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之海
问题：八十份抄本与一个叙述者的失语
讨论《行纪》文本问题之前，必须先承认一个使所有讨论变得复杂的事实：现存八十余份抄本之间没有任何两份完全相同。从里昂图书馆的抄本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羊皮纸，从米兰的斯福尔扎抄本到热那亚大学的拉丁文译本，抄写者在抄录过程中补写、删节、改写、合并章节、调整地名顺序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是《行纪》独有的问题，却是《行纪》特有的困境：这部书在口述与笔录之间的缝隙中诞生，又在两个多世纪的传抄中分裂成多个语种、多种风格的家族，而作者本人（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作者"）的意图从未被任何一份抄本完整保留。
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研究对象的双重身份。《行纪》既是一份商业情报报告，又是一本地理志，也是一则关于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宫廷叙事；它同时面向商人、传教士、十字军史家、地理学家与宫廷读者。当一份威尼斯抄本的抄写者把一段关于大汗朝政的描写改写得更适合本地的政治读者阅读时，他并不是在"错误"地传递文本，而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意义版本。文本批评家必须判断的是：在八十余份意义版本中，哪一份更接近原始叙述，哪一份是后续改写的产物，哪一份虽然偏离原文却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这三个问题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回答。
本章的处理思路因此分三层推进。首先介绍四种主要版本群的发现史与归属争议：古法语 F 系统通常被视为最接近口述原稿的语料层，托斯卡纳语 TB、TA、VA 系统则是最早的意大利语改写群，拉丁语 L 系统（皮皮诺 1320 年的译本）是中世纪后期最权威的学术译本，威尼斯-热那亚混合系统则构成另一条复杂的传播链。其次讨论"孰古"之争：托斯卡纳系统的支持者主张意大利语改写比法语原稿更古老，法语系统的支持者则坚持口述发生的语言就是 1298 年的热那亚监狱中所使用的语言——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最后分析 Lach 与 Kohl 主导的批判版工程如何运用 lectio difficilior（更难的读法）原则进行取舍，以及这一原则在面对《行纪》时遇到的特殊困难。章节末尾通过三段序言的比较说明文本差异背后的叙述意图差异，由此引入下一章对合作者鲁斯蒂谦诺的考察。
四种版本群的发现史与归属
F 系统：古法语传统
F 系统的核心是十四世纪流传的一批古法语抄本。它们的语料特征接近 1298 年法国北部的宫廷法语方言，但又夹杂大量意大利语词形，证明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本人在热那亚监狱中口述的合作者群体——鲁斯蒂谦诺及其周边抄写员。这一语料层被命名为 F（Fransez），意指其语言属性。重要的 F 抄本包括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 Fr. 1116 号抄本（通常简称 P），它被视为 F 系统最完整的代表，全书共 232 章，分为三卷；伦敦大英图书馆的 Add. 19567 号抄本（简称 L）则呈现出 F 系统中较为"产业化"的面貌，包含更多地图与商人注记；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的阿奇琴托抄本（简称 R）则记录了一段独特的尾声。
F 系统的归属争议集中在两点：第一，F 系统是真正的"原稿"，还是更早期的法语文本的抄录链？第二，F 系统内部的分歧反映了口述过程的层次，还是反映了多个抄写者的独立改写？Pelliot 在 1938 年与 Moule 合作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中倾向于认为 F 系统最接近原始口述，因为其语言特征与鲁斯蒂谦诺在《梅雷之书》中的语言风格高度一致。然而这一判断遭到 Allaire 的反驳：他指出 F 系统中存在大量 1300 年后才有确切文献证明的法语词汇，因此 F 系统应当被视为"早期法语改写"而非"原稿"。
TB、TA、VA 系统：意大利语传统
意大利语传统通常分为三个亚群，分别以 TB、TA、VA 标记。这三个亚群并不严格对应地理（虽然 VA 在名称上指向威尼斯，TA 与 TB 指向托斯卡纳），而是反映了意大利语改写过程中的两次重要分支。
