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人生叠影
大卫·科波菲尔的人生轨迹,与狄更斯本人在一八二〇年代伦敦的亲身经历之间,存在着一种既非简单镜像、又非彻底虚构的复杂关系。理解这种关系,是进入这部讨论的入口。本章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狄更斯为什么要以半自传的方式书写大卫的人生,这种写法与他本来可以选择的"纯自传"或"纯虚构"究竟有何不同?换言之,当我们说"狄更斯把自己的童年写进了小说"时,这"写进"二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沃灵顿街:童工记忆的真实链条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先回到一八二四年那个让狄更斯终生难忘的冬天。狄更斯生于朴次茅斯一个中下层家庭,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部的小职员,薪水微薄却开支庞大。一八二四年二月,因积欠面包商、油脂商、牛奶商等多笔账目,约翰·狄更斯被拘入南华克区的马夏尔西债务监狱。按当时法律,欠债者可携家眷入狱居住,于是狄更斯的母亲、几个弟妹随后都搬进了监狱。这一年,狄更斯本人十二岁。
十二岁的狄更斯并未随家人入狱,而是被安排独自在伦敦谋生。他被送往位于沃灵顿街的华伦氏黑袜油仓库(Warren's Blacking Warehouse),担任一名贴标签的童工。仓库的真实地址在汉格福码头附近,靠近如今的查令十字车站一带。狄更斯的工作是给装满黑袜油(一种用于擦亮靴子、火炉、金属器物的黑色鞋油)的陶罐系上标签,再把罐子用蓝纸包起来。每天清晨他独自穿过拥挤的伦敦街道去上工,身边是没有父亲庇护的同龄人,也没有母亲可以倾诉。贴完标签之后,他常常被派去给附近的客户送货,途中要穿过斯特兰大道与河滨街一带的繁忙地带。多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书信和口述回忆中反复提到,那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几乎是刻骨铭心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的周薪通常被记作六先令,数字并不算太低,但每周六先令换来的,是一段被同龄学童排斥在外、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童年。
狄更斯家族对这一段经历的处置方式,本身就预示了它日后在小说中的命运。家人试图让狄更斯"忘记"这段黑袜油经历,甚至让他重新穿上整齐的衣服回到学校。当他回到学校时,同学问他去了哪里,他说不出完整的真相,只好含糊其辞。这种"记忆必须被压抑、必须被改写"的处理方式,成为日后《大卫·科波菲尔》的心理底色。换句话说,狄更斯后来并非"如实"写下这段往事,而是在压抑三十年之后,借小说的形式让它重新浮现,并以一种经过变形的方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将这一段真实链条与《科波菲尔》的情节做对照,便能看到两者之间一组清晰的对应关系。小说中大卫的父亲去世、母亲柔弱,这一笔对应狄更斯父亲在债务监狱中的处境——父亲"社会性地死亡",对家庭已无实际支撑。米考伯先生(Mr. Micawber)那个永远乐观、永远破产、总在写"招租启事"的形象,被广泛认为直接脱胎于约翰·狄更斯:同样的口若悬河,同样的入狱出狱,同样的债务与周而复始。Micawber一家的命运,几乎是约翰·狄更斯一家命运的艺术化重写。大卫被继父默德斯通(Murdstone)与继姐合谋虐待、被送往伦敦酒厂仓库贴酒瓶标签的情节,则与狄更斯在沃灵顿街黑袜油仓库的经历高度吻合;酒瓶与鞋油虽不同,"童工在仓库受苦"的内核完全一致。大卫寄宿米考伯夫妇家中的那段情节,对应狄更斯独自在伦敦的孤苦;米考伯夫妇虽然贫穷,却仍以家庭之暖收留大卫,也对应着狄更斯在孤独中始终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家庭记忆。
这种对应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对号入座"。狄更斯自己后来对传记作者福斯特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这部小说的许多地方,我都用了真名,但我没有这么做的地方,其实也都是真的"。换言之,他在有意打乱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当狄更斯让大卫的母亲叫"克拉拉"、让大卫的父亲"已故"、让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情节更夸张、让默德斯通更残暴时,他其实在做一种文体上的置换:用虚构的尖锐化处理,绕过了"如实记录"的种种限制。
