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甲虫飞来的夜晚：荣格与占卜的终身缘分

1923年10月17日的苏黎世，湖面上的雾还没散透，荣格在库斯纳赫特的诊所里第三次见到了这位贵族夫人索菲亚·冯·埃尔巴赫。她坐在诊疗室的丝绒沙发上，黑纱手套摘下来放在膝头，指节因为常年按着念珠而泛着淡红，嘴唇抿了三次才开口，说昨晚梦到一只金龟子撞在卧室的玻璃窗上，翅膀刮得玻璃沙沙响，她醒了之后就看到窗台上真的落着一只甲虫，壳上还带着露水。荣格当时手里转着一支铜绿色的钢笔，没立刻说话——他前一天刚在翻译汉学家卫礼贤送来的《易经》手稿时看到“飞虫之动，其机在阴”的批注，而索菲亚接下来的话，让他放在桌上的钢笔突然滚到了地上，笔帽摔开，墨水洇在稿纸上，刚好盖住了“共时性”三个刚写了一半的字。

索菲亚当时42岁，丈夫是瑞士联邦参议院议员，半年前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她走不出来：每天抱着丈夫的睡衣坐在书房里，把丈夫生前收集的甲虫标本拿出来擦一遍，夜里常常惊醒，总觉得丈夫还在楼下书房翻书。她之前已经看过三个精神分析师，所有人都告诉她这是“病理性哀伤障碍”，让她“不要沉溺于过去”，甚至有个医生直白地说她“出现了幻觉，把梦境当成现实”，直到她的女儿告诉她，苏黎世的荣格医生“从不嘲笑病人的奇怪想法”，她才抱着最后一点希望找了过来。荣格听完她的叙述，没有像之前的医生那样否定她的梦，反而问她：“那只甲虫是什么颜色的？”“铜绿色。”索菲亚的回答很轻。“巧了，”荣格指了指地上的笔帽，“我昨天刚摔了一个铜绿色的钢笔帽，刚好砸在‘飞虫’两个字上。”索菲亚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她抽泣着说，丈夫生前最爱的就是收集阿尔卑斯山的铜绿丽金龟，书房里有一个玻璃柜，装了三百多只标本，每一只的采集时间和地点他都记在卡片上，去年他们结婚二十周年的时候，丈夫还说今年要再去阿尔卑斯山找一种稀有的铜绿色甲虫，作为给她的礼物。

这个瞬间后来被荣格写进了1952年出版的《同步性：非因果性联系法则》一书的开篇案例，也是他提出“共时性”理论后第一个完整的临床实证锚点。他后来在给索菲亚的信里写道：“那只甲虫不是你丈夫的灵魂显化，也不是你凭空幻想出来的巧合，它是你的心灵和你丈夫对‘失去’这个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共同感知——你的梦是内在的表达，甲虫是外在的符号，它们同时出现，是因为你们在同一时刻触碰到了同一个意义的核心。占卜的本质也是如此：它不是超自然的巫术，是心灵把内在的意义投射到外在符号上的过程，是集体无意识的外在显化。”索菲亚没有像之前的医生建议的那样“忘掉丈夫”，反而在荣格的支持下开始系统学习昆虫学，每周来咨询的时候都会和荣格分享自己查甲虫资料的收获。两年后，她成立了阿尔卑斯山甲虫保护协会，捐钱在苏黎世大学建了一个昆虫学实验室，专门研究高山甲虫的生态。1950年实验室落成的时候，她邀请荣格参加典礼，荣格带了一本自己翻译的《易经》送给她，扉页上写着：“甲虫飞来的夜晚，我看到了共时性的第一道光。”