TA 系统以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 II.IV.104 号抄本为代表，被认为是最早的托斯卡纳语全译本，其年代约为 1307-1315 年。TA 系统的语言特征是相对纯粹的佛罗伦萨方言，文风简朴，与同时期的佛罗伦萨商人通信风格一致。TB 系统则呈现明显不同的面貌：序言更长，文体更具文学性，章节安排更接近拉丁语传统的地理志。TB 系统的代表是威尼斯马尔恰那图书馆的某份十四世纪抄本（常称为 V 抄本，但其内容属于 TB 而非 VA 系统），由 Pietro Caliari 于 1477 年首次印刷，构成最早印刷版《行纪》的源头。
VA 系统是威尼斯方言的早期译本，其语料特征混合了威尼斯方言与托斯卡纳方言，更接近口语化的"商业意大利语"。VA 的代表抄本是威尼斯马尔恰那图书馆的意大利文抄本 5873（通常简称 M），被多位学者视为意大利语改写中保留马可·波罗口述原貌最多的一支。VB 系统则更晚出现（通常不晚于十四世纪末），表现为经过文学加工的威尼斯版本，常被用作大仲马等后世通俗作家的素材来源。
意大利语系统的归属争议比法语系统更为复杂。Bertolucci Pizzorusso 在 1960 年代论证 TA 系统应当被视为最古老的意大利语改写，理由是其语言特征最接近 1290 年代的佛罗伦萨商业意大利语；这一观点得到 Pinto 在 1997 年的支持。然而 Ramusio 的早期版本研究显示 TB 系统可能源于一个更早的意大利语母本，这一母本在抄录过程中被托斯卡纳语抄写员逐渐"标准化"为 TB 所见的面貌。
L 系统与混合传统
L 系统指拉丁语译本，传统上归因于博洛尼亚的多明我会修士皮皮诺（Pipino da Bologna），据称完成于 1320 年前后。L 系统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文学价值，而在于其作为中世纪后期欧洲学术界最权威的《行纪》版本所起到的传播作用。从 L 系统派生出的抄本群（拉丁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德语、英语）覆盖了欧洲的主要学术中心。值得注意的是，L 系统虽然名义上是"译本"，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自由的改写：皮皮诺增添了许多地理学家认可的背景段落（如引用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同时删去了商业情报性质的章节（如关于蒙古税收制度的详细描述），将《行纪》改造成了一本符合中世纪宇宙志范式的地理学著作。
威尼斯-热那亚混合系统则是另一条传播链。这一系统的抄本通常以威尼斯方言为主，但夹杂大量热那亚语词形，反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在地中海贸易网络中的紧密联系。这一系统的存在曾被部分学者用来支持"Allaire 假说"——即马可·波罗的口述最初并非纯法语，而是混合语，皮皮诺的拉丁译本与 F 系统的法语抄本都是后来的标准化产物。这一假说虽然吸引人，但目前缺乏决定性的语料证据。
```mermaid flowchart TD A0[原始口述 1298] F[F系统 古法语] TA[TA系统 早期托斯卡纳] TB[TB系统 后期托斯卡纳] VA[VA系统 早期威尼斯] VB[VB系统 后期威尼斯] L[L系统 拉丁译本 1320] H[威尼斯-热那亚混合系统]
A0 --> F A0 --> TA A0 --> VA
TA --> TB TA --> VA F --> VA
F --> L VA --> L TB --> L
VA --> VB F --> H VA --> H
F --> P[Fr 1116 巴黎BNF] F --> Lo[Add.19567 伦敦BL] F --> R[博洛尼亚大学]
TA --> T1[BNCF II.IV.104 佛罗伦萨] TB --> T2[威尼斯马尔恰那 1477印刷]
VA --> M[意大利文 5873 威尼斯] VB --> V2[威尼斯晚期版本]
L --> L1[皮皮诺 1320 博洛尼亚] L --> LV[梵蒂冈教廷] ```
归属争议背后的方法论问题
四种版本群的归属争议并非纯粹的语料学问题，而是涉及到文本批评的根本方法。一种常见做法是按照语料年代的"硬证据"（最早抄本日期、抄本之间的引用关系）建立谱系，但《行纪》的特殊情况使得任何硬证据都难以独立支撑结论。例如，TB 系统虽然现存最早抄本比 TA 系统晚半个世纪，但 TB 系统内部的某些段落被认为语言更古老；这种"语言学证据"与"抄本学证据"的张力贯穿整个研究史。
另一种做法是依据"叙述意图"重建版本群的关系：假定每一种版本群对应一个特定的读者群体（商人、学者、宫廷），那么版本群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这些读者群体的相互影响。这一做法在序言研究中尤其有效，但容易被过度诠释。三段序言的比较正是这一方法的应用，将在下文详细展开。
TB/TA/VA 与 F 的孰古之争
Pelliot 的法语优先论
Paul Pelliot 是 1920-1940 年代汉学与中世纪史交叉领域的核心人物。他在与 Moule 合作的 1938 年批判版中明确主张 F 系统最接近原始口述。Pelliot 的论证依赖于三个支柱。
