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前的深圳：边陲渔村的逃港记忆
1972年的夏天，深圳河的水温升到了二十七度，陈伯蹲在船头补渔网的时候，看见对岸香港新界的霓虹灯又亮了起来，红绿的光映在水面上，晃得他眼睛发花。他今年七十岁，脸上的皱纹像被盐蚀过的船板，左手虎口有一道三厘米长的疤，是三十年前打渔的时候被渔叉划的。他脚边的木船是祖上传下来的，船板补了又补，划起来还会吱呀响，这是他全部的家当，船头摆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面装着半块化了的奶糖、一颗玻璃弹珠，都是这些年逃港的人扔给他的谢礼。
十岁的孙子阿明蹲在他旁边玩泥巴，举着个泥捏的小船问：“爷爷，对岸的灯为什么比我们亮那么多啊？我晚上数过，那边的灯有几百盏，咱们村连电灯都经常停。”陈伯愣了愣，他这辈子没去过香港，只听说对岸的人不用挨饿，不用靠工分吃饭，一个月赚的钱比他一年赚的还多。他摸了摸阿明的头，粗糙的手掌蹭过孩子沾了泥的脸：“那是别人的灯，我们的灯也会亮的。”话是这么说，他心里清楚，这话他说了二十年了，灯什么时候亮，他看不见。
> 【侧边栏：1972年的深圳河】 > 深圳河（Shenzhen River）全长37公里，是香港与内地的天然边界，最窄处仅10米，旱季水流平缓，水性好的人3分钟就能游到对岸，雨季水位暴涨时流速可达2米/秒，每年都有逃港者被冲走溺亡。当时沿河拉满了2米高的带刺铁丝网（barbed wire fence），设有21个边防哨所，抓到逃港者轻则关学习班，重则判刑，但依然拦不住想活命的人。
正午的太阳晒得河面发烫，陈伯看见上游漂下来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两手死死抓着块浮木，看见陈伯的船，拼命挥着手。陈伯划过去把他捞上来，年轻人腿上的肉被铁丝网刮得翻了起来，渗着血，怀里还死死抱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半块红薯。这是同村阿福的儿子，去年跟着父亲逃港没成功，被抓回来关了三个月，今天又试了。陈伯给他扔了块干粮，年轻人狼吞虎咽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叔，我这次一定要过去，我妈病重，要钱买药，这边工分不够，我爹在香港寄的钱不够花。”陈伯没说话，指了指对岸的方向，年轻人咬着牙扎进水里，没一会儿就没了踪影。陈伯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同乡、亲戚、甚至自己的儿子阿强，1965年的一个雨夜，也是这么游过去的，之后再也没回来，只偶尔寄点钱回来，给阿明买书包买钢笔。
那时候的宝安县，还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深圳，1979年之前它一直是广东省的一个普通边境县，1979年撤县设深圳市，1980年才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鹏城的雏形。1949年之前，宝安其实是广东有名的富县，紧挨着香港，跨境贸易发达，港口、商铺、手工作坊到处都是，人均收入是内地的两三倍。但1949年之后边境封锁，跨境贸易直接叫停，紧接着集体化运动开始，所有私营工商业都被收归国有，私人做小生意、搞手工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宝安的经济一下子就垮了。
到1972年，宝安全县已经退化成纯粹的农业县，隶属惠阳地区，下辖南头、蛇口、龙华等几个公社，三十万人口里大部分都是农民，靠种水稻、甘蔗、荔枝为生。但即便是种地，日子也过不下去：人民公社的工分制（work-point system）下，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才能拿8分工分，8分工分折合8分钱，一年干满300天也就赚240块钱，平均每个月20块，而当时香港的一个普通建筑工人，一个月就能赚500港币，是陈伯收入的25倍。官方统计的1978年数据更直观：宝安县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197元人民币，而同期香港人均年收入是3800港币，差距刚好是20倍，也就是概要里提到的“1/20”的由来。
穷到什么地步？1970年全县粮食亩产只有320斤，比广东全省平均水平低120斤，因为太多壮劳力逃港，田地没人种。村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红薯粥、咸菜，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点猪肉，很多孩子连衣服都穿不上，光着脚跑。陈伯家的情况还算好的，有渔船能打点鱼换钱，很多没有渔船的农户，只能靠工分吃饭，一年到头分不到100斤粮食，要吃三四个月的返销粮——也就是国家调拨的救济粮，不然就会饿肚子。1978年的时候，宝安县每年要吃国家2000万斤返销粮，相当于全县粮食总产量的六分之一。