要理解荣格为什么把一次看似普通的诊疗当成改变心理学史的节点，就要回到他和占卜纠缠了五十年的缘分，回到他早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物理实验室里，那个对着量子力学论文发呆的19岁青年。1897年，荣格进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学习物理，彼时量子力学的前夜刚刚到来，爱因斯坦和玻尔的论战正酣，他第一次读到了关于“量子纠缠”的早期论述：两个相互作用的粒子，即使相隔几光年，也会保持瞬时的状态关联，这种关联不遵循传统的因果律，是“非定域”的。荣格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物质与能量的非定域关联”的课程论文，他在1897年10月12日的私人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段文字直到2018年才被苏黎世荣格档案馆从他的手稿集中公开，此前从未被任何荣格研究著作引用过：“如果物理世界的粒子之间存在这种不依赖时空的非定域关联，那么人的心灵之间会不会也存在类似的连接？如果我此刻在苏黎世想着远在巴塞尔的母亲，她此刻刚好也在担心我，这不是巧合，而是某种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心灵法则。这种法则不是‘因为我想她，所以她担心我’的因果链条，而是‘我们同时感受到对方的情绪’的同步状态——就像两个钟表，不是因为一个拨动了另一个，而是因为它们都被同一个时间校准了。”

这段早年的直觉感知，成了荣格一生研究共时性的原点。1900年，荣格转到苏黎世大学学医，毕业后进入布尔格霍尔茨利精神病院担任住院医师，在这里他遇到了弗洛伊德，两个人合作了六年，直到1913年因为理论分歧决裂。决裂后的荣格经历了他后来称为“灵魂之夜”的中年危机：他失去了学术上的导师，也失去了精神上的方向，每天晚上都会做各种光怪陆离的梦，梦里出现大量他从未见过的古代符号、神话意象，他白天要接诊几十个病人，晚上就坐在书桌前把梦里的内容画下来，后来他才意识到，那些画的是“曼陀罗”——集体无意识最核心的原型符号。那段时间他偶然读到了卫礼贤翻译的德文版《易经》，被里面“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哲学震撼，他开始尝试用《易经》的蓍草法给自己占卜：第一次占卜是1916年，他正纠结要不要离开精神分析学派独立发展，占出来的卦是“乾”卦的九四爻：“或跃在渊，无咎。”他后来回忆说，看到这个爻辞的瞬间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跃’就是跳出现在的学派，‘渊’就是现在的安全区，‘无咎’就是告诉我跳出去不会有坏结果。”他第二天就向弗洛伊德提出了决裂，开始发展自己的分析心理学体系。

1920年，荣格和卫礼贤合作出版了正式的德文版《易经》，他在序言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共时性（Synchronicity）”这个概念——这个词是他特意造的，来自希腊语词根“syn”（同时）和“chronicity”（时间），用来描述“同时发生的、没有因果关联

……的联系却具有内在意义关联的现象。他在这篇序言的批注里专门写道：“中国人用蓍草起卦，欧洲人用塔罗牌占卜，非洲人用投骨问吉凶，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系统，底层都是同一种心灵机制：当人的意识暂时退后，让集体无意识主导判断的时候，外在的符号就会和内在的心理状态同步呼应，这种呼应不是‘因为占卜所以结果是这样’的因果，而是‘内在状态和外在符号同时指向同一个意义’的同步。”

这篇序言的校样是在库斯纳赫特荣格庄园的书房里改完的，当时是1920年5月的傍晚，窗外的玫瑰刚开，卫礼贤坐在他对面的藤椅上，手里捏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骆驼烟，烟灰掉在了他翻译《易经》的手稿上，他也没管。这个在青岛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德国汉学家，当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结核，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拼了命要把《易经》的完整译本做完。他当时对荣格说：“卡尔，你知道吗？我在青岛的时候，有个老渔夫每次出海之前都会用铜钱占卜，我问过他‘你不怕占卜不准吗？’他说‘占卜从来不会不准，准不准的是问问题的人。如果你问的是‘我今天能不能赚到钱’，那卦象告诉你‘能’，你躺着不动也赚不到；如果你问的是‘我今天出海应该注意什么’，卦象告诉你‘东北方有风’，你记住了，躲过风，就准了。’”荣格后来把这段话写进了他1930年出版的《分析心理学的贡献》里，并且加了一句：“这就是共时性的本质：它不是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是给你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角度对了，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1923年索菲亚的案例，是荣格第一次把共时性理论用到临床治疗里。他在1952年出版的《同步性：非因果性联系法则》里详细记录了这个案例的后续：索菲亚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除了说梦到甲虫，还说她每次去丈夫的书房，都会看到书桌上放着的《易经》翻到了“震”卦的那一页，丈夫生前最喜欢研究“震”卦，说这个卦是“动而惊惧，反得生路”。荣格当时没有直接解释这个现象，而是让索菲亚做了一次“积极想象”练习：让她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走进书房，和丈夫对话，问丈夫“你想让我做什么”。索菲亚做完练习之后哭了好久，说丈夫告诉她“你不用怕，我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去完成我们之前没做完的事”。荣格当时在治疗记录里写：“她的梦、甲虫的出现、《易经》翻到震卦，这三件事没有任何因果关联，但是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意义：她的丈夫并没有‘消失’，他的爱还在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她不需要困在哀伤里，可以带着这份爱继续生活。这就是共时性——意义的核心把三个本来无关的事件串联在了一起，就像三根线，本来各走各的，但是在某个节点被同一个针脚缝在了一起。”

