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相遇

第 1 章 巴黎相遇

1887年深秋，涂尔干在塞纳河左岸整理好一只皮箱，登上了前往波尔多的夜车。共和国正处于费里改革之后那种半凝固的状态：初等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到各省，市政选举刚刚摆脱教权的干预，殖民地扩张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稳步推进。从学院走廊望出去，整套国家建制仿佛都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除了一个问题，那个贯穿公开演说、中学课堂与索邦讲堂却始终没人能精准表述的问题：什么样的道德共识能够把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捏合在一起？涂尔干后来在《道德教育》里写下一句在研究中反复被引用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阶段，人们不再服从传统的权威，又没有建立起任何新的权威。"这句话几乎浓缩了他整个学术工程的提问背景：他要找的"新权威"，既不在天启里，也不在自然权利里，而必须从"社会"这一经验对象中重新发掘出来。这是一个方法论承诺，也是一项政治计划。

共和国的道德焦虑与涂尔干式社会学的诞生

把涂尔干的早期工作放进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日历里，可以更清楚地把握他为何要从"道德科学"出发再绕回到宗教与分类。十九世纪后半段的法国知识界被两条主线分割：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密尔的逻辑学、斯宾塞的社会学为代表的英式路线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覆盖道德与政治领域；以布特鲁、库辛为代表的折衷主义传统仍守住形而上学的最后阵地，心理学尚未完全从生理学分离，但其工具正在向个体经验集中。在这两条主线之间，"社会"这个词在两种用法之间漂移：它可以指代"全体公民"这一政治范畴，也可以指代一种外在于个体、能够约束个体的集体事实。涂尔干的决定性创新，正是把后一种意义上的"社会"确立为科学对象。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像回溯叙述中看起来那样自然。它需要一种特定的方法论勇气：拒绝把社会学降格为心理学的延伸；拒绝把道德当作个体良心的产物；拒绝用"社会契约""自然秩序"这种纯思辨框架构造研究对象。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作为方法论宣言，经常被简化为几条操作守则，它真正的锋芒在于战斗对象——个体主义心理学。涂尔干在导论里宣告，要把社会事实当作"事物"——这话在十九世纪末的语境下，等于向布塔卢、皮耶隆这种生理心理学派宣战。后者认为一切心理现象都可以从个体神经活动中找到基础，社会只是想象的虚构。涂尔干与之相反，他主张有一类事实只能通过社会自身去观察：法律、习俗、宗教仪式、家庭结构、市场规律。这些对象不是个体心理的总和，而是具有自身形状、自身演变逻辑的客观实在。方法规则的剩余部分——剔除预判、外在把握社会事实、规则地对同时变异进行归纳——都从这条原则推导出来。涂尔干不仅仅是在描述一种研究程序，他是在为社会学争夺一种经验世界的所有权。理解这一点很关键，也是为什么"分类"问题日后会成为他方法论的真正试金石：如果连"范畴"都被还原成个体认知，社会学还有什么位置可言？

这种理论雄心寄生在一所并不算兴盛的学科建制里。涂尔干的波尔多教席是教育部新设的"教育学与社会科学"讲座，最初其实承担道德教育课程的师资培训功能。他在1888至1892年间发表的若干篇道德教育论文强调"纪律、依恋群体、意志自律"三项要素，借此把共和国的道德共识锚定在社会本身的运作逻辑上，而不是锚定在传统宗教或自然权利论里。这一"道德三要素分析"在他后来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研究中将反复出现，但1890年代早期的版本已经透露出一个核心判断：道德不是抽象的"良心"，而是一套嵌入具体社会形态的外在约束。"作为事物的社会"和"作为外在约束的道德"这两条命题在同一时期被绑定，构成了日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中"集体意识"概念的雏形。涂尔干并不是在回应法国大学哲学的传统命题——理性、自由意志、第一哲学——他是在绕开这一传统，从共和国政治对"道德重建"的具体焦虑里，提炼出社会学的对象。这种"问题驱动"的起源，决定了他后来对"原始宗教"的兴趣并不是人类学的怀旧，而是一种反向追问：当一个社会的最基本范畴（时间、空间、力量、分类）可以被追溯到原始宗教，哲学所设定的那种"理性起源"就被撼动了。这条线索最终通向《原始分类》。

