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深夜的对话
一次深夜的对话
一个深夜出租车里的真实故事
2019年11月底的某个晚上，我坐在柏林米特区的一辆出租车后座。手机只剩下百分之三的电，地址抄在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条上。德国冬天的夜来得早，下午四点天就黑了，米特区街灯打湿的人行道上，行人稀稀落落。
司机五十多岁，副驾驶座上贴着一张小孩的照片，仪表盘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土耳其咖啡。车子启动的时候，发动机发出一种被打磨过的柔和的响动。这辆车显然已经开了很多年。
我用英语说，抱歉，能帮我看一下这个地址吗？
他没有立刻看后视镜里的我。他先伸出右手，掌心朝上，放在副驾驶座和我膝盖之间，等我把纸条放上去。
那个动作让我停了一下。不是接，是等。
后来我跟朋友描述这个动作，朋友给出了一种"文化解释"：德国出租车司机做事有规矩，先把手伸出来确认乘客要给东西，他才去拿。但我在那一刻感受到的不是文化，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他把我当成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不是一个需要应付的乘客。
他把纸条凑近车顶的阅读灯看了一下，然后用带土耳其口音的英语念了一遍：克罗伊茨贝格区，靠近兰德维尔运河。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问了一个问题：你一个人？
不是"小姐您从哪里来"，不是"您是要去酒店还是公寓"。是一个面对一个完整的人的问题。
我说，是。
他没有继续往下问。前面那种职业性的客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松弛的东西，像是他认出了我，不是认出"我这个乘客"，是认出"我这个人此刻的状态"。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手机没电，地址念不出来，可能有点害怕。
车开了大约十分钟。他打破沉默：我女儿也在你这个年纪。她去年一个人去了一座陌生的城市。
我没接话。
他又说：她到了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哭了。我没问她为什么哭。我只是说，你到了，就好。
这句话没有任何"信息量"。它不能帮我找到酒店，不能帮我解决手机没电的问题，也不能让出租车快一点抵达目的地。从任何一种功能性角度看，这句话都是多余的。
恰恰是这种多余，让它变得重要。
窗外的柏林冬夜，街灯一盏一盏地掠过。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在那十分钟里，他问了我一个不像"司机"会问的问题，他也没给我一个像"司机"会给的答案。他既没有问我做什么工作，也没有向我推荐哪家土耳其餐厅性价比高。他问的是你一个人。
这是个完整的问题。问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在那一瞬间，我和一个我永远不会再见到的陌生人之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小、也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就是这本书想讨论的事情。
为什么这十分钟是例外
这不是我唯一一次在异乡深夜坐出租车，也不是我唯一一次和陌生人说话。它是我极少数能清楚回忆起来的"一次对话"。其他大多数的出租车经历都是功能性的：我上车，告诉他地址，他把我送到，下车，付钱，走人。司机是一个"它"。我也是一个"它"。我们之间发生的是一个使用关系，我使用他的车和他对城市的熟悉，他使用我的钱。
如果有人问我，和那些司机有过"对话"吗？我会说有。因为我们在车上聊过几句天气，聊过柏林房租，聊过难民政策，甚至可能还交换过一些人生感叹。但严格意义上，那些不是对话。那是交换。每个人都在对方的回答里提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或者需要验证的判断，或者需要分享的情绪。
哲学家把这个时代叫做"工具理性"的胜利。工具理性不是说我们都是冷血的，而是说我们默认所有的关系都应该有一个目的，所有的意义都应该可以用效率来衡量。在工具理性的框架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兴趣，最终必须能归结为某种"对我有用"。不能归为有用的部分，被当作噪音处理掉。
司机对我"一个人"这个状态的关注，不能归结为有用。我不会因为他的关心多给他小费。我也不会因为他告诉我他女儿的哭泣而改变我的人生方向。这种关系，在工具理性看来，是浪费。
我们心里某个地方知道，那种"浪费"才是关系真正发生的地方。
哲学家马丁·布伯把这个时刻叫做"基本词汇"的出场。他把人类所有的关系，归结为两组基本词汇。一组是"我-它"，另一组是"我-你"。
我-你这个组合，不是简单的"礼貌用语"或者"亲密称呼"。布伯用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相遇方式：我把另一个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不把他简化成他的功能、他的身份、他的信息。当我以这种方式面对另一个人，"你"这个词就出现了。
我-它则是另一种关系方式：我把另一个人当作一个对象，一个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可以被认识、被使用、被分类。当我以这种方式面对另一个人，"它"这个词就出现了。
