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谁

儒林外史是谁

当一个名字能讲出一整部书的故事

清朝乾隆年间，江苏南京的秦淮河畔住着一位落魄书生。他出身当地最体面的家族，小时候锦衣玉食，长大后却穷到连除夕夜都要靠典当衣物换米下锅。这位书生叫吴敬梓，他花了大半辈子写了一本奇怪的书——书里写的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也不是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而是，一群读了一辈子书的人，他们怎么考科举、怎么做官、怎么被人笑话、又怎么把好好的人生过成了一出闹剧。

更奇怪的是这本书的名字。它不叫“某某传”，不叫“某某记”，偏偏叫《儒林外史》。

“儒林”好理解，指的是读书人这个群体。“外史”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直接叫《中国科举史》或者《读书人的故事》？吴敬梓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想让我们读者通过这本书看见什么？

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小，但回答它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打开整部《儒林外史》的钥匙。一个书名，往往藏着作者最深的心事。你读完这一章，就会明白为什么一部两百多年前的古书，到现在还能让读者拍案叫绝——因为它写的问题，到今天也没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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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我们到底在读谁的历史

正史：皇帝点头才能写的历史

要弄清楚什么是“外史”，得先从“史”这个字说起。

我们中国人特别爱记历史。从甲骨文到竹简，从绢帛到纸张，几千年来，中国人留下的历史记录浩如烟海。在这些历史记录里，有一种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被叫做“正史”。

什么叫正史？简单说，就是由官方正式认可和编纂的历史书。这件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朝廷会派专门的史官，收集档案、采访证人、整理文献，然后按照固定的格式把历史写成书。这套格式很严格：先写帝王本纪，再写诸侯世家，然后是各级官员的列传，最后附上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地理沿革等内容。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一直到清朝的《明史》，中国历史上总共有二十五部正史（其中《清史稿》是民国时期编纂的），合称“二十四史”（因为《旧唐书》和《新唐书》算两部，加上其他二十二部）。二十四部书加起来，记载了中国从黄帝时代到清朝几千年间发生的所有大事。

正史有个特点：它记录的几乎都是大人物。一个普通人活了一辈子，如果没有做过官、没打过仗、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功绩，他的名字基本不会出现在正史里。正史记录的是皇帝的历史、宰相的历史、将军的历史、英雄和奸臣的历史——普通百姓的生活，在正史里是看不到的。

这就好比你翻开一本班级相册，里面全是班长、学习委员、运动会冠军的照片，而那些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画画的同学、在食堂打饭时总被挤到后面的同学，他们的身影一张都没有。这不是那些同学不够重要，而是这本相册的编纂规则决定了，它只能装得下某些人的故事。

野史：民间口头传出来的历史

有正史，就有“非正史”。古人把不在官方史官体系内完成的历史记录叫做“野史”，把民间口头流传的历史故事叫做“稗史”（因为稗是一种长在田边的小草，引申为不起眼的、非主流的意思）。

野史和正史有什么不同？最大的区别是写作者的身份和态度。

正史的作者是朝廷任命的史官，他们有官方档案可以查阅，有史馆可以编纂，写完之后还要经过皇帝审核。野史的作者则五花八门：有的是退休官员凭记忆写的笔记，有的是民间学者搜集来的传说故事，有的是小说家借历史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人没有官方授权，也没有档案在手，他们能写的内容往往是正史里不方便写或者不屑于写的。

比如，正史里写一个皇帝，大多是“勤政爱民”“圣明英武”这样的话。但野史可能会写这个皇帝其实是个暴脾气，动不动就打骂大臣，或者他晚年迷信丹药，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这些细节正史不会记，但民间口耳相传，久而久之就变成了野史里的故事。

野史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正史是官方写的，天然带有“为尊者讳”的倾向——好的事情要夸大，不好的事情要淡化。野史虽然也可能失实、夸张、甚至胡说八道，但它至少让普通人看到了大人物们不太光鲜的另一面。