边境管控是当时宝安最核心的政策，从1950年代开始，政府就把“防逃港”当成了头等大事。深圳河沿线拉起了铁丝网，每100米设一个哨兵，晚上有探照灯来回扫，沿河村庄的村民要办“边境居民证”才能靠近河边，不然就会被当成逃港者抓起来。村里的大喇叭天天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逃港保家园”，学校里也天天教孩子“香港是资本主义地狱，不能去”。但现实是，对岸的灯一天比一天亮，这边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穷，口号喊得再响，也挡不住饿肚子的人。
1960年到1979年的二十年间，宝安县逃港的人数累计超过10万，当时全县才30万人，相当于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逃过港，或者正在想办法逃港。逃港的高峰是1972年，也就是陈伯遇到那个年轻人的那一年，全年逃港人数超过5万，边防军抓都抓不过来。很多巡逻的兵也是本地人，看着是亲戚邻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会偷偷扔个救生圈，放他们游过去——大家都穷，都知道对岸能活命。
逃港的代价是血淋淋的。陈伯认识的人里，有3个逃港的时候被水流冲走淹死了，2个被铁丝网刮得伤口感染死了，5个被抓回来判了劳改，最长的判了5年。1972年夏天，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因为弟弟饿得不行，想逃去香港打工赚钱，游到一半被铁丝网刮破了腿，疼得晕了过去，沉到水里，三天后尸体才被打捞上来，肚子还鼓着，手里攥着给弟弟买的半块糖。还有个小伙子，逃港的时候被巡逻的狗咬了，没打狂犬疫苗，回来之后疯了，天天跑到河边喊“我要过去”，没过半年就死了。
> 【数据看板：1978年宝安与香港核心指标对比】 > | 指标 | 宝安县 | 香港 | 差距 | > | --- | --- | --- | --- | > | 人均年收入 | 197元人民币 | 3800港币 | 约1:20 | > | 人均GDP | 368元人民币 | 5895美元 | 约1:80 | > | 城镇最高建筑 | 3层供销社 | 15层住宅楼 | 1:5 | > | 农村通电率 | 58% | 100% | | > | 人均粮食占有量 | 280斤/年 | 400斤以上（含进口） | 约1:1.4 |
逃港的人也不是都过上了好日子，很多人游过去之后没有合法身份，只能打黑工，住在笼屋、天台屋里，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建筑工人、洗碗工、清洁工，
1972年的夏天，深圳河的水温升到了二十七度，陈伯蹲在船头补渔网的时候，看见对岸香港新界的霓虹灯又亮了起来，红绿的光映在水面上，晃得他眼睛发花。他今年七十岁，脸上的皱纹像被盐蚀过的船板，左手虎口有一道三厘米长的疤，是三十年前打渔的时候被渔叉划的。他脚边的木船是祖上传下来的，船板补了又补，划起来还会吱呀响，这是他全部的家当，船头摆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面装着半块化了的奶糖、一颗玻璃弹珠，都是这些年逃港的人扔给他的谢礼。
十岁的孙子阿明蹲在他旁边玩泥巴，举着个泥捏的小船问：“爷爷，对岸的灯为什么比我们亮那么多啊？我晚上数过，那边的灯有几百盏，咱们村连电灯都经常停。”陈伯愣了愣，他这辈子没去过香港，只听说对岸的人不用挨饿，不用靠工分吃饭，一个月赚的钱比他一年赚的还多。他摸了摸阿明的头，粗糙的手掌蹭过孩子沾了泥的脸：“那是别人的灯，我们的灯也会亮的。”话是这么说，他心里清楚，这话他说了二十年了，灯什么时候亮，他看不见。
> 【侧边栏：1972年的深圳河】 > 深圳河（Shenzhen River / ˈʃenˈdʒen ˈrɪvər）全长37公里，是香港与内地的天然边界，最窄处仅10米，旱季水流平缓，水性好的人3分钟就能游到对岸，雨季水位暴涨时流速可达2米/秒，每年都有逃港者被冲走溺亡。当时沿河拉满了2米高的带刺铁丝网（barbed wire fence / ˈbɑːrbd waɪr fens），设有21个边防哨所，抓到逃港者轻则关学习班，重则判刑，但依然拦不住想活命的人。
