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与他的时代

第 1 章：狄更斯与他的时代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被迫在工厂里给皮鞋油罐贴标签，每周挣六先令。他的父亲欠债入狱，母亲带着其他孩子住进债务人监狱。这个孩子每天步行去工厂，晚上睡在租来的阁楼里，偶尔能见到家人一面就已经是奢侈。

六十年后，这个孩子成为英国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写的书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故事里的人物——大卫·考坡菲、奥利弗·退斯特、匹普——至今仍然活在无数读者的心中。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苦难成就人才”的励志故事。狄更斯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远比这复杂得多。他在小说里反复书写债务、贫困、分离、被遗弃的主题，他的作品中弥漫着对童年的执念和对“家”的渴望，他在幽默嬉笑之下藏着几乎令人窒息的愤怒与悲伤——所有这些，都与他早年的遭遇密不可分。

那么，狄更斯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些经历如何进入他的小说，又如何塑造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带着对这些背景的了解去读《大卫·考坡菲》时，会发现什么此前不曾注意到的风景？

童年炼狱：债务、工厂与被撕裂的世界

1812年2月7日，查尔斯·狄更斯出生在朴茨茅斯一个海军职员家庭。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审计处的一名职员，收入不算丰厚，但足以维持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如果一切正常运转，小查尔斯应该像同时代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在学校念书，长大后谋一份稳定的职业，娶妻生子，度过平凡而安稳的一生。

然而“正常”二字从来不是狄更斯家族的命运。

约翰·狄更斯是个热情开朗的人，喜欢社交，爱讲笑话，对古典文学和戏剧有浓厚的兴趣。他收藏了大量书籍，家里经常举办小型音乐会。这种对“体面生活”的追求——请客、送孩子上好学校、订阅剧院季票——很快超出了他的经济能力。查尔斯两岁时，全家搬到查塔姆，四年后又搬到伦敦。每搬一次家，债务就多一层。约翰·狄更斯开始四处借钱，向亲戚借，向朋友借，向任何愿意伸手的人借。

1822年，约翰·狄更斯终于撑不住了。他被债权人追债，家中的家具一件件被搬走抵债。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并不罕见的选择——主动走进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以“破产债务人”的身份寻求保护。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债务人监狱是伦敦的一道独特“景观”。欠债达到一定数额的人会被投入这种监狱。但与普通监狱不同，债务人监狱允许犯人住进家属，甚至可以雇佣仆人。只要有人替他们支付监狱内的食宿费用，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会太差。约翰·狄更斯的妻子——查尔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带着年幼的孩子们搬进了监狱，这样一家人至少还能待在一起。

年仅十岁的查尔斯·狄更斯被留在伦敦，由一位 aunt（一位姨妈或姑妈）照看。但这位亲戚很快发现自己无力照顾这个精力旺盛的孩子。辗转之下，年幼的查尔斯被送到位于河岸街的一家皮鞋油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童工。他的工作是给一个个黑色皮鞋油铁罐贴标签，工作繁重，环境肮脏，身边都是年龄相仿、同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工人。

多年以后，狄更斯在《穷亲亲》（Sketches by Boz）中简短地提到过这段经历，但从未详细写过。他对这段往事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言说——有些伤口太深，不适合展示给公众。直到1870年去世前，他在自传中才详细追忆了这段往事，但那篇自传从未完成。

让我们试着还原那个十二岁孩子的日常：天蒙蒙亮就出门，从位于卡姆登镇或汉普斯特德的住所步行几英里到达河岸街的工厂。整个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动作——拿起铁罐，贴上标签，放到一边，再拿起下一个。午饭时间极短，通常就是一块面包或者工厂附近买来的便宜食物。下午继续重复同样的工作，直到天黑才能回家。晚上独自睡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能出来，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

这种日子持续了多久？历史记录说法不一。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几个月，但狄更斯本人后来提到这段经历时用的词是“我那段漫长的工厂岁月”。无论如何，当约翰·狄更斯从债务人监狱获释（通过一项允许无力偿还债务的公务员申请提前退休的法案，他获得了一笔养老金）后，狄更斯终于离开了工厂。但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的烙印从未消失。

许多年后，狄更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童年没有欢乐……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却已经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这句话的分量，只有当我们了解了他那几年的真实处境之后，才能真正掂量。

工厂岁月给狄更斯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劳苦，更是精神上的撕裂感。他被迫过早地面对成人世界的残酷现实——金钱、债务、尊严的丧失、被抛弃的感觉。他第一次体会到，一个孩子再也无法依靠家庭庇护时的那种孤立无援。这种体验成为他后来小说中无数“被遗弃的孩子”的原型：奥利弗·退斯特在孤儿院和济贫院里挣扎，大卫·考坡菲被继父送往寄宿学校，匹普在沼泽地的老宅里独自面对命运的安排——所有这些人物身上，都回响着那个在皮鞋油工厂里贴标签的十二岁男孩的影子。

