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英国

第 1 章：动荡的17世纪英国

从女王到外国国王

1603年3月24日，英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去世了。这位统治英国四十五年的"童贞女王"没有留下任何子女，王位继承落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头上——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就这样，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两个邻居国家，第一次被同一个国王统治。詹姆斯从爱丁堡赶往伦敦，他的马车队穿过边境时，很多英格兰农民站在路边看热闹，他们不知道这个说着奇怪口音的苏格兰人将会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

为什么一位新国王的登基会让整个国家天翻地覆？这要从英国的政治制度说起。在17世纪初，英国有一件其他国家很少见的东西——议会。议会的意思是国王和一群重要人物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并决定要不要收税。别把它想象成今天的民主议会，17世纪的英国议会主要由贵族和大商人组成，农民和普通市民根本没有发言权。但议会确实掌握着一样关键的东西：收税的权力。没有钱，国王连军队都养不起。所以每次要花钱的时候，国王就必须召开议会，跟他们商量。

问题在于，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以及后来的查理一世根本不习惯这种"受制于人"的感觉。詹姆斯一世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反过来也一样。"他的意思是，国王和议会应该是伙伴关系，而不是国王单方面求议会掏钱。这种观念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很多摩擦——国王觉得自己的权力是老天给的，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议会里的人却觉得，没有我们的同意，你别想从口袋里拿走一分钱。这种对立在小说的第一章里只是刚刚冒头，但它的影响会贯穿整个17世纪。

1618年，情况变得更复杂了。这一年，英国在海外打了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和西班牙的战争彻底失败，损失了大量船只和士兵，国内经济一团糟。詹姆斯一世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要钱，而议会趁机提出了一长串抱怨：从国王宠信外国顾问到宗教政策太保守，什么都批评了一遍。詹姆斯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这种"国王不高兴就散会"的做法在他儿子查理一世手里变本加厉，查理一世在1629年到1640年间整整十一年没有召开过一次议会，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这段空白期积累了大量民怨。一个没有议会的国家，国王可以随意征税，可以随便逮捕反对他的人，可以用武力镇压任何不满的声音。1640年，走投无路的查理一世终于重新召开议会筹钱镇压苏格兰起义，但新议会拒绝合作，要求先解决国王长期以来的违法问题。这就是英国革命的导火索，而这一切的源头，正是从1603年那个苏格兰人跨过边境开始的。

清教徒的怒火

如果说国王和议会的矛盾是一根导火索，那么宗教冲突就是往火药桶里添的一把干柴。

17世纪的英国，每个人都必须去英国国教会（也叫圣公会）做礼拜。英国国教会的教义和天主教差不多——信上帝、做礼拜、死后上天堂。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国教会改得不够彻底，应该把天主教残留的仪式和规矩全部清除干净。这些人自称"清教徒"，意思是"纯净的基督徒"。

清教徒的愤怒集中在几个具体的规矩上。比如，国教会要求每个人在教堂里跪下来领圣餐，清教徒认为这太像天主教了，跪下去就等于在偶像面前低头，太不尊重上帝。他们还讨厌教堂里那些五颜六色的玻璃窗、塑像和管风琴音乐，认为这些东西让人分心，礼拜应该简简单单、规规矩矩地读圣经就够了。更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国教会主教的存在——这些由国王任命的主教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可以惩罚不听话的牧师和教区居民，清教徒觉得主教制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在都铎王朝时期，清教徒虽然有不满，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巧妙地维持着平衡。她不喜欢天主教，但也不希望国教会变得太激进，所以政策上一直走中间路线。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詹姆斯一世自己就是一个坚定支持主教制的人，他有一次甚至威胁清教徒说，如果他们不服从规矩，就把他们"赶出去或者更糟"。查理一世更过分，他任用了一个叫威廉·劳德的强硬派人物当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位大主教到处强迫教堂恢复那些清教徒最讨厌的仪式，比如必须用特定的姿势祈祷、必须装饰教堂、必须唱规定的赞美诗。

这件事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宗教迫害"。想象一下，你在一所学校里上学，突然有一天校长宣布所有学生必须用左手写字，否则就要被关禁闭。你的右手没有问题，你只是习惯用左手，但学校说你违反了规定。更糟糕的是，你不能换学校，因为所有学校都是这一家，你逃无可逃。这就是清教徒在1620到1640年间面临的处境：他们觉得自己的信仰方式没问题，却被告知必须按照主教规定的标准来做，否则就会失去工作、被罚款，甚至被关进监狱。

