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与他的时代

洪迈与他的时代

理解一部著作，必须首先理解它的作者。这不是一句空话，尤其适用于《夷坚志》这样一部规模庞大、内容驳杂的私人编纂作品。洪迈穷四十年之功收集的三千余则故事，不是来自某个官方机构的组织编撰，而是一个南宋士大夫在政务之余、历史工作间隙、晚年致仕之后逐渐累积的私人文献汇编。这种编纂方式决定了《夷坚志》的每一个细节——从故事的选择标准到叙述的详略方式，从按语的语气到文本的体例——都与洪迈本人的生平经历、学术训练、政治处境和文化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本章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洪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生平轨迹、学术背景和政治际遇，如何塑造了他编纂《夷坚志》的方式与态度？通过对洪迈从科举入仕到致仕著述的完整人生轨迹的考察，我们将会看到，一位在正史叙事中着墨不多的士大夫，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为后世留下一部独特的文献。

洪迈的仕途轨迹与学术生涯

洪迈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此时距离北宋覆灭只剩两年。靖康之变爆发时，洪迈年仅两岁，随家人南迁。关于洪迈幼年的资料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少年时期的洪迈经历了南宋政权的建立和社会秩序重建的整个过程。建炎、绍兴年间的动荡与拨乱反正，成为他生命中最初的底色。

洪迈的科举之路起步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考中博学宏词科，从而获得了入仕的资格。这条路在洪氏家族中并非孤例——他的兄长洪适、洪遵同样以博学宏词科入仕，“三洪”齐名的佳话在南宋士林中广为传颂。博学宏词科是宋代科举中专门针对文章学问设立的科目，比起常规的进士科，它更强调应试者的文献素养和文字能力。洪迈能够通过这一科目的考试，足以说明他在早年就已经接受了相当系统的学术训练。

但洪迈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从绍兴年间入仕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这十七年间，洪迈的官职升迁相当缓慢，长期在地方任州县官或中央的闲散职位之间徘徊。这段时间正是秦桧执政的时期。秦桧当国期间，对士大夫网络的控制极为严密，任何可能威胁其权位的官员都会遭到打压。洪迈虽然不至于被直接贬谪，但显然也未能获得快速升迁的机会。

这种沉滞的处境对洪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一个人的仕途发展受到限制时，他往往会转向其他领域寻求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洪迈而言，学术工作成为他转移精力的重要出口。正是在这一时期，洪迈开始大量阅读文献、收集资料，为日后《夷坚志》的编纂奠定了基础。一个人的逆境有时会意外地转化为另一种积累，这在洪迈身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绍兴三十二年秦桧去世后，政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孝宗即位后，起用品格端正、才华出众的士大夫，试图刷新政治、恢复中原。洪迈正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快速升迁的机会。他先后担任了中书舍人、给事中等要职，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文臣。乾道年间，洪迈出使金国，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淳熙年间，他官至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达到了仕途的顶峰。

值得注意的是，洪迈在中央任职期间，承担了大量与文献编纂相关的工作。他担任中书舍人时负责起草诏令，给事中时负责审核驳议，这些都是对文字能力要求极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被选入《资治通鉴》英宗纪的编纂班子，这项工作将他推向了史学工作的前沿。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专门的分析。

洪迈的晚年并不平静。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即位，此时洪迈已经六十四岁。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洪迈在光宗朝曾因某些政治原因遭到贬谪，外放任职。这次贬谪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打断了洪迈的中央仕途，迫使他在晚年再次体验地方任职的生活。

庆元年间，洪迈致仕归隐。关于他致仕的具体时间，史料记载存在出入，但大致可以确定在庆元二至四年间（1196-1198年）。此时洪迈已经是七十余岁的高龄，在官场中起伏了半个世纪之后，他选择了回归书斋。

致仕后的洪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夷坚志》的最后编纂工作中。从庆元年间到嘉泰二年（1202年）去世这大约五六年时间里，洪迈似乎以惊人的精力完成了《夷坚志》支志的编纂工作，使这部巨著最终成型。这段时期的洪迈，与早年沉滞时期、盛年繁忙任事时期的洪迈都截然不同——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从洪迈的仕途轨迹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对理解《夷坚志》至关重要的观察。首先，南宋政治环境的复杂性——秦桧时期的压制、孝宗时期的开放、光宁时期的党争——深刻影响了洪迈的人生际遇，也影响了他看待社会现实的视角。其次，长期积累的学术训练和在中央担任文职的经历，使洪迈具备了编纂大型文献的能力和习惯。最后，致仕后专心著述的阶段，使《夷坚志》最终得以完成——可以说，没有晚年的这段相对安定的时光，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完整的《夷坚志》。

