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和他的时代
第 1 章：宋应星和他的时代
困在一场无名大火之后
公元1673年，也就是清康熙十二年，一个叫宋子的人在江西奉新县的乡间整理先人遗物时，发现了一批手稿。这些纸张已经泛黄，墨迹却依然清晰。这是一个家族的秘密，也是一个时代的遗言。
宋子是宋应星的孙子。而这批手稿，正是宋应星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天工开物》。
此刻，距离宋应星去世已经过去六年。他的名字，在官修史书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他没有做过大官，没有参加过什么重大历史事件，死后也没有留下墓志铭或行状。按照传统史学的标准，他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人。
然而，就是这个被遗忘的人，写出了一部让整个世界都为之侧目的书。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综合性工农业技术百科全书。它详细记载了明代中国在农业、手工业各领域的生产工艺，从粮食种植到养蚕缫丝，从陶瓷烧制到金属冶炼，从造纸印刷到兵器铸造，无所不包。这本书在17世纪传入日本，催生了日本的"开物之学"；18世纪传入欧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了达尔文等科学巨匠的思考。
一个连举人都考了六次都没考上的落第书生，为什么要去写这样一部书？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四百多年前的明朝，回到那个叫宋应星的人生活的时代。
从考场到田间
宋应星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1597年。他的家乡在江西奉新县的雅溪。那里山清水秀，距离省城南昌不过百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地方。
宋家是当地的书香门第。宋应星的曾祖父宋宇庵是个读书人，虽然没有取得功名，却购置了大量图书，奠定了一个重视教育的家风传统。祖父宋承友中了举人，虽然没有继续升迁，但在乡里已经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父亲宋国霖是个秀才，终生未曾考取更高功名，靠着在乡间教授学生维持生计。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宋应星从小就被灌输了一个信念：读书科举，光宗耀祖。这是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唯一正确道路。科举不只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一个家族的投资。考中举人意味着可以免除赋税、见官不跪、充当乡绅领袖；考中进士则意味着进入帝国权力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宋应星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他的兄长宋应昇更是出类拔萃，被乡里视为神童。兄弟二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1612年，十五岁的宋应星和十七岁的宋应昇一同考中秀才，在当地引起轰动。
但从秀才到举人的路，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漫长。
明代科举的竞争之激烈，远超今人的想象。以江西省为例，每届乡试录取的举人名额大约在九十到一百人之间，而参加考试的生员（秀才）通常有上万人。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一。更要命的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八股文，这是一种有着严格格式要求的命题作文文体，不仅要代圣人立言，还要在几百字内展现出文章的"起承转合"。
宋应星的文字功底无可挑剔，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善于揣摩考官心思的人。1615年，他第一次参加乡试，铩羽而归。1618年，第二次落第。1621年，第三次失败。1624年，第四次名落孙山。1627年，第五次依然未能中举。直到1631年，已经三十四岁的宋应星终于在第六次乡试中取得了举人功名。
二十年间，他往返于家乡和南昌考场之间，一次又一次地落榜。这二十年的蹉跎，对宋应星意味着什么？
对于一个把全部青春都投入到八股文写作中的人来说，这种反复的失败会带来深刻的身份危机。八股文是宋应星从小到大唯一学过的文体，也是他唯一被允许展示才华的形式。当这种形式一次次否定他的时候，他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套游戏规则，到底在选拔什么样的人才？
事实上，明代科举的问题早在宋应星之前就已经被很多人意识到了。著名思想家李贽在万历年间就尖锐地批评过科举制度，认为八股取士不过是"假言"而非"真知"。稍后的顾炎武更是痛斥八股文"败坏人才"，让天下人"白首穷经"，却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
但批评归批评，绝大多数读书人依然在科举的轨道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一旦放弃，就意味着失去整个社会对你的认可。在明代的中国，除了科举做官，一个读书人几乎找不到其他体面的出路。
宋应星不是没有挣扎过。他和兄长宋应昇多次结伴赴考，互相扶持，互相勉励。他们在赶考途中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影响一方的人物。但在内心深处，宋应星已经开始悄悄地把目光从八股文章转向了别处。
这个"别处"，就是那些被传统士大夫视为"奇技淫巧"的百工技艺。
转折点大约发生在1620年代初期。那时候，宋应星已经年近三十，考了四五次依然不中。在又一次落第的归途中，他开始系统地观察沿途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他发现，在那些考官们不屑一顾的"末业"中，蕴含着极其精妙的技艺和深刻的道理。
比如养蚕。农人们要根据蚕的龄期控制温度和湿度，要辨别蚕种的好坏，要掌握上簇的时机，每一个环节都有学问。酿酒也是同理，粮食的蒸煮、酒曲的配制、发酵的温度、蒸馏的火候，哪一样做不好都出不了好酒。至于陶瓷烧制、纸张生产、兵器铸造，更是凝聚了无数代人的经验和智慧。