雾都浮世：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双面肖像

狄更斯成长并生活了四十年的伦敦，是一座正在剧烈变化的城市。他的整个创作生涯都与这座城市纠缠在一起——伦敦既是他的噩梦，也是他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伦敦，正处于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之中。蒸汽机从矿井走向工厂，从工厂走向铁路；纺织机的轰鸣声日夜不停；新的工厂、新的码头、新的铁路站台拔地而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向这座城市，梦想着找到工作，摆脱贫困。

狄更斯亲眼见证的伦敦，是一幅光与影强烈对比的画卷。

光明的一面，是这座城市展现出的惊人活力。伦敦东区成为世界工业中心，泰晤士河上的船只络绎不绝，新的建筑技术让房屋越盖越高、越盖越快。新兴的中产阶级搬进了宽敞的联排住宅，订阅最新的报纸和杂志，周末去海德公园散步，享受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繁荣。狄更斯自己在伦敦的生活轨迹也印证了这种上升：从皮鞋油工厂的童工，到律师事务所的抄写员，到下议院采访的记者，再到稿费丰厚的大作家。他攀登的阶梯本身，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个人奋斗”神话的最好注脚。

但阴影同样浓重。对于底层人民而言，伦敦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地狱。

狄更斯在《大卫·考坡菲》中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伦敦。大卫童年时期寄居的律师事务所所在的格雷律师学院，是一片安静、古老、充满书卷气的街区；而当大卫在默德斯通商行当童工时，他被迫住在温泽里——那是伦敦最贫穷、最混乱的区域之一，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工人、乞丐、小偷和各种身份的边缘人。

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贫困状况远超今人想象。1842年的一项官方调查显示，伦敦东区三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绝对的贫困”之中——这意味着他们连最基本的食物和住所都无法保障。霍乱定期席卷贫民窟，每一次都夺走数以千计的生命。童工随处可见——工厂、矿井、扫烟囱、卖火柴、在街头乞讨。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试图“激励”穷人自食其力，手段是将济贫院变成类似监狱的场所，里面实行严格的纪律，穷人必须穿着统一的制服，从事强制劳动，与家人分离。

狄更斯对这种制度深恶痛绝。他在《雾都孤儿》中对济贫院的描写——奥利弗在那里被关进“禁闭室”，因为大胆喊出“我还要”请求添粥——正是对这种残酷现实的控诉。

伦敦的街道本身也是一道奇观。狄更斯时代没有下水道系统，粪便和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或倾倒在街头。1849年的最后几个月，一场严重的霍乱疫情夺去了伦敦东部13000多人的生命，罪魁祸首就是被污染的水源。狄更斯在自己的散文和信件中多次描写过伦敦街道的恶臭、泥泞和混乱。

然而，狄更斯对伦敦的态度从来不是简单的批判或赞美。他对这座城市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他厌恶它的肮脏、它的不公、它对穷人的冷漠；但他也被它的生命力所吸引，被它的多样性所迷住，被那些在街角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所激发。伦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酒馆、每一个市场，在他笔下都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狄更斯的小说如此痴迷于“城市漫游者”的视角。大卫·考坡菲在伦敦的街头漫步，观察着擦鞋童、店员、律师、马车夫的各种嘴脸；皮克威克先生的旅途见闻成为《皮克威克外传》的主要内容；《荒凉山庄》中嵌套着一个又一个关于伦敦街头的速写。狄更斯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城市漫步者，他经常深夜在伦敦街头游荡，一走就是几个小时，观察着这座城市在黑暗中的面孔。

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这座城市既是舞台，又是演员；既是背景，又是主题。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捕捉到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中叶那种既蒸蒸日上又危机四伏的双重性格。

对于《大卫·考坡菲》的读者而言，理解狄更斯与伦敦的这种关系至关重要。大卫在这座城市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也在这里找到了他的事业、爱情和最终的归属。伦敦的街道、咖啡馆、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所在的古老建筑——这些空间在小说中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构成了大卫成长故事的意义框架。每当大卫在伦敦的街道上穿行，我们都能感受到狄更斯本人对这座城市那种复杂而深沉的目光。

爬出深渊：从律师事务所抄写员到畅销书作家

离开皮鞋油工厂后的狄更斯，人生轨迹开始出现转机。

约翰·狄更斯从债务人监狱出来后，家庭经济状况一度有所好转。查尔斯被送回学校，重新开始中断的学业。他的聪颖和记忆力在此时就已显露出来——他拥有惊人的阅读能力和语言天赋，对戏剧和文学的热爱也在这个阶段萌发。

