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忆中重新出发

2011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外的广场上搭起了帐篷。这不是普通的露营。帐篷里住的不是游客，而是数百名伦敦的年轻人。他们在教堂台阶前的石板上打地垫，围着用木箱拼成的桌子开会，举着用马克笔写就的纸牌，上面写着"资本主义没有民主""我们是人，不是商品"。教堂的圆顶在身后沉默地伫立，圆顶的另一侧，是伦敦金融城那些属于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的玻璃与钢铁丛林。

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作"占领圣保罗"，是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英国的分支。运动的诉求庞杂而松散，从学生债务到贫富差距，从银行救助到气候危机，几乎所有议题都被卷了进来。但贯穿其中有一条清晰的脉络：财富过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而代价由整个社会承担。

如果把2011年的圣保罗广场与1649年的萨里郡圣乔治山并置，会发现一种几乎令人不安的相似。

1649年春天，一个叫杰拉德·温斯坦莱的破产伦敦布商，带着一群失业者、退伍兵和贫民，来到圣乔治山的公地上。他们砍掉圈地的树篱，翻开泥土，在地上搭起木屋，开始集体耕作。温斯坦莱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写道："英国的贫穷民众像马一样劳作，像驴一样被使唤，却像猪一样被遗忘；而土地本来应当成为一切人的共同宝藏。"温斯坦莱和他的同伴把这一行动称作"掘地"，那些响应号召来到山上的人被称为掘地派。

这场运动的规模远不及占领华尔街，但同样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就被驱散了。然而它却留下了一组被反复书写的画面：集体劳作的共同体、公开分配的谷物、向圈地主的挑战、向"国王与领主"的喊话。温斯坦莱本人写下了若干宣言、小册子和一部乌托邦规划书。在之后的三个世纪里，这些文字被埋入故纸堆，几乎无人问津。

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温斯坦莱突然复活了。从1960年代开始，一批英国历史学家把他从图书馆的灰尘中翻找出来，重新放置到英国革命的中心位置。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年轻人再次在伦敦街头扎起帐篷，他的名字又被重新念起。本章要回答的就是这个看似简单却极其根本的问题：在2024年，在算法、人工智能和气候危机主导公共议程的今天，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花时间读一位四百年前的破产布商？

被遗忘的掘地派：主流叙事如何擦去温斯坦莱

温斯坦莱在他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被忽视的人物。在1649年到1652年那短短几年里，他和掘地派的行动与文字曾经引起过相当广泛的关注。他们的宣言被印成小册子在伦敦街头发售，他们的争论对象包括克伦威尔这样的革命领袖，他们的法令和文告曾经被多方引用。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十八世纪，温斯坦莱就迅速从主流叙事的视野中消失了。

这种消失不是偶然的遗忘，而是多次系统性地擦除的结果。

第一个擦除者是光荣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1688年，当詹姆斯二世被赶走，威廉与玛丽登上王位，英国进入了一个以"议会主权"和"王权受限"为核心理念的新时期。从这种保守的革命叙事出发，唯一值得纪念的是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辉格党先驱，比如约翰·汉普登、约翰·皮姆这样的人。掘地派则被排除在外：他们的主张过于激进，他们挑战的不只是君主制，还包括私有财产本身；他们的语言过于宗教化，充斥着《圣经》的隐喻和神秘主义；他们的实践过于短命，几乎来不及构成一个可以讨论的传统。对十八世纪的政治家与史学家而言，承认掘地派就等于承认英国革命曾经深入到一种社会平等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在新秩序下是不被容忍的。

第二个擦除者是启蒙运动塑造的理性叙事。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启蒙史学家开始把英国革命描绘成一场关于宗教宽容和公民自由的进步运动。掘地派那种糅合了千禧年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平均主义诉求的复杂主张，在这种叙事框架里显得格格不入。休谟、吉本、后来的麦考莱，这些人都倾向于把掘地派视作一群狂热的乌托邦空想家，他们的失败印证了理性的胜利。

