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桥上的单车声

罗湖桥上的单车声

1978年11月的一个清晨，薄雾笼罩着深圳河。53岁的香港皮具商人吴垂悌骑着一辆老旧的凤凰牌自行车，从香港那边缓缓踏过罗湖桥。桥不长，仅三十五米，却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桥这边是灰扑扑的土路、低矮的砖房和沉默的人群；桥那边是闪烁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货车和躁动的市场。

吴垂悌的目的地是桥另一侧的深圳镇，他要去谈一笔来料加工的生意——把香港的皮革原料运过来，利用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制成皮具，再运回香港销售。这种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贸易模式，在当时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想象力。那时的深圳还叫宝安县，人口不过三万，GDP在广东排名倒数第三，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6000多万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均GDP是这边的二十多倍。

吴垂悌后来回忆说，那天他在桥头停下来，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空，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磨得发白的皮鞋。他在香港做了二十多年皮具生意，从摆地摊起步，慢慢发展到雇了几十个工人，在九龙有了一间像样的作坊。但香港的地价和工价涨得太快了，工人月薪从几年前的五六百港元涨到了上千块，厂房租金更是年年翻番。他听说深圳那边工资只要几十元人民币，厂房租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让嗅觉敏锐的他看到了机会。

但机会归机会，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几个月前在茶餐厅听到的一个消息。那是1978年夏天，香港北角一家茶餐厅里，几个从广州探亲回来的老客在聊天。他们说广州街头的政治标语少了很多，国营商店里开始能买到进口商品了，最重要的是，很多以前被批判的"资本主义尾巴"现在又悄悄长出来了。其中一个客人压低声音说，听说中央要派人来广东搞调研，可能会有大动作。

吴垂悌不知道的是，他听到的这个消息，背后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权力更替。就在他骑自行车过罗湖桥的同一个月，远在北京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广州，刚刚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也在为即将到来的调研做准备。

习仲勋是1978年4月从甘肃调任广东的，此前他在"文革"中遭受冲击，在"五七"干校劳动了数年。重新工作后，他被派到这个中国南大门，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空中俯瞰珠江三角洲，会看到一幅奇异的画面：河网密布的平原上，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比邻而居。香港和澳门像两颗镶嵌在南海之滨的明珠，灯火辉煌，车水马龙。而仅一水之隔的内地，却是另一番景象——低矮的农舍、泥泞的田埂、稀疏的人影、沉默的牛车。这种巨大的落差，在那个年代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沉重。

当地人管这种差距叫"对面不相识"。河这边的人望着对岸，看到的是繁华与自由；河那边的人望着这边，看到的是贫穷与封闭。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在每年的特定时期会变成一种行动——逃港。

逃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但在1970年代末达到了惊人的规模。据统计，1979年从广东偷渡出境的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约有29万人次。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一年广东省每15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试图逃到香港去。深圳罗湖附近的几个村子，甚至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景象。

为什么要逃？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言自明——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自由的空间，为了子孙后代的机会。但在当时，这个问题却是一个不能公开讨论的禁忌。官方把它定性为"被坏人煽动"和"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但真正的原因，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宝安县的一个普通村庄。1977年冬天，大年三十的清晨，村民们发现村子东头的阿强家大门紧锁，全家人不知去向。几天后消息传来：阿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前一天的深夜游过了深圳河。阿强临走前在枕头下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对不起。"这张纸条后来被村干部没收，再也没有公开过。

阿强的故事在当时的宝安并不罕见。他们中有教师、有农民、有工厂的工人，也有复员军人。他们的选择，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是"叛国投敌"，是"自绝于人民"。但在更私人的叙事里，这只是一个家庭在饥饿与希望之间做出的最后抉择。

逃港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陆路，从深圳河泅渡或者翻越梧桐山；另一条是海路，从大鹏湾乘坐小船偷渡。陆路相对省钱，但风险更大，因为边防军的巡逻从未间断。海上则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撑——一条能载人的小舢板在当时要价数百元，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为了堵住这股风潮，边防部队在边境线上设置了层层防线。铁丝网、瞭望塔、探照灯、巡逻队，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监控网络。据说在最高峰时期，从深圳到香港的边境线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岗亭。而在梧桐山的制高点，甚至安装了红外线监控设备——这种在当时堪称高科技的装备，专门用来捕捉夜间偷渡者的体温。

