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阴云

第 1 章：丹麦的阴云

是什么让一个复仇故事在尚未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重感？当观众第一次踏入伊丽莎白时代的环球剧场，或者翻开《哈姆雷特》的第一页，他们面对的不是刀光剑影的冲突场面，不是慷慨激昂的独白，而是一群疲惫的士兵在寒冷夜晚的城墙上换岗。这是一个奇怪的开场——对于一出以血腥复仇为主线的悲剧而言，莎士比亚选择了最为克制的方式作为起点。然而，正是这种克制，恰恰构成了全剧最深沉的不安来源。

本章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莎士比亚如何在第一幕的前几场戏中，就已经在观众心中植入了延宕的预感？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目光从哈姆雷特本人身上暂时移开，转向那些看似外围却不可或缺的人物与场景：守夜的士兵、神秘的鬼魂、以及那个在寒风中瑟缩的丹麦王国。本章的分析将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第一幕的戏剧场景建构，考察莎士比亚如何通过舞台指示与氛围营造奠定基调；其次是鬼魂出现的戏剧功能与象征意义，探讨这一超自然元素如何将政治复仇转化为存在困境；最后是文艺复兴时期丹麦的政治隐喻如何被莎士比亚挪用并戏剧化。通过这一层层剥茧式的分析，我们将看到，延宕并非哈姆雷特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整部戏剧从第一刻起就预设好的结构性问题。

戏剧开篇的场景建构与氛围营造

《哈姆雷特》的第一幕以一段极具特色的舞台指示开场：“伯纳布斯的鬼魂出现”。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戏开场方式。在古希腊悲剧传统中，合唱队通常承担着交代剧情背景的功能，而莎士比亚选择让超自然元素直接现身于舞台，这一决定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戏剧意图。但在鬼魂真正出现之前，莎士比亚先用一场看似与主线剧情无关的守卫戏份，为整部悲剧搭起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舞台框架。

第一场戏的场景设定在厄尔西诺城堡的平台之上，时间是午夜之后。这个时间与地点的选择绝非随意。午夜，在基督教传统中是一天中最具边界性的时刻——它既属于前一天的终结，又属于后一天的开始，是生与死、此岸与彼岸之间最模糊的地带。而城堡的平台作为一个边界空间，既是城堡内部的延伸，又是外部世界的入口，守卫在此处执行着守护与警戒的任务，但恰恰是这样一个守护的岗位，成为鬼魂现身并打破秩序的地点。

伯纳布斯的出场首先带来的是一种持续的警惕状态。他已经连续两夜在这个平台上看到过鬼魂，“形状同先王一般，武装整齐”，这个信息在戏剧情境中制造了一种双重的不安：其一，鬼魂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超自然事件，它暗示着某种秩序的破坏；其二，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两夜之久，却似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方案。霍拉旭在第三幕第一场著名的独白中提到“事物的本然和所应然之间距离”，而伯纳布斯的处境恰恰印证了这种分裂：他已经看到了鬼魂，但在现实的秩序中，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能够解释他所见的一切。

这种信任危机是理解延宕主题的关键前提之一。哈姆雷特在第一幕第二场出场时，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完成权力交接的王国——他的叔父克劳狄斯已经登基并娶了他的母亲。新国王对哈姆雷特的反应是“愁云笼罩”的面色，而哈姆雷特对母亲改嫁的反应则是“反常”的表现。但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哈姆雷特对权力更迭和母亲改嫁的不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在宫中是“忧能伤人”地愁闷着，但这种愁闷的根源在第一幕第二场中始终是模糊的——他自己也不确定父亲的死是自然死亡还是谋杀，直到鬼魂告诉他真相。

这个细节对于理解延宕至关重要。哈姆雷特在第一幕第二场中表现出的忧郁和抗拒，并非直接指向复仇行动，而是指向一种更为广泛的存在困境。他对新秩序的拒绝、对母亲行为的道德谴责，实际上都建立在一种尚未被确认的怀疑之上。鬼魂在第一幕第五场告诉他的是，“毒害你父亲的良心，那毒害人间的凶恶，已经把它的树枝伸展到我的身上”；但即便如此，鬼魂也只是要求哈姆雷特去“为可怜的丹麦复仇”，而不是立即行动。复仇的命令是清晰的，但复仇的时机与方式都是模糊的。

