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诞生

第一章 诗人的诞生

一个八岁的男孩坐在莫斯科外祖母家厨房的火炉旁，听一个农奴出身的女人讲童话。女人讲的是俄语，客厅里的大人讲的是法语。男孩后来写道："是奶娘哺育了我的灵魂。"这个男孩叫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年6月6日生于莫斯科。他后来成为整个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那么，究竟是什么土壤孕育了这样一颗星辰？当我们谈论普希金时，常常直接跳到他的诗行、他的决斗、他被流放的命运，仿佛诗人是凭空出现在俄罗斯文学的地平线上的。但诗人不从天而降。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家谱、自己的时代坐标、自己的童年方言。普希金之所以成为普希金，既因为他血管里流淌着一位非洲英雄的异质血液，也因为他成长于一个俄语与法语撕裂的贵族家庭，更因为在他身边始终站着一位会唱一百首民歌的奶娘。这一章要做的，就是把这片孕育了诗人的土壤，一层层揭开给读者看。

汉尼拔的非洲血脉与"摩尔人"的遗产

理解普希金，必须先认识一个与他同姓却肤色迥异的祖先——他的外曾祖父，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

这个人物的传奇色彩，在俄罗斯历史上几乎无人能及。汉尼拔大约出生于1696年，出生地一般被认定为今喀麦隆境内的拉迪（Ladi）或埃贡戈地区，是当地一位酋长的儿子。1706年前后，他被土耳其人掠获，转卖至君士坦丁堡。据传说，彼得大帝在一次出访中见到了这个非洲男孩，当即将他赎回并带回俄国。沙皇对这个黑皮肤的孩子有一种近乎父爱的感情，甚至亲自为他施洗，成为他的教父。彼得在私人信札和宫廷闲谈中，亲昵地称他为"我家的摩尔人"（арап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这成了汉尼拔一生的代号，也成了后来普希金一部未竟小说的标题。

彼得大帝对这个孩子进行了系统性的欧洲教育。1717年至1723年间，汉尼拔随彼得出访法国、荷兰、普鲁士等国，进入法国的军事工程学校学习炮兵和筑城术。彼得希望他成长为俄国海军的工程技术专家。在法国期间，汉尼拔曾给著名的数学家欧拉当过一段时间的助手，这一点常被普希金研究者津津乐道。回到俄国后，汉尼拔在海军服役，参加了1722年至1723年的波斯战役，立下战功，逐步晋升为工程兵少将。

但汉尼拔的人生远非顺遂。他经历过两次流放，第一次是得罪了彼得身边的权臣，第二次是卷入了1740年代的宫廷政变，遭到女皇伊丽莎白的软禁。他最终被流放到自己的庄园苏兹达尔，整整二十年未能返回圣彼得堡。直到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汉尼拔才重获自由，几年后在自己的庄园安静辞世。

汉尼拔给普希金留下的遗产，首先是血统层面的一种异质性。普希金是这位非洲将军的嫡系后裔——他的母亲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是汉尼拔的孙女。这种非洲裔血统在普希金的相貌上有微弱痕迹：他有一张偏黑的面孔，卷曲的头发，浓密的络腮胡。在皇村中学时期，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萨拉泽尔的摩尔人"（арап Саратовский）。这个绰号既来自他母亲的家族来自萨拉托夫省，也呼应了祖先汉尼拔的非洲身份。

普希金对自己这个非洲祖先的态度是复杂的、动态的。早年他曾感到羞怯甚至恼怒，因为他所身处的贵族社会崇尚北欧式的白皙与高贵，非洲裔血统被视为某种低贱的印记。但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普希金越来越从汉尼拔的故事里看到一种英雄主义的光彩。1814年，二十岁的普希金写下了《我的家谱》（"Моя родословная"），其中有一段颇为自得地写道：