第一支柱是语料学的内证。Pelliot 在 F 系统抄本中识别出大量被后续意大利语版本"过度标准化"的段落。例如，F 系统对一些蒙古语词的转写保留了热那亚方言的语音特征（如"忽必烈"被转写为带有意大利语元音的读法），而意大利语版本则把这些转写"修正"为更符合各自方言习惯的形式。如果意大利语版本是原稿，那么这些"修正"应当被解读为意大利语抄写者的适应；但如果 F 系统更早，这些"修正"应当被解读为后续意大利语版本对早期转写的语料清洗。Pelliot 选择前者。
第二支柱是与鲁斯蒂谦诺其他作品的比对。鲁斯蒂谦诺作为热那亚监狱中马可·波罗的合作者，还参与创作了另一部法国文学经典《梅雷之书》（Le Livre de Marco Polo，亦称 Travels of John Mandeville）。《梅雷之书》的语言风格与 F 系统的《行纪》高度一致：都用第一-第三人称交织的叙述视角，都在物质细节上高度精确，都呈现出某种"实用主义"的去文学化倾向。Pelliot 认为这是 F 系统语言归属的关键内证。
第三支柱是商业史的旁证。1298 年的热那亚是地中海贸易的关键节点，热那亚商人与马可·波罗所属的威尼斯商人虽然分属不同的城市国家，但都使用商业法语作为跨方言的共同语。Pelliot 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何 F 系统的语言既不是纯法语也不是纯意大利语，而是某种"商业法语-意大利语混合体"——这恰好符合 1298 年热那亚监狱内的语言生态。
Allaire 的混合语假说
Don J. Allaire 在 1970-1980 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提出，Pelliot 的论证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循环：F 系统之所以看起来"接近原稿"，是因为我们假设马可·波罗用商业法语口述；而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一假设，是因为 F 系统最接近原稿。Allaire 试图打破这一循环，方法是把研究的重心从语言本身转移到抄本的具体传播路径上。
Allaire 的关键观察是：现存最早的 F 系统抄本（Fr. 1116）并非出现在法国的图书馆，而是出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某次重要收购中，其抄录日期（约 1310-1320 年）已经晚于 TA 系统最早的意大利语抄本。如果按照纯粹的"抄本年代"标准，TA 系统应当早于 F 系统。Allaire 进一步指出，TA 系统内部的某些段落呈现的"原始性"比 F 系统更强——这些段落中保留了对蒙古-中亚地名的"原始意大利语"转写，而不是像 F 系统那样使用法语化的转写。
Allaire 的混合语假说认为，1298 年的口述并不是单一语种的，而是某种语言学混合体：商业法语作为骨架，威尼斯方言作为载体，热那亚方言作为辅料。这一假说与威尼斯-热那亚混合系统的存在形成呼应。Allaire 还援引了 1304 年的某些档案文件，证明当时存在"以威尼斯方言为主要媒介、以法语为补充"的多语种写作实践。
Pinto 的折中方案
Olga Pinto 在她 1997 年的研究中对 Pelliot-Allaire 之争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区分"原始口述的语种"与"原始记录的语种"。原始口述可能确实是混合语，但鲁斯蒂谦诺在将口述转化为书面文本时，可能主要使用法语——因为法语在当时是抄本传播的"商业语"，意大利语抄本要在 1300-1320 年间进入欧洲学术界，必须经过一次从法语到意大利语的"反向翻译"，而这一反向翻译通常意味着文本的某些丢失或变形。
Pinto 的方案对学术界的影响是显著的，因为它为 F 系统保留了"原稿语料层"的地位，同时承认意大利语系统可能保留了某些原始口述中"非语言"的内容（如蒙古语地名、商业术语、宫廷仪节细节）。在 Pinto 看来，F 系统是语言学层面上的最优文本，意大利语系统则是内容学层面上的最优文本。这一双轨标准虽然实用，但使得"孰古"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无解。
当代语料学的新证据
近二十年来，数字语料学方法的应用为这一争论提供了新证据。语料学家通过计算机化的词频统计与音变模式分析，重新审视了 F、TA、TB、VA 系统的语料特征。初步结果显示：F 系统内部的某些段落呈现出 1290 年代的法语特征，而其他段落则呈现出 1320 年代以后的特征；这一混合性支持了"Allaire 假说"的某些方面，但也保留了 Pelliot 的基本判断：F 系统中的核心叙述部分最古老，附属段落则是后期添加。
这种新证据使当代学者倾向于一种更细致的立场：不再争论"孰古"，而是重构各版本群的"谱系树"，明确每一种版本群中哪些段落属于"原型"（archetype），哪些段落属于"分支改写"。这一立场对 Lach-Kohl 批判版的编辑原则产生了深远影响，下一节将展开讨论。
