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偏见

第 1 章：历史的偏见

如果你曾经在某个晚上辅导过孩子写作业，你很可能在某个瞬间脱口而出过一句话。这句话几乎是全国统一的版本：「这么简单你怎么都不会？」那一刻你盯着的是一道初中数学题，或者一篇小学语文课文，又或者是一道在你看来理应分分钟解决的应用题。孩子支支吾吾，你的耐心在迅速消耗。你心里冒出来的另一个念头，往往是关于过去的：「我们当年怎么就这么容易就学会了？」

这个瞬间隐含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构：你站在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位置，回望一个还不知道答案的人。然后你用「你应该能想到」作为标尺，丈量对方。孩子的笨是相对的，相对于你掌握的解题模板，相对于你的人生经验，相对于你此刻已经知道答案这个事实。但孩子的笨又是真实的，他确实不知道，至少此刻不知道。

这件事跟历史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因为我们对过去的绝大多数判断，都建立在这套同样的结构上：我们知道结局，我们回去要求当事人「应该」预见到它。

三副日常的有色眼镜

我们日常跟历史的接触，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几乎每个人每年都会在某个瞬间对过去做出判断，而这些判断几乎都共享同一种结构。

第一种场景发生在家庭辅导里。一个家长看着孩子的作业本，摇头叹气：「这么简单的一道题，你为什么想不到？」家长手里握着的是已经解出来的答案，他回去要求孩子从空白处独立抵达这个答案。这种判断的荒谬性是显见的：孩子的处境和家长不一样，孩子掌握的工具和家长不一样，孩子的人生经验和家长不一样。但家长还是会忍不住做出判断，因为「我当年怎么就会」的错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从不会到会的。

第二种场景发生在博物馆和古堡里。去欧洲旅行的人都会遇到古堡。导游举着旗子，讲述着城堡主人当年的辉煌或愚蠢。听到十字军东征的故事，不少游客的反应是摇头：「那时候的人怎么这么迷信？几千里跑去打异教徒，还以为能洗清罪孽。」听到三十年战争的描述，反应是叹气：「明明坐下来谈就能解决的事，非要打成一锅粥。」听到某个国王拒绝接受日心说，又是一阵感慨：「科学家都被烧死了，他们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

这些反应都有一种共同的语调：居高临下。这种语调不一定是恶意的，但它确实居高临下。我们站在五百年后的位置上，手里拿着望远镜、印刷机、电力、计算机、互联网，我们回去看五百年前的人，发现他们的世界图景里没有这些。我们把这当作他们的「缺陷」，而不当作一种「处境」。我们对一个连望远镜都没有的人说「你应该看到更远」，这跟家长对没有解题模板的孩子说「你应该想到」，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第三种场景发生在电视和流媒体上。纪录片把这种语调制度化了。你打开任何一个讲古代史的节目，几乎都能听到那种画外音：「在那个蒙昧的时代，人们普遍相信……」「可悲的是，当时的科学水平无法解释……」「直到启蒙时代到来，人类才终于认识到……」这种叙述方式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今天的人是「终于认识到」的一方，今天的位置是终点，是顶点，是衡量所有过往的尺子。

第四种场景其实最为普遍，发生在代际之间。我们在饭桌上劝父母不要相信某些养生文章，在微信群里纠正长辈转发的不实信息，我们心里想的几乎一定是：「他们怎么这么容易被骗？」但如果我们诚实地回望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我们会发现自己也曾经被那个时代的「常识」所迷惑。我们曾经相信过的很多事情，今天看来也是错的。我们的父母并不比我们笨，他们只是活在和我们不一样的信息环境里。

这四种场景——家庭辅导、古堡旅行、电视纪录片、饭桌上的代际对话——共同呈现了一种日常的认识论习惯：带着今天的有色眼镜读过去。这副眼镜我们每天都在戴，几乎从不摘下来。它如此透明，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问题在于，这副眼镜不是中性的，它有明确的偏向：它让我们看到一个被矮化了的过去，和一个被神化了的今天。