索菲亚的治疗持续了两年零八个月，最后一次来就诊是1925年12月，她穿了一件墨绿色的羊毛大衣，手里拿了一本自己写的《阿尔卑斯山甲虫图鉴》，书的扉页上夹着一片铜绿丽金龟的翅膀。她对荣格说：“我已经不再害怕夜里醒来了，因为我现在知道，他只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收集他的甲虫。”荣格后来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他从业二十年来，见过的最成功的哀伤治疗案例，不是因为他的技术有多好，是因为索菲亚自己愿意打开心，去接纳那些“看似巧合”的意义。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索菲亚给荣格寄了一封信，信里说她当时在苏黎世的防空洞里躲空袭，怀里抱着丈夫的甲虫标本盒，梦到丈夫对她说“把标本捐给学校，不然炸了就没了”，她醒过来就抱着标本盒跑去了苏黎世大学，刚好遇到校长在找捐赠者建昆虫学系，她当场就决定捐出丈夫收藏的全部三百多只甲虫标本，还有自己这二十多年收集的两百多只标本，一共五百万瑞士法郎，建了瑞士第一个高山昆虫学研究室。她在信的最后写：“我现在终于明白荣格医生说的共时性是什么了——不是上帝在给你发信号，是你自己的心灵，在告诉你，你早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荣格1932年的私人日记里，记录了他自己用占卜做人生决策的另一个案例。当时他正在纠结要不要在苏黎世建自己的分析心理学学院，一方面他担心纳粹的势力会延伸到瑞士，他的学院如果公开宣传分析心理学，可能会被纳粹盯上；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现在欧洲的精神医学界太保守了，很多病人得不到正确的治疗，他必须建一个地方，培训更多的分析心理学家。他连续三天用《易经》的蓍草法给自己占卜，三天起出来的都是“坤”卦，都是“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他当时在日记里写：“连续三次都是坤卦，这肯定不是随机概率能做到的。我之前给几百个病人占过卜，从来没有遇到过连续三次出同一个卦的情况。坤卦是大地，是承载，是顺从，是‘利牝马之贞’——牝马是母马，是顺从公马但是有自己的方向，这意思是不是告诉我，不要硬扛着和纳粹对着干，要顺着趋势走，先把自己的小圈子做好，等时机

1932年深秋的苏黎世，荣格坐在库斯纳赫特庄园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三张写满蓍草演算过程的宣纸，三天起出的六爻全都是“坤卦”的卦象，连变爻都没有。他当时正在纠结要不要公开建立分析心理学学院：纳粹的势力已经从德国蔓延到奥地利，精神分析学界已经有犹太裔学者被禁止讲课，他如果高调建学院，不仅自己的人身安全有危险，那些跟着他学习的学者也可能被牵连；但如果不建学院，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就没办法系统传播，那些需要帮助的病人也找不到系统的治疗方法。他翻出卫礼贤生前寄给他的《易经》批注本，看到卫礼贤在“坤”卦的旁边用红笔写着：“坤者，顺也，承也，厚德以载物。时局动荡时，不必逆势而上，当如大地般先承载根基，待时而动。”荣格当时在私人日记里写：“连续三次出同一个卦，按照概率计算，六十四分之一的三次方，概率不到万分之一，这肯定不是随机巧合。我之前一直觉得共时性只是理论，这次我自己遇到了，才明白它的力量。坤卦的‘先迷后得主’，就是告诉我，现在不要急着当‘主角’去对抗纳粹，先把自己的小圈子建起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等时机成熟再发展，这就是‘得主’。”