为了让读者直观把握涂尔干学派这十多年间的关键节点，下表以简表形式呈现：

```mermaid flowchart LR A["1885 涂尔干获中学教师会考合格"] --> B["1887 波尔多教席就任"] B --> C["1893 《社会分工论》出版"] C --> D["1895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D --> E["1895-1896 莫斯进入研究团队"] E --> F["1897 《自杀论》出版"] F --> G["1898 《社会学年鉴》创刊"] G --> H["1899 Spencer-Gillen 澳大利亚田野"] H --> I["1901 于贝尔-莫斯合作《技术史大纲》"] I --> J["1903 《原始分类》论文"] J --> K["1912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

莫斯：外甥、继承人与方法论同路人

理解莫斯为何走向涂尔干，必须注意到他进入这条智识谱系的年龄、时机与情感坐标。马塞尔·莫斯出生于1872年，比涂尔干小十四岁，是涂尔干妹妹罗莎莉的儿子，在孚日省埃皮纳勒一个已经同化得相当彻底的犹太中产家庭长大。1891年，当他十九岁准备在巴黎投考大学时，叔父已经在波尔多站稳脚跟，并且开始意识到：他需要一个真正的"知识继承者"来延续方法论，而不仅仅是依赖学院里的助手。莫斯转入波尔多文学院，既是出于一种对叔父的熟稔，也是出于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私人困扰：他自己正在经历一段精神危机——后来他在通信里以"我那几年反复出现的抑郁"自嘲——对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感到疲惫，对当时学院里流行的形而上学讨论也不抱希望。涂尔干的"作为事物的社会"在他那里引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师从决定，而是更复杂的精神动力：他终于可以在不放弃智性严肃的前提下，从抽象哲学退回到具体经验。

但如果只把莫斯视作精神逃兵或家族继任者，那就读错了他早期工作的指向。莫斯真正被卷入研究任务的契机，是他在波尔多结识的亨利·于贝尔（Henri Hubert）。于贝尔与莫斯同年，但进入涂尔干圈子稍早，他对宗教现象学、特别是对凯尔特与爱尔兰民俗的研究，有种近乎痴迷的兴趣。两人很快成为研究伙伴：据莫斯的晚年回忆，他们在咖啡馆、图书馆、博物院之间的反复讨论，几乎构成了对涂尔干全部课程内容的一次独立复述。后来莫斯在《论祈祷》（1909）里写的若干判断，其实在1890年代中期他和于贝尔的对话中就已经成形。在那个尚未正式建立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计划里，于贝尔代表的是田野调查与人种志传统，莫斯代表的则是哲学谱系与范畴分析能力。这两脉的交叉不是简单的人事组合，而是一种方法论判断：要把社会学做成一种"科学"，必须把哲学所遗留的范畴问题与人种学所积累的经验材料对接起来。这一判断后来被证明是涂尔干学派早期最有影响的决定之一，原始宗教至此不再是社会学田野猎奇的对象，而是一种认识论的门槛。

至于莫斯正式进入年鉴群英谱系的时点，外部叙述常把1896年或1898年当作清晰节点。两个时点都有依据：1896至1897年间，他已经开始以助手身份参与涂尔干的若干研究任务，包括一些为外部百科全书准备的条目；1898年《社会学年鉴》正式创刊时，他在目录中已是固定撰稿人。莫斯本人晚年则更倾向于将这种参与描述为一种"半正式"的状态：他并非单纯的助手，而是被邀请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同事"。这种半正式的位置，影响了他日后在学派中能够保留的批判距离——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吸收为单纯的执行者，而被赋予独立表达的空间。