1637年发生了一件事，彻底点燃了火药桶。这一年，苏格兰人突然发现查理一世要在苏格兰推行和英格兰一样的宗教政策，强迫他们用新的祈祷书。苏格兰人愤怒地冲上街头，把那个倒霉的祈祷书撕成了碎片。查理一世派军队去镇压，结果军队在边境被苏格兰人打得落花流水。为了筹钱继续打仗，他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而这次被召集的议会，就是后来被称为"长期议会"的著名机构。1641年，长期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大幅削弱了国王的权力。1642年，查理一世试图逮捕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未遂，英国正式陷入了内战。

理解这段宗教冲突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17世纪英国社会的深层裂痕：有人觉得现有秩序挺好，有人觉得它走得还不够远，有人觉得整个制度都烂透了，需要彻底改变。正是这最后一种人，后来成为了最激进社会改革思想的土壤。他们已经敢质疑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为什么不敢质疑土地和财富的分配方式呢？

圈地运动：农民失去土地

政治动荡和宗教冲突固然重要，但要理解为什么后来会出现掘地派这样激进的平等主义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冷酷的经济事实：大量英国农民正在失去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这个过程叫做"圈地运动"。让我们先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在中世纪，英国的农田不像今天这样一块块分给各个农民，而是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很多细长的条状，每个家庭拥有其中若干条。收获的时候，大家一起干活，粮食打下来按各家条数多少来分配。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叫做"敞田制"，意思是田地是敞开的、不设围栏的。

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些有实力的地主——通常是贵族或者富有的商人——开始把大片土地从公共耕作体系中抽出来，用树篱、石头墙或者深沟围起来，变成私人的封闭农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古老的敞田制效率太低了。你家的地在东头，我家在西头，收获的时候还得等大家商量好日子一起收割，想改进灌溉？没门，你想挖渠，但条田在别人手里。这种分散的条田制度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而封闭式农场就不一样了。围起来之后，地主可以统一规划：这片种小麦，那片养羊，这边挖水渠，那边施新肥料。17世纪初，一位英国农学家托马斯·塔瑟写书详细描述了如何用新方法把粮食产量翻倍甚至翻三倍。但问题在于，这些新方法和新技术需要大块连片的土地才能施展，而古老的敞田制把土地切割得七零八落。于是，拥有土地的地主们开始想办法把分散的条田集中起来——买通或强迫其他条田持有者放弃土地，或者干脆把整片村庄的耕地全部圈占。

这个过程听起来像是正常的市场交易，但实际上充满了不公正。让我们看一个假想的例子，但完全基于当时真实发生的各种情况：

在英格兰中部的沃里克郡，有一个叫绿谷村的小村庄。1600年，村里有一百户人家，每户都拥有几块分散在各处的小条田，加起来大约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村里还有公用的牧场和森林，村民可以在那里放牧、捡柴火、采集野果。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还过得下去。

1615年，村里最大的地主——一位男爵——决定圈占整个村庄的耕地。他首先买通了二十户比较贫困的家庭，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了他们的条田。这些家庭之所以愿意卖，是因为他们欠了债，或者遇到了疾病、收成不好，没有别的办法。然后，男爵利用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向剩下的八十户施压：他提高了公用牧场的使用费用，又在关键的灌溉水源处修了一座水坝，只有愿意交出土地的人才能继续用水。一户又一户的家庭被迫就范。到1630年，整个村庄的耕地都被围进了男爵的庄园。剩下的八十户农民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留下来给男爵当佃农，租种他圈起来的土地，交比从前高得多的地租；或者收拾全部家当，去城里碰运气。

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发现，日子比从前更苦了。男爵把一部分土地改成了牧场，用来养羊——因为羊毛比粮食更赚钱。英国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羊吃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养羊需要的人手远远少于种地，所以大批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他们原本耕种的土地变成了牧羊的草场。那些选择进城的人呢？很多人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因为工业才刚刚起步，需要的工人并不多。他们变成了流浪汉，在路边乞讨，或者做一些临时性的苦工勉强度日。

当时一位名叫托马斯·莫尔的学者在一本书里描述了这种悲惨的景象，他写道："羊……本该是温顺的动物，现在却变得贪婪、凶猛，把人吃掉，把田地、房屋和整座城市都吞噬了。"

让我们用一组数字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据历史学家估计，到1640年左右，英格兰约有一半的可耕种土地已经被少数大贵族和乡绅控制在手中。而与此同时，农村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靠给地主打工或者打零工为生。这意味着全国有几十万人——几十万人！——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庄园和牧场。

这种剧烈的不平等不是慢慢发生的，而是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的。一个在1600年还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家庭，到了1650年可能已经沦为流浪汉。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强烈的愤怒和困惑。他们会问：为什么我爷爷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却不属于我们了？为什么有人可以圈起一大片土地，而我和我的孩子却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凭什么？

