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奇书的诞生
一部奇书的诞生
《战国策》是一部被很多人误读的书。有人把它当作纯粹的谋略教材，希望从中学习如何说服别人；有人把它当作虚构的小说集，认为里面的故事不足为据；也有人把它当作严肃的史书，期待从中找出战国时代的真相。这些理解都抓住了一部分，但都失之偏颇。要真正读懂《战国策》，必须先回到这部书本身的诞生过程，看它是如何在西汉年间被一位名叫刘向的皇家图书馆长汇编成形的，看它的材料来自何处，看它的命名背后藏着怎样的判断，看它在后世又经历了怎样的散佚和重编。这些问题的答案，比任何"读后感"都更接近这部书的真实面貌。
一份皇家校书令：西汉成帝时期的文献整理运动
《战国策》的诞生，不是某一个人的灵感，而是西汉中期一项国家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工程的起点，要追溯到秦始皇时代的那次"焚书坑儒"。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布了著名的"焚书令"。除了秦国的史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民间所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一律被下令焚毁。第二年，又因为方士与儒生之间的冲突，四百六十余名方士、儒生被坑杀于咸阳。这是中国文献史上的一次巨大断裂。先秦时期积累的几百年文献，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秦末的楚汉战争，又让剩余的典籍散落民间，许多靠口头背诵幸存的篇目，也因传承者陆续去世而永远消失。
西汉建立之后，文献整理工作缓慢重启。惠帝四年（前191）正式废除了秦代的挟书律，民间重新可以收藏先秦典籍。文帝、景帝时期，朝廷已经注意到"书缺简脱"的状况，几次下诏求书，鼓励民间献书。到了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和保存各类文献。武帝本人设五经博士，让经学在制度上获得最高地位；与此同时，诸子之学、史官之记、方技之书，也在不同的渠道里继续流传。淮南王刘安在藩国里组织编写的《淮南鸿烈》，就是这一时期诸子学复兴的重要成果。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一项规模空前的校书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年的八月，皇帝下了一道诏令，要求朝廷派出使臣，到各诸侯国和地方郡守那里广泛搜集先秦以来的各种典籍。这次校书工程的主持者，是当时担任光禄大夫的刘向。
刘向（前79—前8）出身沛县的皇族旁支，他的父亲刘德曾任诸侯王国的重要官员。刘向本人早年因精通《易经》《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而入朝为官，宣帝时曾奉命整理宫中藏书，对目录学和校勘学有深厚的功底。他身后留下的《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著作，本身就是从先秦到西汉流传的各类故事和论说的汇编。可以说，刘向做《战国策》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灵感，而是他整个学术工作链条中的一环。
在河平三年这次校书工程中，刘向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他的助手团队人数众多，分门别类地负责不同学科的典籍整理。其中最重要的助手，是刘向自己的儿子刘歆。刘歆（约前50—后23）在父亲去世之后接手了剩余的工作，并于哀帝时期完成了《七略》，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国家图书分类目录。后来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其基本框架就是依据《七略》而来的。
刘向校书遵循一套今天仍然沿用的基本流程。第一步是"广罗异本"，把同一本书的多个版本搜集到一起，因为先秦典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师承会产生大量文字歧异。第二步是"校勘异同"，逐字逐句比对各本之间的差异，决定取舍。第三步是"删定去取"，由总主编（刘向本人）做出最后的判断，哪些段落保留、哪些段落归入其他篇章、哪些段落放弃不用。完成这三步之后，再由专人誊抄定本，写上向皇帝呈报的"书录"（相当于今天的编辑说明），最后才正式定稿进呈。
这套工作方法虽然以"校勘"为核心，但它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假设：流传到西汉的先秦文献，本身已经是一个杂糅的产物，里面既有各国史官的原始记录，也有后世纵横家学生的追记和改编，还有道家、法家、阴阳家等不同流派借题发挥的篇章。刘向要做的工作，并不是单纯地"复原"某一本先秦原本，而是在承认文本复杂性的前提下，做出取舍和编排。这直接决定了《战国策》的成书形态。
回到《战国策》本身。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说得很明确：他从"国别"和"时序"两个维度出发，把散见于各种来源的、反映战国时期策士活动的篇章汇编成书。所谓"国别"，就是按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和若干小国（宋、卫、中山等）分篇；所谓"时序"，则是大致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排列。这个编辑逻辑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实用。它让读者既能纵向看一个国家的外交兴衰，也能横向看同一时段不同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
"战国策"三个字：命名里的双重密码
一部书的名字，往往是后人理解它的第一道门。
"战国"两字本身并不是一个古老的名词。先秦时期的人并不把战国时代称为"战国"，他们更常用"当世"或者直接以国名相称。司马迁在《史记》里首创了"战国"这个说法，他在《六国年表》序言里写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这段话的意思是：秦统一天下的过程虽然残酷，但时代已经变了；战国时期权谋之术，也有可以参考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学上古呢？这里"战国"作为一个独立时代名称被正式确立下来。