```mermaid flowchart TD RL["真实生平线 1824-1826"] NL["小说情节线 大卫的对应"] AL["修辞转换层 叙述策略"] RL --> R1["父亲因债入狱马夏尔西"] RL --> R2["12岁入黑袜油仓库贴标签"] RL --> R3["家人入狱暂住 独自身处伦敦"] RL --> R4["约两年后离仓返校"] RL --> R5["律师事务所短期学徒"] NL --> N1["父亲早亡 母亲柔弱"] NL --> N2["继父默德斯通与继姐合谋"] NL --> N3["被送往伦敦酒厂仓库贴酒瓶"] NL --> N4["寄宿米考伯夫妇家"] NL --> N5["坎特伯雷寄宿学校与律师学徒"] AL --> A1["父亲形象转化为米考伯"] AL --> A2["童年创伤延迟三十年后披露"] AL --> A3["仓库受难改为酒厂包装"] AL --> A4["亲身体验转为寄宿友人之家"] AL --> A5["学徒经历保留为结尾段铺垫"] R1 -.平行.-> N1 R2 -.平行.-> N3 R3 -.平行.-> N4 R4 -.平行.-> N1 R5 -.平行.-> N5 ```
这张三栏并置的流程图,意在让初学者一眼看清"叠影"二字所指的结构:左栏是历史,中栏是虚构,右栏是狄更斯把前者改写成后者时所做的修辞位移。三个时间轴并非先后承接,而是同步展开,互相映射。三栏之间的虚线箭头标出的是被广泛承认的对应关系,读者在自己动手填表时,可以对这些箭头提出质疑、做出修正、补充新的对应项。
二、"我是怎么开始的":元叙述装置的现代性突破
如果说上一节处理的是"事实链条"的对应,那么本节要处理的则是叙述层面的对应——狄更斯在小说形式上做了一个极具实验性的选择,这个选择在维多利亚时代显得格外突兀。
《科波菲尔》的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出生了"。这不是翻译上的简化,而是原著中的写法:"I am born." 在英语小说史上,这样写开篇是不寻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通常以一种稳定的全知视角开场,交代时间、地点、家族背景、社会秩序。例如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开篇是"凡有产业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萨克雷《名利场》开篇是"我们的叙述者身在何处",勃朗特《简·爱》开篇是某一天简在盖茨海德府的某个举动——这些开场都属于"叙述者已经存在于某种社会情境中"的稳健叙事。
狄更斯的开篇反其道而行。一个叙述者站出来,首先宣告"我出生了",这意味着三件在当时的英国小说中罕见的事同时发生。第一,叙述者被明确凸显为"正在叙述的人",读者的注意力被直接拉向叙事行为本身,这便是所谓"元叙事"——叙述者意识到自己在叙述。第二,这个叙述者声称知晓自己生命的起点,意味着叙述的时间被设定为回顾性的、从出生那一刻便开始的回顾。第三,"我出生了"这一句在语法上使用了完成时态,却没有任何上下文提供地点、家族、情境;这种"无场景的诞生"在维多利亚家庭小说中是一种反传统的处理。
批评界普遍认为,这种开篇方式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狄更斯在形式上有意与自己的童年创伤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起点便遭遇到压抑性事件时,他作为成年叙述者必须"补足"那段缺失的语境;他无法借助父母的讲述、家族的口述传统来重构自己的诞生——因为他自己的家是一个破碎之家。在这种情形下,"我出生了"三个字承担的工作,是用一个成年人的声音把童年缺失的话语权夺回来。也就是说,开篇这一句,恰恰是叙述行为对创伤记忆的反向补偿:叙述者站出来宣告"我出生了",实际上是在宣告"我终于能够从自己口中讲述自己了"。
进一步说,这种元叙事结构使《科波菲尔》具备了一种当时英国小说少有的"自我反思性"。狄更斯让大卫既是被叙述的人物(童年大卫),又是叙述的主体(成年大卫),并且让成年的叙述者不断回过头来对童年的自己做出评价——有时候是同情的,有时候是反讽的,有时候是愧疚的。这种"我讲我"的复调结构,在当时属于相当现代的叙事实验。它预示了十九世纪后期詹姆斯、康拉德等作家对叙述视角的进一步探索,也预示了二十世纪第一人称小说的多种可能性。
与此相应,狄更斯让大卫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这一身份设置并非闲笔。大卫在小说中的职业发展路径,与狄更斯本人在文学场域的崛起形成另一种对应。当小说进入尾声,大卫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说出"我写下的每一部作品,我都希望曾经为我所爱、为我所恨、为我所受苦的人们带去一些安宁"这样的话语时,叙述者、作家角色、真实作者三者之间的距离被有意识地模糊掉,读者被邀请进入一个三向合一的观看位置。这一手法后来被称为"作者之我、叙述者之我、人物之我"的"三我叠影",在《科波菲尔》中处理得最为典型。
三、自传-半自传-小说:三体裁的概念分野
在确立了事实对应与形式对应之后,必须进一步从文体学角度对狄更斯的做法做概念层面的辨析:自传、半自传、小说三者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狄更斯为何不写自传,而非要写《科波菲尔》?