但即便如此，依然挡不住人们的脚步。因为对于那些真正下定决心的人来说，铁丝网可以被剪断，巡逻队可以被绕过，而饥饿和绝望是任何防线都无法阻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4月习仲勋的到来，给广东带来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习仲勋是带着任务来的。据后来披露的资料，他在赴任前专门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要他重点摸清三个问题：广东有什么潜力可以挖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广东发展得快一些？

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背后却蕴含着巨大的政治智慧。彼时的中国，刚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百废待兴。关于要不要发展经济、怎样发展经济，中央内部依然存在分歧。习仲勋的任务，是要在这种微妙的氛围中，为广东找到一条出路。

到任后，习仲勋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花了大量时间深入基层调研。从珠江三角洲的鱼米之乡到潮汕地区的侨乡村落，从深圳河边的边陲小镇到湛江港的货运码头，习仲勋的足迹遍布广东各地。在调研中，他听到了太多类似阿强那样的故事，也看到了太多触目惊心的贫穷。

一份当时的内部报告这样描述宝安县的现状：农民年收入人均仅134元，口粮中至少有30%是杂粮甚至野菜。很多村庄十室九空，剩下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当地的干部向习仲勋诉苦说，边境地区的老百姓意见很大，他们说"我们这里，还不如国民党的时候"。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习仲勋。作为一个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但此刻，面对河那边灯红酒绿的香港，再对比这边的饥寒交迫，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带着这些困惑，习仲勋开始了他更大范围的调研。他发现，广东的问题远不止宝安一地。整个珠江三角洲，虽然地理条件优越、气候宜人，但因为政策的束缚，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应有水平。华侨最多的潮汕地区，因为"海外关系"成为敏感词，大批爱国侨胞的心意无法安放。国营企业集中的粤北山区，则被计划经济的枷锁捆得动弹不得。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习仲勋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广东必须改革，必须开放，必须让老百姓吃饱饭。而要做到这一点，单靠修修补补的小调整是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思路。

1978年5月，一个重要的时机出现了。中央决定派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考察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广东被列为重点调研省份之一。习仲勋抓住这个机会，指示省委政策研究室起草了一份关于广东发展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送交中央，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参考。

与此同时，在深圳河边，一个更具象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1978年夏天，深圳镇上的几个农民发现了一件怪事：每隔几天，就有一些香港人骑着自行车或者挑着扁担过境，到村子里来买活鸡、鲜蛋和蔬菜。这些香港人出手阔绰，给的价格往往是国营收购站的好几倍。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私下里"搞副业"，偷偷把家里的农副产品卖给香港人。

这种行为在当时叫做"投机倒把"，是明令禁止的。但因为数额太小、涉及面太广，基层干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那些香港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商机：既然深圳的劳动力这么便宜，为什么不把一些简单的加工工序搬过来呢？

于是，来料加工的雏形出现了。

所谓来料加工，简单来说就是：由港商提供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内地的工厂或作坊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加工，完成后交付成品，港商支付加工费。在这种模式下，内地一方不需要承担原材料成本和市场风险，只需要提供劳动力和场地即可。对于当时的内地来说，这是一种几乎稳赚不赔的买卖。

吴垂悌要谈的，正是这样一笔生意。

他这次来深圳，是通过一个在广州的远房亲戚牵线搭桥。那个亲戚说，宝安县正在筹划搞一个对外加工的试点，需要一些港商来投资。听到这个消息，吴垂悌二话不说就出发了。

当吴垂悌骑着自行车穿过罗湖桥时，桥那边的景象让他有些恍惚。他看到的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边堆满了垃圾和杂草。远处的房屋大多是低矮的砖瓦结构，很多连窗户都没有。街上稀稀拉拉走着几个人，穿着清一色的蓝灰色衣服，表情木然。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扬起漫天尘土。

但吸引吴垂悌注意的，是路边那一排排竹竿上晾晒的衣服。虽说是粗布衣裳，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有些人家还把衣服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这在当时的香港反而很少见了——香港人早已习惯了买现成的时装，谁还会自己染布呢？