> 我们的家谱中有一位摩尔人， > 他曾被彼得大帝亲自赎回， > 他不像那些靠祖先博取荣耀的纨绔子弟， > 我们的身价是按服役年限计算的。

这段话巧妙地把汉尼拔的非洲出身转化成了对俄国贵族世袭制的反叛。在普希金看来，汉尼拔之所以高贵，不是因为他的出身高贵，而是因为他自己挣得了光荣。这种自我奋斗的逻辑，恰恰是普希金本人价值观的投射。他后来为汉尼拔写了一部历史小说的草稿，搜集了大量家族资料，包括汉尼拔的亲笔信、宫廷档案、家族口述。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后来被苏联作家托尔斯泰亚（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改写并扩展为长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Пётр Первый"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普希金在这个祖先身上看到了一种跨文化的生命经验——非洲的血、欧洲的教育、彼得的友谊、彼得堡的海军工程——这种混杂性，正是俄罗斯帝国早期扩张史本身的隐喻。

汉尼拔留下的第二重遗产，是普希金家族内部的"非洲神话"。汉尼拔先后娶过两位欧洲妻子，第一位是希腊人叶夫多基娅·迪奥佩尔（Евдокия Диопер），第二位是瑞典裔的克里斯蒂娜·冯·谢贝格（Христина фон Шёберг）。后者为汉尼拔生下了十一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普希金的外祖父奥西普·阿布拉莫维奇·汉尼拔。奥西普是个相对平庸的地主，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酗酒和家务纠纷上，但正是从他这里，普希金的母亲继承了"汉尼拔"这个姓氏，也让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与非洲大陆之间，有了切切实实的血缘纽带。

普希金在1826年写给友人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说过："我身上有几分摩尔人的血统，这让我对你们这些长着白皙面孔的俄国人怀有一种同情。"这句话既是戏谑，也是真言。它揭示了普希金内心深处一种独特的位置感：他既不完全属于俄国贵族的主流血统，也不完全被欧洲主流接纳；他介于两者之间，拥有一种边缘人的敏锐。这种身份认同的复杂，后来反复出现在他的诗歌与书信中，成为理解他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时代土壤的厚度

要理解普希金的诞生，不能只看他的家族，还要看他呼吸的空气、踩踏的土地、听闻的事件。普希金生于1799年，这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关键年份。

这一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驾崩已经过去了三年。她的孙子保罗一世在1796年即位，但保罗在位仅五年，1801年便被宫廷政变推翻，遇刺身亡。普希金的童年，正是跨越保罗一世与亚历山大一世两个时代的一段微妙过渡。

叶卡捷琳娜余晖下的俄国，已经是一个疆域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彼得堡拔地而起，成为效法凡尔赛的新首都，贵族们竞相模仿法国宫廷的生活方式。法语成为上流社会的通用语，俄语反而降格为家庭仆役和农奴使用的"下等语言"。在普希金外祖母汉尼巴尔家的客厅里，客人之间的交流几乎全部用法语完成，俄语只用于吩咐仆人、训诫孩子、阅读圣经。一个俄国土生土长的贵族子弟，到了十岁还写不出一篇通顺的俄文文章，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叶卡捷琳娜本人虽然也推行过一些俄国化措施，但她治下的贵族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法国文化的俄罗斯变体。

保罗一世的统治充满了混乱与恐惧。这位沙皇性格暴躁、举止乖张，今天颁布一道命令明天又撤销，对宫廷礼仪的细节有着近乎病态的执迷。他给贵族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全感。1801年3月的一个夜晚，保罗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城堡中被一群近卫军官闷死在屏风后面，年仅四十七岁。普希金后来在短篇《黑桃皇后》里写过一段关于老伯爵的著名描写，那段描写几乎被研究者一致认为影射了保罗一世的宫廷阴影：

> 老伯爵独自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他那张严厉的脸没有任何表情……他的回忆像秋天的落叶一样从眼前飘过。

这只是普希金小说创作中的一次回响。真正塑造普希金时代的，是亚历山大一世治下的微妙氛围。这位新沙皇在登基之初进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设立了若干教育部和科学院的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农奴制的初步限制措施，甚至一度与拿破仑谈判和平共处。但亚历山大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既被启蒙思想吸引，又被俄国保守传统束缚。最终，1812年拿破仑的入侵把他推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1812年的卫国战争，是理解普希金那一代俄国贵族精神世界的分水岭。在短短几个月内，俄军从边境退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反攻到巴黎。库图佐夫成为了民族英雄，农民游击队成为抗击侵略者的中坚力量，俄罗斯民族意识第一次大规模觉醒。法国的军事威胁，连同法国文化的象征性意义，在战争中被彻底改写。战争前，法语是文明的标志；战争后，法语几乎成了叛徒的语言。

