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何以必要
第1章 重读何以必要
在《孙子》《吴子》《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构成的兵学谱系中,后两部文本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学术位置：它们从未真正消失于目录学的视野,却始终被排斥在兵学正统的解释框架之外。《隋书·经籍志》将其归入"兵家",但唐宋以降的兵学讨论,几乎都围绕着《孙子》与《吴子》展开;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两书皆有提要,评价却颇为克制,既未将其贬入伪书之列,亦未给予经典化的尊崇。这种"在场而边缘"的状态,延续至现代学术语境,形成了对《三略》《问对》接受史的持续遮蔽。本章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这两部被边缘化的文本仍然构成当代兵学反思的合法资源?重读的合法性如何从方法论与思想史两个层面同时获得重建?
一、从《隋志》到《四库》:目录学定位的变迁与边缘化的形成
要理解《三略》《问对》的当代处境,必须首先回到它们的目录学旅行。中国古代目录学对兵家典籍的分类,本身就承载着思想史的判断。自《汉书·艺文志》以"兵家"为独立门类,并将其置于"诸子略"之末,这一处理方式即暗示了兵学在儒家主导的学术秩序中的边缘位置。班固《汉书·艺文志》兵家小序云："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以正守国,以奇用兵,本无不通,先王之道也。"这一论述一方面承认兵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将其与"王官"传统相连,暗示其作为"末流"的地位。
《隋书·经籍志》承《七录》之绪,将兵书细分为"兵书""兵法""杂兵""兵家"等子目。《三略》在《隋志》中被列入"兵法"类,《问对》成书于晚唐,《隋志》未及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归入"兵书"类。两书都被纳入了国家藏书体系,这意味着至迟在唐代,《三略》已获得制度层面的合法性,《问对》则在中晚唐之际进入官修目录。
然而,目录学上的收录并不等同于学术影响力的延续。宋代以降,《武经七书》的编定构成了兵学经典化的关键节点。北宋元丰三年(1080),神宗诏令国子监校订《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为武学必读典籍,是后世所称的"武经七书"。这一制度性安排看似将《三略》《问对》提升至与《孙子》《吴子》并列的经典地位,实则埋下了边缘化的种子。武经七书的编纂以"武学"教育为旨归,主要服务于军事训练与战术知识传授,而非义理层面的深度阐发。在这一框架下,《三略》因其浓郁的政治哲学色彩,其"上略""中略""下略"的三层结构涉及大量治道论述,反而显得"非纯粹兵书";《问对》以君臣问答形式展开,内容兼及义理与制度,亦不合纯粹的兵法教学之用。
明代是兵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但研究的重心明显偏向《孙子》。茅元仪《武备志》、李贽《孙子参同》、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等代表性著作,虽都涉及七书整体,但注疏的深度与阐发的力度,《孙子》一枝独秀。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称《孙子》为"兵经",这一称谓实际上将其他六书置于从属地位。所谓"经",在儒家语境中具有独尊的含义,《孙子》以"经"相称,意味着其他兵书被视为"解"或"传"的层级。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是明代武经注疏的代表性成果,然其用力多在《孙子》《吴子》《尉缭子》,对《三略》《问对》的注解相对简略,这种倾向在明代并非个例。
《三略》在明代多被归入"道家"或"杂家"语境来解读,其作为兵学典籍的独立身份被进一步稀释。王文禄《百陵学山》将《三略》与《素书》《太公阴符经》并置讨论,突出了其道家色彩;黄道周注《三略》,亦以"道德"为枢要展开。这种解读路径虽非全无根据,但确实将《三略》从兵学谱系中抽离出来,使其成为跨文本的思想资源,反而弱化了其作为兵学典籍的独立地位。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兵家类典籍的提要,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对兵学典籍的最后一次系统性整理。《总目》兵家类序云："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一开宗明义的定位,将兵学置于"不得已"的边缘范畴。《总目》对《三略》的评价颇为审慎,一方面承认其"议论阔阔,深得治体",另一方面又对其成书过程表示怀疑,认为其中可能掺杂后世附益。《总目》对《问对》的评价则更加保留,基本采纳了北宋以来关于此书"依托李靖"的怀疑,将其视为"依托之作"。《总目》并未将《三略》《问对》排除出"兵家"类,但通过提要中的微妙措辞,为后世学者的怀疑论提供了官方学术的背书。
目录学的边缘化还体现在类书与丛书的收录策略上。《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大型类书对兵学典籍的引用,以《孙子》《吴子》为绝对主体,《三略》《问对》的引用频次远低于前两者。以《太平御览》兵部为例,其引文分布显示：《孙子》相关条目占据显著优势,《三略》仅在"征伐""将帅"等少量类目中出现,《问对》则几乎没有直接的文本引用。这种引用频次的差异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宋代以降知识阶层对兵学典籍的认知偏好,即以"兵法"为名的《孙子》《吴子》被视为兵学的代表,而以"略"与"对"为名的《三略》《问对》则被视为杂糅之作或依托之作。
二、怀疑论与现代重估：从姚际恒、姚鼐到钱穆、饶宗颐
