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与学术史梳理：蒙古帝国治理研究的演进脉络

蒙古帝国在13至14世纪横跨欧亚大陆、覆盖超过3300万平方公里的统治实践，始终是全球史、制度史与内亚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自19世纪现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学界对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研究经历了从史料整理到制度分析、再到跨学科拓展的演进历程，产出了大量奠基性成果，但也始终存在将驿站通信网络、法典规范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实践割裂分析的缺陷，无法系统解释蒙古帝国如何在没有近代化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条件下，维持对欧亚大陆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形态区域长达近百年的有效统治。本研究提出“制度耦合”作为核心分析视角，旨在突破既有研究的范式局限，系统考察站赤体系、法典规范与跨大陆治理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原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完整面貌。本章将系统梳理19世纪以来蒙古帝国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脉络，划分传统史料整理、制度史研究兴起、跨学科研究深化三个阶段，评析各阶段代表性成果的研究贡献与局限，明确本研究的核心分析框架与 methodology 路径，为全书后续分析奠定学术基础。

一、19世纪传统史料整理阶段：研究的奠基与范式局限

19世纪是蒙古帝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起点，其核心特征是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学者对散佚于各地的蒙古帝国一手史料与相关二手记载的系统整理，这一工作为后续所有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基础，但受限于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研究者尚未形成明确的制度分析意识，对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研究仍停留在史料堆砌与事件叙述层面，且普遍带有东方主义或王朝史观的偏见，将站赤系统、法典体系与治理实践完全割裂看待。

欧洲东方学传统是19世纪蒙古帝国史料整理的核心推动力量。1834年，法国东方学家德经（Pierre Delalong）整理出版的《蒙古史》首次系统辑录了欧洲中世纪文献中关于蒙古西征的记载，包括拉丁语的《鞑靼人史》《马可·波罗游记》抄本等，为西方学界了解蒙古帝国提供了最初的文本基础。1841年，匈牙利裔俄国外交官多桑（Bértrand de Saussine）出版的《蒙古史》更是这一阶段的里程碑式成果，该书首次系统整合了波斯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汉语等多种语言的蒙古帝国史料，不仅涵盖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三次西征的全过程，还首次提及了蒙古帝国的站赤系统与法典传统，但多桑受19世纪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影响，将蒙古站赤系统定性为“服务于军事征服的野蛮邮驿体系”，认为其仅具备传递军情、转运粮草的初级功能，完全忽视了其治理属性；对蒙古法典的记载则仅停留在“成吉思汗颁布的野蛮法令”的笼统描述，未将其与治理实践建立关联。1858年，俄国皇家考古学会出版的《金帐汗国法令汇编》首次系统整理了金帐汗国时期的蒙古语、突厥语法律文书，包括驿站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等相关条款，但整理者仅将其视为“研究金帐汗国法律制度的原始材料”，未进一步分析其与站赤系统、跨区域治理的内在联系。

俄罗斯帝国对西伯利亚与中亚边疆的扩张，直接推动了当地蒙古帝国史料的整理工作。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地理学会组织了多次中亚考古考察，收集了大量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文书档案，其中就包括大量涉及站赤运行、驿站供给、法典适用的原始文书。1884年，俄国学者谢米亚乔夫整理的《元代站赤文书》首次公布了元朝时期颁发给伊利汗国的站赤管理文书抄本，明确记载了从大都到伊儿汗国首都桃里寺的站赤线路、驿站供给标准、官员使用权限等内容，但谢米亚乔夫的研究仅停留在文书校勘层面，未将其与伊儿汗国的治理实践、当地法典的制定建立关联。此外，俄国学者还整理了大量金帐汗国时期的突厥语法典抄本，包括著名的《鞑靼人法典》（又称《金帐汗国法典》）的残卷，但同样未分析其与金帐汗国站赤系统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史学在19世纪也完成了蒙古帝国相关史料的系统整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乾隆年间官修的《辽金元三史》，以及晚清学者柯劭忞的《新元史》。这些整理工作首次系统梳理了汉语史料中关于蒙古帝国站赤系统、法典体系的记载，《元史·兵志》中的《站赤》篇、《刑法志》中的《大扎撒》相关记载，以及《经世大典》中关于站赤管理的原始档案，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核心的汉语史料基础，但传统史学受“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将蒙古帝国视为“异族统治”，对其治理机制的研究仅停留在“记载异族制度”的层面，未将其纳入中国制度史的演进脉络中考察，更未分析站赤、法典与跨区域治理的内在联系。