《社会学年鉴》群英谱系与1896年前后的方法论转向

《社会学年鉴》于1898年正式创刊，但它的雏形——一个研究计划、一个学派网络、一套论辩方式——在1895至1897年间已经成形。当1898年卷即将付印时，涂尔干已经在年鉴导言中确立了一项原则：年鉴集合的研究只是说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必借助形而上学，也不必借助生物学就能被接近。这句话几乎是为《自杀论》（1897）的论战立场预先做出铺垫，也预示了后来《原始分类》（1903）的方法论思路。年鉴的分工本身就耐人寻味：涂尔干本人主持宗教社会学并保留总舵手位置，布格莱负责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研究，西米安负责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统计，拉皮负责法理学与道德教育，达维负责法律社会学；人种学与原始宗教两块的整理工作，最终落到于贝尔和莫斯身上。这种分工不是简单的项目承包，而是一种方法论布阵：每一块田野都要经受社会学方法论的检验，谁的资料不按"作为社会事实"来归纳，谁就会被排斥出论辩。

1896至1903年间，年鉴最频繁的争论发生在内部：布格莱与涂尔干之间关于道德要素的辩论，西米安与涂尔干之间关于社会类型与个体行动的争论。这些内部论辩看似日常，却对学派成型至关重要，因为每一个争论点都被强制以可观察的制度事实或可统计的社会类型作为裁决尺度。外部争论则集中在与塔尔德、列维-布留尔、达尔德的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对立上。涂尔干学派的"集体表征"概念，正是在这些内外交叉的争论里逐步成型。

容易被普通读者忽略的是，年鉴群英谱系并不只是涂尔干研究室的延伸，它还是一个由研究院、出版物、研讨会共同构成的智识网络。比如，1901年卢文大学社会学年会上的若干报告，与同年《国际社会学杂志》上的若干回应，构成了一个比单纯书房式阅读更宽阔的对话场所。莫斯和于贝尔的合作成果——《论祈祷》（1909）、《技术史大纲》（1901年刊于年鉴）、《魔术一般理论》（1902至1903年分章节刊于年鉴，1950年成书出版）——其最初的发酵过程，其实是借助这个网络里其他成员的批评完成的。"学派即网络"的结构，决定了涂尔干学派不是涂尔干一人的项目，而是一种准制度化的集体劳动。莫斯在这一网络中充当的，正是核心继承者与内部批评者的双重角色。

从"民族学"条目到《原始分类》：一项合作工程的内部酝酿

回到1901年前后，《社会学年鉴》编辑部内部正在酝酿一项最终用英语世界通常称作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的研究。它有清晰的两位作者署名：涂尔干、莫斯。但任何熟悉年鉴群英谱系的读者都知道，这项研究实际是于贝尔、莫斯、涂尔干三人讨论的产物：于贝尔在这里提供人种志材料的考据，莫斯提供范畴分析与哲学批判，涂尔干提供方法论综合的框架。这一点决定了后来那一本不算厚的小册子的特殊味道——它不是涂尔干的单方面阐释，也不是莫斯的独立论文，而是学派内部长期分工的一次具名表态。

促使这一合作工程诞生的直接知识背景有两条线索需要交代。第一条是田野材料的来源：1899年，斯宾塞与吉伦的《澳大利亚中部原住民部落》（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由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这是英国人类学界对阿纳姆地与中部沙漠部落仪礼、婚姻、图腾系统所做的大规模田野报告之一。涂尔干与莫斯在1900年就开始借用这部报告研究图腾制度。他们发现，斯宾塞和吉伦所记录的部落里存在一种奇特现象：每一个氏族都以某种自然物（金合欢、鸸鹋、雨、风）为图腾，但这种图腾不仅是一个祖先象征，更是一种分类体系——它将该氏族与一组特定的事物绑定，而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并非来自自然相似，而是来自部落的仪式划分与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在那些看似最原始的社会里，分类的逻辑不是认知的，而是社会的。

