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左传》
第1章：何为《左传》
元年春王正月
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春。翻开《左传》，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五个字：元年春王正月。
这或许是中华文明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著作的开篇。五个字，简洁到了极点。年代、季节、月序，一句说完。这便是《春秋》的语言风格：惜墨如金，一字褒贬。后世学者说《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每一个字该写不该写，都有讲究。
但问题随之而来。隐公元年这一年，鲁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鲁隐公举行了哪些祭祀？有没有诸侯来访？国内有无大事？仅凭“元年春王正月”这五个字，我们无从得知。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另一部书——一部与《春秋》配套、为《春秋》作传的著作。
这部书的第一句话，也是“元年春王正月”。
然后，它接着写道：
>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隐公元年三月，鲁隐公与邾国的仪父在蔑地会盟。
>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夏天五月，郑庄公在鄢地击败了他的弟弟共叔段。
这就是《左传》的写法。《春秋》记一事只用一句话，《左传》则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一道来。《春秋》与《左传》，一简一详，互为经传，构成理解春秋历史不可分割的双翼。
理解这层关系，是认识《左传》的第一步。
《春秋》与《左传》：经与传的关系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68年（鲁哀公十六年）共255年的历史。这段历史跨越西周末年、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初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春秋》经过孔子的整理和修订。孔子“述而不作”，以鲁国史官记载为基础，删定编次，赋予其“微言大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意思是孔子对《春秋》的文字精心删改，连子夏这样的高足都不能增减一字。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但《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被称为“经”，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传是解释经义的著作。“传”这个字，本义是驿站之间传递文书的使者，引申为传递经典意旨、解释圣贤言论的文字。《春秋》既有经的地位，就需要有人来解释它的含义，于是便产生了各种“传”。
“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或作五个字省去“王”字）在《春秋》中只有经文。在《左传》中，这六个字对应一段长达数百字的叙事。原来，“元年”指鲁隐公元年，“春”是季节，“王正月”指的是周王的正月。为什么要在“正月”前加一个“王”字？因为正月是周天子的正月，代表周王室的正统地位。这不仅是历法问题，更是政治秩序的象征。
这就是经与传的基本关系：经是经典本身，传是解释经义的文字。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春秋》是历史剧的台本纲要，那么《左传》就是导演的详细分镜头脚本——它逐字对应经文，逐段补全叙事，让原本简略的纲要变得丰满立体。
但需要注意的是，《左传》对《春秋》的解释不是亦步亦趋的逐字注释。《春秋》隐公元年只有一条经文，《左传》却写了整整两千多字，涵盖该年几乎所有重要事件。严格来说，《左传》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为《春秋》作传”的范围——它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只是在编排体例上与《春秋》保持对应关系。这一点下文还会详述。
理解经与传的关系，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如何阅读《左传》？
东汉学者杜预在《春秋左氏传集解》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编辑方法：分经附传，也叫“经传合编”。具体做法是将《春秋》经文与《左传》传文按年份重新编排，每一年先列经文，再附上传文，使二者对照阅读。例如隐公元年，先列“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条经文，然后附上《左传》对该年的详细叙事。
这种编辑方式沿用至今。我们现在阅读的《左传》，基本都是杜预“分经附传”后的版本。经与传融为一体，便于对照理解，但也要注意区分哪些是经文，哪些是传文。区分的方法之一是看叙事详略：简略的是经，详尽的是传。另一个方法则是记住经文以“元年春王正月”这样的编年纪年开头，传文则以叙事内容承接。
详略之别：从“郑伯克段于鄢”说起
最能说明《春秋》与《左传》详略差异的例子，是“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春秋》隐公元年记载的一条经文。六个字，记录了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之间的一场战争。“郑伯克段”五个字交代了事件双方和结果，“于鄢”两个字交代了地点。全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但这六个字省略了多少信息：郑庄公为什么要打弟弟？共叔段做了什么引发这场战争？战争的具体经过如何？战后如何处置弟弟？其他诸侯国有什么反应？郑庄公本人作何感想？这些问题，《春秋》一个也没有回答。
《左传》回答了全部。
>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故事从郑武公娶妻说起。郑武公娶了申国女子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头，武姜受了惊吓，因此厌恶他，反而喜爱小儿子共叔段，多次请求郑武公立共叔段为继承人，但武公没有同意。
>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等到庄公继位，武姜为小儿子请求制地作为封邑。庄公说制地地势险要，当年虢叔就是死在那里的，其他地方都可以听命。武姜转而请求京地，庄公同意了。共叔段到了京地，被称作“京城大叔”，俨然以国都自居。
