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林顿与他的时代
第 1 章：哈林顿与他的时代
1656年，一本题名为《大洋国》的小书在伦敦悄然出版。书名本身就是一个宣言——“Oceana”这个虚构的国度，与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遥相呼应，却怀揣着截然不同的野心。莫尔的《乌托邦》描绘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完美社会，而哈林顿的《大洋国》则试图证明：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和国完全可以被设计出来，甚至可以被移植到现实中。这部作品将乌托邦文学与政治科学论文融为一体，成为英语世界最早系统论述共和制度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
然而，任何试图理解这部奇特作品的人，首先必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哈林顿要在1656年写这本书？
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不了解写作的历史语境，就无法理解书中的论证为何呈现当下的面貌。《大洋国》的每一处细节——为什么要强调土地均分，为什么设计两院制立法机构，为什么要发明“抽签选举”——都深深根植于1650年代英国政治土壤之中。哈林顿不是在书斋中凭空构建一个理论乌托邦，而是在回应一个具体而紧迫的历史危机：一个共和国正在他眼前走向失败，而他试图用理性设计来挽救共和的理想。
要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投向那个被后人称为“英国革命”的动荡年代，以及那个时代中最具雄心的政治理论家——詹姆斯·哈林顿。
一、詹姆斯·哈林顿其人
贵族之家的政治观察者
詹姆斯·哈林顿于1611年出生在英格兰北安普敦郡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其父弗朗西斯·哈林顿是巴斯骑士团的成员，家产丰厚，在莱斯特郡持有大量土地。这个家族与当时的权力核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林顿的姐姐嫁给了威廉·拉特兰伯爵，而这位伯爵的次子日后成为著名的“沉睡者”塞缪尔·佩皮斯童年时代的监护人。通过这些家族网络，年轻的哈林顿从小便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英格兰政治精英的运作方式。
1629年，十八岁的哈林顿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教育。这一时期的牛津是清教思想的重要阵地，许多学者对日益专断的斯图亚特王朝持批评态度。尽管哈林顿在牛津的学习记录并无特别出众之处，但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政治思考奠定了知识基础。大学期间，他广泛阅读了古典政治哲学著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作品成为他终身思考的参照系。
1636年哈林顿完成学业后，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年的欧陆游历。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荷兰，他亲眼见证了联省共和国的运作——这个由七个省份组成的联邦国家，成功地将独立城邦的传统与某种形式的共同治理结合起来，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商业与海上强国。在威尼斯共和国，他观察到一种更为复杂的寡头共和制：贵族阶层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垄断政治权力，同时维持着形式上的法律平等。这些欧洲共和国的实践经验，成为哈林顿日后构建《大洋国》制度蓝图的直接参照。
内战漩涡中的思想转变
然而，真正塑造哈林顿政治观的是1640年代英格兰爆发的内战。这场内战不仅彻底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格局，也深刻改变了哈林顿本人的命运轨迹。
1642年，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矛盾终于演变为公开的军事冲突。英格兰被撕裂为两大阵营：王党支持者效忠国王，而议会派则主张议会对王权的限制乃至主权地位。这场内战持续近十年，期间经历了无数次战役、政治谈判与政权更迭。
哈林顿在这场风暴中选择了自己的立场。尽管出身贵族家庭，他却对议会派抱有一定同情。更重要的是，这场内战促使他开始系统思考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当旧秩序在枪炮与辩论中土崩瓦解时，一个根本性问题浮出水面：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避免暴政与无政府的循环？
1647年，内战暂时告一段落，但政治危机远未结束。奥利弗·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军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军队中的激进派——平等派——提出《人民协约》等激进政治纲领，要求扩大选举权、废除王权、建立共和制度。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英格兰宣布为共和国，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欧洲。
哈林顿对处死国王一事持复杂态度。他在私人日记中表达了某种遗憾，但同时也认为这或许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更重要的是，处死国王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共和国需要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推翻旧君主。
1650年代，哈林顿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讨论。他的社交圈子涵盖了议会派中的温和共和主义者，包括克伦威尔的女婿约翰·狄azaki等重要人物。这些人虽然支持共和制度，但对其具体运作方式并无清晰蓝图。哈林顿敏锐地意识到，一个真正稳固的共和国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道德热情，还需要精心设计的制度架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林顿开始撰写他那部日后影响深远的著作。
二、17世纪中叶英国政治危机的全景
王权与议会的古老冲突
要理解1650年代的政治危机，必须将视线略微前推。苏格兰女王玛丽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后，她的儿子詹姆斯六世于1603年继承英格兰王位，是为詹姆斯一世。从此，英格兰与苏格兰共戴一君，进入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然而，詹姆斯一世及其继承者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关系始终紧张。
这种紧张有其深层根源。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虽然也经常与议会发生摩擦，但她精于政治平衡术，能够在维护王权的同时维持与议会的合作关系。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则缺乏这种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一种更为绝对主义的王权观念——詹姆斯一世公开宣称君权神授，“国王不仅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而且是上帝本身”，议会仅仅是君主的咨询机构。