第三个擦除者是十九世纪的实证史学。十九世纪是职业历史学形成的时代，大英图书馆的建立、档案学的规范化、印刷文化的扩张，使历史研究变成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专业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关注议会档案、贵族家谱、外交文书这类"硬材料"，而把掘地派的小册子、传单、口号视作缺乏权威性的边缘文献。即便有学者偶尔注意到他，比如研究英国激进传统的某些考据派，也倾向于把温斯坦莱放回宗教史的范畴：他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异见者，仅此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讨论圈地运动时曾经提到过掘地派的抵抗，但他并没有把温斯坦莱当作一个核心思想资源。在马克思的革命谱系里，掘地派被归入了"早期无产者反抗"的一个注脚，而不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思想传统。恩格斯后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早期社会主义有所涉及，但同样没有给温斯坦莱应有的位置。

结果就是，到了1900年前后，温斯坦莱在公共文化中的形象已经极度稀薄。一般的英国读者可能听说过"掘地派"这个名字，但会把它与平均派混为一谈，会把它视作克伦威尔时代的一个古怪插曲，而不是一个仍然在向未来发问的思想事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温斯坦莱著作相当稀少，多数已经绝版。温斯坦莱的名字被历史学家的脚手架遮盖了起来。

1960年代的再发现：希尔与激进传统的复活

温斯坦莱的复活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学术和文化接力。

这场接力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的英国。1945年工党执政，承诺建立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让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在此之前占主导的辉格派历史观，把英国历史描绘成一个缓慢而必然的进步过程，议会制、自由贸易、工业革命是这个过程的巅峰。工党的胜利打破了这种叙事，证明激进的政治运动可以改变现实。

克里斯托弗·希尔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1940年代开始，他就在牛津和剑桥的一批学院里，默默收集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激进文献。他编辑过许多被遗忘的小册子作者的作品，研究过清教异见派的家庭与社区，1956年出版了关于弥尔顿的研究，1964年出版了《革命前的英国清教社会》。到了1972年，他出版了那部影响深远的巨著《颠倒的世界：英国革命时期的激进思想》。

《颠倒的世界》是一部系统地把温斯坦莱、平均派、第五君主国派、再洗礼派等"下层激进传统"重新放置到英国革命中心位置的作品。希尔认为，光荣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叙事严重扭曲了英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真正动力不是议会对王权的限制，而是一场从底层涌起的社会解放运动。掘地派正是这场运动的最高点：他们不仅要求政治平等，还要求经济平等；不仅反对专制君主，还反对私有土地制度本身。希尔把温斯坦莱描绘成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的主张荒谬，而是因为他的时代尚未准备好接受这种主张。

希尔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一代历史学家受他启发，开始重新发掘被埋没的激进传统。罗德尼·希尔顿研究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农民抵抗，布莱恩·曼宁研究了英国革命中的平等派运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则把英国革命的激进传统与十九世纪的宪章派、二十世纪的工党联系起来，强调一条连贯的"从下而来的历史"。

1968年是一个分水岭。那一年的欧洲学生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把整整一代青年推向了激进政治。一批年轻的英国历史学家，受1968年的鼓舞，开始把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他们成立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在七十年代非常活跃，影响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整体走向。在这种氛围中，温斯坦莱不再是一个被尘封的档案人物，而是一个仍然活着、仍然在说话的思想资源。

需要补充的是，希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把温斯坦莱带回公共视野的人。在文学界、戏剧界、纪录片领域，也有创作者参与了这场复兴。比如19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些实验戏剧，把掘地派的宣言改编成舞台演出；一些独立纪录片把镜头对准圣乔治山，访问当地的土地使用者，重新讲述那段四百年前的故事。

