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与兴衰

第1章：资治与兴衰

一部成书于北宋的史书，何以在千年之后仍被反复阅读？这部书何以用“资治”二字命名，而不用“资政”或“资史”？司马光耗尽十九年光阴，召集一批学者为他整理资料、润色文字，最终完成的这部三百余卷的皇皇巨著，他究竟想要回答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看似是书名考据，实则关乎理解整部《资治通鉴》的核心钥匙。书名中的“资治”二字，既是司马光为这部书选定的标题，也是他毕生史学理想的凝练表达。要真正读懂这部书，必须先理解“资治”二字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思想内涵，以及它为何能够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宗旨。

北宋中期的政治困境：一部史书诞生的时代语境

任何伟大的著作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资治通鉴》也不例外。这部书完成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但它的编纂工作早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就已经开始。如果要理解司马光为何要编纂这样一部书，必须将目光投向北宋中期那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时代。

北宋立国之初，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为了防止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重演，赵匡胤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确实有效地消解了武将专权的风险，让北宋避免了两汉以后频繁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但它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文官集团的权力急剧膨胀，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逐渐成为常态。

到了北宋中期，这种政治矛盾已经积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1022年-1063年），表面上是太平盛世，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行政低效。庆历新政的失败，标志着改革派试图通过制度调整来解决问题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政治改革虽然初衷良好，却因为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1063年-1067年），一上台就陷入了与皇太后之间的“濮议”之争。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英宗应该如何称呼自己的生父——是称“皇伯”还是称“皇考”。看似是礼法之争，实际上是不同政治派别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宋神宗即位后，年轻的天子满怀抱负，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大宋王朝积弊已久的财政和社会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光开始了他的史书编纂计划。司马光并非一个反对变革的顽固保守派，他在早年甚至对范仲淹的改革持同情态度。但他对王安石变法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变法措施过于激进，没有充分考虑到基层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两人在朝堂上针锋相对，最终司马光选择了离开权力中心，退居洛阳，以编纂史书度过余生。

理解这一背景，对于把握《资治通鉴》的编纂意图至关重要。司马光编纂这部书，不是为了做一个纯粹的书斋学者，而是带着明确的现实关怀。他希望通过对历史上治乱兴衰经验的系统梳理，为当朝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参考智慧。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清楚：“臣闻天下之事，惟积而后能成，惟渐而后能著。”治理国家如同治病，需要对症下药，而历史上那些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药方”。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资政到资治的境界提升

《资治通鉴》这个书名，出自宋神宗的一则诏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在阅读了司马光呈上的书稿后，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赐名“资治通鉴”。这八个字出自《左传》，原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宋神宗加了一个“有”字，使其语气更加完整。

“鉴于往事”相对容易理解，意思是以过去的事情作为镜子。“有资于治道”则稍微复杂一些，这里的“资”是凭借、帮助的意思，“治道”则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合起来就是说：通过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帮助更好地治理国家。

但仅仅做这样的字面解释，还远远不够。“资治”二字在实际使用中，常常会与“资政”一词产生混淆。两者的区别看似细微，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

“资政”强调的是对具体政策的参考价值。它的着眼点是具体的行政措施、军事部署、经济制度等实务层面。比如，一份关于某地灾荒救济的报告，可能会被后来的官员用来参考，这可以称为“资政”。但这种参考往往是工具性的、局部的，缺乏一种更高层次的反思。

“资治”则不同。它的落脚点是“治”，即治理的根本原则和大道，而不仅仅是具体的“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首的“臣光曰”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仁”、“明”、“武”三者兼备。这里的“仁”不是妇人之仁，而是对百姓疾苦的关怀和体恤；“明”是能够明辨是非、识人用人的智慧；“武”则是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的勇气和魄力。

这种对“治道”的强调，让《资治通鉴》超越了一般的史书编纂。司马光不是在简单地记录历史事件，而是试图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智慧。他关心的不是某个具体政策是否高明，而是统治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遵循怎样的原则。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资治通鉴》对西汉初年“文景之治”的记载，表面上看是在描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措施。但司马光在评论中强调的关键点是：汉文帝之所以能够开创盛世，根本原因在于他个人的品德修养——谦逊、节俭、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换言之，是“人”决定了政策的效果，而不是反过来。这正是“资治”与“资政”的本质区别：前者关注的是治国的“体”，后者关注的是治国的“用”。