正是这个"凭什么"，最终孕育出了掘地派运动。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开始认真追问土地为什么不平等的分配、不平等是不是合理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迈出了走向激进思想的第一步。

一个农民家庭的真实故事

前面我们讲了国王与议会的对立、清教徒的愤怒、圈地运动中农民失去土地的全景图，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近，看一看具体到一个真实的人身上，这种动荡意味着什么。以下是根据17世纪英国农村大量真实案例综合还原的一个故事。

约翰·霍布斯是莱斯特郡一个小村庄里的自耕农，他家在村里有大约十五亩（两公顷）土地，分成六块条田，分散在村子四周不同的地块上。这些土地是他曾祖父传下来的，曾祖父当年跟着亨利八世的军队打过仗，国王赏赐了这块地作为回报。约翰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这十五亩地养活一家八口人——妻子、四个孩子，还有他的老母亲。日子算不上富裕，但每年打的粮食交了地租之后还能剩一点，勉强够吃。

1618年，约翰三十五岁那一年，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是个从伦敦来的商人，穿得比村里任何人都体面。这个商人找到约翰，提出要买他那六块分散的条田。约翰一口回绝了，这是祖产，卖什么卖？商人不死心，提出用很高的价钱买，约翰还是摇头。商人笑了笑，说了句让约翰后来后悔不已的话："你不卖也行，但迟早你会求着我买的。"

这句话不是威胁，商人用的是更隐蔽也更有效的方式。他首先找到了村里另外四户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农户，以稍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了他们的条田。然后，他用这些条田和约翰的地块之间形成了交错咬合的布局——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地正好把约翰最远那块田和其他地块之间的通道给堵死了。约翰要去最远的那块地种地，以前走大路十分钟就能到，现在得绕一大圈，要多花一个多小时。更狠的是，商人又买下了村口那口共用井的使用权，不交钱就不能用。

1623年，约翰家遭遇了一场大旱，夏天的麦子几乎绝收。家里断了粮，四个孩子饿得哇哇叫。商人这时候又出现了，提出可以借粮食给约翰，但利息很高——借一袋麦子，明年要还一袋半。约翰走投无路，借了。但第二年收成仍然不好，他根本还不上。商人没有逼他马上还钱，而是提出一个看似仁慈的条件：约翰不用还粮食了，但要把最远的那块条田转给他抵债。约翰咬着牙签了字。

此后十多年，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每次遇到困难，商人就"好心"地出现，以债务或者"自愿交易"的方式一点点蚕食约翰的土地。到了1640年，约翰只剩下两块条田了，位置还不好——一块在坡顶上，容易干旱；另一块土质很差，产量只有村里平均的一半。这一年，查理一世为了打苏格兰战争，加征了一项新税，叫"造船税"，名字听着像是用来造军舰的，但实际上国王把钱挪用了，各郡分摊的税款层层加码，最后落到了每个普通农户头上。约翰家要交的税，比五年前多了将近一倍。

1640年的秋天，约翰站在自己仅剩的两块地里，看着远处已经被圈起来的田野发呆。那些土地上现在种的是牧草，放养着商人从西班牙进口的美利奴羊，而约翰的两个邻居——曾经的同伴——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人说他们去了伦敦，在码头上扛大包；有人说他们去了煤矿，从早到晚在地下挖煤；也有人说他们已经死了，死在哪个没人知道的路边。

约翰·霍布斯是一个虚构的名字，但他经历的每一个步骤——被阻断的道路、被控制的井水、突如其来的高利贷、层层加码的税收——都来自17世纪英国农村有据可查的真实记录。这样的故事在1600到1650年间的英格兰重复发生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把一个原本自给自足的家庭推向深渊。这种大规模的、赤裸裸的剥夺，让整个英国社会积累了一种深刻的愤怒。愤怒需要一个出口，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这不公平！"而当这种愤怒足够强烈的时候，它就会催生一种大胆的想法：也许不是某几个地主坏，而是整个土地制度本身就有问题。也许，土地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任何私人，它是所有人的共同财富。

这种想法听起来很疯狂对不对？但17世纪中期的英国，已经有很多人在心里悄悄认同了这种观点。而最先把这个疯狂想法付诸行动的，就是我们要讲的掘地派。

本章小结

17世纪初的英国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四处暗流涌动。国王和议会为权力争吵不休，清教徒为信仰抗争到底，而最底层农民的生活正在被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彻底摧毁——圈地运动把几代人的土地变成了少数人的牧场和庄园，几十万人在几十年内从自耕农沦为流浪者和雇农。政治专制、经济剥夺、宗教压迫三重压力叠加在一起，把英国社会推到了爆炸的边缘。