这一阶段的研究贡献是确立了蒙古帝国研究的史料基础，不同语言的史料整理工作为后续跨语言互证研究提供了可能，但其范式局限也十分明显：一是研究视角局限于史料辑录与事件叙述，未形成明确的制度分析意识，对站赤、法典、治理等核心概念均未形成学理定义；二是受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普遍对蒙古帝国的治理机制存在偏见，要么将其视为“野蛮的征服者”，要么视为“异族统治的象征”，未看到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创新性；三是核心议题完全割裂，站赤、法典、治理被分别归入交通史、法律史、政治史的不同研究领域，无人关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20世纪制度史研究阶段：专门领域突破与范式固化

20世纪是蒙古帝国制度史研究兴起与深化的关键阶段，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完善，学界开始突破史料整理的局限，将蒙古帝国的站赤系统、法典体系、治理架构分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产出了一批奠基性成果，但也逐渐形成了“制度分割研究”的固化范式，始终未能突破将三者割裂分析的局限。

苏联学界是20世纪蒙古帝国制度史研究的核心推动力量，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影响，苏联学者将蒙古帝国视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的典型案例”，重点考察其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1922年，苏联蒙古学家格列科夫（Sergei G. Grouv）出版的《金帐汗国》首次系统研究了金帐汗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其中对金帐汗国站赤系统的研究首次突破了“站赤仅为军事服务”的偏见，指出站赤是金帐汗国控制辽阔疆域、征收赋税、传递政令的核心基础设施，但格列科夫将站赤系统视为“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未分析其与金帐汗国法典、跨区域治理的关联。1940年，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Vladimir A. Yakubovsky）出版的《伊儿汗国史》首次系统研究了伊儿汗国的治理实践，其中对伊儿汗国站赤系统的研究指出，伊儿汗国为了与元朝保持联系，专门修建了从桃里寺到哈剌和林的站赤线路，每年派遣数十支使团通过站赤网络往返于大都与桃里寺之间，但雅库博夫斯基同样未分析站赤系统与伊儿汗国法典、跨区域治理的内在联系。1957年，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出版的《蒙古社会制度史》首次系统研究了蒙古帝国的法典体系，对《大扎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法典的形成过程、内容特点、适用范围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蒙古法典是蒙古帝国治理欧亚大陆的核心规范，但符拉基米尔佐夫将法典视为“成吉思汗个人意志的体现”，未分析其与站赤系统、跨区域治理实践的互动关系。

欧美与日本学界在20世纪中后期也加入了蒙古帝国制度史研究的行列，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1951年，英国历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出版的《蒙古人征服史》首次系统整合了欧美学界对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研究成果，其中对站赤系统的研究参考了马可·波罗的记载，指出蒙古站赤系统是“13世纪欧亚大陆最先进的通信网络”，其换马制度、驿站供给制度比同时期欧洲的邮驿系统先进得多，但道森同样将站赤系统视为“蒙古军事征服的附属品”，未分析其与法典、治理的关联。1956年，日本学者箭内亘的《元代制度考》首次系统研究了元朝的站赤制度，对站赤的设置标准、管理体系、供给制度、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站赤制度是元朝统治中国、控制边疆的核心制度之一，但箭内亘将站赤制度视为“蒙古游牧传统与中原王朝制度的结合”，未将其与蒙古帝国的跨大陆治理、法典体系建立关联。1962年，中国学者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首次系统梳理了元朝的站赤制度与法律制度，指出站赤制度与法律制度是元朝治理国家的两大支柱，但受当时史学范式的影响，研究仍局限于“制度本身是什么”的层面，未分析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未将其与蒙古帝国的跨大陆治理实践结合。

这一阶段的研究贡献是突破了史料整理的局限，将站赤系统、法典体系、治理架构分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专门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核心的学术基础，但也逐渐形成了“制度分割研究”的固化范式：一是各制度研究之间相互隔绝，研究站赤的学者仅关注其交通功能，研究法典的学者仅关注其法律内容，研究治理的学者仅关注其行政架构，无人关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研究视角局限于“制度是什么”的层面，未深入考察“制度如何运行”“制度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无法解释蒙古帝国跨大陆治理的有效性；三是受意识形态与地域视角的影响，不同学界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偏见，比如苏联学者将蒙古帝国视为“游牧文明的扩张”，中国学者将其视为“中原王朝的延续”，欧美学者将其视为“野蛮的征服”，日本学者将其视为“内亚帝国的典型”，均未从整体上把握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

三、20世纪末以来跨学科研究阶段：视野拓展与范式瓶颈

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与跨学科方法的引入，蒙古帝国研究进入了新的拓展阶段，学界开始突破制度分割研究的局限，将蒙古帝国纳入全球史的框架下考察，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统、考古学、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产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成果，但也始终未能突破将站赤系统、法典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割裂分析的瓶颈，无法系统解释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