自传作为一种文体,核心承诺是叙述者所述皆为事实,时间顺序遵从真实经历,主体具有人格上的统一性。自传的叙述者承诺"我所说的就是我真实经历过的事"。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自传传统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宗教性自传,以班扬《罪人受恩记》为典型,强调灵魂的救赎历程;另一类是文人回忆录,如吉本《自传》、包斯威尔《约翰生传》等,强调理性的自我剖析。无论哪一类,自传都要求叙述者承担"如实"的责任。
半自传则是一种过渡形态。它承认自身的虚构成分,却仍以"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作为核心素材。半自传的叙述者通常以第一人称出现,人物姓名不必沿用作者真名,但人物经历与作者真身存在清晰可辨的对应关系。卢梭《忏悔录》、歌德《诗与真》、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以及当代诸多作家回忆童年之作,都属于这一谱系。半自传的修辞优势在于:它既可以借助真实经历的感染力,又不必受制于事实层面的精确性;它允许变形、夸张、嫁接、虚构化处理。
小说(此处特指成长小说或自传体小说)则在虚构的承诺下展开,作者不再被事实束缚,人物姓名、情节走向、社会背景都可以自由创造。小说中的"我"只是一个虚构的叙事声音;读者在原则上知道不能把它直接等同于作者本人。
狄更斯的选择是写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而非自传,也非纯粹的虚构小说。这一选择背后有若干可辨识的原因。第一,自传必须如实,而如实意味着把父亲入狱、母亲软弱、自己在仓库受苦的经历全部如实暴露;这会直接危及家庭声誉,在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体面伦理下几乎不可接受。第二,纯虚构小说可以完全切断与自身的联系,但又无法承载那段创伤的强度;狄更斯需要的恰恰是一种既能让真实情感灌注、又能与真实经历保持一段审美距离的形式。半自传体小说正是这种形式:它让狄更斯以"大卫"之名进入虚构世界,使他既能呈现创伤的内在真实,又不必为每一个细节的真实性负责。
由此可以引入"他我"(alter ego)的概念。所谓"他我",是指作家在虚构世界中为自己创造的另一个自我形象;它与作者的真实自我既相似又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共享若干核心经历,不同之处在于经过了作家的形式化处理。狄更斯笔下的大卫就是这样一位"他我"。他我化处理,使作者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种温和的、间接的审视。当大卫在小说结尾说出"我现在终于与过去和解了"这类句子时,读者其实是在阅读狄更斯对自己人生的某种虚拟和解;他我化让这种和解显得更可接受,也更具说服力。
批评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相关概念,是创伤的"二次消化"。这一表述的内涵是:第一次发生的创伤事件,因为发生在童年早期,往往无法在当时被意识完整把握;而等到成年后,叙述者通过文学的形式对创伤进行第二次叙述、第二次赋形,让它从无意识的压抑中浮出水面,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消化与安置。狄更斯对一九二四年冬天的记忆,正是这样一次延迟三十年才完成的二次消化。如果没有小说形式,这种消化可能永远不会完成;正是因为小说形式提供了变形、虚构距离、可控性的观看位置,创伤才得以被重新讲述、被重新赋予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二次消化"的提法在批评界被多方位引用,但因概念本身带有精神分析色彩,使用时不宜将其绝对化;它更多是一种描述狄更斯式半自传写作动机的有效隐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临床诊断。
由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回答本章开篇的问题:狄更斯选择半自传的方式,不仅是为了讲一段童年故事,更是为了把童年重新经历一遍——但这次是在他能够掌控叙述权、能够把握节奏、能够赋予意义的文学时空里。这种选择本身是一种带有伦理考量的文体策略。
四、维多利亚成长小说的范式与本章实践
把视角抬高一层,可以看到狄更斯的半自传选择并非孤例,而是嵌入在十九世纪英国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传统之中。所谓成长小说,指的是以主人公从童年走向成年、从天真走向世故、从迷失走向自我认识为线索的一类小说。这一传统从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开始,在英国形成了自己的变体。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是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部,与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乔治·艾略特的《弗罗斯河上的磨坊》、萨克雷的《彭登尼斯》等作品并列。