正午的太阳晒得河面发烫，陈伯看见上游漂下来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两手死死抓着块浮木，看见陈伯的船，拼命挥着手。陈伯划过去把他捞上来，年轻人腿上的肉被铁丝网刮得翻了起来，渗着血，怀里还死死抱着个布包，里面装着半块红薯。这是同村阿福的儿子，去年跟着父亲逃港没成功，被抓回来关了三个月，今天又试了。陈伯给他扔了块干粮，年轻人狼吞虎咽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叔，我这次一定要过去，我妈病重，要钱买药，这边工分不够，我爹在香港寄的钱不够花。”陈伯没说话，指了指对岸的方向，年轻人咬着牙扎进水里，没一会儿就没了踪影。陈伯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同乡、亲戚、甚至自己的儿子阿强，1965年的一个雨夜，也是这么游过去的，之后再也没回来，只偶尔寄点钱回来，给阿明买书包买钢笔。
那时候的宝安县，还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深圳，1979年之前它一直是广东省的一个普通边境县，1979年撤县设深圳市，1980年才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鹏城的雏形。1949年之前，宝安其实是广东有名的富县，紧挨着香港，跨境贸易发达，港口、商铺、手工作坊到处都是，人均收入是内地的两三倍。但1949年之后边境封锁，跨境贸易直接叫停，紧接着集体化运动开始，所有私营工商业都被收归国有，私人做小生意、搞手工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宝安的经济一下子就垮了。
到1972年，宝安全县已经退化成纯粹的农业县，隶属惠阳地区，下辖南头、蛇口、龙华等几个公社，三十万人口里大部分都是农民，靠种水稻、甘蔗、荔枝为生。但即便是种地，日子也过不下去：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 / ˈpiːpl kəˈmjuːn）的工分制（work-point system / wɜːrk pɔɪnt ˈsɪstəm）下，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才能拿8分工分，8分工分折合8分钱，一年干满300天也就赚240块钱，平均每个月20块，而当时香港的一个普通建筑工人，一个月就能赚500港币，是陈伯收入的25倍。官方统计的1978年数据更直观：宝安县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197元人民币，而同期香港人均年收入是3800港币，差距刚好是20倍，也就是概要里提到的“1/20”的由来。
穷到什么地步？1970年全县粮食亩产只有320斤，比广东全省平均水平低120斤，因为太多壮劳力逃港，田地没人种。村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红薯粥、咸菜，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点猪肉，很多孩子连衣服都穿不上，光着脚跑。陈伯家的情况还算好的，有渔船能打点鱼换钱，很多没有渔船的农户，只能靠工分吃饭，一年到头分不到100斤粮食，要吃三四个月的返销粮——也就是国家调拨的救济粮，不然就会饿肚子。1978年的时候，宝安县每年要吃国家2000万斤返销粮，相当于全县粮食总产量的六分之一。
边境管控是当时宝安最核心的政策，从1950年代开始，政府就把“防逃港”当成了头等大事。深圳河沿线拉起了铁丝网，每100米设一个哨兵，晚上有探照灯来回扫，沿河村庄的村民要办“边境居民证”才能靠近河边，不然就会被当成逃港者抓起来。村里的大喇叭天天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逃港保家园”，学校里也天天教孩子“香港是资本主义地狱，不能去”。但现实是，对岸的灯一天比一天亮，这边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穷，口号喊得再响，也挡不住饿肚子的人。
1960年到1979年的二十年间，宝安县逃港的人数累计超过10万，当时全县才30万人，相当于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逃过港，或者正在想办法逃港。逃港的高峰是1972年，也就是陈伯遇到那个年轻人的那一年，全年逃港人数超过5万，边防军抓都抓不过来。很多巡逻的兵也是本地人，看着是亲戚邻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会偷偷扔个救生圈，放他们游过去——大家都穷，都知道对岸能活命。