"这些人是勤劳的，是可以教育的。"吴垂悌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想起了自己刚到香港那年，十四岁的他从广州游泳过去，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口袋里揣着母亲塞给他的两块钱。那时候的香港，对他来说也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县里的接待在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进行。所谓招待所，不过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墙面斑驳，楼梯吱呀作响。但让吴垂悌感动的是，接待他的人——一个姓陈的科长——表现得非常热情。陈科长不仅陪他看了几个备选的厂房地址，还主动提出可以帮忙解决工人的招募问题。

"吴先生，您放心。"陈科长说，"只要政策允许，我们保证给您招到最好的工人。深圳人天生就会做生意，吃苦耐劳，不信您走着瞧。"

这番话让吴垂悌吃了定心丸。他当场和陈科长敲定了合作意向：先做一个小型的皮具加工点，雇佣二三十个工人，试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三个月后，吴垂悌的第一批皮具从深圳运到了香港。这批货做工精良，价格却只有香港本地产品的三分之一，一经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吴垂悌赚到了他到香港后最大的一笔利润。

吴垂悌的故事不是个案。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类似的场景在罗湖桥头不断上演。来自香港的商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商业计划，跨过那座只有三十五米长的小桥，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但仅有民间的冲动是不够的。要让这种冲动变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更高层面的政策支持。而这个转折点，在1978年12月到来了。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消息传到广东，传到深圳，传到每一个在河边翘首以盼的人耳中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日子将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起点。但对于那些嗅觉敏锐的人来说，他们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1979年1月，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传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打算在靠近香港的蛇口半岛建立一个工业区。这个消息的发布，意味着中央层面已经开始着手规划具体的开放试点。

蛇口，位于深圳南部的一个半岛，三面环海，与香港元朗隔海相望。在成为工业区之前，这里不过是一片荒芜的滩涂和杂草丛生的丘陵。但它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从这里出发，乘船到香港中环只需要一个小时。

招商局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企业。它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一手创办的，是中国最老牌的国有企业之一。但到了1970年代末，招商局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体制僵化、效率低下、资金短缺，在香港商界几乎失去了竞争力。新任掌门人袁庚到任后，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他四处考察，寻找突破口，最终把目光投向了蛇口。

袁庚的方案是：在蛇口划出一块区域，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管理体制，面向港澳和海外市场招商引资。这个方案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动工。

动工当天，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反复提及的事情：一辆推土机在荒芜的滩涂上推下了第一铲土，炸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炮"。这个后来被赋予象征意义的瞬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很多人都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基建项目，和全国正在兴起的各种工程没什么两样。

但袁庚心里清楚，蛇口工业区绝不是一个普通的项目。他要在那里试验一种全新的体制：从招商到审批，从土地使用到人员管理，从税收政策到外汇结算，全部采用和内地不一样的规则。这是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长出的市场经济的苗。

工业区建设初期，困难是超乎想象的。没有公路，没有水电，没有通信设施，唯一的对外通道是海上的一条小渡轮。工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夏天闷热难当，冬天四面漏风。台风季节，海水倒灌，整个工地变成一片泽国。

更大的困难来自体制层面。蛇口工业区名义上由交通部管辖，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和广东省、深圳市各级部门打交道。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矩，每一道审批都需要反复沟通。袁庚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吵架"——和这个部门吵，和那个单位吵，吵到最后大家脸红脖子粗，但问题往往还是解决不了。

但转机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1979年4月，习仲勋进京汇报工作时，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利用华侨众多的优势，创办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那样的经济特区。

这个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据记载，邓小平在听完习仲勋的汇报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句话后来被视为改革开放的经典语录之一。而"杀出一条血路"这个说法，也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决策者的心态：他们清楚地知道，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必须有敢于冒险、敢于试错的勇气。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意两省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被列为首批试办地区。

1980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层面确认了经济特区的地位。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深圳的"生日"。

在《条例》通过的前后，深圳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8月初，深圳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一个叫梁宪的年轻干部正在加班加点地整理材料。他是深圳市引进外资办公室的副主任，负责起草特区建设的相关文件。

那天晚上，梁宪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便下楼去找吃的。旅馆旁边有一个小摊，卖馄饨和面条。梁宪要了一碗馄饨，吃着吃着，和摊主聊了起来。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圆脸，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干惯了农活的人。他告诉梁宪，自己姓张，原本是附近一个村子的农民，种了十几年的地。"文革"那会儿搞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偷偷摸摸卖点农副产品，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批斗了好几回。"现在好了，"老张说，"听说上面要办特区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了。"