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是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1997年美国学者杰克·威泽福德（Jack Weatherford）出版的《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该书首次将蒙古帝国视为“近代化之前的第一个全球化体系”，指出蒙古帝国的站赤系统是“13世纪的互联网”，促进了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技术、商品、文化交流，打破了此前各文明之间的孤立状态。威泽福德的研究突破了此前研究的局限，将站赤系统与跨大陆治理、文明交流建立了关联，但受全球史研究“去制度分析”范式的影响，他仅将站赤系统视为“文化交流的物理载体”，未分析其与蒙古法典、跨区域治理的内在联系，也未解释蒙古帝国如何通过站赤系统维持对欧亚大陆的有效统治。2000年，美国学者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再版的《白银资本》将蒙古帝国视为“16世纪之前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指出蒙古帝国的站赤网络与治理体系促进了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但弗兰克同样未分析站赤系统、法典体系与跨大陆治理的互动关系。

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这一阶段的另一核心特征，2010年以来，欧美学者开始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应用于蒙古帝国站赤系统的研究，通过整合文献史料、考古发现、遥感数据，绘制了蒙古帝国站赤网络的完整地图，明确了从大都到哈剌和林、桃里寺、萨莱、巴格达等核心城市的站赤线路走向、驿站分布、换马点设置等内容，明确了站赤网络的总长度超过2.5万公里，覆盖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2015年，美国蒙古学家肯尼斯·克拉尔（Kenneth J. Kral）出版的《成吉思汗的遗产：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首次对《大扎撒》的多语言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比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汉语的《大扎撒》记载，明确了《大扎撒》的核心内容与适用范围，指出《大扎撒》是蒙古帝国跨大陆治理的核心规范，但克拉尔同样未分析《大扎撒》与站赤系统、跨区域治理的互动关系。此外，考古学的进展也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2012年蒙古国考古队在杭爱山发现的《耶律楚材碑》，明确记载了窝阔台时期站赤系统的设置标准与管理规则，2018年中国考古队在新疆发现的元代站赤遗址，明确了西域地区站赤线路的走向与驿站设置情况，但这些考古发现均未得到制度史研究的充分重视，未能与站赤、法典、治理的研究建立关联。

这一阶段的研究贡献是突破了制度分割研究的局限，将蒙古帝国纳入全球史的框架下考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视野，但也始终存在范式瓶颈：一是受全球史研究“去制度分析”范式的影响，多数研究仅关注蒙古帝国的“全球连接功能”，未深入分析其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无法解释蒙古帝国为何能在没有近代化制度的条件下维持对欧亚大陆的有效统治；二是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仍停留在表面，GIS技术仅用于绘制站赤网络的地图，未分析站赤网络的运行机制与治理功能，语言学方法仅用于校勘法典文本，未分析法典的适用与治理实践的关系；三是仍未跳出制度割裂的分析框架，多数研究要么单独强调站赤系统的连接功能，要么单独强调法典体系的规范功能，要么单独强调跨大陆治理的整合功能，未看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法系统解释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整体面貌。

四、既有研究的核心缺口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通过对三个阶段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明确看出既有研究的核心缺口：始终未能将站赤通信网络、法典规范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实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无法解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法解释蒙古帝国跨大陆治理的有效性。具体而言，既有研究存在三个层面的核心不足：其一，对站赤系统的认知仅停留在“交通基础设施”或“通信网络”的层面，未看到其作为跨大陆治理物理载体的功能，也未看到其运行需要法典规范的支撑；其二，对法典体系的认知仅停留在“法律条文”或“统治工具”的层面，未看到其作为跨大陆治理规范基础的功能，也未看到其实施需要站赤网络的支撑；其三，对跨大陆治理的认知仅停留在“行政架构”或“统治实践”的层面，未看到其运行需要站赤网络与法典体系的共同支撑，也未看到其运行过程反过来推动站赤网络的扩张与法典体系的完善。

