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当我们说"兰克的史学"时，我们在说什么？一种回答是：兰克写出了《拉丁与条顿民族史》（*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und teutschen Völker*，1824）这样的著作，研究了 1494 至 1614 年间欧洲的重大事件；这是关于兰克具体研究对象的指认。另一种回答是：兰克倡导了一种以原始档案为基础、以"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为口号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对十九世纪的整个历史学专业产生了塑造性影响；这是关于兰克方法论遗产的指认。两个回答都成立，但它们指的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史学"。前者是 *history*，后者是 *historiography*。

伊格尔斯这部书的工作对象，几乎全部落在后者。它不打算告诉你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也不打算告诉你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它要做的是解释二十世纪的史学家是怎样重新理解"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以及他们为何要改变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所以，这本书的中译本书名里"史学"二字，应当被理解为"对历史学的反思"，而不是"历史研究"本身。一旦读者把这一点建立起来，后续十四章的阅读门槛就会大幅降低。

二、兰克学派与 1900 年的方法论危机：一个被忽视的开端

讨论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最自然的起点似乎是 1900 年。这是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以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所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第一次遭遇了系统性的内部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而是来自历史学阵营内部的方法论反思。

兰克学派的核心预设可以用三个命题来概括。第一，史料具有优先性：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从原始档案出发，通过严格的文献批判（*Quellenkritik*）重建过去；第二，叙事具有客观性：只要方法得当，史学家能够提供一幅与过去实际发生情况相符的图景，"如实直书"不仅是技术目标，也是伦理要求；第三，历史具有连续性：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可追溯的因果链条，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链条。这三个命题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大学体制内获得了近乎教条的地位，普鲁士的历史 seminar 制度把这种训练方式制度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专业史学家。到 1880 年代，兰克的弟子们遍布德国、奥地利、瑞士的大学讲坛，*Historische Zeitschrift*（《历史杂志》）成为学科的旗舰刊物，实证主义的职业规范已经渗透到学科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然而，正是在这种表面稳固的时刻，三个层面的批评开始汇聚。第一个层面来自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挑战。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Gustav von Schmoller 在 1870 年代后期就已经意识到，普鲁士的历史 seminar 训练出来的史学家，对经济史的处理极为粗糙，因为他们缺乏经济学工具。卡尔·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那句著名的话——"人类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虽然并未直接针对兰克学派，却在更深的层面上质疑了"如实直书"的可能性：如果史料本身已经被权力关系所形塑，那么纯粹的文献批判能否真的抵达"过去本身"？第二个层面来自历史哲学的内部。1880 年代以后，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等生命哲学家开始区分 *Natur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学）与 *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不能像自然现象那样被还原为因果律，这就动摇了实证主义把历史学"科学化"的基础。第三个层面来自方法论的细化。1890 年代在德国历史学派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分支——*Kulturgeschichte*（文化史），其代表人物如 Karl Lamprecht 主张，历史学的对象不只是政治事件，还包括心态、制度、风俗的整体结构；这种主张表面上是对兰克学派研究范围的扩展，实际上是对其"以政治史为中心"预设的颠覆。

把 1880 年代至 1900 年代这三个层面的批评汇集起来，就是二十世纪史学方法论危机的真正起点。伊格尔斯在全书第一章处理的就是这个起点，但他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批评罗列出来，而是揭示了一个更隐蔽的命题：实证主义本身也是一套形而上学，它假设了"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史料是中立的""叙事能够反映现实"，这些假设在十九世纪中叶几乎不被追问，因为它们被视为"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前提本身；正是 1900 年前后的危机把这些前提暴露出来，使它们第一次成为可以被讨论的对象。理解了这一点，读者就能明白为何伊格尔斯把整本书命名为"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所谓"科学的客观性"，指的就是兰克学派那种未被追问过的实证主义预设。

这个案例对初学者的方法论价值在于：它示范了如何阅读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具体地说，当伊格尔斯提及"兰克学派"时，读者应当训练自己去追问三件事——这位史学家在研究什么具体问题（这是历史研究层面）；他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和预设（这是史学方法论层面）；这种方法论在当时的学术生态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学术史层面）。这三层追问在后续的每一章里都会被反复用到，是阅读这本书的基本功。