>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郑国大夫祭仲看不下去了，对庄公说：“都城的城墙超过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的都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五分之一，小的九分之一。现在京城的城墙不合规矩，违反了制度，您恐怕会无法控制。”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我怎么能躲避这场祸害？”
> 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祭仲说：“姜氏的欲望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趁早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地方，不要让他继续扩张。一旦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野草尚且难以根除，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庄公说：“做不义的事必然自取灭亡，您姑且等着看吧。”
接下来，故事继续发展。共叔段不断扩张势力范围，收编西边和北边边邑的民心，竟然修整兵器，准备兵马，蠢蠢欲动。庄公的弟弟公子吕看不下去了，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您打算把郑国交给大叔吗？不的话就请除掉他”。庄公说：“不用管他，他自会自食其果。”
然后，共叔段终于起兵叛乱，武姜在城内做内应。庄公出兵讨伐，在鄢地击败了弟弟。共叔段逃往共国。
事后，庄公把母亲武姜安置在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但不久之后，庄公后悔了。一位叫颍考叔的人献计说：“挖地见到泉水，在隧道里相见，不就符合誓言了吗？”庄公照做了，“遂为母子如初”。
《左传》这段叙事长达数百字，情节曲折，人物鲜明。从母亲偏心、兄弟争位，到谋臣进谏、国君隐忍，再到兄弟反目、战争爆发，最后是母子和解。《春秋》只有“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左传》则把这六个字还原为一部完整的政治戏剧。
对比两者，可以看出经与传的根本区别。
《春秋》的功能是确立道德判断。郑庄公是兄长，打弟弟这件事性质严重。《春秋》用“克”字而不用“伐”或“战”，暗含贬义——这个“克”字不是堂堂正正讨伐的意思，而是像对付敌人一样镇压自己的弟弟。共叔段本应称“公子段”，经文省略“公子”二字，同样是贬低的写法。《春秋》通过遣词用字，确立了这一事件的政治伦理定性。
《左传》的功能则是呈现历史过程。道德判断需要事实支撑，而事实需要叙事来展现。《左传》不急于下结论，而是把前因后果、利弊得失、人情世故一一铺陈，让读者自己判断是非曲直。《左传》中的郑庄公并不是单纯的反派——他阴险、隐忍、老谋深算，但他的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中似乎也有其道理。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
这便是经与传的互补关系。《春秋》定是非，《左传》述曲折。读《春秋》可知圣人褒贬，读《左传》可知历史全貌。二者合读，才能既见微言大义，又见历史真实。
左丘明之谜：作者是谁
《左传》的作者是谁？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古老而未解的难题。
传统观点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汉书·艺文志》记载“《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撰”，《经典释文》也说“左丘明作《传》以解《春秋》”。这种说法沿袭了上千年，左丘明也因此成为《左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左丘明是什么人？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是孔子在评论两个人——一个是巧言令色的人，一个是他自己提到的“左丘明”。孔子的意思是：巧言令色、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心怀怨恨却假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这段话表明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的人，而且是一位与孔子志趣相近的君子。孔子称其为“左丘明”，这个称呼方式暗示左丘明可能是与孔子地位相当的人物，而不仅仅是孔子的弟子。
但除此之外，历史文献中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极为稀少。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司马迁提到左丘明“失明”，而且“厥有《国语》”——这里说的是左丘明著《国语》，而不是《左传》。
司马迁还说左丘明是“鲁之君子”，没有明确说他是史官。后世文献多称左丘明为“鲁太史”，可能是综合各种说法得出的结论，但史料依据并不充分。
关于左丘明其人，历史上存在很多争议。
首先，左丘明是否确有其人？有人认为左丘明是春秋末期的人物，与孔子同时代；有人认为左丘明是战国初期的人物，距孔子时代较远；还有人认为左丘明只是传说人物，《左传》是战国时人综合各种材料编纂而成，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由于史料缺乏，难以定论。
其次，左丘明是否真的失明？司马迁说“左丘失明”，但这是孤证，后世文献多沿袭司马迁的说法，没有独立证据。司马迁说“左丘明无目”，可能只是根据“左丘”这个姓名进行的推测——“左丘”也许意味着“左边有缺陷”的眼睛？当然这只是推测，没有确凿证据。
第三，左丘明是史官吗？古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记载不同内容。有人认为“左丘明”就是“左丘”这个地方的人，名叫“明”，与史官无关。也有人认为左丘明就是“左史”，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这些都是推测，缺乏直接证据。
值得提到的是，1988年，山东沂南县出土了一方汉代印章，上刻“左司马印”，有学者认为这与左丘明有关，但孤证难立，难以据此得出确切结论。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争议或许过于专业。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便我们无法确定左丘明的真实身份，“左丘明”这个名字在中华文化中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并把自己遭受宫刑之后的著述与左丘明相提并论。司马迁的意思是：左丘明失明之后仍然坚持著述，我虽然遭受腐刑，也要把《史记》写完。这里左丘明成为不屈服于命运、坚持完成文化使命的象征。