到了刘向那里，他编这本书时沿用了司马迁的命名传统。"战国"两字实际上就是一个简洁的时代标识。它告诉读者：本书内容所涵盖的历史时段，是从周王室权威衰落（一般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起点）到秦统一六国（前221）的两百多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群雄并起、外交纵横、思想激荡最激烈的时代之一。
策字的含义，则复杂得多。
第一层含义，是"计谋、策略、谋略"。在《战国策》的文本里，"策"字频繁出现，几乎每一篇都围绕着某种具体的计策展开。苏秦的合纵、张仪的连横、范雎的远交近攻、蔺相如的完璧归赵，这些流传后世的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策"。"策士"这个称呼，就是从战国后期开始流行的，专门指那些以游说、谋略为业的士人。
第二层含义，是"简册、书册"。在先秦两汉时期，"策"与"册"通用，都指用竹片或木片穿连而成的书写载体。一根竹片称为"简"，多根简编连起来称为"策"或"册"。《战国策》之"策"，也有"书册"的含义。它本身就是一本以竹简为载体的书。后世把书分为"策"和"篇"，往往"策"指较大的单位，"篇"指较小的单位。
刘向把两层含义叠合在一起，"战国策"三个字就同时传递了两层信息：一本关于战国时代的、以策谋为核心内容的书；一本关于战国时代的、以简册形式保存下来的文献。这个命名背后，藏着刘向对这部书性质的判断。它既是一部史书（保存了战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又是一部策书（记录了策谋与辩才），二者不可分割。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战国策"这个名字并不是一开始就固定的。在刘向编书的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在不同目录里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刘向本人编完书后写过一篇《战国策书录》，这是"战国策"这个名称最早的明确记录。但在他儿子刘歆的《七略》里，这部书可能列在"《国策》"或《国事》《短长》《事语》等不同名称之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这部书登记在"史部"下，写作"《战国策》三十三篇"，从此才有了较为一致的书名。
后世有些学者注意到，"战国策"这个书名带有一个微妙的倾向性：它把战国历史的核心特征概括为"策"，也就是策略、谋略。这种概括是有道理的。相比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以礼乐辞令为主，战国时期的外交活动已经高度务实化，利益计算、外交联盟、军事威慑成了主要内容。策谋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刘向用"战国策"三字作为书名，准确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核心。
从哪里拼出一本书：《战国策》的材料来源
《战国策》成书之前的战国时代，本身就是一个文献生产极为活跃的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史官，负责记录本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外交活动、君臣对话、谋士进谏、战争经过、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史官记录在战国后期各国被秦吞并的过程中被大量销毁或散落，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以抄本或口述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刘向编《战国策》所依据的最主要材料，正是这类史官记录。
《战国策》与《史记》之间的高度重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司马迁撰写《史记》中的战国部分（尤其是《秦始皇本纪》之前的几篇本纪，以及大量的世家、列传）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与刘向基本相同。《史记》和《战国策》中有不少段落几乎逐字相同，但又各有一些对方没有的细节。这说明两人面对的是同一批来源材料，但在抄录、改编时做了不同的选择。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赵策二》中"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相应段落高度重合，但又各有一些对方没有的细节。比较两个文本可以发现，《史记》中的蔺相如故事加入了更多人物心理的描写（尤其是蔺相如在朝堂上的内心活动），而《战国策》中的相应段落则保留了更多"原始说辞"的痕迹。这种现象，正是两人共享来源、各自加工的有力证据。
除了史官记录，《战国策》中还有大量篇章来自于纵横家之徒的"游说底稿"或"习业之书"。战国时期，纵横家作为一个活跃的学派，不仅在政治舞台上活动，还在教育和培训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纵横家的学生需要学习大量的"说辞模板"和"案例分析"，以便日后出使各国、游说君主。这些教学材料在秦汉之际继续流传，其中一部分被刘向收入《战国策》。这些篇章的特点是：故事性很强，情节生动，对话逼真，但往往缺乏史官记录应有的严谨性。换句话说，它们更接近于"行业教材"，而非"国史"。
还有一部分材料，来自诸子著作的引用和转述。例如《战国策》中有些段落，是先秦诸子在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引述战国时期的具体事例。这些引述往往带有诸子本人的思想倾向，被刘向收入《战国策》后，仍然保留着这种倾向。例如《赵策》中关于"义兵""利兵"的讨论，《齐策》中关于"势"与"数"的讨论，都带有明显的学术论辩色彩。