时序的不对称：为何古人不可能「应该知道」

要看见这副眼镜，先要承认一件事：人是活在时间里的动物，而时间是不对称的。我们今天知道的任何事情，在昨天都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理解的任何道理，在昨天都不曾存在。这条简单的时序事实，决定了所有「代际」判断的结构。

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以帮你感受到这个结构。想象你回到了 1985 年，告诉当时的人：「请在三年内做好应对互联网普及的准备。」他们会怎么看你？他们大概率会觉得你是个疯子。1985 年距离万维网诞生还有整整六年，距离 iPhone 诞生还有二十二年，距离智能手机普及还有将近三十年。一个 1985 年的人，从他当时掌握的所有信息出发，做出一个「完全合理」的判断，即互联网是不会在短期内出现的，你能说他「应该知道得更多」吗？

如果我们真的诚实，我们会承认：从 1985 年的位置出发，「互联网不会很快出现」是一个相当合理的预测。当时的个人电脑刚刚开始进入家庭，图形界面尚未普及，TCP/IP 协议虽然在 1983 年已经标准化，但应用层面的基础设施几乎为零。没有人能预见到接下来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巴特菲尔德要我们看清的核心结构。我们这些站在 2025 年回望 1985 年的人，手里握着「互联网来了」这张牌，我们把牌亮出来，然后责怪当时的人「怎么没猜到」。但这种责怪在认识论上是无效的：你拿着已知的结局去要求一个面对未知的当事人，那个当事人无论多么聪明，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巴特菲尔德在 1931 年出版的《历史的偏见》（*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书中，把这种认识论习惯命名为「辉格解释」。这个名字来自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一群主张进步、议会、改革的人，他们写历史时，把自己的祖先写成英雄，把对手写成反派。巴特菲尔德借用了这个标签，用来指代一种更普遍的历史阅读方式：站在今天的位置，把历史看成一条朝向「我们」的进步线，然后回去评判所有偏离这条线的人。

一个流行的误解：地球是平的吗

辉格解释的危险，不在于它说错了什么具体的事情，而在于它系统性地扭曲了我们理解历史的方式。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广为流传的「常识」是这样的：欧洲中世纪的人普遍相信地球是平的，哥伦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敢于挑战这种迷信，最终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事实上，这个「常识」本身就是辉格解释的产物。历史学家早已澄清：中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绝大多数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古希腊的测量已经提供了相当准确的地球周长估算。埃拉托色尼在公元前 3 世纪通过观察两地太阳角度的差异，已经相当精确地算出了地球的周长。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建立在一个球形地球的前提之上。中世纪大学的标准课程里就有相关的论证，教会从未正式宣称过地球是平的。

那哥伦布面对的真实障碍是什么？是关于地球大小的错误估算。当时的学者大多接受了托勒密对地球大小的估计，认为从西班牙向西航行到亚洲的距离远得不可能完成。哥伦布依据一个被低估的数字，认为这是一次可行的航程。他运气极好地撞上了美洲大陆，结果反而被后世当成「证明地球是圆的」的科学英雄。事实上，他对地球大小的判断是错的；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一个他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大陆出现在了他的航线上。

这个例子展示了辉格解释的典型运作方式。它虚构一个「过去的人都很蠢」的形象，然后把今天的某个科学共识投射到过去，假装这个共识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应该」被接受，再把站在今天位置上的我们，塑造为终于「醒过来」的人。这套组合拳让我们感觉良好：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终于看清真相的一代。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含义，它揭示了辉格解释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良好。我们之所以喜欢「过去的人都很蠢」的叙事，部分原因是我们需要一个「我们终于醒了」的对比。没有「他们」的愚昧，就没有「我们」的进步。把自己放在「醒来的人」的位置上，是人类一种非常古老的心理需求。古希腊人以为自己发现了宇宙的奥秘，中世纪的人以为自己掌握了神学的真理，启蒙时代的人以为自己终于挣脱了迷信。每一个时代都自认为是「醒着的」那一个。