逃港的代价是血淋淋的。陈伯认识的人里，有3个逃港的时候被水流冲走淹死了，2个被铁丝网刮得伤口感染死了，5个被抓回来判了劳改，最长的判了5年。1972年夏天，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因为弟弟饿得不行，想逃去香港打工赚钱，游到一半被铁丝网刮破了腿，疼得晕了过去，沉到水里，三天后尸体才被打捞上来，肚子还鼓着，手里攥着给弟弟买的半块糖。还有个小伙子，逃港的时候被巡逻的狗咬了，没打狂犬疫苗，回来之后疯了，天天跑到河边喊“我要过去”，没过半年就死了。
> 【数据看板：1978年宝安与香港核心指标对比】 > | 指标 | 宝安县 | 香港 | 差距 | > | --- | --- | --- | --- | > | 人均年收入 | 197元人民币 | 3800港币 | 约1:20 | > | 人均GDP | 368元人民币 | 5895美元 | 约1:80 | > | 城镇最高建筑 | 3层供销社 | 15层住宅楼 | 1:5 | > | 农村通电率 | 58% | 100% | | > | 人均粮食占有量 | 280斤/年 | 400斤以上（含进口） | 约1:1.4 |
逃港的人也不是都过上了好日子，很多人游过去之后没有合法身份，只能打黑工，住在笼屋（cage home / keɪdʒ hoʊm）、天台屋里，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建筑工人、洗碗工、清洁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赚的钱除了房租，大部分都寄回老家给家人。陈伯的远房侄子陈福就是其中之一。1975年冬天，陈福刚出生的儿子饿得直哭，家里连半斤小米都没有，他咬咬牙，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扎进了深圳河。游到一半的时候刚好赶上香港的寒潮，水温只有十度，冻得他半条胳膊都没知觉了，爬上岸的时候被香港警察抓了，关了3个月移民监狱，出来之后没有身份，只能住在九龙深水埗的笼屋里，一个床位一个月要50港币，他只能去建筑工地打黑工，一天干12个小时，搬水泥、扛钢筋，一天能赚80港币，但是要扣掉30港币的“中介费”，剩下的钱除了房租，大部分都寄回宝安给老婆孩子买粮食。1980年他回来探亲的时候，陈伯差点没认出来，原来精瘦的小伙子变得又黑又壮，手上全是老茧，他带回了两斤白米、半斤猪肉、一台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是陈伯第一次听见邓丽君的歌。陈福后来成了深圳最早的一批个体户，开了个杂货店，1990年的时候就买了桑塔纳，成了村里的首富。
> 【侧边栏：逃港者的身份困境】 > 1979年之前，香港对内地逃港者没有合法安置政策，逃港者无法申领香港身份证，不能享受公立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一辈子都是“黑户”。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内地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协商，才有一部分逃港者通过“单程证”或者“来港定居”政策获得合法身份，很多人直到晚年才第一次合法回到内地探亲。
陈伯自己也曾偷偷划过船去香港卖鱼。1976年的一个晚上，他划着船到香港新界的码头，把半船鲫鱼卖了，赚了35港币，回来之后给阿明买了件的确良衬衫，还买了半袋大米，那是阿明第一次吃上纯白米饭，孩子吃得小肚子圆滚滚的，抱着他的腿说“爷爷真好”。那次冒险差点被抓到，巡逻的边防兵听到船声，举着枪喊“干什么的”，陈伯赶紧把船藏在芦苇荡里，大气都不敢出，等兵走了才敢出来。那次之后他再也不敢去了，他知道，一旦被抓到，不仅自己要坐牢，阿明也会受影响，考不了学，当不了兵。
那时候的宝安，除了农业，几乎没有其他产业。1978年全县的工业总产值只有2100万元人民币，大部分是供销社下属的碾米厂、榨糖厂，总共不到10家，最大的厂只有20多个工人，生产点酱油、火柴、盐，连个像样的服装厂都没有。年轻人除了种地，几乎没有别的出路，村里的小学毕业之后，要么回家种地，要么逃港，考大学的人极少，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宝安全县只有3个人考上了大学，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 【冷知识：1949年前的宝安有多富？】 > 1949年之前，宝安是广东著名的商贸县，南头镇是珠江口西岸的贸易中心，有上千家商铺、几十家手工作坊，还有通往东南亚的海运码头，人均收入是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甚至有“小香港”之称。边境封锁之后，这些优势全部消失，南头镇从繁华的商埠变成了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渔村，直到1980年经济特区设立之后才重新发展起来。