温斯坦莱之所以在1960-70年代获得重生，根本原因不是学者们的怀旧情绪，而是那个时代需要他。当福利国家遇到越战，当经济增长遭遇资源危机，当"进步"叙事在年轻人中失去说服力，温斯坦莱那种"另一种生活方式完全可能"的论断就有了现实重量。学者们重新阅读他，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所说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当代回响：从占领运动到土地正义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温斯坦莱再次被唤醒。

2011年的占领运动只是这一波浪潮的一个标志，更广泛的涌动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紧接着是紧缩政策、青年失业、住房危机、气候抗议。从伦敦到马德里，从纽约到香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用一种新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搭帐篷、占领广场、提出"我们是人，不是商品"的口号。这些抗议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背后却共享一种直觉，即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以改良的制度，而是一个需要被替代的系统。

占领运动之后，一种新的激进议题迅速崛起：土地正义。这里的"土地"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产权、用途与分配问题。在英国，房价危机让年轻人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土地私有制的逻辑被反复质问。2019年，英国民间组织"土地正义运动"成立，呼吁对土地所有权进行系统性的重新分配。在美国，"土地归还"运动——把历史上被掠夺的印第安土地重新交还给原住民社区——成为气候正义运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苏格兰，社区购买运动让一些偏远地区从私人地产转变为集体所有的"社区土地信托"。

气候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对土地问题的敏感。当人们意识到生态系统的崩溃与人类对土地的使用方式直接相关，温斯坦莱那种"土地是所有人的共同宝藏"的命题就不再显得天马行空。2014年成立的"反抗灭绝"，2018年由瑞典少女发起的"星期五为未来"，2020年代英国环保活动家针对石油项目的非暴力反抗，这些运动中都能听到一种温斯坦莱式的论调：地球的资源不应被少数人占有。

理论界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历史学家彼得·莱纳博在《共同的遗产》中追溯了"公地"概念跨越千年的变迁，证明温斯坦莱是这条传统在十七世纪的关键节点，而非孤立的现象。环境政治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其对"共享资源治理"的实证研究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她的研究证明了小规模的共同体确实可以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这与温斯坦莱的乌托邦设想形成了呼应。社会学家大卫·哈维在"资本的城市化"研究中反复讨论土地投机如何制造城市危机，他的著作间接地把温斯坦莱重新放回到当代政治议程。

2019年，英国环保活动家乔治·蒙比奥特出版了《被夺走的土地》，系统论证了英国土地的高度集中（不到1%的地主拥有超过50%的土地），并提出了土地价值税、社区土地信托等一系列解决方案。这本书在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它没有直接提到温斯坦莱，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土地为谁所有、为谁所用、为谁服务——与《自由法》中温斯坦莱提出的问题惊人地一致。

把这些现象串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都会重新激活对温斯坦莱的阅读。十七世纪末的危机把他埋入地下，二十世纪中叶的危机让他复活，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危机让他再度显形。这不是怀旧，而是政治想象力的周期性扩张：当现有的制度框架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时，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就会回到那些最激进、最根本的思想资源那里去寻找养分。

由此可以建立一份简要的阅读温斯坦莱的理由清单。第一，温斯坦莱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系统文字表达土地公有主张的英语作者，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私有制逻辑的替代叙事。第二，他对圈地运动的批判，直接预见了当代的住房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分化问题。第三，他关于"共同所有如何运作"的实践尝试，为今天的小型共同体实验提供了历史参照。第四，他的"先知式失败"提醒我们，最根本的社会变革从来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但缺少这种根本性的想象，所有局部改良都无法持续。这份清单不是穷尽性的，但它足以说明阅读温斯坦莱的目的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今天的问题寻找一面镜子。

本书的阅读路线图

在进入温斯坦莱的具体文本之前，有必要把本书的整体路径交代清楚。本书共十五章，可以分成四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对应一组不同的阅读任务。

第一部分是历史背景的重建，包括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二章把读者带回到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理解内战的起因、克伦威尔的崛起、清教运动的社会基础。第三章聚焦于温斯坦莱的生平，从他的破产、他的宗教觉醒、他的圣乔治山实践，一直到他最后写下的《自由法》。第四章把掘地派放回到更广的激进运动谱系中，比较他们与平均派、第五君主国派、再洗礼派等团体的异同。