不过，野史这个名字本身带有一个字眼：“野”。在古人的观念里，“野”意味着不够正式、不够权威、不够可靠。一个读正经书的人如果沉迷于野史传闻，是会被嘲笑的。

外史：夹缝里的第三种历史

那么，“外史”又是什么？

“外史”这个词最早不是吴敬梓发明的。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里，“史部”是四部（经史子集）之一，下面又分了许多小类，比如“纪传类”（以人物传记为主）、“编年类”（按年份记事）、“纪事本末类”（以事件为线索）、“别史类”（介于正史和野史之间的历史书），还有一个类别叫“杂史”，收录那些体例不纯、内容零散、不够资格单独成书的历史记录。

“外史”不属于官方图书分类系统，它更像是一个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般人用“外史”这个词，指的是三类作品：

第一类是记载地方或某一领域历史的书。比如《武林旧事》写南宋临安城的风土人情，《扬州画舫录》写清朝扬州的繁华景象。这类书关注的是某个特定区域或特定行业，不写全国性的大事件，所以叫“外”——相对于朝廷的“内”而言。

第二类是私家编纂的史书。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私人也可以写史书，但这些书不能叫“史”，只能叫“外史”或“私史”，以示和官方正史的区别。明朝的李贽写过《藏书》和《续藏书》，清朝的钱大昕写过《十驾斋养新录》，用的都是这个套路。

第三类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它严格来说不是史书（因为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是虚构的），但它又模仿了史书的写法——用“列传”的形式写人物，每个人物占几回篇幅，有头有尾；全书没有固定主角，像史书里的“纪传体”一样，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外史”是什么意思了：它是一种夹在正史和野史之间的文体。比正史更自由，可以写官方不便记录的内容；比野史更讲究结构，不完全是零散的传说和笔记；它关注的是某一特定群体的命运，用文学的笔法写出历史的质感。

吴敬梓选择“外史”这个名字，是有意为之的。他要用一种“非正统”的方式，记录一段“不入正史”的历史——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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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把家族败落写成书的人

从富N代到穷光蛋

聊完“外史”的含义，我们再来说说写这本书的人。

吴敬梓生于1701年，死于1754年，活了五十三岁。他出身于安徽全椒县的吴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明清两朝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书香门第。吴敬梓的曾祖父是进士，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一家三代都是读书人，在科举的道路上各有成就。吴家最鼎盛的时候，据说占着全椒县一半的良田，家里的仆人多到数不清。

吴敬梓小时候过得是标准的少爷生活。他天资聪颖，十四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十八岁考中秀才，在当地被称为“神童”。如果一切顺利，他应该会像父辈一样，继续走科举这条路：先考举人，再考进士，然后做官，光耀门楣。

但命运偏偏不按剧本走。

吴敬梓二十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按理说，父亲留下的大笔家产应该足够吴敬梓过一辈子安稳日子。但问题是，吴敬梓有几个堂兄，他们觊觎这份家产已经很久了。吴父一死，这些堂兄就跳出来打官司，说吴敬梓的父亲不是嫡子，没有继承资格。一场漫长的家族争产纠纷就此展开。

这场纠纷持续了十几年。吴敬梓输了官司，丢了大部分家产。更要命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看透了人性的丑陋——那些平时称兄道弟的亲戚，在利益面前翻脸比翻书还快；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读书人，背地里做的却是蝇营狗苟的勾当。

等到纠纷结束，吴敬梓已经三十出头了。此时的他，几乎一无所有。他带着妻子和少量家产搬到南京，靠卖文和帮人校对书籍勉强糊口。最穷的时候，他写过一首诗描述自己的生活：“囊无一钱守，腹作雷鸣惯常。”口袋里没有一文钱，肚子饿得咕咕叫是家常便饭。