洪氏兄弟的学术传承：家学渊源与文献意识

在讨论洪迈的学术背景时，不能不提及他的家族。洪迈出身于南宋著名的文献世家“鄱阳洪氏”，这个家族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洪皓、洪适、洪遵、洪迈兄弟四人共同奠定的。

洪迈的父亲洪皓是一位值得单独记述的人物。建炎年间，洪皓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使金国，被扣留长达十五年之久。在金国期间，洪皓始终保持气节，拒绝投降，并利用一切机会搜集金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情报，最终将这些情报整理成《松漠纪闻》一书。《松漠纪闻》是现存最早的关于金国的中文文献之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洪皓以一个外交俘虏的身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著作，这种对记录和保存文献的执着，显然对子女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洪迈的长兄洪适，字景伯，官至宰相，在学术上以金石学著称。他所著《隶释》《隶续》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系统地收录和考证了汉魏时期的石刻文字。洪适的金石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其方法论——以实物史料验证、补充传世文献——对整个宋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次兄洪遵，字景严，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以文学和财经学方面的著作闻名。他所著《谱双》五卷，记载了当时流行于东西方的各种棋类游戏，是中国古代关于博弈文化的重要文献。洪遵还精通财政经济，在担任地方官时曾有效地管理盐政、钱法，著有相关奏议和论文。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洪迈，从小就浸润在文献收集、整理和编纂的氛围之中。洪氏兄弟虽然各自专精的领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文献意识，都习惯于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整理成书。这种家族传统为洪迈日后编纂《夷坚志》提供了最原始的范式和最持久的动力。

从学术方法的角度来看，洪氏兄弟的工作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严谨的考证态度。洪适用金石实物与文献记载互证的方法，已经具有了后来乾嘉学派的雏形。洪迈在《夷坚志》的编纂中，虽然处理的是志怪故事，但同样表现出类似的考证精神。他在按语中经常讨论故事的来源、流传过程和可信程度，这种做法与金石学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家学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杂学”的重视。正统的儒家学术以经史为宗，鄙视小说、志怪之类的“街谈巷语”。但洪氏家族对各种类型的知识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洪皓的《松漠纪闻》记载了大量金国的奇闻异事，洪适的金石学研究涉及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洪遵的《谱双》关注的是当时被视为“末技”的博弈游戏。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洪迈，对“小说”“志怪”之类的题材自然不会有正统士大夫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洪迈与兄长们的关系也是理解其学术成长的重要方面。洪迈比洪适小七岁，比洪遵小五岁，当两位兄长已经在士林中享有盛名时，洪迈还在科举的道路上奋斗。兄长们的成就在无形中给洪迈施加了压力，但也为他树立了榜样。可以推测，洪迈在早年就确立了以学术著作立身的志向，《夷坚志》的编纂正是这一志向的具体实现。

有一种观点认为，洪迈编纂《夷坚志》是为了与兄长们竞争，这种说法虽然无法直接证实，但考虑到家族背景，这种心理动机的存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洪适以金石学确立了学术地位，洪遵以博弈学拓展了知识的边界，洪迈则选择了一个更为冷门的领域——志怪故事的收集和整理。从学术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三者各有千秋，但从个人成就感的角度来看，洪迈的《夷坚志》以其篇幅之宏大、内容之驳杂，最终成为三兄弟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

洪迈的史学实践与《资治通鉴》工作

如果说家学渊源为洪迈提供了编纂文献的兴趣和素养，那么《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则为他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史学训练和方法论指导。

《资治通鉴》的编纂是北宋神宗年间由司马光主持的一项巨大的史学工程。全书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编年体通史。这部书由司马光主编，聘请了刘攽、范祖禹等当时最优秀的史学家分任其事，经过十九年才最终完成。

洪迈与《资治通鉴》的关系，发生在该书编纂完成之后约一百五十年。当时南宋孝宗皇帝决定出资刊刻《资治通鉴》，并组织人员对全书进行最后的校勘。洪迈被选入这个校勘班子，负责英宗纪部分的校订工作。这项工作虽然不是原创性的编纂，但要求校勘者具备精深的史学素养和细致的文字校勘能力。

洪迈在《资治通鉴》校勘工作中展现的严谨态度，从他留下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据记载，洪迈在校勘过程中对每一个异文都进行了仔细的考辨，既不轻易改动原文，也不盲从旧本，而是广泛收集各种版本的证据，力求得出最可靠的结论。这种校勘方法后来被总结为“择善而从”的原则，成为中国古籍校勘学的基本范式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对洪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建立了一套从资料收集、分类整理、考辨真伪到最终撰写的完整工作流程。《资治通鉴》编纂班子的成员首先从正史、编年、别史、杂史、碑碣、行状等各类文献中摘抄与某一时期相关的资料，编成“丛目”；然后将丛目中的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删除重复、考辨矛盾，编成“长编”；最后由司马光本人执笔删定，形成正文。这套方法后来被称为“司马光编纂法”，是古代历史编纂学的重大创新。