宋应星突然意识到，这些技艺和八股文不同。八股文是死的，命题作文，代圣贤立言，一篇文章写完就扔掉了。但这些技艺是活的，是一代代工匠口耳相传、不断改进的。它们关乎百姓的生计，关乎国家的强弱，却从来没有人系统地记录下来。
一种使命感在他心中萌芽。
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资料。每到一地，他都会去拜访工匠，观察他们的操作，询问工艺的细节。他购置了一些与技术相关的书籍，如《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从前人的著作中汲取营养。他还自己动手做一些实验，验证工匠们传授的经验。
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多年。当1631年他终于考中举人的时候，手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但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玩笑。
中了举人之后，宋应星本应该继续参加会试，争取进士功名。然而就在这一两年间，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他的母亲去世，他按照礼制必须守孝三年。而更沉重的打击是，他的兄长宋应昇在1633年赴京参加会试时，途中染病，竟然一病不起，客死他乡。
宋应昇比宋应星大两岁，从小到大，他们兄弟二人相依为命，一起读书，一起赴考，一起落第，又一起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宋应昇的死，对宋应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但也许正是这种打击，促使宋应星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而是专心著书。
他要用自己的笔，把那些百工技艺记录下来。这既是完成兄长的遗愿，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1637年，一部煌煌巨著在江西铅山付梓，这就是《天工开物》。
一个王朝的黄昏
宋应星做出人生选择的1620年代到1630年代，正是明朝走向崩溃的最后的相对平静期。
表面上看，万历年间曾经有过一段经济繁荣。嘉靖、万历年间，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涌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松江的棉布、景德镇的瓷器、苏杭的丝绸，都远销海内外。徽商、晋商等商帮崛起，在各地建立会馆，经营着跨省甚至跨国贸易。
但这种繁荣是脆弱的，根基深埋着危机。
首先是政治上的腐败。万历皇帝怠政，二十多年不上朝，国家机器几乎停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耗尽了官僚集团的精力。魏忠贤把持朝政，大肆迫害异己，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崇祯帝即位后虽然铲除了阉党，但他性格多疑、刚愎自用，用人失当，反而把局面越弄越糟。
其次是经济上的失衡。白银的大量流入造成了通货膨胀，而明朝的税收制度又高度依赖白银，农民不得不用铜钱换取白银来交税，实际负担成倍增加。东南沿海的商人富得流油，而内地的农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失地农民沦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是军事上的困境。万历三大征耗尽了国库的积蓄。辽东的后金政权虎视眈眈，不断骚扰边境。而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陕北的白水贼到河南的"闯王"高迎祥，天下大乱的征兆已经显现。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宋应星看到的不是科举仕途的光明前景，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焦虑：国家的根基正在动摇，而那些真正支撑社会运转的技艺，却没有人重视。
这种焦虑不是宋应星一个人的感受。在明末的士大夫群体中，一股强调"经世致用"的新思潮正在涌动。
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学问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要对治理国家、造福百姓有实际帮助。这与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形成了鲜明对比。理学家们整天讨论"格物致知"，但他们格的不是自然万物，而是内心的道德修养。这种学问看起来高深，实际上对现实毫无用处。
最早举起经世致用大旗的，是徐光启。
徐光启是上海人，生于1562年，比宋应星大了三十多岁。他是一个奇人，既是进士出身的朝廷高官，又是精通农学、天文学、数学的科学家。他主持编纂的《农政全书》是明代最系统的农业百科全书，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中国数学史上的里程碑。
徐光启的思路很明确：中国的学问太轻视自然知识了，而欧洲的传教士带来了很多有用的科学知识。他主张学习西方，改革历法，发展农业，增强国力。在他看来，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者，生财者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国富兵强。
徐光启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但他本人主要是在官场上活动，编纂《农政全书》也是为了向朝廷献策，而不是面向普通读者。相比之下，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走得更远：它直接面向工匠和普通生产者，用最平实的语言，讲述最实用的技术。
另一个对宋应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李时珍。
李时珍比宋应星早出生一百多年，但他的《本草纲目》在宋应星成长的年代正是流传最广的时候。《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巨著，收录了1892种药物，一万一千多个药方。李时珍用了二十七年时间，走遍名山大川，亲自采集标本，考证药性，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