有一年除夕，大雪纷飞，吴敬梓家里冷得像冰窖。他没有钱买炭火取暖，也没有钱买年夜饭的食材。妻子在一边叹气，孩子饿得哇哇大哭。吴敬梓实在没办法，只好顶着风雪出门，去找一个当铺的朋友借几吊钱。那个朋友看他冻得缩手缩脚的样子，心里不忍，就把一件皮袍子借给他御寒。

这个场景后来被他写进了《儒林外史》。书里有个叫范进的穷书生，中举之前穷得揭不开锅，他的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现世宝”“穷鬼”，连几块钱都要伸手去借。虽然范进不是吴敬梓本人，但那种贫困潦倒的滋味，显然是吴敬梓亲身经历过的。

一场考试改变了人生走向

吴敬梓的转折点发生在1736年。那一年，乾隆皇帝登基，宣布要举行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

“博学鸿词科”不是普通的科举。普通科举考的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博学鸿词科考的是诗词歌赋和经史学问，选拔的是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能够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的人，不需要一级一级从秀才考到举人再考到进士，而是由地方官推荐，直接进入京城参加考试。

这次考试的消息传到安徽后，安徽巡抚和学政联名推荐了吴敬梓。那时候吴敬梓已经三十五岁，虽然穷困潦倒，但他的才名在江南士林还是有口皆碑的。巡抚大人觉得，这样的人才如果埋没在民间，太可惜了。

吴敬梓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几天没睡好觉。他收拾行囊，带上积攒的路费，风尘仆仆赶到京城参加考试。

然而，命运又一次跟他开了玩笑。

考试那天，吴敬梓走进考场，提笔准备答卷。但他突然发现自己根本写不下去。不是因为他不会做——他的学问足够应付这场考试——而是因为他坐在那里，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他想起了这些年经历的种种：家族的纷争、亲友的背叛、科举场上的黑暗、自己半生的蹉跎。他想起了那些在考场上皓首穷经一辈子的人，他们头发都白了还在写八股文，为的就是博一个功名。他想起了那些中了进士做了官的人，有几个是真的在为百姓做事？大多数人不过是鱼肉乡里、贪墨腐败、得过且过。

这场考试对吴敬梓来说，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过去几十年追求的东西是多么可笑。他放下笔，走出了考场。

没有人知道那天考场里发生了什么。吴敬梓后来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放弃考试。他只是回到南京，继续过他穷苦的日子。

但从那以后，吴敬梓变了。他不再做科举的梦，也不再写那些应酬的文章。他开始用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世界，开始把他在人生中看到的一切——读书人的可笑、可悲、可叹、可恨——一点一点写进他的书里。

这部书，就是《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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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没有主角的书

连环套娃的叙事结构

《儒林外史》全书五十六回，写的都是读书人的故事。但它和大多数小说不一样，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角。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拿《西游记》来对比。《西游记》从第一回到第一百回，主角始终是孙悟空、猪八戒、唐僧这几个人物。他们的性格会成长，他们的关系会变化，但故事的焦点始终在他们身上。读者从头看到尾，会记住孙悟空大闹天宫、唐僧被妖怪抓走这些经典情节。

《儒林外史》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个人物展览馆，读者跟着叙述者的脚步，一个一个地“参观”书中的人物。第一个人物讲完了，叙述者就把镜头转向第二个人物；第二个人物讲完了，又转向第三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相对完整，但人物和人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这种写法在小说里很少见，但用在《儒林外史》身上却恰到好处。为什么？因为吴敬梓要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整个群体的群像。如果只有一两个主角，读者看完只会记住这两个人，但不会理解“儒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用连环式的叙事结构，吴敬梓就能让读者看到一个接一个的读书人：有人少年得志，有人一辈子困顿场屋；有人清高自守，有人蝇营狗苟；有人真心向学，有人拿读书当敲门砖。每个读书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把他们放在一起，读者就能看清科举制度把这一群人变成了什么样子。