第二部分是文本的细读，包括第五章到第八章。第五章讨论《公道的正义法则》等早期小册子，第六章进入《自由法》这部最系统的乌托邦规划，第七章讨论温斯坦莱对圈地运动的回应，第八章则处理他对宗教与世俗关系的思考。在细读过程中，本书会逐章拆解温斯坦莱的核心命题：共同所有、按需分配、自由劳动、消灭买卖。

第三部分是思想史的定位，包括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第九章把温斯坦莱放回到乌托邦传统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一直到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第十章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掘地派的零散评论，以及这些评论如何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第十一章则把温斯坦莱与同一时期的法国革命思想家、启蒙思想家进行比较，揭示"平等主义乌托邦"在十七世纪的世界范围内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第四部分是当代的对话，包括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第十二章回到占领运动，分析其与温斯坦莱主张的呼应与差异。第十三章讨论当代土地正义运动，包括社区土地信托、原住民土地归还、共享资源治理。第十四章把温斯坦莱放回到气候危机的语境中，探讨"土地公有的政治想象"如何为生态政治提供资源。第十五章是结论，重新回到本书标题"共同的土壤"，把温斯坦莱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视野里，评估他对二十一世纪的启示。

下面的图表呈现了这四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为什么要读"出发，依次进入"文本解读"、"思想史定位"、"当代回响"，最后汇入对"共同的土壤"的整体思考。每一章既是独立的，也与前后章节形成连续的因果。

```mermaid flowchart TD A["第一部分<br/>历史背景重建<br/>第2至4章"] --> B["第二部分<br/>文本细读<br/>第5至8章"] B --> C["第三部分<br/>思想史定位<br/>第9至11章"] C --> D["第四部分<br/>当代对话<br/>第12至15章"] A --> F["第1章<br/>为什么要读温斯坦莱"] F --> A D --> G["共同的土壤<br/>结论"] G --> H["面向21世纪的<br/>政治想象"] ```

这个路线图并不意味着读者必须按顺序阅读。具备一定基础的读者可以从文本细读开始，然后回头补充历史背景；关心当代政治的读者可以先读第四部分，再回头理解温斯坦莱的具体主张。本书的章节安排尽量做到前后衔接，但每一章在论证结构上保持相对独立。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温斯坦莱不是一位易读的作者。他的文字带有浓厚的十七世纪宗教修辞，充满《圣经》典故和先知式宣告。他的一些主张，比如消灭买卖、废除货币，听起来在今天的经济语境下显得不切实际。如何对待这些文本，本书采取的态度是：把温斯坦莱放回到他的时代，理解他为什么说这些话，然后再判断哪些部分在今天仍然有效，哪些部分需要创造性的转化。

本章小结

温斯坦莱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人物，他是英国革命中那一股最激进的平等主义潮流的代言人。这股潮流在十八、十九世纪被系统性地边缘化，被光荣革命的官方叙事、启蒙运动的理性话语、十九世纪的实证史学三重擦除。直到1960年代，在克里斯托弗·希尔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努力下，温斯坦莱才被重新挖掘出来，成为英国激进传统的重要节点。从那时起，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危机都会让温斯坦莱回到公共议程：1968年的学生运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占领运动、2010年代之后的气候危机。

因此，在2024年重读温斯坦莱不是怀旧，而是当代政治反思的入口。当我们询问为什么要读一个四百年前的破产布商时，我们实际上在询问：我们今天面临的住房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分化，是否需要那种最根本性的政治想象来回应。温斯坦莱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所提供的不是一份可以立即实施的方案，而是一面镜子，一面让我们看到自己时代的局限、看到另一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过的镜子。

下一章，我们将走出当代，回到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温斯坦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说出这些话的，那个时代的英国为什么能产生这种激进的平等主义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