回到第一幕的场景建构。莎士比亚在开场选择的不是高潮场景，而是预备性场景——守卫换岗、情报传递、权力交接的表面仪式。这些场景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在讨论某种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当前时刻尚未真正发生。伯纳布斯的鬼魂是“将要来”的，还是“已经来过的”？福丁布拉斯的军队是“威胁”，还是只是一种潜在的冲突可能性？波洛涅斯关于雷欧提斯的告诫是“保护”，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基调：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不是戏剧性的缺陷，而是莎士比亚刻意为之的艺术选择。在传统复仇剧的模式中，复仇者通常在开场就明确了复仇对象和复仇理由，然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行动最终完成复仇。莎士比亚的创新在于，他将复仇的前奏——即复仇者意识到复仇必要性的过程——本身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心理与道德的煎熬。观众在第一幕结束时已经知道哈姆雷特将要复仇，但同时也被引导去怀疑这场复仇是否真的能够完成，以及它是否应该被完成。这种双重的不确定性，从第一幕第一场的舞台指示开始，就已经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

鬼魂出现的戏剧功能与象征意义

在讨论鬼魂的戏剧功能之前，有必要先区分《哈姆雷特》中鬼魂的两种不同显现。第一幕第一场中伯纳布斯的鬼魂是“武装整齐”的前王形象，它不说话，只是出现然后消失，这是一个视觉性的威胁，一个无法被言说的警告。第五场中哈姆雷特所见的鬼魂则是“开口”的，它能够与哈姆雷特对话，能够传达具体的命令和信息。这两种鬼魂在戏剧功能上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前者制造氛围，后者提供情节动力。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现存秩序是否合法。

鬼魂在第一幕第五场的现身是全剧的关键转折点。在这场戏中，莎士比亚通过鬼魂之口，揭示了一个被掩盖的真相：老国王的死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弟弟毒杀。但这个揭示本身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困境：如果现存秩序的建立基础是谋杀，那么现存秩序中的所有关系——君臣、夫妇、兄弟——都是虚假的。鬼魂要求哈姆雷特复仇，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它意味着否定整个现存世界的合法性基础。

鬼魂的话语策略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张力。鬼魂在陈述自己的死亡时，用的是戏剧化的、充满情感的叙事：

> “我的言语是奇异的；不要怀疑吧，那是神圣的事，只要哈姆雷特能够把真相看清楚——可是那样的行为——那样的机会——我的灵魂不允许我做那件事。我的亲爱的弟弟竟把我害死。”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my dear brother”一词的讽刺意味。一个杀死自己亲兄的人，还被称为“亲爱的弟弟”，这本身就暗示了现存秩序中的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鬼魂的叙述在此处突然中断，“不要怀疑吧，那是神圣的事”这句话像是一个命令，又像是一个请求，它的模糊性恰好反映了哈姆雷特面临的困境：复仇的正当性来自于神圣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本身是难以被证实的。

鬼魂在命令哈姆雷特复仇的同时，又加了一个重要的限制：“在你的心里不要在思想那件事上胡思乱想，以至于那些思想伤害了你的理性。”这句话的含义是多层次的。首先，它暗示了复仇行动本身可能会伤害复仇者的理性；其次，它暗示了哈姆雷特的心理状态已经是脆弱的，任何过度的思考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最后，它也为哈姆雷特的延宕提供了一个预设的辩护——因为鬼魂已经预见到了哈姆雷特可能会“胡思乱想”。

从象征意义的角度看，鬼魂在《哈姆雷特》中的功能超越了传统复仇剧中超自然元素的角色。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复仇剧中，鬼魂通常作为正义的象征出现，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证明复仇的正当性。但在莎士比亚的版本中，鬼魂的功能更为复杂。鬼魂既是复仇的召唤者，又是复仇的潜在阻碍；它既提供了行动的必要性，又制造了行动的道德模糊性。