这种心理需求本身并不需要被嘲笑，它是人类认识自我位置的一种方式。但它需要被节制。当我们用「终于醒过来」的语调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关闭了继续学习的可能。真正清醒的人，会对自己今天的「清醒」保持怀疑。

巴特菲尔德要追问的是：今天的位置真的就是「看清」吗？今天我们坚信的所有共识，三百年后的人会不会也回过头来笑话我们？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今天笑话中世纪人那样，发现我们其实是在用另一个版本的「常识」在运作？

这不是假设。二十世纪的天文学已经修正了牛顿的「星」。二十一世纪的神经科学正在修正二十世纪心理学的「脑」，前几届的诺贝尔奖有一批颁给了证明「成瘾是大脑疾病而非道德缺陷」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对象其实在早一个时代还被当成「意志力薄弱」。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以为是终点的地方，回头看往往只是又一个中转站。

我们失去了什么

辉格解释的代价不止于错误，更在于它让我们失去了理解历史的能力。

一个具体的对比可以帮我们看清这一点。想象两位读者在读同一本关于 1492 年的书。第一位读者是典型的辉格派。他翻开书，看到哥伦布即将启航，他心里已经有底了：他知道哥伦布会「发现」美洲，他知道他带回的财宝和遇到的原住民，他大致知道后续几个世纪的殖民史。他带着这些已知回去读，于是书里所有的情节在他眼里都变成了「必然会这样」。哥伦布的坚持是「英明」的，资助他的西班牙王室是「识时务」的，反对航海的顾问们是「短视」的。一切都顺理成章，整本书读起来像一部早已剧透的剧本。

后一位读者试着忘掉结局。他读到的是一个水手出身的人，向一个负债累累的王国申请资助，去进行一次绝大多数专家都判断不会成功的远航。这位读者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他只是跟着当事人的处境、他们掌握的信息、他们面对的阻力，慢慢往前走。他会发现：哥伦布的坚持其实有一半是误判，他低估了距离，又高估了自己能获得的补给；西班牙王室的犹豫不是「短视」，而是基于真实风险的合理评估；反对航海的专家不是傻瓜，他们只是算出了和哥伦布不同的数字。

后一位读者得到的历史，比前一位丰富得多。他不仅知道发生了什么，还理解了那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它是如何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处境中，被一系列偶然、误判、运气和坚持所推动，最终抵达某个结果的。这种理解是有重量的。它帮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当下：今天我们面对的所有「必然」，明天看起来都可能只是偶然。

辉格解释把历史读成了一幅已经画好的画。事后的理解把历史读成了一段正在发生的过程。前者让我们满足，后者让我们思考。

更深一层看，辉格解释还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距离感。我们把古人划入「他们」，把今天划入「我们」，仿佛中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种距离让我们不需要为他们承担任何东西，可以轻松地评判，可以轻易地愤怒，可以方便地鄙夷。但如果我们真的把他们放回他们的处境，我们会发现「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一个 16 世纪的医生不知道细菌的存在，但他在尽他所能去理解瘟疫；一个 19 世纪的资本家不知道碳排放的长期后果，但他在用他所掌握的工具回应他所面对的需求；一个 20 世纪的政客不知道冷战会持续多久，但他在用他的判断去处理一个真实的危机。这些人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愚蠢」和「聪明」的距离，而是「处境」和「处境」的距离。当我们承认这种距离的时候，「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就变得不那么绝对了。

一本 1931 年的旧书为什么今天还要读

巴特菲尔德的《历史的偏见》这本书很薄，不到两百页，但它处理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共同的阅读方式。巴特菲尔德的写作对象首先是历史学家，他在批评当时英国历史学界的辉格倾向，这种倾向把英国宪政史写成一部朝向议会民主制的必胜凯歌。但这本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圈子，因为它触及的问题太基础了：当我们说「理解历史」时，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1931 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距离二战爆发还有八年，距离冷战开始还有十五年，距离互联网普及还有六十多年。巴特菲尔德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的读者也不知道。但这本书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即如何避免用今天的位置去误读过去，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存在，并且在之后的日子里变得更加紧迫。