1977年的冬天，陈伯遇到了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事。那天他正在补渔网，看见河对岸游过来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是他在蛇口的远房亲戚阿香。阿香的男人1968年逃港去了香港，之后再也没回来，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实在养不活，就想抱着孩子游过去找男人。她游到一半的时候，腿被铁丝网刮破了，疼得动不了，抱着孩子在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刚好被陈伯的船捞上来。阿香冻得嘴唇发紫，孩子在她怀里哇哇哭，陈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她们裹上，又给她们扔了块红薯。阿香吃了两口，抱着孩子又要往水里扎，陈伯赶紧拉住她：“你疯了？这么冷的天，孩子会冻死的！”阿香哭着说：“叔，我没办法啊，孩子已经三天没吃米了，再饿下去就死了，对岸就是他爹，能活命。”陈伯说不出话，他知道阿香说的是真的，他指了指对岸的方向，阿香抱着孩子，咬着牙扎进了水里，没一会儿就没了踪影。陈伯后来再也没见过阿香，只知道她游到对岸之后，被香港的警察抓了，关了半个月，后来找到她男人，在香港生了个儿子，1990年的时候回来过一趟，已经是个穿着时髦的香港太太了，给陈伯带了两瓶XO酒，陈伯舍不得喝，放到现在还在柜子里摆着。
那时候的宝安，还有很多偷偷做跨境小生意的人，比如把内地的荔枝、甘蔗运到香港卖，换回粮食、日用品。1978年荔枝丰收的时候，一斤荔枝的收购价只有2分钱，但是运到香港能卖2港币，差价是100倍，很多人冒着被抓的风险，晚上偷偷划船过去卖。陈伯的邻居老周，1973年的时候偷偷划船运了一船荔枝过去，赚了200港币，回来之后被人举报，被大队批斗了三天，家里的粮食都被没收了，后来他一气之下，1974年又逃港了，再也没回来。陈伯曾经也想过跟着老周一起卖荔枝，但是想到阿明还小，不敢冒险，只能守着渔船，打点鱼换钱，勉强维持生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传到宝安的时候，陈伯正在船上打渔。他听船上收音机里说，中央要搞改革开放，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当时半信半疑，觉得跟以前的口号没什么两样，直到1979年1月，广东省委的干部下来调研，在村里开大会，说中央要在宝安搞“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 / ˈspeʃl ˌiːkəˈnɑːmɪk zoʊn），允许宝安跟香港做生意，允许办工厂，陈伯才觉得，日子好像真的要变了。
当时县里开大会，县委书记站在台上说：“以前我们堵逃港，堵了二十年，越堵人越少，现在我们不堵了，我们要搞开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不用逃港也能过上好日子。”台下的村民半信半疑，有人问：“真的能跟香港做生意？不会抓我们吗？”县委书记说：“中央批准的，放心做，不会抓。”陈伯当时站在台下，手里攥着刚发的10块钱奖金，是县里奖励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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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s #逃港潮 #宝安 #改革开放 #人物故事 #数据看板`
1972年的夏天，深圳河的水温升到了二十七度，陈伯蹲在船头补渔网的时候，看见对岸香港新界的霓虹灯又亮了起来，红绿的光映在水面上，晃得他眼睛发花。他今年七十岁，脸上的皱纹像被盐蚀过的船板，左手虎口有一道三厘米长的疤，是三十年前打渔的时候被渔叉划的。他脚边的木船是祖上传下来的，船板补了又补，划起来还会吱呀响，这是他全部的家当，船头摆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里面装着半块化了的奶糖、一颗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