然而，好景不长。读完中学后，由于家庭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十六岁的狄更斯不得不再次辍学谋生。他先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学习法律知识、练习速记。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伦敦的法律体系和官僚机构，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这些后来都成为他小说中的素材。

真正改变狄更斯命运的，是他的记者生涯。

1828年，十六岁的狄更斯开始为《记事晨报》撰写下议院的采访报道。这份工作要求他每天坐在议会旁听席上，报道各种辩论和投票。枯燥吗？当然枯燥。但这份工作给了他两样宝贵的东西：一是深入了解英国政治运作的机会，二是训练了他用简洁、生动、富有戏剧性的笔法描写事件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记者工作让狄更斯接触到伦敦的另一个侧面。1831年，二十岁的他成为《国会镜报》的正式职员，随后又为《每月杂志》撰写关于伦敦生活的小品文。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成为《穷亲亲》（Sketches by Boz，1836）。这是狄更斯第一次以作家身份公开亮相。

《穷亲亲》的出版恰逢其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期刊和杂志正处于黄金时期。城市人口的膨胀催生了大量的阅读需求，而印刷技术的进步和铁路网络的扩展让出版物的发行成本大幅降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阅读的习惯——工人可能订阅便宜的周刊，中产阶级则购买更精美的月刊和季刊。阅读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小说连载是杂志销售的重要卖点。

狄更斯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时代的脉搏。他的写作风格——幽默、夸张、充满戏剧性、善于捕捉社会风俗的细节——完美契合了这个时代读者的口味。他懂得如何制造悬念，如何让读者关心笔下人物的命运，如何在嬉笑怒骂中隐藏对社会不公的批判。

1836年，对狄更斯而言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出版了《穷亲亲》单行本，赢得了评论界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出版商本特利的约稿，开始创作一部连载小说——《匹克威克外传》。

连载出版是十九世纪小说的主要发行方式。作家与出版商签订合同，承诺在杂志或月刊上连载若干期，每期若干章节，读者按期购买或订阅。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风险共担——出版商不需要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印刷长篇，作家也不需要等到书稿全部完成才能获得收入。缺点也很明显：写作变成了真正的“体力劳动”，作家必须在截稿日前准时交稿，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狄更斯与连载模式的关系颇为微妙。一方面，他被这种模式“困住”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赶稿，为了维持连载不得不牺牲大量睡眠和休息。《大卫·考坡菲》从1849年5月到1850年11月在《一年时分》上连载，历时一年半，每期都要准时交稿。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另一方面，连载模式也成全了狄更斯。没有连载，他不可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积累读者；没有连载，他也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狄更斯与连载出版是互相成就的关系——他适应并掌控了这种模式，让它为自己服务，而不是被它奴役。

《匹克威克外传》的连载大获成功，让狄更斯一举成名。此后数年，他保持着每年出版一部新作品的高产节奏：《奥利弗·退斯特》（1837-1839）、《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老古玩店》（1840-1841）等。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的地位，也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底层之眼：狄更斯独特观察力的来源

如果我们把狄更斯与同时代的其他英国作家做比较，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社会视野”与众不同。

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坛群星璀璨。萨克雷以讽刺上层社会著称，勃朗特姐妹的想象力翱翔在更抽象的道德和精神领域，乔治·艾略特关注的是中产阶级的道德困境。但狄更斯关注的核心，始终是社会的底层——童工、债务人、济贫院里的孤儿、工厂里的工人、街头的流浪汉。

这种关注不是偶然的，而是来自他切身的生命体验。

狄更斯是极少数真正“体验过贫困”的维多利亚时代大作家。他的许多同代作家——萨克雷毕业于伊顿公学，狄更斯本人也受过相当不错的中学教育——但狄更斯在中学毕业后经历的这段工厂岁月，让他真正体会到了“沦为底层”是什么滋味。这不是旁观者的同情，而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身体记忆。

正是因为这种记忆，狄更斯笔下的穷人具有一种独特的“真实感”。他不会把穷人理想化，也不会把他们简单化。他笔下的人物有时令人同情，有时令人厌恶，有时令人发笑，有时令人愤怒——但他们始终是人，而不是某种社会议题的符号。

以《雾都孤儿》中的小偷群体为例。费根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头目，他利用孤儿们从事偷窃，把他们当作敛财的工具。但狄更斯在刻画费根时，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纯粹的“恶人”——这个角色的性格中有某种扭曲的父爱，他对奥利弗的复杂情感暗示着一种病态的依恋。这种复杂性来自狄更斯对人性幽暗地带的洞察，而不是简单化的道德判断。

同样，狄更斯笔下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物也并非脸谱化的“反派”。《大卫·考坡菲》中的希普先生是一个伪善的恶棍，但狄更斯也描写了他内心的自卑和不安。乌利亚·希普那句标志性的“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每次说这句话时都会把手握得更紧——是一种极具心理学深度的讽刺，暗示着那些表面上谦卑的人内心往往隐藏着强烈的权力欲和控制欲。