普希金出生在战前七年，但他成长的核心岁月正好覆盖了这场战争。他在皇村中学时期的老师们，大多是参加过1812年战役的老兵；他最亲密的同学中有日后成为十二月党人的思想者；他自己写下的最初几首诗，几乎都在呼唤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独立。1817年普希金从皇村中学毕业时，他在同学之间朗诵的《皇村回忆》（"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一诗直接颂扬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把这次战争定义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觉醒。这种从法语文化主导的贵族世界，向俄语民族文化的转向，正是普希金那一代人的集体经验。

在汉尼巴尔家族所处的普斯科夫省和邻近的奥波奇卡地区，1812年的战争记忆通过口述和沙龙议论持续发酵。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虽然没有亲赴前线，但他是退役军官，对军事话题有持久兴趣。普希金在许多后来的作品中回溯了父亲讲述的战役场面，库图佐夫、巴格拉季昂、拉耶夫斯基这些名字反复出现在他的笔记里。卫国战争为普希金的成长提供了一种民族叙事资源，这种资源与他在奶娘那里听到的民间故事一起，构成了他创作的两大源头。

值得一提的，还有俄国社会的两股思潮在这个时代的激荡。一股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继承的自由主义，它后来演化为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纲领；另一股是从1812年战争经验中萌发的民族主义，它后来发展为斯拉夫派。这两股思潮在普希金身上都有体现，也都在他死后分流为俄国思想史的两条主脉。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希金的成长时代并非风平浪静，而是充满了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日后将成为他诗歌的核心张力——既向往自由、又眷恋传统，既批判俄国、又深爱俄国。

莫斯科的童年：法语客厅与俄语厨房

如果说家族血脉和时代风云是普希金的远景，那么莫斯科的童年便是他的近景。这片近景的核心，是外祖母马芙拉·汉尼巴尔在莫斯科的两处住所——一处位于洪别尔格小巷（Хамовническая），一处位于阿尔巴特附近的旧贵族区。在这两处住所里，浓缩了十八世纪末俄国贵族文化的全部矛盾。

外祖母马芙拉·奥西波夫娜·汉尼巴尔是奥西普·汉尼巴尔的长女，她嫁给了退役近卫军少尉米哈伊尔·普希金（与诗人的祖父同名但非同一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俄国贵族家庭：丈夫早年去世，妻子带着几个孩子生活，靠祖传的农奴和地产维持体面。她家客厅的氛围，用普希金自己的描述就是"全用法语交谈，连狗都听不懂"。

外祖母讲法语，客人讲法语，几个舅舅舅母讲法语。这种法语统治的客厅，是十八世纪俄国贵族的标准配置。法语不仅是社交语言，也是教育语言、文化语言、身份语言。一个俄国贵族家庭的少爷，要先学法语后学俄语，要先读伏尔泰后读普希塔，要先学法语诗体的十四行诗，再学俄语的民间歌谣。这种颠倒的母语次序，在普希金那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普希金在皇村中学的入学考试中，俄语写作成绩很差，俄语语法错误很多，而法语写作却流畅优雅。这并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就是这样。

母亲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比普希金的父亲大三岁，是莫斯科社交界公认的美人。她在普希金出生后不久便将他送到外祖母家，由奶娘照看，自己则忙于社交和上流圈子的活动。普希金后来对母亲的描写是复杂的——既有赞美其美貌的诗句，也有对其冷漠与疏离的抱怨。他在1829年的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母亲对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母爱，她更爱巴黎的时装和社交。"这种判断或许过于苛刻，但确实反映了童年时期母子关系疏远的事实。

父亲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是诗人另一个重要参照。他毕业于皇村高等政法学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但未能实现自我的人。他写过一些轻佻的法国式诗歌和小品文，翻译过几部法国戏剧，但从未出版过任何有分量的作品。他对儿子的文学才华既骄傲又嫉妒——这种复杂的父子关系，后来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由拉林一家的代际冲突得到了艺术化的处理。诗中那位醉心于法式轻喜剧的老父亲，可以看作是谢尔盖·利沃维奇的文学肖像。