今天我们比 1931 年的人拥有多得多的「事后之明」。我们知道哪些政权会倒台，知道哪些技术会成功，知道哪些观念会过时。我们带着这些「知道」，回去读历史，于是历史在我们眼里变成了一连串「必然」。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我们不知道明年会怎样，不知道十年后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孩子长大后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我们用「必然」的眼光读过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用一种我们自己都达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这种双重标准是巴特菲尔德最想拆解的东西。

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不要有观点」，也不是「假装客观」。他的方案更基础：承认每个时代的当事人都是在自己所处的不确定性里做选择，承认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手里的牌，古人没有，承认「理解」不等于「认同」，「批判」不等于「贬低」。这套态度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它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的思维习惯。

巴特菲尔德本人其实有一句不那么有名的话，很适合放在这里。他在另一本书里写过：「研究的危险不在于它会让我们对过去的人失去敬意，而在于它会让我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成为过去的人。」这句话把问题点到了最关键的地方：我们之所以能用「他们怎么那么笨」的语调读过去，部分原因是我们觉得自己不属于「过去」。我们以为我们永远是「现在」的人，永远站在「看清」的位置上。但我们其实也会成为别人的「过去」，会被未来的人用同样的居高临下来评判。

一项练习：回头检视你自己的「义愤」

读到这里，我想请你做一个具体的小练习。请你在纸上写下三个你曾经严厉评判过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可以是皇帝、将领、哲学家、商人、艺术家，随便谁都行。然后对每个名字，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当时是基于什么信息做出评判的？」请尽量具体，是某本书、某个纪录片、某个老师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根据今天的标准推理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把这个人放回他当时的处境，他能接触到的信息是什么？」这里的重点不是「为他的行为辩护」，而是「重建他的信息环境」。一个 16 世纪的医生不知道细菌的存在，一个 19 世纪的资本家不知道碳排放的长期后果，一个 20 世纪的政客不知道冷战会持续多久。把他们的「应该知道」换成「实际能知道」，评判会变吗？

第三个问题是：「一百年后的人，会不会用和我类似的方式评判我？」想象你站在 2125 年回望 2025 年，那时候的人看着你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某条消息，或者你做的某个职业决定，他们会不会摇头叹气：「那时候的人怎么这么幼稚？」如果你能想象这种未来的嘲笑，你就会更容易识别自己今天对古人的嘲笑。

这个练习的目的不是让你停止评判。评判是阅读历史的重要部分。它也不是让你原谅所有人，有些历史行为确实恶劣，恶劣到即使重建信息环境也无法洗白。它要做的是：让你在做评判之前，意识到自己站在哪里。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你可以现在就把这三个名字写下来。不需要写给别人看，不需要写得多漂亮。你只需要对自己诚实。三分钟就够了。如果三分钟之后你发现你的评判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那这本小书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本章小结

历史不是一面平滑的镜子，而是一块被打碎又重新拼起来的玻璃。每一块碎片都有自己的角度，每一道光映出的画面都不一样。我们今天读历史的方式，往往是把自己这一块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把其他碎片都当成陪衬。巴特菲尔德在 1931 年做的事，是请求我们把所有碎片平等地放在桌上，先别急着拼，先看看每一块原本长什么样。

这一章我们处理了三个层面的问题。日常层面，我们每天都在用辉格解释读历史而不自知；认识论层面，这种解释把「已知结局」和「应该预见」混为一谈，是一种特殊的思维陷阱；实践层面，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练习，训练自己识别这种陷阱的本能。

下一章我们将认识这位提出警告的英国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 年生，1979 年去世，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剑桥大学副校长。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是个温和、谦逊、几乎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学者。但他写下的这本小书，在历史学界激起的波澜延续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将走进他的世界，看看一个 20 世纪的英国学者是如何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察觉到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一个思维盲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