梁宪问他："您觉得这特区能办成吗？"

老张想了想，说："能不能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只要政策允许，老百姓的日子肯定比以前好。"

这句话让梁宪深受触动。多年后他回忆说，那碗馄饨的味道他已经记不清了，但老张的话他一直记得。"老百姓的日子肯定比以前好"，这七个字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却道出了改革开放最本质的追求。

《条例》通过后，深圳的建设进入了快车道。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罗湖桥。

1980年夏天，吴垂悌再次骑着自行车过桥时，发现罗湖桥头的景象已经大变样。原来的土路被拓宽成了柏油马路，路边搭起了临时建筑，上面挂着"深圳经济特区欢迎您"的标语。过往的行人多了很多，有扛着编织袋的商人，有拎着手提箱的官员，还有扛着摄像机和相机的记者。

吴垂悌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桥头多了几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他们的胸口别着"经济特区工作证"的徽章。这些人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从容。

其中一个年轻人看到吴垂悌的自行车，主动走上前打招呼："先生，您好。请问您是来深圳投资的吗？"

吴垂悌点点头。

年轻人笑着说："欢迎欢迎。请往前走，左手边就是特区管理处的接待大厅。如果您需要办理通行证或者咨询政策，可以去那里。"

这一幕让吴垂悌感慨万千。一年前他来的时候，还要托关系找门路，才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待他的人。现在，特区的大门敞开着，专门有人为他这样的商人提供服务。

但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官方层面。在民间层面，更多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首先是"边防证"制度的变化。过去，内地居民要进入深圳特区，必须办理繁琐的通行证手续，审批严格，名额有限。但随着特区建设的推进，这套制度开始松动。1981年，深圳开始对外地人员实行"到达证"制度，简化了进出程序。虽然"到达证"本质上还是一种管制措施，但它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特区是开放的，是欢迎人员流动的。

其次是货币流通的变化。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前，深圳的货币体系是单一的人民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港商涌入，港币开始在民间大量流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商店开始同时标注人民币价格和港币价格，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付款方式。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开始试办外汇调剂业务。这项业务允许企业和个人在银行进行外汇买卖，初步形成了一个外汇调剂市场。虽然这个市场还很初级，规模也很有限，但它为后来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是人员构成的变化。1980年之前，深圳的人口结构相对单一，绝大多数是本地农民和少量的国家干部。但从1980年开始，大量外来人口开始涌入深圳。其中有复员退伍军人，有大学毕业生，有内地企业的技术骨干，也有从港英当局那边过来的各色人等。

这些新来者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深圳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面貌。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技术技能、不同的生活方式，为这座刚刚起步的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有一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梧桐山下小额贸易的复兴。

梧桐山是深圳东北部的一座大山，海拔943米，是深圳最高峰。这座山在历史上是广东人逃港的主要通道之一。但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后，梧桐山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逃港的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跨境来做小额贸易的边民。

所谓小额贸易，是指边境地区的居民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少量商品交换的活动。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前，这种活动被严格禁止，视为"投机倒把"或"走私贩私"。但从1981年开始，深圳开始在梧桐山下的沙头角镇试点"中英街"模式，允许边民在特定区域内自由交易。

中英街是一条长约250米、宽不足5米的小街。它虽然名为"街"，却是中国领土和英国殖民地的分界线——街道以中间的界碑为界，一边属深圳，一边属香港。这条街在历史上就是两地居民进行小额贸易的地点，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

1983年，中英街正式向内地居民开放。消息一出，举国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一睹这条"一街两制"的神奇街道。街道两旁的商店里，摆满了来自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商品：日本的电子产品、瑞士的手表、法国的香水、美国的化妆品……这些在内地根本见不到的"洋货"，让每一个走进中英街的人都眼花缭乱。

"到中英街去"成为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说法。而这条街的存在，也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经济特区的本质：在两种制度之间，寻找一个可以共存的中间地带。

让我们把视线重新拉回到吴垂悌身上。

1984年秋天，吴垂悌第六次骑车过罗湖桥。和六年前相比，他的座驾已经换成了崭新的日本自行车，车筐里装着一个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