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成长叙事具有若干共同的范式特征。其一,主人公往往出身平凡甚至低微,却凭借道德努力与勤勉工作获得社会上升;这与维多利亚时代强调自我改善的中产阶级伦理高度同步。其二,主人公的成长路径通常包括若干次"离家—归来"的循环,每一次循环都让主人公获得对自身与社会的更深入理解。其三,主人公常常通过文学创作、宗教皈依、伦理反思等方式完成自我整合,这与维多利亚时期对"内在生活"的重视相一致。其四,主人公在叙事结束时呈现出某种温和的自我接受,而非激烈的反叛或颠覆;这与中产阶级叙事对秩序的总体亲和有关。
《大卫·科波菲尔》几乎集合了上述所有特征。大卫从幼年丧父、母亲被虐待、自己受苦开始,经历了酒厂童工、寄宿米考伯家、姨奶奶贝西·特洛伍德的收养、坎特伯雷寄宿学校、律师事务所学徒、记者与作家生涯,最终与安妮斯结婚并过上安稳生活。每一次"离家—归来"都伴随着主人公对社会虚伪、阶级压迫、家庭暴力的更深认识;而最终的自我整合,则通过文学创作、通过与童年对手的和解、通过与姨奶奶的稳定情感连接而实现。这种结构使《科波菲尔》成为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成长叙事的范式标本。
把狄更斯的范式与夏洛特·勃朗特做一点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狄更斯的特殊性。《简·爱》中的简从里德舅妈家出走,进入罗沃德学校,再到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最终凭借独立精神与道德力量获得与罗切斯特的平等关系。简的成长路径更强调女性独立与道德自主;而大卫的成长路径则更强调男性通过文学创作、通过社会历练达成自我。两者共享的,是中产阶级"通过努力获得上升"的基本信念。
理解了这一点,便可以理解为什么狄更斯要选择半自传体而非纯自传。因为范式本身需要若干典型的戏剧性结构、若干性格化的次要人物、若干清晰的转折点;纯自传若完全如实,则无法满足这些文学结构的要求。半自传让狄更斯既可以保留真实经历的情感密度,又可以按文学范式的需要调整事件顺序、夸张某些细节、省略另一些细节。这种把真实经历嵌入文学范式的过程,本身就是维多利亚成长小说最核心的生产机制之一。
为帮助初学者把本章讨论落到实处,下面给出一项可独立完成的对照练习。读者可以自行选择狄更斯生平的若干节点(不必限于本章提到的几个),在表格中填入对应的可能小说章节或情节。这一练习的目的不是要给出唯一正确的对应,而是让读者在自己动手的过程中,体会"叠影"二字的真实含义。
练习:生平-小说对照填空表
下表留有五行空格,请挑选狄更斯一生中任意五个节点(可查阅狄更斯年表或传记),在左栏注明事件与大致年份,在右栏尽量写出一个你认为可能在小说中有对应或变形的情节。完成后,可与公开的学术资料做对比。
| 序号 | 狄更斯生平节点(事件与年份) | 可能的《科波菲尔》对应或变形情节 | 备注(变形程度、是否改写等) | | :---: | :--- | :--- | :--- | | 1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 2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 3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 4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 5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由读者填写) |
完成这张表之后,建议读者回到本章第一部分的流程图,比较自己填写的对应关系是否与图中的虚线箭头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思考:这种不一致是源于你对狄更斯生平的更细致掌握,还是源于对小说情节的另一种理解?两种情况都很有价值,因为"叠影"二字本身就允许读者做出多种解释。
本章小结
回到开篇问题:狄更斯为什么要以半自传的方式书写大卫的人生,这种写法与单纯的自传有何不同?本章给出的答案是双重的。第一,从心理动机看,狄更斯需要延迟三十年之久的童年创伤以文学形式重新讲述;半自传提供了变形距离,使他既能保留真实情感,又能规避如实记录的束缚。第二,从文体选择看,半自传既满足了他对真实经历的忠诚,又满足了他对文学范式的需要;纯自传太"窄",纯小说太"远",半自传刚好处于中间地带,使狄更斯能够完成"他我化"的修辞转换,让大卫成为那个既是自己、又经过文学处理的人物。
"我出生了"这一开篇方式,把这一文体选择的形式效果推到了极致:叙述者主动站出来宣告自己的诞生,意味着狄更斯要让大卫从一开始就占据叙述权,让创伤记忆在叙述行为中重新获得结构与意义。米考伯先生、默德斯通、贝西·特洛伍德等人物,则是这一他我化处理的具体载体;他们各自承担着狄更斯对自身、对家庭、对社会、对救赎的不同想象。
接下来的一章将进入《科波菲尔》中最早出现、却几乎从未被狄更斯单独拎出来讨论的世界——佩格蒂与海岸之家。这个世界在大卫的童年中是一个近乎原始的、海洋与亲情交织的所在;它与本章所讨论的伦敦仓库世界构成另一种叠影:一种是压抑的、内向的、被社会秩序撕碎的童年,一种是开阔的、外向的、由亲情与自然庇护的童年。两种童年的对照,将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狄更斯为何要给大卫一个比他自己更温暖、更完整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