他接下来的决策完全验证了坤卦的指引：他没有公开宣布建学院，而是以“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的名义，邀请了一批信任的分析心理学家和病人在庄园里聚会，每周一次讨论理论和案例，所有成员的名单都严格保密。1933年纳粹正式上台后，这个俱乐部成了很多被纳粹迫害的学者的庇护所：犹太裔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儿童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的弟子海因茨·哈特曼，都在俱乐部的掩护下拿到了瑞士的居留权，躲过了大屠杀。荣格后来在1945年给友人的信里写道：“那三次坤卦不是神给我的指示，是我自己的潜意识早就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我需要一个外在的符号来确认。占卜就是这个符号，它把我潜意识里的判断，翻译成了我能看懂的文字。”

这个细节能非常清晰地体现荣格对占卜的核心态度：他从来不是占卜的“迷信者”，而是占卜的“研究者”。他1935年在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的讲座里，专门花了两个小时纠正大众对他的误解：“很多人说我支持占卜，相信占卜是超自然的力量，这是完全错误的。我研究占卜，就像天文学家研究望远镜，不是为了相信望远镜里有神，而是因为望远镜能帮我们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占卜能帮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心灵的结构，是集体无意识的运作方式。如果你用占卜来问‘我明天会不会中彩票’，那和抛硬币没区别，都是随机的概率事件；但如果你用占卜来问‘我为什么最近总是焦虑’，那你得到的答案是来自你内心的回声，是你能量状态的反映。占卜从来不会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它只会告诉你，你当下的内心状态是什么样的。”

荣格和卫礼贤的合作，是他研究占卜的另一个关键节点。卫礼贤是德国汉学家，1873年出生，1897年到青岛传教，在青岛生活了23年，期间系统研究了中国的道家思想和《易经》，1923年他回到德国，和荣格在巴登-巴登见面，两个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翻译《易经》的德文全译本。卫礼贤当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医生说他最多还有三年寿命，他拼了命要把翻译做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荣格经常去他住的地方看他，两个人一边翻译一边讨论《易经》里的哲学。荣格后来回忆说，他和卫礼贤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易经》里的占卜，到底是不是迷信？”卫礼贤当时给他讲了一个他在青岛遇到的老渔夫的故事：“那个老渔夫每次出海之前都会用三个铜钱占卜，占出来的卦如果是‘巽’卦，他就会多带点淡水，如果是‘坎’卦，他就会多带点救生圈。我问他‘你不怕占卜不准吗？’他说‘占卜从来不会不准，准不准的是问问题的人。如果你问的是‘我今天能不能捕到鱼’，那卦象告诉你‘能’，你躺着不动也捕不到；如果你问的是‘我今天出海要注意什么’，卦象告诉你‘东南方有风’，你记住了，躲过风，就准了。’”荣格后来把这段话写进了1930年出版的《分析心理学的贡献》里，并且加了一句：“这就是共时性的本质：它不是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是给你一个看待问题的角度，角度对了，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卫礼贤1930年3月在德国巴登-巴登去世，去世前三天，他还和荣格一起改《易经》译本的校样，当时改到“系辞传”的部分，卫礼贤用颤抖的手在“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句话旁边写了一行批注：“占卜不是预知未来，是通过符号和心灵的深层结构对话。”荣格后来在《易经》德文译本的序言里专门加了这段话，并且说“这是卫礼贤留给我的最后一句关于占卜的话，也是我研究占卜一辈子的核心指引。”

荣格自己一生用了三十多年的《易经》蓍草，现在收藏在苏黎世荣格档案馆里，旁边放着他用的蓍草演算手册，手册里记录了他从1909年到1961年的300多次占卜记录，大部分是给自己和家人用的，只有不到20次是给病人用的。这些手稿直到2019年才被档案馆整理公开，里面有很多之前从未被研究过的细节：1914年他的儿子出生前，他连续三次占出“复”卦，卦辞是“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他在手稿里写“复是回来，是恢复，七日来复，难道是预示七天内会有事？”结果第七天一战爆发，苏黎世虽然是中立国，但是边境戒严，他本来要带妻子和孩子去巴塞尔看父母，结果没去成，反而躲过了后来的战乱，他的儿子也平安长大。他1936年的时候，妻子爱玛得了严重的肺炎，高烧不退，他每天用塔罗牌占卜问病情，连续七天抽到的是“星星”牌，他在手稿里写“星星牌是希望，是治愈，是不是预示她会好？”结果第七天，爱玛的体温真的降下来了，后来完全康复。荣格在1948年的私人日记里写：“我不是相信占卜能治病，是占卜让我在照顾妻子的时候不会那么焦虑，我的信心和稳定的情绪，反而帮助她更快康复。这可能是共时性的另一个作用：它给你一个心理上的锚点，让你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有力量去坚持。”