三、伊格尔斯其人：从德语区到全球的史学旅行

要理解伊格尔斯这部书为何采取"全球史学"的视角，而不仅仅是"欧美史学史"，必须回到他本人的学术经历。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 1926-2017）出生于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1933 年纳粹上台之后，他的家庭开始感受到日益加剧的歧视；1938 年"水晶之夜"之后，十六岁的伊格尔斯随家人经瑞士流亡美国。这个早年经历对一个未来的史学史家具有双重塑造性。一方面，他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政治灾难如何在制度层面摧毁一个学术共同体——他的父亲、叔父一辈的德国犹太裔学者，许多人在纳粹时期被剥夺教职、流亡海外、甚至死于集中营，这让他对"学术自主性"这个命题有着刻骨的理解。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德语流亡者，他保留了完整的德语学术训练背景——他在汉堡的 Gymnasium 完成中学，接受了古典的人文主义教育，这种训练在他后来的英语学术写作中始终保持一种特殊的清晰与克制。

1940 年代到 1960 年代，伊格尔斯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在那个时代是社会科学重镇，聚集了 Talcott Parsons、Robert Redfield 等社会科学家，也聚集了 William McNeill、Erich Heller 等人文学者。伊格尔斯在芝加哥的导师之一是 Hans Rosenberg，后者是来自德语学术传统的犹太裔流亡学者，主攻十九世纪普鲁士社会史。Rosenberg 的训练有两个特点对伊格尔斯影响深远：第一，他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对政治史的塑造作用，这使得伊格尔斯对兰克学派的政治史中心论保持距离；第二，他强调跨地域的学术对话，把德国、法国、英国、东欧、美国的历史学派放在同一个比较视野中看待。伊格尔斯后来的博士论文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德意志历史观念》，1968）就是在 Rosenberg 这种训练下完成的，这部著作后来成为英语世界研究德国历史学派的标准参考书。

1960 年代起，伊格尔斯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 SUNY）任教，直到 1990 年代退休。布法罗分校的学术环境有几个特点为伊格尔斯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其一，该校历史系长期重视招收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教师和学生，使伊格尔斯能够与德国、法国、东欧、东亚的史学家保持长期对话；其二，1960 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对"非西方历史"的兴趣急剧上升，布法罗分校设立了专门的拉丁美洲史、东亚史、非洲史项目，使伊格尔斯的研究视野从单一的欧洲史学扩展到全球；其三，伊格尔斯本人的语言能力极强——他通晓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能够直接阅读多个学术传统的原始文献，这在英语世界的史学家中是相对少见的。这种语言优势使他在写作时能够引用第一手的德文、法文学术资料，而不是依赖英译本的二手转述。

个人经历对方法论的塑造，在伊格尔斯身上体现得极为具体。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他在 1990 年代与日本史学家沟口雄三（Tsurumi Kazuko）等人的对话。沟口在 1980 年代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即把中国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参照系而非单纯的"研究对象"——对伊格尔斯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 1997 年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他不再把非西方史学视为"被西方影响的对象"，而是把它视为与西方史学平行发展的、具备自身方法论逻辑的传统。换言之，伊格尔斯在 1997 年的这部著作中完成了一次视角转换：从"西方史学如何影响全世界"转换为"全球各地区如何在不同条件下处理'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

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应当意识到作者本人的视角。这种视角有三个层面的优势：第一，它使全书具备罕见的跨地域覆盖能力，不仅讨论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还涉及苏联、中国、印度、日本、拉美的史学传统；第二，它使作者对"普遍主义"叙事保持警惕——他清楚地看到，每一种"普遍的历史学方法论"实际上都是某种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第三，它使作者对"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特殊论"两种倾向都保持距离，既不认为西方史学是普世标准，也不认为非西方史学必须以"抵抗西方"为定义。这种克制的判断方式，是初学者最值得学习的智识姿态之一。

四、《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成书语境与版本演变

伊格尔斯这部书的版本演变，本身就是一部二十世纪史学史的缩影。1956 年，他在德国出版了第一版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德意志历史科学》），这是一部专门研究德国历史学派从 1750 年到 1950 年代发展的专著。1975 年，他与同事 T. Parker 合作，将该书扩展并翻译为英文，更名为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ciences*（《国际历史学手册》），开始纳入法国、英国、北美的史学传统。1997 年，他与华裔史学家王晴佳（Edward Q. Wang）合作，把这部手册再一次扩展，加入了拉丁美洲、东亚、非洲、南亚的史学传统，并更名为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也就是目前通行的"全球版"。中译本由何兆武主持翻译，2006 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2009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是中文世界阅读最广的版本。