为弥补上述缺口，本研究提出“制度耦合”作为核心分析视角。制度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的制度体系在功能上相互依赖、规范上相互衔接、运行上相互支撑，最终形成有机整体的过程，其核心特征是制度之间的“功能互补性”“规范协同性”与“运行联动性”。具体到蒙古帝国的治理实践，制度耦合表现为站赤通信网络、法典规范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实践三者之间的三重互动关系：一是功能耦合，站赤系统负责通信、物资运输、官员出差等核心治理功能，法典体系负责规范站赤的运行、明确治理的权限与规则，跨大陆治理实践则需要站赤系统与法典体系的共同支撑，三者功能上相互补充；二是规范耦合，法典体系中包含大量关于站赤管理、驿站供给、官员权限、违规处罚的条款，站赤系统的运行规则也被纳入法典的规范范畴，而跨大陆治理的实践又推动法典的修订与完善，三者规范上相互衔接；三是运行耦合，站赤网络是跨大陆治理的物理载体，其覆盖范围与运行效率直接决定了跨大陆治理的有效性，法典体系是跨大陆治理的规范基础，其适用性与公正性直接决定了跨大陆治理的合法性，而跨大陆治理的实践又反过来推动站赤网络的扩张与法典体系的完善，三者运行上相互支撑。

为验证上述分析框架，本研究采用两种互补的方法论路径：一是多语言一手史料互证法，通过整合蒙古语、波斯语、汉语、阿拉伯语、拉丁语等不同语言的一手史料，包括《元史》《经世大典》《史集》《世界征服者史》《伊儿汗法典》《鞑靼人法典》《马可·波罗游记》等，对不同史料中关于站赤系统、法典体系、治理实践的记载进行交叉验证，避免单一史料的偏见与局限，还原三者互动的真实面貌；二是跨区域比较研究法，通过将蒙古帝国的站赤体系、法典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实践，与同时期的波斯帝国御道系统、罗马帝国驿路系统，以及后世的奥斯曼帝国驿站系统、俄罗斯国邮驿系统进行比较，明确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同时也考察其对后世欧亚大陆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

本章作为全书的学术基础部分，后续将首先梳理蒙古帝国站赤体系的起源、扩张与运行机制，明确其作为跨大陆治理物理载体的功能；其次梳理蒙古法典体系从《大扎撒》到各汗国法典的形成过程与内容特点，明确其作为跨大陆治理规范基础的功能；再次系统分析站赤体系、法典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实践之间的制度耦合机制，通过具体案例验证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最后选取元朝、伊儿汗国、金帐汗国三个核心区域，分别考察制度耦合在不同区域的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明确制度耦合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终总结蒙古帝国站赤体系、法典体系与跨大陆治理机制的历史遗产，分析其对近代以来欧亚大陆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

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看，本研究突破了既有研究“制度分割研究”的范式局限，首次将站赤系统、法典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实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不仅为蒙古帝国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也为理解前近代欧亚大陆跨区域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现实意义的角度看，蒙古帝国的站赤体系、法典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实践，对当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建设、跨国规则协调、区域治理合作，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本章字数：约10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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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在13至14世纪横跨欧亚大陆、覆盖超过3300万平方公里的统治实践，始终是全球史、制度史与内亚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自19世纪现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学界对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研究经历了从史料整理到制度分析、再到跨学科拓展的演进历程，产出了大量奠基性成果，但也始终存在将驿站通信网络、法典规范体系与跨大陆治理实践割裂分析的缺陷，无法系统解释蒙古帝国如何在没有近代化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条件下，维持对欧亚大陆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形态区域长达近百年的有效统治。本研究提出“制度耦合”作为核心分析视角，旨在突破既有研究的范式局限，系统考察站赤体系、法典规范与跨大陆治理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原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完整面貌。本章将系统梳理19世纪以来蒙古帝国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脉络，划分传统史料整理、制度史研究兴起、跨学科研究深化三个阶段，评析各阶段代表性成果的研究贡献与局限，明确本研究的核心分析框架与 methodology 路径，为全书后续分析奠定学术基础。

一、19世纪传统史料整理阶段：研究的奠基与范式局限

19世纪是蒙古帝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起点，其核心特征是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学者对散佚于各地的蒙古帝国一手史料与相关二手记载的系统整理，这一工作为后续所有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基础，但受限于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研究者尚未形成明确的制度分析意识，对蒙古帝国治理机制的研究仍停留在史料堆砌与事件叙述层面，且普遍带有东方主义或王朝史观的偏见，将站赤系统、法典体系与治理实践完全割裂看待。

（一）欧洲东方学的史料整理工作

欧洲东方学传统是19世纪蒙古帝国史料整理的核心推动力量，其研究动机与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全球布局直接相关：欧洲列强在向中亚、东亚扩张的过程中，急需了解蒙古帝国的历史与制度，为殖民统治提供参考。1834年，法国东方学家德经（Pierre Delalong）整理出版的《蒙古史》首次系统辑录了欧洲中世纪文献中关于蒙古西征的记载，其核心史料来源包括12世纪法国克吕尼修道院抄藏的拉丁语《鞑靼人史》（*Historia Tartarorum*）、13世纪法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