司马光的历史观深受儒家经典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工具。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其中蕴含的道理是真实可信的。他说：“夫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反思，统治者可以认识到治理国家的普遍规律，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但它确实是《资治通鉴》整部书的核心假设。司马光相信，历史中有规律可循，治乱循环不是随机的命运，而是有迹可循的因果链条。他的任务，就是通过编纂这部书，把这些规律和因果链条呈现出来，让后来的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编年体与纪传体：司马光的体例选择

理解了“资治”二字的内涵之后，还需要回答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司马光为什么选择编年体作为这部书的基本体例？这个问题看似是编纂体例的选择，实际上涉及对史学功能的根本理解。

在《资治通鉴》诞生之前，中国史书最主要的体例有两种：纪传体和编年体。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通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多种体裁来展现历史。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后来的“二十四史”全部采用这一体例。编年体则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载历史事件，左丘明的《春秋》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属于这一类型。

两种体例各有优劣。纪传体的优点在于能够完整地呈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便于展现人物的性格和才能；但它的缺点是同一事件可能分散在多篇传记中，读者难以形成完整的印象。编年体的优点在于时间线索清晰，事件的先后顺序一目了然；但它的缺点是难以集中展现一个人的完整形象，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可能被割裂。

司马光选择编年体，不是出于偶然。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表示，选择这一体例是为了“开通视听，聿求忠告”。所谓“开通视听”，是指通过清晰的年代顺序，让读者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所谓“聿求忠告”，是指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呈现，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这种选择反映的是司马光对史学功能的理解。他认为，史学首先是一种认识工具，其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采用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那么读者的注意力容易被个体的才智和机遇所吸引，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更容易呈现“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的历史观。

当然，司马光也清醒地看到了编年体的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些局限，他在编纂实践中做了许多创新。比如，他在正文中以时间顺序叙事，保持编年体的时间连贯性；同时又在必要的地方加入“臣光曰”的评论，直接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这种“叙事+评论”的结构，既保持了编年体的时间优势，又弥补了其在思想表达上的不足。

另一个创新是对史料的处理。编年体史书的一个常见问题是不同来源的史料在时间上可能存在冲突。司马光采取了严谨的考据方法，对史料进行细致的辨析和选择。他确立了“正闰”原则，即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以正史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其他可靠文献。这一原则在后世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它反映了司马光作为史学家的审慎态度。

《资治通鉴》与《史记》：两部史学巨著的对话

如果要找一个最能凸显《资治通鉴》特色的参照物，《史记》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两部书都是中国史学的巅峰之作，都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但它们的编纂理念和方法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比较这两部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资治通鉴》的独特之处。

最直观的差异是时间跨度。《史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但各部分的详略不一。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记载最为详尽，对先秦历史的叙述则相对简略。《资治通鉴》的时间跨度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记载的时间范围实际上更广，但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注明显少于《史记》。

更深层的差异在于史学观念。《史记》的核心精神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虽然也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但他更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不满足于简单地判断是非，而是试图理解历史人物的处境和选择，展现人性的丰富与矛盾。项羽失败了，但司马迁仍然为他写了充满同情的《本纪》；李陵投降了，司马迁仍然为他辩护，认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资治通鉴》的史学观念则更加鲜明地偏向道德判断和政治实用。司马光在选择材料和组织叙事时，始终以是否有利于“资治”为标准。那些对理解治乱兴衰没有直接帮助的事件，即使再有趣味，也会被略去或简化；那些能够体现治国正道或警示反面教训的事件，则会被详细记载。这种选择性的编纂方式，让《资治通鉴》成为一部高度聚焦的治乱史教科书。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鸿门宴”是《史记》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司马迁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项羽、刘邦、范增、张良、樊哙等人物的言行举止，人物性格跃然纸上。这段故事在《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但司马光将重点放在了刘邦能够脱险的外部因素上——项伯的庇护、张良的周旋、樊哙的勇猛——而对宴会上的戏剧性细节大幅删减。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司马光“论其世”的史学方法：与其关注事件本身的精彩程度，不如关注事件背后的因果链条。

《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是作者身份。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并没有官方职务的束缚，他的“一家之言”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批判精神。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虽然名义上是私人修史，但他的身后站着整个官僚士大夫群体，书成之后也得到了皇帝的赐名和推荐。这让《资治通鉴》带有更强的官方色彩和正统意识。

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资治通鉴》比《史记》逊色，而是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两支不同源流。一支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良史”传统，强调史学的独立精神和人文关怀；另一支是以荀悦、司马光为代表的“资治”传统，强调史学的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两部书各有其价值，理解它们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资治通鉴》的特质。