范进中举：一个永远被讨论的故事

说到《儒林外史》，不得不提范进。

范进是书里最出名的角色之一，他的故事发生在第二回和第三回。吴敬梓写范进，用了极其精彩的白描手法，把一个读书人从穷困到疯狂再到飞黄腾达的过程写得入木三分。

范进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从二十岁开始考科举，一直考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个秀才。这三十多年里，他什么正经事都没干，只知道埋头读那些他自己都看不懂的八股文。他家里穷得叮当响，老婆饿得皮包骨头，老娘眼瞎了还以为是饿过头看不清楚。有好几次，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想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卖掉换米，走到街上却连吆喝都不会喊，只会攥着鸡等死。

范进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书里写了他去参加乡试（考举人的考试），向老丈人胡屠户借盘缠。胡屠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他是“穷鬼”“现世宝”，还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范进被骂得一声不敢吭，灰溜溜回了家。

后来范进瞒着老丈人去考了试，回来的时候被胡屠户堵在门口又是一顿臭骂。但这一次不同——范进居然真的中举了。

消息传来的时候，范进正在家里饿着肚子发呆。他听到自己中举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信。等确认是真的之后，他一下子疯了——不是比喻，是真的疯了。他满街乱跑，披头散发，一边跑一边喊：“中了！中了！”最后是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把他打醒的。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童生，突然得知自己考中了举人，居然当场发疯。这个情节看起来荒诞，但吴敬梓写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他只是如实写了范进周围人的反应：邻居们一开始吓得不敢靠近，后来听说他真的中举了，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争着抢着要把他往家里抬；胡屠户本来凶神恶煞，听说女婿成了举人老爷，吓得连巴掌都不敢打在自己女婿脸上，转而打了自己的手——因为在他看来，打举人是要下地狱的。

这种前倨后恭的变化，吴敬梓只用了几百个字就写完了。没有评判，没有议论，但读者看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范进的故事在书里只有两回，但他代表的却是一整类人：那些把全部人生押在科举上的人。他们可能资质愚钝，可能情商为零，可能一辈子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但他们依然皓首穷经，无怨无悔。对他们来说，科举不只是一场考试，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一种信仰。他们相信只要中了举人、中了进士、做了官，自己的人生就会彻底改变。至于为什么要做官、做官之后要干什么、除了做官还有没有别的活法——这些问题他们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

吴敬梓写范进，不是为了嘲笑他，而是为了写出科举制度对人的异化。范进是可悲的，不是可笑的那个。

其他几个不能错过的人物

除了范进，《儒林外史》里还有许多精彩的人物。

马二先生是一个热衷于评选八股范文的人。他一辈子没考上举人，但他把写八股文当成毕生的事业，靠给书生们批改文章、推荐范本为生。他走到哪里都在想举业，看到什么都要往八股文上扯。他游西湖的时候，别人看的是风景美人，他看的却是哪家书坊的八股范文卖得好。这种人被吴敬梓叫做“时文选家”——专门替人挑选八股范文的书商。

严监生是书里最会省钱的人。他家里其实很有钱，但他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斤斤计较到骨子里。最著名的情节是他临死前，躺在床上竖着两根手指头不肯闭眼，家里人猜来猜去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最后他的小妾猜对了——他是嫌油灯里点了两根灯芯太费油，非要让家里人灭掉一根才肯咽气。这个情节后来被编进了各种笑话集里，但其实严监生这个人物比笑话本身要复杂得多。他表面上吝啬，实际上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他花钱抠门，但关键时刻也舍得花大钱保他哥哥的命。吴敬梓写他，是想说明“悭吝”这种性格的复杂性。

王玉辉是一个被科举观念毒害的读书人。他的女儿嫁了一个书生，还没圆房丈夫就病死了。女儿想要殉节为夫家争一个“节妇”的名声，王玉辉不但不阻止，反而鼓励她“死得好”。结果女儿真的绝食而亡，王玉辉事后却突然悲从中来，大哭了一场。吴敬梓写这段，不是简单地批判王玉辉迂腐，而是写出了科举制度下的价值观如何扭曲了人的正常情感。王玉辉相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套话，他是真的信的，但当他亲眼看到女儿的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他作为父亲的本能还是被唤醒了。那种人性的挣扎，比简单的对错判断更让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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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讽刺：笑着笑着就哭了