清代以降,疑古风气对《三略》《问对》的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将《三略》列入"未必伪,亦未必真"的暧昧类别,认为其成书过程复杂,难以确证;对《问对》则基本承袭北宋以来的怀疑立场,认为其非李靖亲著,可能是宋人依托之作。这一立场在姚鼐及其弟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姚鼐在《惜抱轩文集》《惜抱轩尺牍》中对兵学典籍的成书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议论,其基本倾向是：先秦兵书多可信,汉代以降的兵书则需谨慎对待。这一倾向实际上将《三略》《问对》置于"待考"的灰色地带,而考据学的精细化要求又使得"待考"等同于"可疑",由此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学术定论。
清末民初,随着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兵学典籍的研究开始出现新的面貌。一方面,章太炎、刘师培等延续了清代考据学的方法,对兵学典籍的成书与版本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章太炎在《訄书·儒兵》中提出："兵家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权谋者,《孙子》是已;其言形势者,《尉缭子》是已;其言阴阳者,《六韬》是已;其言道德者,《三略》《问对》是已。"这一四分法虽略显简略,但具有方法论意义：它将《三略》《问对》明确归入"道德"一类,与"权谋"类的《孙子》相区分。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兵学谱系的内部多元性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也直接挑战了以《孙子》覆盖全部兵学的简化倾向。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饮冰室合集》诸文中,对兵学典籍有过零散的论述。他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兵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讨论仍以《孙子》为最高,对《三略》《问对》着墨甚少。这一倾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研究中相当普遍。
真正的现代学术重估始于二十世纪中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对兵学典籍的成书年代进行了系统考察,虽然没有专门讨论《三略》《问对》,但其方法论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基础。钱穆的学术路径强调"温情与敬意",主张对古典文本应抱持同情的理解,这一立场与清代的疑古风气形成对照,为重新评估《三略》《问对》的思想价值打开了空间。
饶宗颐在《历史家对古今兵学的认识》等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观点:兵学不能仅以"兵法"视之,而应视为"精神"或"道术"的一种载体。饶宗颐指出,中国古典兵学中包含一种"以道制兵"的传统,即以更高的精神原则统摄具体的战术安排。这一传统的代表,正是《三略》与《问对》。饶宗颐的观点直接挑战了将兵学等同于战术手册的流行理解,为重新评估《三略》《问对》的思想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兵学研究的格局发生了进一步变化。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1972),使《孙子》《六韬》《尉缭子》等典籍的成书问题获得新的讨论空间;马王堆帛书(1973)则提供了战国至秦汉之际思想史的新图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三略》《问对》的研究开始突破"真伪考辨"的单一框架,转向对其思想内涵的深度发掘。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即便《三略》《问对》的成书过程复杂、可能包含后世附益,其思想价值仍需独立评估,而不能以真伪问题一笔抹杀。这一学术转向,为本书的"经典重读"提供了直接的学理依据。
三、"经典重读"的方法论自觉：四步法的提出
要回应前文提出的边缘化问题,首先需要在方法论层面有所自觉。本书所采用的"经典重读",不同于三种既有的研究路径。
第一种需要区别的,是通俗讲读或曰导读。导读的目标在于将经典文本介绍给非专业读者,其特点是面向大众、追求可读性、往往以"读懂一本书"为旨归。市面上关于《孙子》的导读书籍汗牛充栋,关于《三略》《问对》的导读则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多以通俗化解释为主。这类工作的价值不可低估,但其方法论局限在于：为了照顾读者,往往需要对原文进行简化、归类甚至重新组织,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既有的解释框架,而非挑战它。本书不取此道。
第二种需要区别的,是断代研究的专题考据。考据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乾嘉诸老的方法至今仍是古典研究的基本工具。考据的目标在于还原文本的历史原貌,包括作者、年代、版本、字句等具体问题。这类研究自有其学术价值,但其局限在于：考据的精细化往往导致文本的碎片化,文本作为"整体"的意义被悬置。当学界将全部精力投入"真伪考辨"时,文本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反而被搁置一旁。本书亦不取此道。