更重要的是，鬼魂的存在本身提出了一个关于“见证”的根本问题。在第一幕第一场中，伯纳布斯的鬼魂出现时，守夜的士兵们相信他们看见了什么，但他们无法让任何“局外人”相信他们所见。霍拉旭被请来作为见证者，他看到了鬼魂，并且试图“用言语抓住它”，但最终失败。这预设了整部剧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哈姆雷特所见所闻，是否能够被其他人所见证和理解？

哈姆雷特在第三幕第二场布置“捕鼠机”戏剧时，希望通过戏剧演出“抓住国王的良心”，但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克劳狄斯中断了演出，杀死了波洛涅斯，但并没有公开认罪。这与第一幕第一场鬼魂无法被言语固定的主题形成了呼应。鬼魂在整部戏中的象征意义，正在于它代表了那种无法被言说、无法被证实、却又无法被忽视的力量。复仇命令是清晰的，但复仇的道德正当性始终处于某种无法被完全确认的状态。

哈姆雷特在第一幕第五场结束时说：“时代脱节了；唉，它是咒骂着我生不逢辰，要我来把这段时节重新扭正。”这句话经常被引用来说明哈姆雷特的使命感，但它的语气中同时充满了疲惫和无奈。“脱节”这个词暗示的不仅是时代的问题，更是一种结构性的错位——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而不动似乎也是不可能的。鬼魂作为这个“脱节”的最初触发点，它的功能不仅是召唤复仇，更是将整个世界呈现为一个需要被“重新扭正”的失衡状态。

文艺复兴丹麦的政治隐喻

《哈姆雷特》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丹麦，但这个丹麦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更接近于一个想象中的政治体，而非严格的历史再现。在第一幕第二场中，克劳狄斯有一段关于丹麦边境局势的演说，提到了福丁布拉斯的威胁：

> “但我们不能把国事当儿戏，我们应该顾念后事，必须把它们安排得妥帖。我们的福丁布拉斯正在那里蠢动，他对我们存着不良的野心；他虽然年老力衰，但我们若不给点厉害他看看，他不会知难而退。”

这段话的政治意涵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暗示了丹麦王国正处于外部威胁之中，这种威胁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来应对；另一方面，它也为克劳狄斯的王权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来源——他是那个能够保护王国免受外敌侵扰的领袖。但这种合法性的基础是脆弱的，因为它建立在对外敌的恐惧之上，而非对前任国王的忠诚之上。

福丁布拉斯在第一幕第一场中就已经被提及。当伯纳布斯的鬼魂第一次出现时，霍拉旭试图解释它的出现：

> “在挪威境内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先王向它挑战的结果。”

这段叙述的背景是老国王曾经与福丁布拉斯的父亲作战并获胜。但现在，老国王已死，王位由弟弟继承，而福丁布拉斯的儿子正在重整旗鼓，准备“为父亲当年所受的土地”而战。这里存在一个微妙的对位关系：克劳狄斯的王权与福丁布拉斯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是镜像关系——两者都是通过继承获得王位宣称，两者的合法性都存在争议。

这种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在波洛涅斯的政治建议中进一步被揭示。在第一幕第三场，波洛涅斯警告雷欧提斯不要去法国留学，要他在丹麦专心学习：

> “不要随便应付；要模仿那有信用的人，但也不要把他们当作模范。”

这看似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日常关心，但从政治角度看，波洛涅斯的话暗示了丹麦宫廷中存在着复杂的派系关系。一个人不能随便表态，不能把任何人当作完全的“模范”，因为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或盟友。

波洛涅斯在第一幕第二场中对克劳狄斯有一段著名的评价：

> “陛下尽管放心；他这颗心已经被那件事情改变得够厉害了……他脸上堆积的忧郁像是一条河流，在春天解冻的时候泛滥两岸。”