但是，普希金的童年并不只有法语客厅。在他生活的空间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厨房。

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奶娘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她出生于1758年（一说1751年），出身于科布林诺村的农奴家庭，原本是外祖母马芙拉家的农奴女儿。她先后在两代普希金家庭中担任奶娘，先后抚养了普希金的几个舅舅舅母、父亲叔伯，再抚养了亚历山大本人。她是个高大、强壮、面相庄严的女人，有着黑眼睛和一张永远带着神秘表情的脸。她不会讲法语，但会用一种质朴而深厚的俄语方言讲故事、唱民歌、念童谣。

普希金后来在许多场合谈到奶娘对自己的影响。最著名的一句话是：

> 是奶娘哺育了我的灵魂。

这句话出自普希金写给朋友的信，并非泛泛的感叹。普希金在奶娘那里第一次听到了俄语的真正声音——不是客厅里那种翻译过来的、生硬的俄语，而是活的、有韵律的、充满隐喻和意象的民间语言。奶娘讲的童话包括《金鱼的故事》《公主与七勇士》《火鸟与灰狼》等，这些故事后来成为普希金童话诗的灵感来源。奶娘唱的民歌有《在那些山后》《啊，田野里不止一条小径》等，这些歌曲的韵律后来被普希金直接化用进他的抒情诗。

更为重要的，是奶娘给了普希金一种特殊的"耳朵"。在法语文化主导的贵族家庭里，俄语被视为次等语言，孩子们学到的俄语往往是干瘪的书面语。但通过奶娘，普希金听到的是俄语的血液——它的语调、它的节奏、它的方言变体、它的情感浓度。这种耳朵的训练，是任何语法教科书都做不到的。它让普希金后来能在宫廷贵族面前用纯熟的俄语写出《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样的诗篇，也能让他在民歌采集中辨认出哪一首歌谣是真的民歌、哪一首是文人的伪作。

1826年，普希金因与俄国秘密警察的接触而陷入低谷，他被沙皇召回莫斯科，但处境尴尬。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他写下了《给奶娘》（"Няне"）一诗：

> 我那风暴中度过的青春年华， > 留下了许多狂暴的痕迹； > 但在我心中，亲爱的朋友， > 不会熄灭对你的思念……

普希金在这首诗里把奶娘称作"我的女友"、"我命运中慈祥的女神"。一个贵族诗人把自己的奶娘——一个农奴出身的女人——称为"女神"，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举动。它意味着在普希金的精神等级中，奶娘已经超越了那些讲法语的贵妇，超越了那些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的男性亲属，成为他灵魂世界中真正值得信赖的存在。

普希金与奶娘的关系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当普希金在圣彼得堡、彼得堡、莫斯科奔波时，他经常去信给在米哈伊洛夫斯基村的老奶娘，询问家乡的消息、童年的伙伴、农奴的近况。奶娘的回信（她的字迹被人辨认过）大多简短而恳切："我亲爱的小爷，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这里一切都好……"这些书信构成了一幅俄国农奴生活的真实图景，与普希金的贵族生活形成强烈反差。1828年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去世，普希金在她生前已经多次回乡探望，但未能在她临终前赶到。奶娘去世后，普希金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在她的村子里》（"В деревне"），这首诗将在下一节详细分析。

从奶娘到诗行：文本中的记忆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奶娘对普希金童年精神世界的塑造，本节将这一塑造落到具体的文本上，通过两段作品——一首抒情诗和一部长篇小说——来呈现民间传统如何在诗人的笔下开花结果。

1827年，普希金第三次回到父母亲的庄园米哈伊洛夫斯基村。这一年他三十岁，距离他最后一次见到奶娘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奶娘已于前一年冬天在圣彼得堡去世，享年七十岁。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基村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他整理旧稿，撰写《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几章，也写下了几首追忆童年与故乡的短诗。其中有一首十四行诗，就是《在你的村子里》（有时也译作《在她的村子里》）。原诗很短，我们几乎可以逐行引述：