这种观察力的另一个来源，是狄更斯对细节的痴迷。他对伦敦的街道、酒馆、法院、监狱、剧院、贫民窟的描写，都是建立在长期、细致的观察之上。他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下各种有趣的人物、对话和场景。这种习惯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也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人类学”的质感——读者仿佛在借助他的眼睛观察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

狄更斯观察力的第三个来源，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始终保持着与底层人民的情感联结。他成名之后，虽然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经常探访贫民窟和济贫院，参加各种慈善活动；他创办并资助了多家慈善机构，帮助那些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年轻人。在他的遗嘱中，他留下了大笔遗产用于设立慈善基金。

这种联结使狄更斯的小说具有一种道德力量。他不是在“写关于穷人的书”，而是在“为穷人写作”——这种微妙的区别体现在他的每一个句子中。他笔下的穷人不是遥远的、被同情的对象，而是读者能够感同身受的人物。他们有尊严，有情感，有梦想，也有缺点——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

从人生到小说：大卫·考坡菲的自传性解读

讲了这么多关于狄更斯的故事，我们终于可以回答本章开头提出的核心问题：狄更斯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了他创作《大卫·考坡菲》的方式？

答案要比简单的“一一对应”复杂得多。

《大卫·考坡菲》是狄更斯创作生涯中自传色彩最浓的作品，这一点毫无争议。但“自传色彩”并不意味着“大卫就是狄更斯”。恰恰相反，狄更斯在处理自己的经历时进行了大量的虚构、变形、夸张和重组。他把多个真实人物的经历合并到一个人物身上，把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重新排列组合，把真实经历中的痛苦用更温和的方式包装，让它变成一段虽然艰难但最终充满希望的人生旅程。

让我们来做一些具体的比较。

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因债务入狱，而大卫·考坡菲的父亲是一个孤儿寡母家庭的户主，在妻子死后由贪婪的继父监护。这个设置显然是虚构的，但“债务”和“家庭破碎”这两个主题被保留了下来。在真实的历史中，狄更斯本人是那个被迫与家人分离的孩子；而在小说中，大卫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被送往寄宿学校，在默德斯通商行受尽虐待，最终不得不独自谋生。

狄更斯十二岁时在皮鞋油工厂做工，大卫也经历了当童工的苦难。但两者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大卫的童工岁月发生在默德斯通商行——一家主要与葡萄酒和烈酒打交道的商行——而不是皮鞋油工厂。为什么狄更斯要做出这个改变？可能的解释是，皮鞋油工厂的工作太过屈辱，狄更斯不愿意让读者知道他的这段真实经历；他用“葡萄酒商行”这样听起来更体面的背景来代替。

狄更斯早年曾寄住在一位姨妈家中，这段经历被改编成了大卫在米考伯一家暂住的场景。但真实情况与小说有显著差异：狄更斯寄住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中产家庭，小说中的米考伯一家却是穷困潦倒、债台高筑的底层家庭。狄更斯把自己在姨妈家感受到的“寄人篱下”的不安，嫁接到了米考伯一家的贫困处境上。

这种“变形”贯穿整部小说。狄更斯把自己真实的经历拆散、打乱、重新排列，编织进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他把自己对童年的创伤性记忆转化为大卫的成长叙事，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不同的人物身上。大卫的继父默德斯通身上综合了狄更斯对专制和伪善的厌恶；大卫的朋友斯蒂福兹融合了狄更斯年轻时仰慕过的一些魅力四射的人物形象；甚至连大卫本人也不完全是狄更斯——他太善良了，太正直了，不像一个十二岁就不得不去工厂打工的真实孩子。

这种“距离”恰恰是狄更斯作为小说家的高明之处。如果他只是写自己的真实经历，那顶多是一部“回忆录”。但通过虚构和变形，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升华为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成长小说。任何人在阅读大卫·考坡菲的故事时，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不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狄更斯完全相同，而是因为狄更斯触及了人类情感中某些永恒的东西：对被抛弃的恐惧，对归属感的渴望，对过去的怀念，对未来的希望。

```mermaid timeline title 狄更斯生平关键事件

1812 : 出生于朴茨茅斯 海军职员家庭

1822 : 父亲因债务入狱 全家搬入债务人监狱

1822-1824 : 工厂童工岁月 皮鞋油厂贴标签 每周挣六先令

1824 : 父亲获释 工厂生活结束 重返学校

1827 : 辍学谋生 律师事务所学徒

1828 : 成为记者 《记事晨报》下议院采访

1831 : 《国会镜报》职员 开始为杂志撰写小品文

1836 : 《穷亲亲》出版 开始连载《匹克威克外传》 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