波洛涅斯的分析是政治性的：他将哈姆雷特的忧郁解释为失恋的结果，并建议安排克劳狄斯与乔特鲁德在哈姆雷特面前演戏，“试探他的心事”。这个建议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哈姆雷特的忧郁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道德关切。这种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恰恰与鬼魂所要求的道德复仇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从文艺复兴政治思想的角度看，《哈姆雷特》的政治背景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关于王权与继承的核心焦虑。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英格兰王位，这一事件本身就引发了对继承权、王权神授、以及篡位合法性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对丹麦政治结构的戏剧化呈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伊丽莎白晚期英格兰政治生态的一种寓言性反映。克劳狄斯的篡位行为——杀死兄长、娶寡嫂、夺取王位——在当时的观众看来，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外国故事，而是对权力更迭本质的一种揭示。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在处理丹麦政治背景时，采用了一种去历史化的策略。剧本中提到的丹麦地理、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经过了莎士比亚的重新想象和建构。例如，“丹麦人”在当时伦敦观众的心目中，是一个与“粗野”、“酗酒”、“喧闹”等标签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形象。但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宫廷却是一个高度文明化、仪式化的场所，这与“丹麦人”的刻板印象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这种对比的戏剧功能在于：它将丹麦宫廷置于一种既是“边缘”又是“中心”的位置。从地理上说，丹麦是北欧的一个边缘王国；但从政治上说，丹麦宫廷却是一个有着复杂礼仪和等级制度的权力中心。这种边缘与中心的张力，恰恰与哈姆雷特的处境形成了呼应：他在丹麦宫廷中既是一个核心成员，又是一个局外人；他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却被迫处于一种被监视和控制的边缘位置。

第一幕中政治隐喻的另一层含义，体现在对“正常”与“反常”的反复讨论中。克劳狄斯在第一幕第二场中说：“丹麦国内没有一个人不是疯子。”这句话表面上是一个玩笑，但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悖论：如果承认丹麦国内所有人是疯子，那么疯子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不可信；但如果否认这个前提，克劳狄斯自己的王权合法性就变得可疑。哈姆雷特在第一幕第五场中的“疯”以及他在整个剧中反复使用的“发疯”作为伪装策略，都建立在这个政治悖论之上：在疯子与正常人之间做出区分，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超自然元素与存在困惑的关联

《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并非孤立的超自然现象，而是与整部悲剧的存在主义主题紧密相连。在第一幕中，鬼魂的出现不仅仅是情节的触发点，更是将政治复仇转化为存在困境的关键媒介。要理解这一转化如何实现，需要考察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语境下对超自然与人类理性关系的处理方式。

文艺复兴时期关于鬼魂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但同时又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在中世纪的世界观中，鬼魂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它是灵魂不灭这一信仰的直接证据，也是上帝对人间事务进行干预的渠道之一。但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类的理性能力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开始质疑那些无法被理性验证的超自然现象。莎士比亚正是在这种文化张力中创作了《哈姆雷特》。

鬼魂在第一幕中的出现，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认识论层面的：谁有资格成为超自然现象的见证者？在第一幕第一场中，莎士比亚精心设计了一个关于“见证”的戏剧场景。伯纳布斯的鬼魂出现时，只有伯纳布斯的守夜同伴马西勒斯在场。马西勒斯首先表示怀疑：“什么！今晚没有月亮？”然后伯纳布斯的鬼魂再次出现，马西勒斯和另一位士兵弗朗西斯科一起见证了这一次。但他们的见证是不够的——伯纳布斯的担忧说明，如果没有人相信他们，那么他们的见证就没有任何意义。

霍拉旭被请来作为“可信的见证者”。他是一个学者，熟悉古典文献中的超自然记载，他相信鬼魂可能存在，但当他亲眼见到鬼魂时，他仍然无法理解它想要传达什么：“我应该怎样对付它？”霍拉旭的反应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面对超自然现象时的困境：他愿意承认超自然的可能性，但他不知道如何与超自然进行有效的对话。鬼魂无法被“言辞”固定——这个细节在此处就已经被预言。

这一认识论困境直接关联到哈姆雷特在第一幕第五场面临的问题。当鬼魂向他揭示真相时，哈姆雷特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信任问题：他应该相信这个鬼魂吗？鬼魂要求他复仇，但这个要求来自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一个存在于生死边界之间的存在。哈姆雷特在第一幕第五场结尾说：“我的叔父？”这句话中的问号不仅仅是语气的表达，更是对鬼魂话语真实性的一种质疑。如果鬼魂撒谎了呢？如果这是一个魔鬼的伪装呢？这些怀疑在哈姆雷特随后的一系列行动中反复出现——他安排“捕鼠机”戏剧来试探克劳狄斯，正是这种认识论怀疑的延续。