李时珍的工作方式给了宋应星很大启发。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空谈，而是走出去，向实践者学习。李时珍访问过无数药农、猎人、渔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同样，宋应星为了写作《天工开物》，也深入到一个个作坊、一片片农田，和工匠们交朋友，听他们讲述技艺的秘密。
更重要的是，李时珍证明了：一个人可以不用做官，仅凭学术成就就能名垂青史。《本草纲目》成书后，虽然官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在民间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朝鲜、日本、欧洲。李时珍用事实证明，实学是有价值的，值得有人去投入毕生精力。
在宋应星的周围，还有一批和他有着类似想法的朋友。他们大多是科举场上的失意者，但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把精力转向了其他领域。有的人研究水利，有的人研究军事，有的人研究农业，有的人研究天文。这些人的存在，让宋应星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一个时代的风气正在悄然改变。虽然科举仍然是主旋律，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读书做官不是唯一的出路，经世致用才是学问的正道。
宋应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写作计划。
两兄弟，两条路
在宋应星的生平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引人注目：他有一个关系极为亲密的兄长宋应昇，两人一起读书，一起赴考，但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宋应昇比宋应星大两岁，聪明早慧，在科举上的运气却比弟弟更差。他一生参加了六次乡试，六次全部落第，从未获得举人功名。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对功名的追求。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进士。
相比之下，宋应星虽然在第六次尝试时考中了举人，但他并没有沿着科举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他只参加了这一次乡试，之后就再也没有踏入考场。这在讲究"学而优则仕"的明代社会，是非常罕见的选择。
为什么宋应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有一种说法是，宋应昇的死改变了他。兄弟二人感情深厚，一起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坎坷岁月。当宋应昇在会试途中病逝时，宋应星悲痛欲绝。兄长的遗愿是什么？是他未竟的功名吗？还是他曾经说过的某些话？
据一些史料记载，宋应昇生前就非常重视实用之学。他虽然没有弟弟那样的科学素养，但也意识到八股文章的局限性。他曾经对宋应星说，应该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一份有用的东西。
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宋应星放弃科举、专心著书，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是为了完成兄长的遗愿。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宋应星在四十岁上下的时候，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和科举的要求格格不入。八股文的写作需要揣摩上意，需要按照固定的套路来组织文字，需要在几百字内展现"代圣人立言"的本事。这些恰恰是宋应星最不擅长的。他擅长的是观察、记录、分析、归纳，这些能力在科举考试中毫无用处。
更重要的是，宋应星在四十岁时已经清楚地看到，大明的天下正在走向末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后金在辽东虎视眈眈，朝廷内部党争不断。无论谁在此时考中进士，进入官场，面对的都是一个烂摊子。
与其在官场上蹉跎岁月，不如趁自己还有精力，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是无比明智的，但在当时，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放弃科举，就意味着放弃进入主流社会的门票。在明代的中国，一个读书人不做官，还能做什么？经商？丢人。务农？更丢人。只有写书、办学，才勉强算是维持了读书人的体面。
宋应星选择了写书。他要写的不是四书五经的注疏，不是理学的心得体会，而是那些被士大夫视为"小道"的百工技艺。这在当时，无异于一种叛逆。
但他义无反顾。
宋应昇的儿子宋士裕后来考中了进士，在清朝为官。这算是为宋家完成了科举的传承。而宋应星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天工开物》的写作中。两兄弟，一个延续了传统，一个开创了新路。
这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两种人生选择，两个人的命运轨迹。
十七世纪的中国工匠
要理解宋应星为什么要写《天工开物》，我们必须先理解他所面对的那个工匠世界。
明代的中国，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仅以陶瓷为例，景德镇的御窑厂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制瓷工匠，他们烧制的青花瓷、彩瓷、五彩瓷，代表了当时世界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景德镇一地的瓷器产量，就足以供应全国市场，并且大量出口到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
丝绸生产同样令人惊叹。苏州、杭州的丝织业高度发达，使用的织机从简单的腰机发展到复杂的多综多蹑机，能够织出各种复杂图案的织物。养蚕、缫丝、织造、印染，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的技术和分工。