材料来源的多样性，直接决定了《战国策》文本的复杂性。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篇章中可能以不同方式被讲述；同一个历史人物，可能在不同篇章中被赋予不同性格。例如，苏秦在《齐策》《赵策》《楚策》中出场的形象就各有侧重，有的篇章突出他"合纵"的政治理想，有的篇章则强调他"锥刺股"的勤学苦读。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能把《战国策》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当作信史来读，必须时刻意识到这本书里的每一段故事，都经过了多次改写和重新编排。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策》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带有明显的虚构色彩。这些虚构故事往往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文学化的想象和戏剧化的对话。后世的文学家从中汲取了大量灵感。例如《燕策》中"荆轲刺秦王"的段落，其戏剧张力、人物塑造、场景描绘，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精品。这类篇章，与其说是史学的资料，不如说是说唱文学和戏剧表演的素材，它们可能确实在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的"说书人"群体中口耳相传。
下面这张简单的清单，可以帮助初学者把握《战国策》材料来源的四个主要层次：
- 各国史官记录：刘向编书的主要依据，与《史记》共享来源。
- 纵横家游说底稿：策士培训用的"行业教材"，故事性强但史实性弱。
- 诸子著作引述：带有学派色彩的论证材料。
- 说书人流传的故事：经过长期口头传诵的虚构化作品。
从散乱到定型：曾巩校补与三十三篇结构的形成
《战国策》定型为今天的样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刘向编定初稿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卷三十三篇，中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散佚、流转和重编。
刘向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去世，他的工作成果通过儿子刘歆和之后的学者继续流传。新莽时期（9—23），刘歆本人卷入政治纷争，最终以自杀收场，他编定的《七略》以及相关的文献体系受到冲击。东汉建立之后，皇家藏书再次经历整理，《战国策》的部分篇章可能在这个时期被重新誊抄或重新编排。
东汉末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战国策》流传最不确定的一段时期。一方面，战乱导致大量文献散失；另一方面，新的抄本和注本陆续出现。后世学者推测，这个时期曾经出现过多种《战国策》的改编本，例如《国策》《国事》《事语》《短长》等不同名称的版本，可能都是同一来源的不同改编。
唐代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唐代的官方史学非常发达，《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的《经籍志》都对前代典籍有系统的著录。但《战国策》在唐代的著录情况相当混乱：有时被称为《战国策》，有时被称为《国策》，有时甚至不单独著录，而是混在其他书籍之中。这反映出在唐代，《战国策》的文本已经处于某种散乱状态。它不是一个被稳定传承的定本，而是以多种不同版本流传于世。
北宋时期，《战国策》迎来了它命运的转折点。曾巩（1019—1083）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散文家，也是唐代以来古文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约1069—1075）奉命校订《战国策》。曾巩面对的情况是：市面上流传的《战国策》有多种版本，有些章节残缺不全，有些章节相互重复，有些章节的标题和内容对不上号。
曾巩的工作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广求诸本"。他搜集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战国策》版本，包括官府藏书、私家抄本、坊间刊本等，逐本比对。第二个层面是"校勘异同"。在比对各本的基础上，决定取舍，凡是没有重大疑义的段落，以某一本为准；凡是有重大疑义的段落，则标记出来，留待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第三个层面是"补缺"。曾巩发现，现存的《战国策》在某些地方明显存在缺漏。例如某些国家（比如东周、西周、宋、卫）的篇章明显比齐、楚、秦、赵等大国的篇章少。他从其他典籍（比如《史记》《左传》《国语》等）中找出相应的段落，作为"补"补入相应位置。他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说，自己"补其缺漏者十篇"，这十篇就是后世通行的《战国策》"补"部分。
曾巩的校补工作，使得《战国策》从此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形态。这次校补之后刊行的《战国策》，就是后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刻本、元代刻本、明代刻本、清代刻本）的祖本。换言之，今天我们读到的《战国策》，其文本结构基本是曾巩在十一世纪定下的。
具体来说，曾巩定型的三十三篇结构如下：第一至四篇是"东周"和"西周"，记载周王室衰微后两个小朝廷的活动；第五篇是"秦"，第六至十二篇是"齐"，第十三至十七篇是"楚"，第十八至二十篇是"赵"，第二十一至二十三篇是"魏"，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篇是"韩"，第二十六至二十八篇是"燕"，第二十九至三十篇是"宋、卫"，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篇是"中山"，第三十三篇是"合纵连横"（综合性的纵横策略论述）。再加上曾巩补入的若干"补"部分，就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战国策》通行本。