这一主张触动了英格兰政治传统中的敏感神经。英格兰有着悠久的普通法传统和议会自治传统。13世纪的《大宪章》已经确立了国王不得随意征税的原则；14世纪以来，下议院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王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英格兰法律家和政治家认为，王权并非无限，而是受到法律和传统的约束。
查理一世的统治将这种矛盾推向极端。1629年，他解散议会，开始长达十一年的“无议会统治”时期。在此期间，他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筹集资金，并大力推行高教会派的宗教政策。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成为内战的导火索。
内战进程与权力真空
内战（1642-1651）的进程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最初的战争在1642年至1646年间进行，主要战场位于英格兰中部和西部。议会军虽然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但内部派系林立：温和派希望与国王达成妥协，激进派则主张彻底改造王国。克伦威尔指挥的“新模范军”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力量。
1647年，王军战败，查理一世被俘。然而，军事胜利并没有带来政治稳定。军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648年甚至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上议院被废除，议会遭到“清洗”，只剩下下议院中立场激进的议员。这一事件史称“残缺议会”。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被处死。英格兰联邦（Commonwealth）宣告成立，由一个国务会议统治。然而，这个新政权从一开始就面临严峻挑战：它缺乏合法性基础，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内部派系斗争不断。克伦威尔逐渐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先后担任护国主（Lord Protector），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军事独裁政体。
1653年至1658年间，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被称为“护国主时期”。在这段时期，议会仍然存在，但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克伦威尔本人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统帅，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他曾多次解散不听话的议会，也曾短暂尝试建立名为“灵体”（Barebones Parliament）的奇特立法机构，但最终都回归到军事强人统治的模式。
共和实验的困境
从1649年到1660年，英国经历了长达十一年的“共和实验”。然而，这个标签本身就具有误导性——这段时期与其说是共和制度，不如说是军事寡头统治。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所期望的——一个由法律统治、公民广泛参与、公共利益至上的政治体制——从未真正实现过。
共和实验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革命阵营内部缺乏共识。平等派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长老派希望建立贵族共和制度，而克伦威尔等军事领袖则倾向于强势的行政权力。这些派系之间的斗争消耗了大量政治资源。
其次，共和政权始终未能解决继承问题。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强调美德与公共精神，但这需要一个有德性的公民阶层作为基础。当克伦威尔这样的强人去世后，谁来继承权力？他的儿子理查德显然缺乏父亲的威信和能力，护国主体制迅速崩溃。
第三，共和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苏格兰和爱尔兰都不承认英格兰共和政权的权威，频繁的军事行动消耗了本就脆弱的国家财政。而荷兰、法班牙等欧洲国家则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构成挑战。
到1650年代后期，许多曾经支持革命的英格兰人开始怀念稳定的秩序。1660年查理二世的复辟，与其说是贵族的反动，不如说是社会各阶层对混乱秩序的厌倦。但这是后来的故事了。
对于哈林顿而言，共和实验的失败是一个必须直面的事实。《大洋国》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诞生的——当一个共和国正在走向军事独裁、当共和主义的理想正在被实践所嘲弄时，一位理论家试图从理性设计的角度寻找出路。
三、从《简短评论》到《立法者》的思想演进
《简短评论》：批判性反思的起点
哈林顿并非从一开始就打算写一部关于理想共和国的系统性论著。他的思想演进经历了几个阶段，而早期著作《简短评论》（The Prerogative of a Commonwealth，1649年后以手稿形式流传，1659年正式出版）是理解其思想发展的重要窗口。
《简短评论》的写作背景颇为特殊。1649年处死国王后，国务会议的某些成员曾考虑邀请克伦威尔出任“终身议长”或类似职位，建立一种类似古代罗马独裁官的临时最高权力。哈林顿对此深感忧虑，他担心这会为新的专制打开大门。
在这部著作中，哈林顿从法律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核心问题：在一个共和国中，最高权力应当如何界定和限制？他认为，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教训是：权力必须被分割，任何单一的权力集中都会导致腐败和专制。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必须拥有“平等而持久的政府”，其权力结构应当能够自我维持，而不需要依赖某个超凡领袖的个人魅力或军事力量。
哈林顿区分了“国王特权”和“共和国的特权”：前者服务于君主个人的利益，后者则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在共和国中，不应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明确规则的约束。
《简短评论》标志着哈林顿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从对现实政治的被动观察，转向对共和制度的主动理论建构。他开始系统思考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能够防止权力集中、确保法治、实现稳定而公正的治理。
《立法者》：制度设计的初步尝试
1650年代初，哈林顿开始撰写另一部重要著作《立法者》（The Legislator）。这部作品最终未能完整保存下来，但我们从现存的片段和同时代人的引述中，可以窥见其主要内容与思路。
《立法者》试图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产生和维持一个健康的共和国？哈林顿在这里大量借鉴了古典政治哲学的资源，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赞同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最稳定的政体是混合政体——既不是纯粹的民主制，也不是纯粹的寡头制，而是将多种要素有机结合的制度。
然而，哈林顿并不满足于抽象的制度设计原则。他开始思考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在《立法者》中，他已经提出了后来在《大洋国》中得到充分发展的若干核心主张：土地均分是共和国的基础，公民教育对于培养政治美德至关重要，法律的稳定性是法治的核心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立法者》显示了哈林顿对政治经济学的高度重视。他意识到，财富分配的不均会直接导致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从而瓦解共和制度的基础。一个由少数富人控制的共和国，本质上与寡头制无异。因此，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度，必须解决财富分配问题，至少要防止极端的贫富分化。