洪迈在编纂《夷坚志》时，潜意识地运用了类似的流程。他首先从各种来源收集故事，包括自己的见闻、他人的转述、前代文献的记载等；然后对这些故事进行整理，按照时间或主题分类；最后加上自己的按语和评论。洪迈在《夷坚志》支志的序言中明确提到，他收集故事时“耳目相接，皆有证据”，这种态度与《资治通鉴》的实证精神如出一辙。

《资治通鉴》的编纂还让洪迈接触到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资治通鉴》的资料来源包括大量的“杂史”“小说”，这些在正史编纂中往往被忽视的材料，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洪迈在校勘《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通常不被士大夫重视的文献，这种经历可能促使他反思“小说”“志怪”的价值。

从更深层次来看，《资治通鉴》的编纂使洪迈形成了一种历史意识——他开始关注时间线索、因果关系、社会变迁等宏观问题。这种历史意识渗透到《夷坚志》中，使这部看似零散的志怪故事集实际上具有了某种内在的秩序。洪迈在编纂《夷坚志》时，有意识地按照朝代顺序安排故事，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了编纂者的历史意识。

此外，《资治通鉴》的规模也给洪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光用十九年时间编纂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巨著，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文献工作方式，对洪迈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夷坚志》最终收录了约三千则故事，总字数超过二百万字，这种规模在南宋私人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洪迈是在以编纂《资治通鉴》的方式编纂《夷坚志》——他不追求每一则故事的精雕细琢，而是追求整体规模的宏大和资料来源的广泛。

宋代士大夫的“小说”观念

在讨论洪迈的学术实践之前，有必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对“小说”的观念。宋代是“小说”观念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理解洪迈为何会将自己大量精力投入志怪故事的收集和整理。

“小說”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指浅薄的言论，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小说文体完全不同。在先秦两汉的学术语境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与经史等“大道”相对立。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段话虽然是给“小说”下了定义，但也明确指出小说只是“大道”的补充，不能登大雅之堂。

到了宋代，“小说”的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民间说书、戏曲等叙事艺术空前发达，产生了大量的“说话”话本和传奇故事。与此同时，士大夫阶层的知识趣味也趋于多元，他们不再完全排斥“小说”这种文体。

欧阳修是推动“小说”观念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大量采用了《北梦琐言》《稽神录》等五代时期的笔记小说作为史料来源。在正统史学家看来，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正史应当以官方档案和权威记载为依据，怎么能采信街谈巷语的“小说”呢？但欧阳修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认为，只要能够揭示历史真相，任何类型的材料都值得参考。

欧阳修的做法在南宋士大夫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洪迈显然了解这场讨论，他在《夷坚志》的序言和按语中多次提及欧阳修对“小说”材料的重视。这种学术态度为洪迈编纂《夷坚志》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所做的并不是无聊的游戏，而是与欧阳修一样严肃的文献工作。

洪迈对“小说”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他为《夷坚志》所作的序言中。洪迈写道，虽然《夷坚志》所收的都是“怪力乱神”之事，看起来不值得严肃对待，但“夫齐桓之霸也，尝资竖刁、易牙、开方之徒以为用矣。夫人之材固有所偏，而天下之事不可以一端尽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即使是齐桓公这样的霸主，也需要借助各种类型的人才来成就霸业；同样，学术也不能只限于一种类型，而应该兼容并蓄。

更值得注意的是，洪迈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大胆的论点：“岂惟是可以观世变、察民情、考得失而已乎？”他认为，《夷坚志》这样的志怪故事集不仅仅是消遣读物，还可以用来观察社会变化、了解民情风俗、考察政治得失。这种观点将“小说”的功能从单纯的娱乐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与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取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洪迈的“小说”观念仍然受到他所处时代的限制。他坚持《夷坚志》所记载的都是“实事”，只是被后人的“好奇者”渲染成了“怪力乱神”的样子。这种说法反映了宋代学者普遍的理性主义倾向——他们不愿意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而是试图用理性的方式解释所有的“怪事”。但与此同时，洪迈又确实对这些看似荒诞的故事保持着真诚的兴趣，他收集和记录它们并不是为了证明或反驳什么，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有趣”“有价值”。

洪迈的这种态度在南宋士大夫中并不罕见。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奇闻异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收录了不少志怪故事，朱熹虽然以理学闻名，但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经常讨论各种“怪异”现象。这些例子说明，宋代士大夫虽然口头上仍然坚持正统的儒家立场，但实际上对“小说”“志怪”抱着相当开放的态度。洪迈不过是将这种态度推向了极致——他不仅阅读和讨论志怪故事，还花费四十年时间编纂了一部系统的志怪故事集。