> 在你的村子里，一棵白桦树立在屋前， > 院子里是一片百合花的海洋， > 你再也听不到那些古老的歌谣， > 那些歌谣在我童年时抚慰过我。

> 那个穿着蓝色长裙的女人已经不在了， > 她用颤抖的手指捂住了嘴唇， > 那本笑话书的作者也已离去， > 那个坐在门廊上的人也已消逝。

> 清晨，花园里的露珠还在闪烁， > 白桦树依然亭亭玉立， > 但再也不会有人歌唱那些古老的歌谣， > 再也不会有人讲起那些古老的童话。

这首诗表面上是悼念一位已经离世的老妇人，但它的真正主题是时间的流逝。诗中的"你"不是具体的人，而是米哈伊洛夫斯基村本身，是整个童年世界的象征。普希金用最朴素的意象——白桦树、百合花、蓝色长裙、露珠——构造了一个安静的、近乎透明的哀悼空间。没有强烈的情绪爆发，没有"泪流满面"的修辞，也没有庄严的告别仪式。只有一个长大了的诗人，回望一个已经消失的童年世界，感受到"再也不会有人"讲那些歌谣和童话。这种平静的哀悼，比任何夸张的悲伤都更有力量。

值得玩味的，是诗中提到的"那些古老的歌谣"和"那些古老的童话"。普希金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歌谣和童话，但读者可以根据他的传记背景推断——那些歌谣很可能就是奶娘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在厨房里唱过的民歌，那些童话很可能就是她在火炉旁讲过的民间故事。这些来自下层民间的文学资源，构成了普希金创作最深层的语言库存。

如果说《在你的村子里》是直接的情感表达，那么《上尉的女儿》（1836年）则是这种童年记忆的间接艺术转化。这部小说的核心情节——一个俄国贵族青年被卷入普加乔夫起义——看似与童年无关，但小说中有几段关于家庭记忆的描写，恰恰呼应了普希金对自己童年的回顾。

小说中，主人公格列尼耶夫与父亲告别的场面，特别值得注意。父亲老格列尼耶夫在五十二岁生日的早晨，把即将奔赴战场的儿子叫到书房，写下了一段训词：

> 你要做一个勇敢而诚实的骑士。你要爱惜自己，要做对得起上帝和良心的事。……我相信你，我的儿子，我坚信你的心和你的头脑都不会背叛你。

这段训词的语调，温和而带着旧式贵族的庄重。它不像普希金真实父亲谢尔盖·利沃维奇那种轻佻法语诗人的腔调，而更像是另一种父亲——一个严肃的、有道德感的、关心儿子灵魂成长的父亲。普希金在塑造老格列尼耶夫时，理想化了自己童年缺失的那一面——一种真正的、深沉的父爱。这种"反向补偿"在小说史上屡见不鲜，但普希金的处理格外微妙：他没有简单地把父亲写成恶魔，也没有简单地把父亲写成圣人，而是写出了一种复杂的遗憾——父子之间本应建立的对话，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能在小说中以虚构的形式实现。

《上尉的女儿》中还有一段关键的家庭场景，是主人公在暴风雪中被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军俘虏后，关押在一个乡村小屋里的场面。那个看管他的农奴老妇人一边纺织一边哼唱着古老的歌曲：

> "黑色的鸦群飞过， > 白雪的雪橇轧过， > 在我们的院子里， > 在我们的窗下……"

这首民歌出自俄罗斯民间口头传统，是那种经由奶娘、母亲、外祖母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的歌曲。普希金把这样一首歌写进小说，不仅仅是为了渲染乡村氛围，更是为了在文学文本中嵌入一个来自民间的声音。这种嵌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立场：俄罗斯的文学不只属于讲法语的贵族客厅，也属于讲俄语的农村厨房。

理解了这两段文本，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奶娘哺育了我的灵魂"这句话的份量。它不是一句抒情修辞，而是一个诗学事实。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通过她讲的故事、唱的歌谣、用的方言，给普希金装上了一双俄语的耳朵和一颗俄语的心。这双耳朵和这颗心，后来写出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甫盖尼·奥涅金》《波尔塔瓦拉》《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杜布罗夫斯基》，写出了几部伟大的抒情诗，写出了俄罗斯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没有这个奶娘，普希金仍然是普希金家族的一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