理解这个版本演变的关键，是把握 1997 年版的写作时机。1990 年代初发生了几件对历史学的自我理解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1989 年柏林墙倒塌、1991 年苏联解体，长达四十年的冷战格局突然结束，西方历史学界长期依赖的"以冷战为基本框架的现代史叙事"突然失去了对手。这种叙事框架的突然失效，迫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半个世纪的整个研究范式——他们发现自己写的"现代史"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时代学术体制的产物，而冷战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这种叙事必须被改写。1980 年代后期到 1990 年代初期，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在英语世界兴起，代表人物如 Lynn Hunt、Roger Chartier、Carlo Ginzburg 等人把研究重心从政治史、经济史转移到心态史、身体史、阅读史、形象史等更微观的领域。1990 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达到高峰，Hayden White 的《元历史》（*Metahistory*, 1973）和 Keith Jenkins 的《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1991）等著作被广泛讨论，"历史学是否可能具有客观性"这个问题被严肃地摆上了学术议程。

在这种背景下，伊格尔斯和王晴佳把这部手册改造为一部"二十世纪史学反思史"。新书的核心结构不再按国别编排，而是按问题编排：从实证主义的危机讲起，到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到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兴起，到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的挑战，最后到全球化时代史学的新形态。这种结构转换本身就反映了作者的方法论判断：他认为，二十世纪历史学的发展不是由国别决定的，而是由若干跨地域的学术运动决定的；每个学术运动都在挑战前一个运动的核心预设，从而推动整个学科向前发展。

这种写作策略对初学者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法论要求：阅读本书时，不能把"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而应当把"学术运动"或"问题域"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例如，"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虽然是法国本土的学术运动，但它在 1970 年代以后对英语世界的影响超过了法国本身；同样，"新文化史"虽然以英语学界为基地，但它在意大利、德国、法国都有同源的学术资源。把学术运动作为分析单位，才能看到方法论命题在不同国别之间的流动与转换。

五、如何阅读本书：一份读书笔记模板

这本书跨度极大，涉及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印度、拉丁美洲等十多个学术传统，时间从 1850 年代一直延伸到 1990 年代。对于一个初次接触史学方法论的读者来说，最大的风险不是读不懂，而是淹没在细节里、抓不到结构。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本节提供一个操作性的阅读工具——一份"史学阅读笔记模板"，包含六栏：史家、著作、核心议题、关键概念、争议焦点、对我的启发。这个模板在后续十四章的精读中都可以沿用。

第一栏"史家"记录每一次涉及的具体历史学家，包括他们的生卒年、国别、主要学术机构、师承关系。记录这些信息的目的不是做人物辞典，而是建立一个学术网络的可见图景——读者在读完几章之后会发现，许多看似独立的人物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学术家族，例如 Marc Bloch 与 Lucien Febvre 共同创立了《年鉴》杂志，Febvre 的学生又包括 Fernand Braudel，而 Braudel 的学生进一步扩散到英语世界。绘制这种网络，是理解学术运动如何跨地域传播的基础。

第二栏"著作"记录该史家的代表性著作，包括书名、出版年、原始语言、是否有英译本。伊格尔斯在书中经常引用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的原始文献，而中译本往往保留了这些原文，所以读者在笔记中保留原始语言记录是必要的。此外，许多十九世纪的德文著作至今只有部分章节有英译，读者如果将来想深入研究，可能需要直接阅读德文。

第三栏"核心议题"是该史家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例如，对兰克而言是"如何重建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对布罗代尔而言是"长时段结构如何塑造短时段事件"，对海登·怀特而言是"历史叙事的语言结构如何影响历史理解"。这个栏目是整个笔记的核心——读者在读完每个小节后，应当能用一句话回答"这一节的核心议题是什么"。

第四栏"关键概念"记录该史家引入或重新定义的方法论术语，如 *longue durée*（长时段）、*mentalités*（心态）、*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事件史）、*Annales paradigm*（年鉴范式）等。记录这些术语不是为了背诵，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可重用的概念库——当读者后续遇到相似的术语时，能够在概念库中找到对应的位置。

第五栏"争议焦点"是该史家引发的学术争论，包括谁批评他、批评的具体论点是什么、批评是否被接受。这种栏目对培养学术判断力至关重要——读者在读完每一节之后，应当能识别出"这一节里最有争议的命题是什么"。

第六栏"对我的启发"是读者的个人反思——这个史家的方法对读者自己的研究兴趣、写作实践、日常思维有什么具体的启发。这一栏的存在使笔记从单纯的摘录转变为可用的工作底稿。

在具体使用上，建议读者为每一章建立一个独立的笔记文件，按章节内出现顺序逐一记录上述六栏。读完一章之后，再回到笔记，对照章节概要，标注出"本章的核心论辩"和"本章的关键转折"。例如读完本书的第一章后，读者应当在笔记中明确标注："本章的核心论辩是：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是如何在 1900 年前后遭遇挑战的；本章的关键转折是：从'实证主义内部批评'过渡到'实证主义外部批评'。"

这种阅读方法的核心不是记忆细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