布伯在1923年出版的《我与你》（Ich und Du）这本书里说，"基本词汇不是说出来的，是被说出来的"。意思是，"你"或者"它"不是我嘴巴里发出的音节，是我和对方在那一瞬间如何相处的状态。一个人可以对我嘴上喊"你"，但实际上以"它"的方式对待我；一个人可以对我嘴上喊"您"或者"先生"，但实际上以"你"的方式看见了我。
司机看见了我。在那十分钟里，他把他的职业角色放在了一边，把我的"乘客角色"也放在了一边。我们以两个具体的人相遇。
那种相遇，布伯说，是神圣的。这里说的"神圣"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是说那种相遇里有某种我们平时不容易碰到的东西，一种真实，一种直接性，一种"我此刻就在这里，你也此刻就在这里"的对等。
这一小段经验，是我们今天越来越稀缺的东西。
把世界变成"它"的历史条件
这种奖励和惩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不长，大概只有一百多年。
19世纪中叶开始，铁路、电报、电话、蒸汽船，把世界连成一个网络。一个人可以坐在柏林，往东发一封电报，让圣彼得堡的银行家当天就把钱转过来。再过二十年，工厂体系成熟，一个人在流水线上工作八小时，生产出的螺丝钉会被运到地球另一端的某台机器上。
这种生产方式需要一种特定的"看人"方式。工厂主需要知道工人每小时能拧多少个螺丝钉，需要把工人分成"熟练"和"非熟练"，需要把他们的工资、劳动时间、健康状况变成表格上的数字。这种管理方式，慢慢从工厂流到了学校、医院、政府、家庭。
到19世纪末，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叫"大众"。大众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相识，他们只是在同一个地铁车厢、同一间工厂、同一座城市里擦肩而过。对工厂主来说，他们是一个个"它"，是劳动力的来源。对政府来说，他们是"它"，是选票和税收。对市场来说，他们是"它"，是消费者。
大众不是天生的，是被现代性造出来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那场战争在开打之前，欧洲的知识分子普遍以为会是短暂的，会是"人性的"。大家以为士兵会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有荣誉感，以为平民会受到保护。结果不是。整场战争变成一台庞大的工业机器，把几百万人塞进战壕，用机枪、毒气、坦克、远程火炮，把他们变成可消耗的资源。
那场战争让整整一代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他们所受的教育、所信奉的进步、所相信的人道主义。一个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德国诗人叫特拉克尔，他写下的句子是："在自己的尸体上继续行走的人，是大地上的兄弟。"这句话后来被加上了"疯人院"的标签，因为写作它的人，后来真的疯了。
战争结束的时候，欧洲死了将近一千万士兵，平民死亡加起来更多。奥斯维辛这个名字还没出现，但那种把人类当作可消耗资源的逻辑，已经在凡尔登、在索姆河、在东线战场被演练过一次了。
犹太人在这个时代的位置尤其微妙。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获得了世俗教育的成功，进入了大学、报社、出版业。他们依然被欧洲主流社会视为一种需要被同化、被驱逐或者被消灭的对象。布伯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双重身份的人：他是说德语的犹太人，是欧洲文化的继承者，又是欧洲文化的局外人。
布伯1878年出生在维也纳，三岁就由父母送到波兰的利沃夫（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由外祖父抚养。外祖父所罗门·布伯是一位重要的哈西德文献编辑者，是犹太神秘主义传统的核心人物。布伯从小在哈西德故事里长大，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系统阅读犹太神秘主义经典，包括《光辉之书》（Zohar）。
哈西德传统有一个核心观念：神不是高高在上等着我们去膜拜的存在，神就藏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相遇里。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你看见的这棵树，你正在吃的那片面包，都是神"流溢"出来的痕迹。这种观念和后来的"我-你"哲学有深刻的呼应：它不是说神住在教堂里，是说神住在每一次真实的相遇里。
布伯没有停留在神秘主义里。他年轻的时候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参与编辑一份叫《世界》（Die Welt）的报纸，关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他也同时被德国的现象学传统和生命哲学传统吸引，狄尔泰、柏格森、詹姆斯的影响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布伯三十六岁。战争没有正面摧毁他的家庭，但摧毁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知识阶层共享的乐观主义。他后来回忆说，战后他在柏林的一所犹太成人教育学院教书，"我面对的学生，都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带着弹片，带着对人类的巨大怀疑。他们来听我讲哲学，他们想知道的不是形而上学，他们想知道，人和人之间到底还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布伯1923年写下《我与你》的真实背景。这本书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它是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几代人，对"人之间到底还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