但压迫越重，反抗的种子就埋得越深。当一个又一个像约翰这样的普通农民失去土地、当一个又一个清教徒因为信仰被关进监狱、当议会和国王的争斗让所有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人们开始不约而同地追问同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凭什么有人拥有一切，有人却一无所有？

正是这个问题，把英国历史上最激进的一群人——掘地派——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将在下一章登场，用最朴素也最震撼的方式，对整个社会的不平等发出直接的挑战。

看不见的鸿沟：阶级分化如何撕裂社会

圈地运动不仅仅是农民失去土地那么简单，它实际上重新绘制了整个英国的阶级版图。如果我们把1640年的英国社会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么这座金字塔的形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让我们先来认识几个当时英国社会的阶层。最顶端是贵族阶层，大约有两百到三百个大家族，控制着全国大量的土地和政治权力。接下来是乡绅阶层——这个群体比较复杂，包括从年收入几百英镑的中小地主到年收入几千英镑的大乡绅，人数可能有几万到十几万。再往下是约曼农——也就是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不租别人的地种，但也不算大富大贵，年收入大概在几十到上百英镑之间。普通自耕农则拥有很少的土地，收入勉强糊口。最底层是雇农和农业工人，他们完全没有土地，靠给地主打工为生。

问题在于，圈地运动让这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迅速塌陷了。在1500年，英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大约是普通自耕农和小乡绅——还相当庞大，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但到了1640年，这群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一小部分人抓住了圈地的机会，变成了更富有的大乡绅或者直接转行去做工商业；而大多数人则在失去土地的过程中，沦为无地的雇农或者城市里的流浪者。

这种两极分化在历史记录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历史学家们统计过，在16世纪中期的英国，一个村庄里可能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差别只是多几亩少几亩而已。但到了17世纪中期，同样类型的村庄里，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家庭还保留着土地，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家庭完全没有土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意味着，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数百万人从"有点家产的中等人"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这种急剧的阶层滑落在地方志、日记和法庭记录中比比皆是。1620年，萨默塞特郡的米德尔塞顿村有一份村庄会议记录，记载了村里十二户"有声望的老住户"的名字，他们都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其中几户甚至被尊称为"先生"。但到了1660年，同样是这个村庄，同一份档案显示，"有声望的老住户"名单上的人家已经全部消失了——有的死于贫困，有的被迫卖地搬走，有的干脆下落不明。取代他们的是一个叫托马斯·阿特金斯的人，他一个人就拥有村里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而他的邻居们则几乎全是"茅舍农"，也就是住在破旧小屋里、连一小块菜地都没有的赤贫者。

但阶级的分化不仅仅发生在农村。城市里的情况同样触目惊心。17世纪初，随着毛纺织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英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群体——他们不是靠继承土地致富的旧贵族，而是通过做生意、开工厂、搞投机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商人、律师和专业人士。这些新贵和旧贵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张力。一方面，旧贵族看不起这些"浑身铜臭味"的暴发户，觉得他们没有教养、没有家世；另一方面，新贵族又嫉妒旧贵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凭什么我们的钱比你们多，却要在你们面前低头？

到了1640年代，这种矛盾终于找到了爆发的出口。简单来说，当时英国的政治危机给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帮助推翻或者至少限制国王的权力，同时顺便打压那些与他们竞争商业利益的旧贵族。议会阵营之所以能够组织起足够的武力与国王对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得到了工商业城市的广泛支持——伦敦的商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而各郡的纺织业中心则成了议会派的坚定据点。

但这里有一个讽刺的地方：推动议会派对抗国王的那些资产阶级，他们自己并不想让社会变得更平等。相反，当革命的大幕落下之后，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普通农民能不能重新获得土地，而是如何确保自己新获得的权力和财富能够稳固下来。这意味着，即使议会派最终战胜了国王，即使英国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很可能得不到解决——因为那些本应该代表"进步力量"的人，自己恰恰就是靠圈地运动致富的同路人。

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掘地派的产生至关重要。当掘地派大声疾呼"土地是所有人的公有财产，任何人都无权独占"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在反对某几个贪婪的地主，他们实际上是在质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场革命的果实，为什么最终只被少数人摘走了？那些在革命中流血流汗的普通农民和工人，他们的处境为什么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可能变得更糟？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1646年，英国内战以国王查理一世的战败而告终，但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和平与繁荣。相反，英国陷入了更深的混乱——议会内部的各派系为权力争得不可开交，军队和议会之间貌合神离，查理一世虽然被关在监狱里却仍在暗中活动，试图东山再起。正是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时刻，一群毫不起眼的普通人站了出来，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情：他们拿起锄头，去圈地的地盘上种地去了。

这就是掘地派——英国历史上最激进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