在冶金方面，苏州和遵化是当时的钢铁生产中心。炼铁使用的是高炉，炼钢使用的是灌钢法或者炒钢法，能够生产出各种规格的钢铁制品。福建的铁矿开采，山西的煤炭冶炼，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
造纸和印刷是宋代就发展起来的技术，明代更是达到了顶峰。竹纸、皮纸、皮纸各种品种齐全，安徽宣纸、浙江开化纸、福建连史纸都是名贵品种。印刷方面，雕版印刷依然主流，活字印刷也已经出现，木活字、铜活字、泥活字各有应用。
这些技术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理论的总结。工匠们世代相传，靠的是口耳相传、手把手地教，很少有人把它们写下来。即使有记录，也大多是零散的笔记，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传统中国，文人和工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文人负责思考和记录，工匠负责操作和实践。文人瞧不起工匠的"粗活"，工匠也懒得和文人打交道。这种分工的结果是，中国有大量精湛的工艺，却没有相应的文字记录。
宋应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看到，工匠们辛辛苦苦摸索出来的经验，常常因为师傅去世、徒弟离散而失传。一项技术可能传承了几百年，但下一代学徒只能从头学起，前人的积累几乎不起作用。
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要做的事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技术人类学"田野调查。他深入到每一个作坊，去观察工匠们的工作，记录他们的操作，询问他们的心得，然后整理成文字。
《天工开物》涵盖了十八个技术门类：谷物种植和加工、养蚕和丝织、棉麻纺织、制盐、制糖、酿酒、陶瓷、造纸、印刷、金属冶炼、锻造、兵器制造、舟车、颜料、珠玉、开采、货币、颜料（原文如此，实际有重复）。每一门类都详细描述了原料、生产工具、工艺流程、注意事项，并且配有插图。
这些插图是《天工开物》的一大特色。宋应星亲自绘制或者请人绘制了123幅图，展示了各种工具和操作场景。这些图虽然线条简单，但非常准确，后来的研究者常常用它们来复原古代工艺。
比如，在"陶埏"篇中，宋应星详细描述了景德镇瓷器的烧制过程：原料的选取和加工、制坯的方法、釉料的配制、入窑的技巧、烧成的火候、出窑后的检验。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的数据和注意事项。他指出，瓷器的好坏取决于"水土"（原料）和"工火"（工艺和烧制），"水土既殊，火候亦异"，稍有差池就会前功尽弃。
在"冶铸"篇中，他记录了铸造大型铜钟的工艺。首先要用泥土做出钟的模型，然后在模型上涂蜡，再在蜡上覆泥，做出外范。熔化的铜水浇入范中，蜡质融化流出，铜水填补空隙，冷却后就是铜钟的雏形。最后还要经过打磨、刻字、上漆等工序。这种方法叫做"失蜡法"，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铸造技术，宋应星是第一个详细记录它的文人。
在"作咸"篇中，他描述了海盐和井盐的生产方法。海盐是利用日晒蒸发海水，使盐结晶；井盐则是通过钻井汲取卤水，再熬煮结晶。他特别提到四川的井盐生产，描述了人们如何用竹子和钻头钻出深达数百丈的盐井。这种技术后来发展成为天然气开采和石油钻探的先声。
这些记录的价值在于，它们是第一手的、详细的、准确的。宋应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亲眼看、亲耳听、亲手记的。他保持了工匠的语言和视角，没有用文人的观念去改造它们。
更难能可贵的是，宋应星对工匠的态度是平等的，甚至是尊敬的。他称呼工匠为"良工"，称赞他们的技艺是"天工"，意思是天然与人工的完美结合。他不认为自己的记录是在"屈尊"帮助工匠，而是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文人中是极为罕见的。
一本书的命运
1637年，《天工开物》在江西铅山刻印出版。
按照惯例，宋应星应该很高兴自己的心血终于付梓了。但实际上，他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
首先是经费问题。出版一部带有很多插图的书，成本是很高的。宋应星没有官职，没有家产，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筹到这笔钱的？有一种说法是他得到了朋友的资助，另一种说法是他自己节衣缩食凑出来的。无论如何，这笔钱对他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其次是销量问题。《天工开物》是一部技术书，主要读者应该是工匠和农民。但这些人大多数是文盲，根本不会买书。而那些读书识字的人，又觉得技术书是"小道"，不屑一顾。宋应星预期的读者群，在当时的出版市场上几乎不存在。
更糟糕的是，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农民起义席卷中原，后金在辽东虎视眈眈，朝廷自顾不暇，谁还有心思关心什么养蚕织布的技术书？
《天工开物》初版的印数不详，但根据当时的出版惯例估计，大概在几百册到一千册之间。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出版物中并不算少，但考虑到这本书的性质，它的传播范围其实非常有限。
果然，《天工开物》在清代很快就被遗忘了。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没有收录《天工开物》。清代官方推崇的是程朱理学，对实用技术并不重视。更重要的是，宋应星在明亡后曾经担任过南明的官员，而南明是清朝的敌人。一个"贰臣"的著作，自然不会受到清廷的待见。
《天工开物》在中国的命运，是被束之高阁，积满灰尘。
但这本书并没有消失。
早在17世纪中期，就有日本学者注意到了《天工开物》。1687年，日本的本草学者小野职惄得到了一部《天工开物》，如获至宝，将其视为"天机开物"，开始在日本传播。1771年，日本出版了《天工开物》的第一个翻刻本，此后一百年间在日本多次重印，形成了专门的"开物学"研究。
《天工开物》传入欧洲的时间稍晚，大约在19世纪。1830年代，法国汉学家儒莲将《天工开物》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又有了英文翻译本、日文注释本等。达尔文在撰写《物种起源》时，曾经引用过《天工开物》中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