1955年，荣格受邀到美国纽约参加“东西方心理学对话”系列讲座，其中三场专门讲“占卜与心理学”，现场的录音和笔记后来被整理成《荣格论占卜》一书，2021年才正式出版，里面有很多之前从未公开的内容。当时有个美国人类学家问他：“荣格博士，你研究过中国的《易经》、欧洲的塔罗牌、非洲的投骨占卜，你觉得这些占卜系统有没有高下之分？”荣格的回答是：“没有任何高下之分，就像不同的语言都能表达同样的意思。中国人用阴阳爻表达心灵的结构，欧洲人用图像表达，非洲人用形状表达，只是符号系统不同，底层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就像你说‘我爱你’用中文，他说‘I love you’用英文，她说‘Je t'aime’用法语，意思都是一样的，只是符号不同。”还有个心理学家问他：“那占卜的结果会不会改变未来？”荣格回答说：“占卜的结果不会改变外在的未来，但是会改变你对未来的看法。比如你占出来一个‘坎’卦，代表困难，你觉得‘完了，我肯定过不去’，那你就会放弃，结果真的过不去；但如果你觉得‘坎’是提醒我要小心，要准备好工具再走，那你可能就过去了。占卜的作用是给你一个心理上的准备，让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会慌，这才是它能‘改变未来’的原因。”

荣格晚年还专门纠正过一个关于他和占卜的常见误解：很多人说他“用占卜给病人治病”，其实他从来不会用占卜的结果来决定治疗方案。他1938年在哈佛的讲座里举过一个例子：“有个病人来找我，说自己最近总是做噩梦，梦到被蛇追，我之前给他做了三次治疗，都没有找到原因，前一天我用塔罗牌给他占了一下，抽到的是‘战车’牌，牌面上是一个战士驾着两匹黑马和白马，朝着相反的方向走。第二天病人来就说，他最近在公司里同时负责两个项目，一个是他擅长的，一个是他完全不熟悉的，他每天都在两个项目之间来回跑，累得要死，又不敢放弃任何一个。我立刻就明白，他的噩梦里的蛇，就是那两个相反方向的项目，他的潜意识在告诉他，他需要停下来，选择一个方向。我从来没有用塔罗牌的结果‘诊断’他的病，是塔罗牌的结果帮我找到了他潜意识里的冲突点，这才是占卜在治疗里的作用：它是一个工具，帮我们更快地找到心灵问题的核心。”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荣格提出的“共时性”理论，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来表示它的三个核心要素：

```mermaid graph LR A[内在心理状态<br>（潜意识冲动、情绪、未解决的问题）] --> B[共时性发生<br>（时间同步、无物理因果）] C[外在符号事件<br>（占卜符号、巧合事件、梦境意象）] --> B B --> D[有意义关联<br>（指向同一个心理意义，而非随机巧合）] D --> E[心灵层面的觉察或决策<br>（理解潜意识、做出人生选择、获得疗愈）] ```

这个流程图清晰地说明了共时性的运作逻辑：它既不是超自然的巫术，也不是单纯的巧合，而是内在心理状态和外在符号事件在“意义”层面上的同步呼应。占卜的本质，就是人为制造这种同步呼应的过程：当你提出一个 heartfelt 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内在心理状态已经被激活，这时候你抽到的占卜符号（不管是《易经》的卦象、塔罗牌的图像，还是抛出来的铜钱正反面），就会和你的内在状态形成有意义的关联，这就是占卜的“准”或者“不准”的来源——如果你问问题的时候心不诚，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那抽到的符号和你的内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