Lach-Kohl 批判版与 lectio difficilior 原则
批判版的方法论框架
Lach 与 Kohl 在 1980-1990 年代主导的批判版工程是《行纪》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系统化编辑尝试。这一工程的核心目标不是重建一个"理想文本"，而是建立一个透明、可重复、机器可处理的抄本谱系模型。这一目标决定了批判版的方法论框架：以谱系树为基础，以 lectio difficilior 原则为取舍标准，以脚注形式呈现所有重要的异文。
lectio difficilior（更难的读法）是文本批评中的一条经典原则。其基本假设是：抄写者倾向于把困难的、不熟悉的、易出错的段落改写为简单的、流畅的、可预测的段落。因此，当两个版本群在某个具体段落上存在分歧时，更难、更不寻常、更可能引发误读的版本更可能是原版。这一原则由 19 世纪的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在拉丁古典文本研究中系统化，因此也常被称为"拉赫曼原则"。Lach-Kohl 的批判版继承了这一原则，但对其进行了重要的应用层调整。
应用 lectio difficilior 于《行纪》的具体困难
lectio difficilior 原则在《行纪》中的应用遇到三个具体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困难"的标准难以统一。在拉丁古典文本中，"更难的读法"通常指更不寻常的语法构造、更冷僻的词形、更复杂的语义层次。但在《行纪》中，由于口述与笔录之间的缝隙，许多段落的"难读"并非源自原始叙述，而是源自抄写者的技术失误。例如，F 系统中某些段落的语序混乱，可能反映的是鲁斯蒂谦诺的速记方式，而非马可·波罗的原始叙述；TB 系统对这些段落的"修正"反而可能更接近真实表述。在这种情况下，"难读"不等于"更古"。
第二个困难是"修正"的方向难以判断。lectio difficilior 假设抄写者的改写方向是从难到易。但在《行纪》中，由于改写者往往是受过更好教育的职业抄写员或学者，他们有时反而把简单的段落改写为更复杂的段落，以符合当时读者的文学品味。例如，L 系统（拉丁语译本）在某些段落上比 F 系统更复杂，但这不是因为 L 系统更古，而是因为皮皮诺作为多明我会修士倾向于把叙述文本"学术化"。因此，lectio difficilior 原则需要与"改写方向"分析结合使用。
第三个困难是"语言学证据"与"内容学证据"的分歧。F 系统在语言学特征上更古，但 TA、TB 系统在某些具体内容（如蒙古地名、商业术语）上保留了更多信息。当 lectio difficilior 原则在语言学层面指向 F 系统，在内容学层面指向意大利语系统时，研究者必须做出选择。Lach 与 Kohl 的解决方案是分层编辑：语言学层面以 F 系统为主干，内容学层面以意大利语系统为补充。
批判版的实践案例：第二章"大汗的朝政"一段
为了具体展示批判版的工作流程，让我们考察第二章中关于忽必烈朝政的一段。这一段在四个主要版本群中的呈现如下（节选形式）。
F 系统（巴黎 Fr. 1116）： > "Li grant kaan se fait faire chascun an .iij. blancs dras de fin or, et envoie par toutes ses provinces que chascun orfevre face .iij. pieces de ces dras, et chascun piece poise .iij. siclez..."
这一段呈现出商业法语-威尼斯方言的混合语特征（"kakan"、"orfevre"等词的拼写），并且使用了中世纪记账系统的"罗马数字-文字混合"形式（".iij."）。从语言学角度，这是 F 系统最典型的段落之一。
TA 系统（佛罗伦萨 BNCF II.IV.104）： > "Il grande Kane si fa fare ogni anno tre pezze di drappo d'oro fino, e manda per tutte sue province che ciascuno orafo faccia tre pezzi di queste drappe, e ciascuna pezza pesi tre sicli..."
TA 系统把 F 系统段落系统地托斯卡纳语化：货币单位"sciclez"被标准化为"sicli"，叙事节奏更接近佛罗伦萨文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TA 系统保留了 F 系统中所有的具体数字（"三"），没有删减或扩展。
TB 系统（威尼斯马尔恰那，1477 印刷版祖本）： > "Lo Gran Kane si fa fare ogni anno tre pezze di drappi d'oro fino, e manda per tutte le sue provincie che ciascuno orafo faccia tre pezzi di questi drappi, e cias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