洪迈晚年致仕后的著述与《夷坚志》的完成

洪迈的致仕标志着他人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庆元年间到嘉泰二年去世这大约五六年时间里，洪迈以惊人的精力完成了《夷坚志》最后的编纂工作。这段时期是《夷坚志》从零散的笔记汇编转变成为一部结构完整、体例统一的大型著作的关键阶段。

关于洪迈致仕的具体时间，《宋史》本传的记载存在模糊之处。现代学者根据各种史料的综合考证，大致确定洪迈在庆元二至四年间（1196-1198年）致仕，此时他已经七十一岁至七十三岁高龄。一个在南宋官场起伏了半个世纪的老人，在古稀之年选择退休，这在当时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致仕的决定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洪迈确实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在南宋，士大夫在六十至七十岁之间致仕是常见的做法，洪迈的致仕并不算特别晚。其次，洪迈晚年可能对官场生活已经产生了厌倦情绪。他在光宗朝遭遇的贬谪经历，可能让他对政治感到失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洪迈需要时间来完成《夷坚志》的编纂。朝廷的政务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有退休之后，他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中。

晚年的洪迈生活相当安定。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洪迈致仕后回到了江西鄱阳老家，过着读书写作的闲适生活。他的经济状况应该不错——作为曾任高官的致仕官员，洪迈享有朝廷发放的俸禄和各项待遇。在物质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洪迈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学术工作。

《夷坚志》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最后的编纂。从庆元元年（1195年）到嘉泰二年（1202年）去世这七年左右的时间里，洪迈陆续编纂完成了《夷坚志》的“支志”和“三志”。如果从绍兴末年洪迈开始收集第一个故事算起，《夷坚志》的编纂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如果从乾道年间正式立志编纂算起，也有三十余年的时间。这样漫长的编纂周期，在中国古代私人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洪迈晚年的写作状态可以从《夷坚志》的文本特征中窥见一二。洪迈在晚年按语中经常提到自己“年老健忘”“目力不济”，但与此同时，这些按语的内容却显示出相当清晰的思路和严谨的考证。这说明洪迈虽然承认自己身体衰老，但学术兴趣和智识能力并未衰减。更有意味的是，洪迈在按语中多次提到自己“日课一则”或类似的话——他给自己定下每天记录一则故事的写作计划，这种近乎执着的坚持，正是他能够完成这部巨著的关键。

晚年的洪迈对《夷坚志》的编纂显然抱有某种使命感。他在序言中提到，自己编纂《夷坚志》是出于对“小说”价值的坚定信念，也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一部独特的文献。这种使命感可能与他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总结有关。当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冲动，想要留下些什么。洪迈选择的方式是将自己四十年间收集的各种故事整理成书，这些故事虽然大多是关于鬼神、精怪、异人的荒诞记载，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南宋社会的生动画卷。

《夷坚志》完成之后，洪迈似乎并未停止收集和记录新的故事。他在去世前不久还在撰写新的条目，这意味着《夷坚志》的编纂工作一直延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夷坚志》不仅仅是一部已经完成的著作，更是一个开放的、持续生长的文献系统。洪迈用尽一生的时间来经营这部著作，这种执着本身就令人感慨。

洪迈于嘉泰二年（1202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这个年龄在南宋士大夫中算是高寿。洪迈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以洪迈为代表的那一代南宋学者，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经历了北宋覆灭和南宋建立的剧变，他们对历史和现实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夷坚志》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产物。

洪迈去世后，《夷坚志》迅速在南宋流传开来。嘉泰四年（1204年），即洪迈去世两年后，书商陈玉父在福建刻印了《夷坚志》的初刻本。这个版本的《夷坚志》流传至今的只有甲、乙、丙、丁四志的残本，但从残本的内容来看，这个版本在校勘和编辑上都相当精审，说明洪迈生前已经对书稿做了较为完善的整理。

洪迈去世后，《夷坚志》的命运颇为曲折。入元之后，这部著作逐渐散佚，到明代中期已经很难看到完整的版本。清代学者虽然对《夷坚志》进行过整理和研究，但始终未能恢复原貌。现存的《夷坚志》是清人从《永乐大典》等类书中辑佚出来的，已经不是洪迈原编的本来面目。尽管如此，现存《夷坚志》的篇幅仍然相当惊人，甲、乙、丙、丁、支庚、支辛、支癸、三志、三志补等十集，共收录故事约二千七百余则，成为研究南宋社会、文化、信仰的珍贵资料。

本章小结

洪迈是一位在南宋政治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但长期以来，他的形象被《宋史》本传简略的记载所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