后世于是有了“盲史左丘明”的说法。左丘明作为一个失明的史官，在黑暗中用记忆和口述完成了历史记录的工作。这种形象虽然难以证实，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历史的传承不依赖于一己之目，而依赖于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书写。
这个象征意义或许比考证左丘明的真实身份更有价值。《左传》记载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从郑庄公兄弟相残，到齐桓晋文称霸中原，再到吴越争霸、战国序幕。这部书承载的记忆跨越了数百年的时光，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和朝代更迭，最终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在这个意义上，左丘明是“盲”还是“不盲”，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在黑暗中记录历史，有人愿意让这些记录流传下去。
从“三传并立”到“独尊左氏”：一部经典的地位变迁
《左传》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段历史本身，也是一段值得讲述的故事。
《春秋》成书之后，为其作传的不止一家。《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篇”。此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但这两家后来失传了。所以真正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三传各有特点。公羊传由公羊高传授，主要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以政治哲学见长。谷梁传由谷梁赤传授，同样注重经义的发挥，但更偏向礼仪制度和伦理规范。左氏传即《左传》，以叙事详尽著称，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事件、人物言行、战争经过、外交辞令。
三传在汉代的地位并不均等，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西汉初年，公羊传占据主流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公羊学被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经学。公羊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包含“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内容的政治哲学体系，直接服务于汉王朝的统治论证。这套理论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孔子作《春秋》是为汉朝立法——这套说法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因此公羊学大行其道。
相比之下，《左传》在西汉前期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古文经有一个传播和确立的过程。《左传》是用古文字书写的，与当时通行的隶书不同，号称“古文经”。西汉流行的是今文经学——学者们用当时的隶书传抄经典，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说。古文经的文本和解读方式与今文经不同，一开始并没有被立为官学。
这种局面直到西汉末年才出现转机。
著名学者刘向之子刘歆在校书期间，发现《左传》能够很好地与《春秋》经文相配合，而且《左传》记载的历史内容远比公羊传和谷梁传丰富。于是刘歆向汉哀帝建议，将《左传》等古文经立于学官，与今文经同等对待。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今文经学家们群起反对，认为古文经是伪造的或者来历不明，不配立于学官。双方的争论持续了很久，史称“今古文之争”。刘歆的提议最终没有成功，他本人也被迫离开京城，外放为官。
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进入东汉之后，《左传》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东汉学者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谊》，贾徽作《春秋左氏传条例》，都是重要的注释工作。
真正推动《左传》地位提升的是贾逵。
贾逵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他精通《左传》，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诂》《左氏长义》等著作。公元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贾逵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论证了《左传》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价值。他指出，《左传》虽然详于叙事，但同样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伦理教诲，并非只是“史传”而已。
贾逵的说法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后汉书·贾逵传》记载，汉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传》”，贾逵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左传》开始在官方学术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到了西晋，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出现了——杜预。