需要指出的是，曾巩的校补工作虽然功不可没，但也有一些遗憾。他补入的某些段落，与原文之间的过渡并不自然，有些补文明显是从《史记》或其他文献中截取拼合而来的。后世学者对曾巩的校补工作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今天我们读到的《战国策》，仍然需要用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某些"补文"虽然包含重要信息，但其文本完整性和原始性不如其他篇章。
南宋以后，《战国策》的流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宋的姚宏、鲍彪等人，先后为《战国策》做过详细的注释。姚宏的《战国策注》和鲍彪的《战国策注》，是后世《战国策》研究的重要基础。元代以后又出现了吴师道等人的补注。这些注本，加上曾巩的校订本，共同构成了《战国策》文本的传统。
到了清代和近代，《战国策》的研究进入更加专业的阶段。黄丕烈、顾广圻等人在版本校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代学者如金正炜、于鬯等人，又从训诂学的角度对《战国策》做了进一步梳理。今天我们读《战国策》，通常会参考几个重要的现代注本。缪文远先生的《战国策新校注》和范祥雍先生的《战国策笺证》，是其中最常用的两种。这两个注本都吸收了历代研究的成果，并且对曾巩校补以来仍然存在的许多文本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初学者来说，准备这两个注本中的一个作为主要参考书，是非常必要的。
一部怎样的书：《战国策》的定位与读法入门
经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对《战国策》这部书的性质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它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书，没有贯通的主线，没有统一的叙事视角，甚至没有严格的事件排序。它是一部以战国时期的策谋活动为核心的文献汇编，其材料来源复杂，文本层累叠加，但正因为如此，它保存了战国时代最鲜活、最生动的一面。
从史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司马迁之后、班固之前那段时期最重要的战国史料来源之一。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使用了大量策士活动的材料，但他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加工和改写。《战国策》保留的则是这些材料的"原貌"，或者说，保留了刘向、司马迁等人改编之前的某种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策》与《史记》形成了互补关系。读《史记》，可以看到司马迁眼中的战国；读《战国策》，可以看到司马迁之前、也就是战国后期到西汉初期策士群体眼中的战国。
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中国叙事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一。书中大量的人物对话、情节设计、心理刻画，已经具备了后世小说、戏剧的基本要素。"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层层进逼，"冯谖客孟尝君"的悬念铺陈，"荆轲刺秦王"的紧张激烈，这些都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经典段落。先秦诸子的著作里虽然也有不少生动的故事，但像《战国策》这样集中、系统地讲述策士活动的文本，是独一无二的。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战国策》记录了战国士人对政治、伦理、人性、利益的复杂思考。书中既有人追求功名富贵的种种算计，也有人舍生取义、慷慨赴难的悲壮之举。这两种取向在战国后期越来越分化，到秦汉之际进一步激化，最终在汉初形成儒道互补的政治文化格局。《战国策》是这个转型期的忠实记录者。
对于今天想读《战国策》的初学者，我有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准备一本干净的笔记本，开始抄录关键段落。这不是要你回到手抄的时代，而是说《战国策》里有大量精彩的短段落，值得反复抄写、体会。比如《齐策一》中邹忌与妻妾客的三问三答，比如《赵策三》中鲁仲连义不帝秦，比如《魏策四》中唐雎不辱使命，这些段落，每一段都值得你抄下来，认真揣摩它的语言节奏和逻辑结构。
第二，不要急于追求"读完"，而是要精读少数篇章。三十三篇加补文，实际篇目数量不少。如果你想一次性通读，往往只能留下模糊的印象。我的建议是，先精读几篇最经典的，比如《齐策一》《齐策三》《赵策二》《赵策三》《燕策三》，每篇都从头到尾读两遍以上，然后再扩展到其他篇章。
第三，对照《史记》的相应段落来读。《史记》中有不少篇章与《战国策》高度重合。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与《赵策二》中的蔺相如故事，《苏秦列传》与《齐策》《赵策》中的苏秦故事。把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放在一起对照读，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司马迁与刘向各自的处理方式，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战国策士形象的多重性。
第四，借助现代注本。缪文远先生的《战国策新校注》和范祥雍先生的《战国策笺证》，是目前最权威的两种现代注本。前者偏重文本校勘和史实考订，后者偏重训诂和笺释。两个注本各有侧重，初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其一作为主要参考，另一个作为辅助。
第五，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读《战国策》不要忘了它是一部"策"书。所谓"策"，本质上是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具体应对方案。读这本书，要把自己放在战国策士的位置上，想象如果你是当时的游说者，面对那位君主，你会怎么开场、怎么论证、怎么收尾。这是理解《战国策》精神内核的最直接路径。
本章小结
《战国策》是一部由西汉成帝时期的皇家图书馆长刘向主持编定的文献汇编。它的诞生，与西汉中后期国家规模的文献整理运动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