回答是这样的：有。但只在"我-你"出现的瞬间才有。
一个人，一本书：从神秘主义到"关系本体论"
现在需要回头说一下布伯这个人，因为这本书后面的旅程，要一直跟着他走。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犹太人。他后来被邀请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的时候，纳粹上台，他失去了教席，1938年离开德国，最终定居在巴勒斯坦，担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哲学教授，1965年在耶路撒冷去世。
如果只看他的职业轨迹，这是一个标准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流散"故事。他的思想轨迹不是。
布伯最早成名的作品不是《我与你》，是两卷本《哈西德故事集》（Die Geschichten des Rabbis Nachman, 1906; Die Legende des Baalschem, 1908）。这两本书在德语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是把哈西德传统介绍给德国知识界的重要作品。通过这两本书，布伯自己也获得了德国文化圈的关注。
《我与你》在1923年出版的时候，最初是失败的。第一版只印了两千册，五年内没有再版。出版社把它归为"宗教哲学"，一种德国大学里专供神学系学生用的枯燥读物。布伯很沮丧，但他没有放弃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不是写给学界看的。它是为那种"从战场回来的、对人类还有怀疑的年轻人"写的。
《我与你》从"我-你"和"我-它"两种基本关系的区分开始，再把这种区分放进三个领域里：和自然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最后以"永恒的你"这个观念收尾。
书的核心论点，用布伯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浓缩成下面的判断。
人有两个基本词汇，"我-它"和"我-你"。这两种词汇不是人发明的，是人"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是先于意识的。
"我-它"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它"，人无法生活。人需要观察世界，需要使用工具，需要把事物变成对象。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它"会扩张，会吞噬，会让人以为"我-它"是唯一的、全部的关系方式。
"我-你"是稀少的、珍贵的、短暂的。"我-你"不能持续。它在每一个瞬间出现，又在每一个瞬间消失。然后我们重新回到"我-它"的世界里，处理日常的事务。"我-你"的痕迹留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继续在"我-它"世界里活着的勇气。
注意最后一点。这是布伯哲学里最容易被现代读者忽略的一点。"我-你"不是一种可以"建立"的关系。它不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可以被设计、被维护、被储存的成就。它是一个事件。它在每一个具体的瞬间发生，又在下一个瞬间消失。
这意味着，"我-你"不是我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的能力。它是我在某个瞬间允许它发生的能力，允许自己从"我-它"的惯性里暂时退出来，让自己被对方看见。
这听起来很神秘主义。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但布伯的"神秘主义"已经被他转化为一种现代人可以讨论的哲学语言。它不再依赖犹太神秘主义传统的术语，而是依赖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里都可以重新发现的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布伯这本书后来在二战之后、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里、在冷战结束后的精神危机里，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发现。因为它处理的是现代人最熟悉的困境：我们身边全是人，但我们又好像从来没见过任何人。
十五次相遇：这本书的路线图
接下来的十五章，我想带着布伯的问题，绕着我们的生活走一圈。
我会尽量避免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哲学史。哲学史很重要，但它很容易把活的问题变成死的知识。我希望你读这本书的时候，能时不时停下来，想一想最近一次有人真正"看见"你，是什么时候的事。或者最近一次你真正"看见"别人，是什么时候的事。
第二章会回到"两条道路"。我们刚刚讨论了"我-你"的稀少。但稀少不等于没有。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生中经历过一些"我-你"瞬间，和父母的某个夜晚，和爱人的某个拥抱，和一个陌生人的某次偶遇。第二章想讨论的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把这些瞬间当作"奇迹"，而不是当作"生活"？为什么我们宁可把人生分成"日常"和"非日常"两部分，也不愿意让"非日常"实在日常里？