杜预是西晋的镇南大将军，同时又是博通经典的大学者。他为《左传》所作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左传》注释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杜预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整理了前人的注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前言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春秋》经义的理解。
杜预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确立了“分经附传”的编辑方式。他将《春秋》经文与《左传》传文按年份重新编排，使二者一一对应，便于对照阅读。这种编辑方式沿用至今，成为阅读《左传》的标准方式。杜预的注释也因此成为《左传》最权威的注本之一，后世所谓“杜预注”，与晋代杜预本人的名字几乎成为同义词。
从刘歆发轫，到贾逵奠定基础，再到杜预集其大成，《左传》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最终成为春秋学的主流。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优胜劣汰”，而是不同历史时期对《春秋》不同理解方式之间竞争的结果。
公羊学强调微言大义，擅长从《春秋》中阐发政治哲学；谷梁学注重礼仪规范，侧重道德伦理的发挥；左氏学则以叙事见长，呈现历史的具体面貌。三种取向各有其价值，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秦汉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趋于稳定，社会对于历史经验的需求日益增长，《左传》详尽的历史记载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因此逐渐成为春秋学的主流。
这提醒我们，经典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一部《左传》，在不同的人看来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经学家看到的是微言大义，史学家看到的是历史事实，文学家看到的是叙事艺术，政治家看到的是兴亡教训。经典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多义性和开放性。
为什么要读《左传》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要读《左传》？
两千多年前的著作，距离我们如此遥远。春秋时期的人物早已化为尘土，他们的事迹似乎与我们无关。那么，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为什么要读这部书？
答案在于：《左传》不只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记录中华文明价值体系形成的著作。
《左传》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68年的历史。这两百多年里，中国从西周的分封制走向春秋的诸侯争霸，再走向战国的群雄逐鹿。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体系重新塑造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伦理规范、外交准则、军事思想。这些观念、规范、准则、思想，在《左传》中不是以抽象的论述呈现，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活生生地展现出来。
比如“礼”的观念。《左传》中“礼”字出现了数百次，论述“礼”的段落不胜枚举。鲁昭公不知礼，被晋国轻视，最终流亡而死。晋国因为守礼而兴盛，成为诸侯霸主。楚国因为无礼而遭到批评。礼不仅是外在的仪式规范，更是内在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一个不懂礼的人不能立足于诸侯之间，一个无礼的国家必然走向混乱。
《左传》中的“礼”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贯穿于每一个历史场景的具体实践。读《左传》，可以看到“礼”在各种场合的具体表现：朝聘会盟有礼，战争交战有礼，婚丧嫁娶有礼，日常交往有礼。通过这些具体的场景，可以理解“礼”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礼”如何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结构。
比如“义”的观念。《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载了晋国大夫申叔时论“义”的一段话：“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信、忠、敏，是行义的具体方式。楚国名将养由基射箭百发百中，能射穿七层铠甲，但《左传》借他人之口评价说，不如保存实力，留待更有意义的时机——这涉及才能与时机的辩证关系：英雄无用武之地固然可惜，但有才无时同样是一种遗憾。
这些价值观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框架。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考和判断，构成了我们今天仍然赖以生活的价值传统的源头。理解中华文明，有必要回到这个源头。
《左传》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其卓越的叙事艺术。
《左传》是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之一。其叙事技巧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条理清晰，详略得当，人物生动，语言精练。后世的史传文学——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不受其影响。
以人物刻画为例。《左传》中的人物塑造大多通过言行来完成，极少直接评论。写郑庄公的阴沉多谋，是通过他对弟弟步步退让、暗中布局的叙述来展现。写曹刿的深谋远虑，是通过他与鲁庄公论战的那段著名对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写齐相晏子的机智幽默，是通过他出使各国时一次次唇枪舌剑的外交辞令来呈现。
这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写法，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读《左传》，不仅是在读历史，也是在读中国文学传统中最高明的叙事技巧。
当然，青少年读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