第二条线索是哲学层面的怀疑。康德所代表的范畴哲学已经把时间、空间、范畴等视作知性先验形式；如果康德是对的，那么原始人类与发达人类共享着同样的范畴结构，社会学的比较工作就会被断定为不可能。涂尔干在1895年的方法论规则里其实没有正面处理这个问题，但他当时的判断是：所谓的"先验形式"不过是社会形式的内化。他需要一项具体研究来证实这一判断，而图腾分类恰好提供切入点：图腾制度是最原始的范畴之一种——分类本身。如果能把图腾分类的逻辑追溯到一个具体社会结构，那么康德式范畴哲学就被从根基上动摇。这一意图几乎是为莫斯而设：他在哲学系受过完整的批判哲学训练，又在涂尔干手下受过社会学方法的严格训练，能在两者之间架桥。

具体的合作过程后来被莫斯在《社会学与民族学合作笔记》系列里以回忆形式记下。最早一批草稿是为某部即将编纂的大型社会科学百科所做的准备，原本讨论的是图腾制度能否被视为"民族学"项目中的一个独立条目，但合作者之间很快意识到，按图腾制度展开的整理工作，可以直接作为一篇带有方法论意图的论文发表，于是转向 L'Année Sociologique 1903 卷的工作。莫斯在更晚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他与涂尔干在最终定稿阶段的争执集中在一个具体问题上：范畴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界定。他主张范畴是社会结构的功能性体现，涂尔干则更强调范畴的"集体表征"本性。这一区别后来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的第七章里被系统化，但在1903年的论文里已经显现。那本后来成书的研究不是两人观点的简单叠加，而是两种原本不相容的社会学语言，在反复的内部论辩中相互校准的产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章所铺就的友谊与学术日历——涂尔干学派如何从共和国的道德焦虑走向"作为事物的社会"，莫斯如何从家族外甥走向方法论助手，年鉴群英谱系如何在1896至1903年间成型，"民族学"条目如何蜕变为《原始分类》——共同把一个具体问题推到了下一章必须处理的焦点：为什么"分类"本身，在一个以道德科学为旗号的学派里，会成为头号谜题。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那个看似含混的问题：什么样的道德共识能够支撑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涂尔干和莫斯在这一阶段给出的答案，并不在于提出某种规范的政治方案，而在于建立一个可以被系统研究的"社会"。这一建立的工序既离不开1880至1890年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焦虑，也离不开波尔多学院里那一代外省犹太裔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莫斯以家族血缘与个人双重认同进入这一工程，是这种结构最为集中的体现。从这一章展开的论述可以提取几条线索，作为后续章节的讨论基底：

涂尔干的"作为事物的社会"，是一种在大学体制缝隙里生长出来的政治回应。它要回答的不是抽象认识论问题，而是"什么样的道德共识可以被共和国采用"这一具体问题。莫斯的继承者身份既是偶然的家族事实，也是方法论布阵的一部分——他既是哲学谱系内的批判者，又是社会学方法的实践者，二者必须同时运作，《原始分类》才能成形。1896年前后的群英谱系不仅是一个学派，更是方法论内部的一种论辩装置；外部争论与内部争论共同构成一张网，涂尔干、莫斯、于贝尔通过这张网逐步把"集体表征"这一概念从方法论规则推进到具体的社会学解释。直接的酝酿起点，是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民族学"条目时所收集的图腾分类材料与康德式范畴哲学的对峙。从这里出发，下一章需要回答一个更具体的疑问：为什么"分类"——这一看似属于纯认识论的现象——会被一个以道德科学为旗号的社会学家视为头号问题？换句话说，涂尔干借由莫斯的协助，究竟在《原始分类》中如何处理"理性起源"这个康德式主题，与经验材料之间的张力？这是本书下一章即将展开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