第三种需要区别的,是思想史的流派研究。思想史的进路将文本置于时代背景之中,考察思想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的优势在于开阔的视野,但其代价是对文本本身的细读往往不够深入,容易陷入"时代精神决定论"的简化理解。例如,将《三略》简单归入"黄老道家"或"儒家政治哲学"的某一派别,虽然提供了便利的标签,却掩盖了《三略》自身的思想复杂性。
本书的方法论自觉,体现为"文本—义理—比较—回响"四步法的系统运用。
```mermaid flowchart LR A[文本] --> B[义理] B --> C[比较] C --> D[回响] A -->|基础层| A1[版本校勘<br>字句训诂] B -->|核心层| B1[命题提取<br>结构分析] C -->|参照层| C1[横向比较<br>纵向比较] D -->|应用层| D1[当代诠释<br>实践转化] ```
文本是基础层,要求对原文进行细致的校勘、训诂、版本比对,确保讨论建立在可靠的文本基础之上。这一步看似基础,实则常被忽视。许多关于《三略》《问对》的议论,往往建立在未经校勘的通行本之上,导致对原文的误读或曲解。本书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中将对两书的版本与文本结构进行系统考察。
义理是核心层,要求从文本中提取核心命题,分析其内在逻辑与结构。对于《三略》《问对》这样的复合型文本,义理分析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包含的不仅是战术论述,更涉及政治哲学、人性论、宇宙观等多重维度。本书第四至第七章将集中展开两书的义理分析。
比较是参照层,要求将研究文本置于兵学谱系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中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横向比较关注的是同一时代不同兵学典籍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纵向比较关注的是某一命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轨迹。本书第八至第十一章将展开系统比较。
回响是应用层,要求将古典命题置于当代语境中,考察其在不同场域中的诠释可能。这一步是"经典重读"区别于纯学术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本书的核心关切。本书第十二至第十五章将集中讨论古典兵学在当代国家治理、商业竞争、个人修养等场域中的回响。
四步法的内在逻辑是递进的：文本是基础,义理是核心,比较是参照,回响是归宿。任何一步的缺失,都会导致研究的不完整。但四步法不是机械的程序,而是灵活的框架,可以根据具体文本的特点进行调整。例如,在讨论《三略·上略》关于"道德仁义礼"的核心命题时,可以以义理分析为主、文本校勘为辅;在讨论《问对》关于攻守辩证关系的命题时,则可以以比较分析为主、义理阐发为辅。
四步法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至中国传统的"训诂—义理—辞章"三重阅读法。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一番艰苦的功夫始得。"这一表述所蕴含的"字—词—道"递进逻辑,与本书的"文本—义理—比较—回响"具有结构性的呼应。但本书的四步法在传统三重法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增加了"比较"与"回响"两个维度,使研究不仅指向文本内部意义的开掘,也指向文本外部意义的阐发。
四、两条主轴的确立：道—兵—政与古典—当代
方法论的自觉,需要由问题意识的轴线来牵引。本书提出的两条主轴,既是研究方法的指引,也是评价研究价值的尺度。
第一条主轴,涉及中国古典兵学的内在结构问题:中国古典兵学是否仅有"以诈立"的工具理性,抑或存在一套贯通政道与兵机的伦理形而上?
这一问题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对中国兵学的流行理解。流行理解将兵学视为"诈术"的集合,以《孙子》的"兵者,诡道也"为最高命题,将一切兵学讨论都纳入工具理性的框架。这一理解并非全无根据——《孙子》中的诡道论述确实构成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以此覆盖整个兵学谱系,则是对经典的严重简化。
《三略》的存在,首先对这一简化构成了挑战。《三略》以"道德仁义礼"为治军之本的论述,以"王者师"与"霸者师""亡国师"的三层区分为核心框架,展现了兵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度融合。《三略·上略》开篇即言:"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这里"总文武之道"的表述,直接将兵学置于文武兼备的框架之中,而非单纯的武备之术。《三略》的论述结构表明:中国古典兵学中存在一种"以道制兵"的传统,即以更高的政治伦理原则统摄具体的军事安排。
《问对》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这一贯通性。《问对》以唐太宗与李靖的问答形式展开,内容涉及阵法、兵制、攻守、奇正等多重维度,但其核心关切始终是"道"与"术"的关系。在《问对》中,太宗多次就"道"与"术"的辨证关系发问,李靖的回答则强调"道"对"术"的优先地位。这一结构使《问对》超越了单纯的兵法问答,成为一部关于治国与治军关系的哲学对话。
将这两部文本与《孙子》《吴子》并置,可以看到中国兵学的内部多元性。《孙子》偏向战略与战术的精密分析,以"诡道"为核心命题;《吴子》偏向治军与作战的实际论述,以"治军"为核心命题;《三略》《问对》则将兵学提升至政治哲学与精神修养的高度,以"道德"为核心命题。这种多元性恰恰说明：中国古典兵学并非铁板一块的"诈术"集合,而是一个包含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思想体系。
第二条主轴,涉及古典命题的当代诠释力问题:兵学作为"中华精神的来路",在当代国家治理、商业竞争、个人修养等场域,是否仍具诠释力?