第三章会回到19世纪的城市化、工厂体系、大众社会的兴起，看"我-它"是怎么一步步扩展到整个生活里的。这一章会讨论一些看起来无关的现象：百货商店、流水线、电话簿、报纸上的"讣告栏"。它们和"我-它"的扩张有什么关系？
第四章会讨论"对面的人"。我们每天面对那么多人，但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什么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一个人？这一章会用一些具体场景（咖啡馆、电梯、火车站）来拆解这个区分。
第五章会讨论"听"。这是一个我们很少想到的"我-你"的入口。我们都以为自己会听，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等对方说完然后回应"，而不是在"听对方"。这一章会借用布伯自己和一位心理学家朋友关于"确认性倾听"的对话。
第七章会讨论"工具"和"使用"。这一章是全书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章。我会指出，"使用他人"并不是绝对错误的。"我-它"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关系方式。问题不在于我们使用了他人，而在于我们以为一切关系都是"使用"。
第九章会讨论"孤独"。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关于"孤独经济"的讨论，独居人口、空巢青年、社交媒体。但布伯对孤独的理解和这种讨论不一样。他认为，孤独不是"身边没有人"，是"身边都是'它'而没有'你'"。
第十一章会讨论"共同体"。这是一个在布伯的时代还没有充分展开，但在今天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话题。我们能不能组成一个不是"使用"的共同体？一种不基于共同利益、而是基于"我-你"的共同体？这一章会讨论一些现实案例，包括一些失败的尝试。
第十三章会讨论"暴力"。布伯没有把暴力当作一个独立的现象讨论，但他对"我-它"的扩张的分析，可以帮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么多隐性的暴力：语言上的暴力、眼神上的暴力、流程上的暴力。
第十五章是"回到我们"。这一章会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回到我们自己，问一个开头就问过的问题：在你的生活里，"我-你"发生了多少次？下一次它发生的时候，你会认出它吗？
中间还有几章是关于自然、神、艺术、儿童、记忆的。这些不是"主题分类"，是"我-你"可能发生的不同场合。在不同的场合，"我-你"会有不同的形状。我不希望给出一个抽象的"我-你"，我希望给出一个具体的、有质感的、能在你的生活里被指认出来的"我-你"。
这十五章不是十五次"概念复习"。是十五次"相遇练习"。我希望读完这本书的人，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发现一些原本不会被注意到的瞬间，能在那些瞬间里停留一会儿，能在停留之后，把那种"我-你"的痕迹带回自己的日常。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练习。在一个奖励"它"的时代里练习"你"，需要某种勇气。但我会在每一章里，给出一些可以操作的小步骤，不是"鸡汤式"的建议，是真正可以试一试的事情。
至于你读完这本书会不会有变化，我无法承诺。但我能承诺的是：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会更容易注意到生活里那种"基本词汇"出现的瞬间。一旦你注意到了，它就不会再轻易消失。
本章小结
这一章我们完成了几件事。
我们从一个深夜出租车的故事开始，遇到了一个土耳其裔司机，他在十分钟里问了我一个"不像司机"会问的问题。那个瞬间，是"我-你"在日常生活里出现的一个具体例子。
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这种瞬间在今天如此稀少：工具理性的扩展，让我们默认所有关系都应该有目的，应该可以被效率衡量。"我-它"成了我们默认的、唯一的、理所当然的关系方式。
我们回到了一百年前，看了一下来自布伯所处时代的那场精神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业化对人的处理方式、犹太人在欧洲的双重边缘位置。这些组合起来，给了布伯写出《我与你》的真实背景。
我们也快速看了布伯这个人的思想轨迹，从哈西德神秘主义，到犹太复国主义，到法兰克福大学，到《我与你》，再到流亡到巴勒斯坦。这条轨迹不是一条"学术发展史"，是一个具体的犹太人在具体的二十世纪里，如何重新提出一个古老的问题。
最后，我们展示了十五章的路线图。接下来的每一章，我们都会走入"我-你"可能发生的一个具体场合。
下一章，我们要回到核心问题：既然"我-你"不是没有发生过，那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把它当作"奇迹"而不是"生活"？为什么我们默认"我-它"是日常，而"我-你"是例外？这个二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建立它的人，是谁？
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历史问题，其实是关于你今天怎么过的生活的问题。我会在第二章给出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