讽刺不是骂人

读《儒林外史》，很多小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这本书里的人物明明很可笑，但读着读着却笑不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讽刺。

什么是讽刺？简单说，就是用看似夸奖的话来表达批评，或者用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来暴露问题的严重性。讽刺不是直接骂人“你是个坏人”，而是把坏人的言行举止原原本本写出来，让读者自己看出问题所在。

讽刺和普通的批评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对比一下。

普通的批评是这样的：“某些官员贪污腐败，欺压百姓，他们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这种话意思很清楚，但缺少细节，读完没什么感觉。

讽刺的写法是这样的：吴敬梓写一个官员上任，先写他如何清正廉洁、体恤民情，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然后话锋一转，写他如何在三年任期内一步步贪污受贿，最后东窗事发被革职查办。但最妙的是，吴敬梓在写他“清正廉洁”的时候，已经埋下了日后贪腐的伏笔——比如他特别喜欢收礼，特别在意同僚的评价，特别擅长做表面文章。读者看到后面再回头想前面，会发现吴敬梓早就告诉你这个人会出问题，只是用了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

《儒林外史》用的就是这种“不动声色”的讽刺。吴敬梓几乎从不对书中人物做出道德评判。他只是如实写他们的言行，而他们的言行本身就足够荒唐可笑。读者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这人有问题”，他自己的眼睛会告诉他。

讽刺的力量在于克制

为什么《儒林外史》的讽刺特别高级？因为吴敬梓懂得克制。

很多讽刺作品读起来很“爽”，因为作者把自己的愤怒直接灌进文字里，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在骂人。这种写法痛快，但有个问题：它把读者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读者可能只顾着爽，却没有真正思考问题。

吴敬梓不这样。他的叙述冷静得像一面镜子，把人物照得纤毫毕现，但他自己站在镜子后面，一声不吭。他不骂人，不嘲笑，不挖苦，不控诉。他只是让你看：看这个人的嘴脸，看这个人的选择，看这个人的结局。然后，他相信你能自己得出结论。

这种写法对读者的要求更高。你得主动思考，不能等着作者喂结论。但一旦你思考了，你收获的东西会比读那些直接骂人的讽刺作品多得多。

范进中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吴敬梓写胡屠户的前倨后恭，没有一个字说“胡屠户是个势利小人”。但你看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表现，那种见风使舵的嘴脸，那种巴结讨好的神态，那种欺软怕硬的性格——你根本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他在干什么，你一眼就看穿了。

这就是讽刺的力量：它比直接批评更有杀伤力。因为被讽刺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被讽刺了；等他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辩解了。

笑着笑着就哭了

小读者们可能会问：既然《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那它是不是一部让人开心的书？

答案是：它让你笑，但笑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范进发疯那段够可笑吧？但你想想，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考了一辈子试，终于考中了，结果高兴得当场发疯——这有什么好笑的？这分明是一个人被逼到绝境之后的崩溃。科举制度给了他一个念想，让他用五十年的时间去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的梦。这个梦实现的那一天，他整个人都垮了。这不是喜剧，这是悲剧。

严监生临死前竖两根手指头那段够可笑吧？但你再想想，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最放不下的事情居然是油灯里少点一根灯芯——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好好活过。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省钱上，从来没有想过人生还有别的可能。这不是好笑，这是可怜。

吴敬梓写这些可笑的人物，用的其实是悲悯的笔调。他不是不能写得更“爽”一点，把这些人物的丑态写得更加夸张，让读者笑得更开心。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一种更温和、更客观、更有耐心的写法。他让读者先笑，然后慢慢意识到这个人其实很可悲。笑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