但鬼魂的存在意义超越了认识论层面，它更深层的功能在于将人类抛入一个无法逃脱的道德困境。鬼魂命令哈姆雷特复仇，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道德任务。复仇意味着杀死自己的叔父，但叔父是现任国王，是哈姆雷特的母亲所嫁之人，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哈姆雷特紧密相连的人。杀死这样一个人的道德代价，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以命抵命”的逻辑。鬼魂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不要伤害你母亲——她的良心自有神明来裁判”——这句话暗示的不仅是复仇对象的限定，更是对复仇本身道德复杂性的承认。

这种道德困境与存在困惑紧密相连。在第一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有一段著名的独白：

> “但愿这坚实的血肉之躯会溶解，化为露水，被风吹散消失！或者不愿那样，倒不如索性截断我们身后的恨事，解除这苦恼的生存，何等无聊——那‘死’呀‘死’的睡，把我们压抑着——什么瞌睡，那才是美梦一场！”

这段独白通常被解读为哈姆雷特面对生存痛苦时的绝望表达，但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它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处境的根本性困境：生与死都不是确定的选择。活着意味着承受痛苦，死意味着放弃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鬼魂的出现并没有解决这个困境，它只是将这个困境从抽象的哲学问题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压力。

存在困惑的另一个维度体现在哈姆雷特与波洛涅斯关于“云”的对话中。在第二幕第二场（虽然这一场景发生在第二幕，但它与第一幕建立的主题紧密相关），哈姆雷特对波洛涅斯说了一段关于“云”的话：

> “你看天上的云，像一匹骆驼，像一条鼬鼠，像一头鲸鱼呢？你说像一个鼬鼠——的确很像——像一条鲸鱼——也许——或者像一条鼬鼠，或者像——”

这段看似荒诞的对话，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对“确定性”概念的一种解构。在一个鬼魂可以出现、真假难以分辨的世界里，任何关于事物本质的判断都变得可疑。“云”可以是任何形状，也可以不是任何形状——这个看似幼稚的游戏，实际上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一种根本性质疑。

第一幕中建立的存在困惑，在随后的剧情中不断被深化和复杂化。哈姆雷特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独白直接继承并发展了第一幕中的这些主题。但在第一幕的框架中，存在困惑已经开始显现：它与鬼魂的出现相关，与政治的不稳定性相关，与见证和信任的危机相关。延宕的主题，正是在这些多重困惑的交叉点上，逐渐浮出水面。

开篇分析方法与延宕前提的识别

理解《哈姆雷特》第一幕如何奠定延宕基调，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更是一种可以迁移的文本分析能力。通过对第一幕的细致解读，可以总结出一套识别和分析戏剧开篇的方法论框架，这套框架对于分析其他悲剧作品同样适用。

分析戏剧开篇的第一步是关注舞台指示与场景设置。舞台指示提供了剧本的第一层信息，它通常由演出者阅读而非演员说出，因此承担着为整个演出奠定基调的功能。在《哈姆雷特》第一幕中，舞台指示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时间（午夜之后）、地点（厄尔西诺城堡的平台）、以及超自然元素（鬼魂的出现）。这三个信息的组合，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边界”场景——时间上的边界（午夜）、空间上的边界（城墙平台）、以及本体论上的边界（生与死之间）。识别这些“边界”元素，是理解开篇基调的关键。

第二步是分析人物的功能分配。在第一幕中，莎士比亚引入了一系列看似与主线剧情关系不大的次要人物：伯纳布斯、马西勒斯、弗朗西斯科、波洛涅斯、雷欧提斯。这些人物的功能不是推动情节发展，而是构建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伯纳布斯和马西勒斯是“见证者”——他们见证了鬼魂但无法被相信；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代表了一种“安全”的政治策略——远离危险、谨言慎行；霍拉旭代表了“理性”的声音——他试图用逻辑和历史知识解释超自然现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