“通”的意义：通史观念与古今之变的宏观视野

《资治通鉴》书名中除了“资治”二字，还有“通鉴”二字同样值得深入分析。“通”在这里至少包含三层含义：时间的贯通、因果的通达、治道的通行。

时间的贯通是最容易理解的一层。《资治通鉴》从公元前403年写到公元959年，跨越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朝代更迭、帝王易位，但编纂的体例和叙事的风格始终如一。这种贯通性的编纂方式，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被割裂成一个个孤立的片段。

司马光选择以公元前403年作为全书叙事的起点，不是随意的决定。这一年发生了“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了晋国，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了三国的诸侯地位。在司马光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秩序彻底崩溃，历史进入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新时代。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治与乱、兴与衰的对立才真正显现出来，历史也才真正具有了“资治”的价值。

因果的通达是“通”字的第二层含义。编年体的优势在于能够清晰地呈现事件的先后顺序，但它的弱点在于难以直接展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特别注意通过材料的组织和评论的设置，将因果链条呈现给读者。

以秦朝灭亡为例。《资治通鉴》在叙述秦末农民起义时，不仅详细记载了陈胜、吴广起兵的经过，还追溯了他们起兵的根本原因——秦二世的残暴和赵高的乱政。在二世和赵高之间，司马光又追溯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种种失策。这样层层追溯下去，一个因果网络就清晰地呈现出来：秦始皇的好大喜功为二世留下了隐患，二世的昏庸残暴加速了矛盾的爆发，赵高的专权乱政最终让朝廷丧失了应对危机的能力。

治道的通行是“通”字的第三层含义，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司马光相信，治理国家有其普遍适用的道理，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或地域的变换而完全失效。秦朝灭亡的教训，汉朝可以借鉴；唐朝的藩镇之祸，后世可以引以为戒。这种跨越时空的“通行性”，是《资治通鉴》得以存在的价值基础。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闻天下之事，惟积而后能成，惟渐而后能著。”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对历史而言，任何重大的变化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一蹴而就的成功；二是对读者而言，任何治理智慧都需要长期学习和体会，不可能立竿见影。这两层意思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只有“通”才能把握“渐”和“积”的过程，也只有“通”才能从“渐”和“积”中提炼出真正的智慧。

司马光的“通史”观念，对中国史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前，中国史书大多是断代史，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一部书只记载一个朝代的历史。这种编纂方式有其合理性——各朝各有其典章制度，断代叙述便于聚焦——但它也容易造成一种“断裂感”，让读者难以看到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资治通鉴》开创的编年通史体例，为后来的史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初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都以《资治通鉴》为蓝本，继续用编年体记载断代史之后的历史。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资治通鉴》为何以“资治”为名，它想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经过本章的分析，答案已经比较清晰了。“资治”二字凝聚了司马光对史学功能的根本理解：历史不是供人消遣的故事，而是治理国家的镜子。司马光编纂这部书，不是为了做一件学术功德，而是带着明确的现实关怀——他希望为统治者提供一面可以照见兴衰成败的镜子。

这个关怀源于他对北宋中期政治困境的深刻焦虑。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不可取，不是因为变革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变法者没有真正理解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真正的治国之道，不在于提出多么高明的政策方案，而在于统治者是否具备“仁”、“明”、“武”的品格，以及是否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资治通鉴》要做的，就是把那些散落在千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整理出来，让后来者不必从头摸索。

从体例上说，司马光选择编年体而非纪传体，是因为他认为编年体更有利于呈现历史的因果链条和发展的连续性。《资治通鉴》与《史记》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时间长度的不同，而在于史学观念的差异：司马迁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追求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两者各有其价值，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传统的两翼。

《资治通鉴》的核心假设是：历史中存在规律，治乱循环有其内在逻辑。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后面的章节会继续讨论。但无论如何，理解了这个假设，才能真正进入这部书的内部世界。

接下来的第二章将聚焦《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司马光如何组织编纂团队、如何处理海量史料、如何在十九年漫长岁月中坚持完成这一工程——这些编纂实践中的细节，将帮助我们理解这部书最终呈现的面貌从何而来。

```mermaid flowchart TD A["编纂动机：北宋政治困境"] --> B["核心宗旨：以史资治"] A --> C["编纂理念：通古今之变"]

B --> D["体例选择：编年体"] B --> E["史料处理：正闰考据"] B --> F["评论介入：臣光曰"]

C --> D C --> G["时间贯通：1300余年"] C --> H["因果呈现：治乱链条"]

D --> I["优势：时间清晰"] D --> J["局限：人物分散"]

F --> K["补编年体思想表达之不足"]

G --> L["连续性呈现"] H --> M["经验教训提炼"]

L --> N["整体认知框架"] M --> N K --> N

N --> O["最终产出：三百卷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