这一问题的提出,基于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古典兵学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当代中国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之一。当代中国在国家治理、企业经营、个人发展等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从战略决策到团队管理,从资源分配到风险管理,都可以在古典兵学中找到思考的资源。当然,这一判断需要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来验证,而非空泛的断言。
要回答这一主轴问题,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将古典兵学简单应用于当代场景的"古为今用"式套用,二是以"时代不同"为由完全否定古典兵学的当代意义。前者忽视了古典与当代之间的语境差异,后者则忽视了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本书的方法论原则是：在充分理解古典语境的基础上,寻找古典命题与当代问题之间的结构性对应。
"中华精神的来路"这一表述,借鉴了钱穆《国史大纲》的论述立场。钱穆强调,理解中国历史需要"温情与敬意",需要将历史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精神展开过程。将这一立场推广至兵学领域,则意味着:中国古典兵学不应被视为已经过时的战术汇编,而应被视为仍在参与中国精神建构的活的思想资源。当代国家治理中的战略智慧、企业竞争中的博弈思维、个人修养中的自律要求,都可以在古典兵学中找到结构性的呼应。
两条主轴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对内在结构的追问,最终需要回应当代命运的问题;对当代命运的追问,最终需要回到内在结构的源头。在具体研究中,这两条主轴往往同时发挥作用,共同构成评价研究价值的双重尺度。
五、案例解析：毛泽东"战略防御"论述与《问对》辩证结构的对比
理论框架的建立,需要具体案例的支撑。下面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战略防御"的论述,与《问对》之"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的辩证结构进行对比,说明古典命题在当代的活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第一章中提出,战略防御有"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之分。消极防御专守防御,即使红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也要避免在战术上实施进攻;积极防御则相反,要求在战略上处于劣势时,主动在战术上实施进攻,通过局部的进攻逐步改变全局的力量对比。毛泽东明确指出:"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这一区分的关键在于：防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积蓄力量、创造战机、转入反攻的手段。
这一论述与《问对》中的相关表述存在结构性对应。《问对》在讨论攻守关系时,围绕"攻守一法"展开了一系列对话。《问对》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
> 太宗曰："攻守一法,敌分为二何也?"靖曰："...善战者,能避敌之实,击敌之虚;能使敌之实常劳,我之实常佚;能使敌之守不足,我之守有余。故曰：善用兵者,能避敌所长,击敌所短;能以弱为强,以怯为勇。攻守之势,虽有不同,而其致胜之理则一也。"
这段对话呈现的核心命题是：攻与守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转化的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攻是守之机"意味着进攻蕴藏着防守的契机,"守是攻之策"意味着防守包含着进攻的谋划。这种辩证理解,与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关系的论述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具体而言,两者的共通之处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对二元对立的超越。传统兵学讨论常将攻守视为两种独立的状态,《问对》与毛泽东的论述都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将攻守视为同一战略过程的两个侧面。在《问对》中,"攻守之势,虽有不同,而其致胜之理则一也"以精炼的语言表达了这一辩证关系;在毛泽东的论述中,"积极防御"概念同样打破了"防御即被动、进攻即主动"的简单对应,确立了"为了进攻的防御"这一更高层次的辩证命题。
其二,对形势转换的强调。两部文本都高度重视战场形势的动态转换。《问对》强调"善战者,能避敌之实,击敌之虚",其核心能力在于识别并利用敌我态势的转换;毛泽东则强调战略防御的目的是"创造战机",其核心能力同样在于识别并利用战场态势的转换。两者的逻辑结构高度一致,都把战略的核心归结为主体对态势的能动把握,而非对某种固定状态的固守。
其三,对主体能动性的重视。两部文本都将战略的胜负归结为主体的能动性。《问对》强调"善用兵者"的认知与判断能力;毛泽东强调的是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即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下,通过正确的战略指导实现以弱胜强。两者的深层关切都是:战略不是物质条件的简单反映,而是主体能动性介入物质条件的结果。
当然,两部文本也存在重要差异。《问对》的论述带有浓厚的君主制政治哲学色彩,其主体是"将帅",其语境是"君主与将帅"的二元关系;毛泽东的论述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下的军事实践总结,其主体是"人民军队",其语境是"党军关系"与"军民关系"。这种差异提醒我们：古典命题的当代激活,不是简单的文本复制,而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