这些思想为《大洋国》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立法者》本身仍然停留在较为抽象的理论层面，尚未将思想转化为一个完整的、可供参照的政治蓝图。完成这一跨越的，是哈林顿1656年出版的《大洋国》。
四、《大洋国》：时代困境的直接回应
一部奇特的作品
当我们今天打开《大洋国》时，首先会遇到一个令人困惑的文本。书的主体部分是一部关于虚构国家“大洋国”的政治史，叙述了一位名叫奥尔斯顿·哈莫尼乌斯（Olstian Harmonicus）的立法者如何在“光荣革命”后建立共和制度。全书采用了历史叙事的文风，讲述了这个虚构国度的政治变革、宪法设计和社会改革。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小说。在历史叙事的框架下，哈林顿插入大量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性文字，涉及土地法、选举程序、立法机构的运作、行政官员的职责等等。这些文字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不如说是精心设计的政治工程方案。
书的开篇还有一篇冗长的序言，阐述共和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尾则附有对话录形式的附录，哈林顿在其中以自己的名义与虚构人物进行辩论，进一步阐释他的理论。
这种奇特的文类选择本身就值得深思。为什么哈林顿选择用乌托邦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答案或许在于：1656年的政治环境不允许直接的政论写作。任何公开批评克伦威尔政权或鼓吹共和制度的言论都可能招致危险。而通过虚构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哈林顿既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政治理论，又可以声称这“不过是一部小说”，从而规避政治风险。
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文类本身的力量。乌托邦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从莫尔到康帕内拉，这类作品能够将理论分析与文学想象结合起来，产生独特的思想效果。当读者沉浸在大洋国的政治世界中时，他们更容易接受那些在现实政治中可能引起抵触的激进主张。
写作的具体历史情境
《大洋国》出版于1656年。这一时间节点的选择并非偶然。
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了残缺议会，建立起护国主体制。尽管克伦威尔名义上仍维持共和国的框架，但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个人统治。他在1655年进一步强化了对议会的控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位少将负责军事和民政管理。这种高度军事化的统治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与此同时，共和主义运动内部也陷入了困境。曾经推动革命的平等派已经遭到镇压，长老派的影响力日益萎缩，而温和派则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克伦威尔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一切反对声音，政治表达的空间极为有限。
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哈林顿决定出版《大洋国》。这本书既是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对未来的愿景。哈林顿通过虚构的大洋国，描绘了一个与克伦威尔统治截然不同的共和国蓝图。这个共和国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权力被合理分配，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依靠任何“护国主”或军事强人来维持运转。
《大洋国》的核心主张
尽管完整分析《大洋国》的内容需要后续章节的详细展开，但在此有必要简要勾勒其核心主张，以便理解哈林顿写作本书的基本思路。
首先是土地法。哈林顿认为，一个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财富的分配。如果少数人拥有过多的土地和财富，他们就会利用这种经济优势攫取政治权力，共和国将沦为寡头制。因此，他在大洋国设计了一套严格的土地法，规定任何人的土地持有量不得超过一定限额。这项制度被称为“农庄法”（Law of Agrarian)，是防止贵族寡头政治的根本保障。
其次是两院制立法机构。哈林顿设计的大洋国立法机构分为两部分：贵族院（Senate）和众议院（Princes）。贵族院由财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公民组成，负责提出法律议案；众议院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组成，负责讨论和表决法律。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兼顾稳定与民主，防止多数暴政，也防止少数寡头垄断权力。
第三是选举程序。哈林顿对直接选举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容易导致派系操纵和情绪化决策。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间接选举制度：公民首先投票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产生各级官员。更具创新性的是，他主张用抽签和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官员——候选人通过抽签进入预选名单，然后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最终任职者。这套制度被称为“轮换制”（Rotation），旨在确保广泛的政治参与同时保持政府运作的连续性。
第四是行政首脑的设计。与克伦威尔的护国主制度不同，哈林顿设计了一位“最高行政官”（Prince），但这位首脑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他不能独自决定重大政策，不能绕过议会行事，任期也很有限。最高行政官的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实际行政权力分散在各个部门之间。
这些制度设计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哈林顿所说的“永恒共和国”——一个不需要依赖任何特定个人的政治体制。在这个共和国中，制度本身能够自动运转，即使缺乏超凡领袖也能维持稳定。这是对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的直接回应，也是哈林顿对共和理想的理论辩护。
五、历史坐标中的哈林顿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哈林顿的思想发展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时间轴的形式来呈现关键节点：
```mermaid timeline title 詹姆斯·哈林顿生平与英国政治史
1611年 : 哈林顿出生于北安普敦郡贵族家庭 1629年 : 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 1636年 : 游历欧洲，考察荷兰与威尼斯共和国 1642年 : 英国内战爆发 1647年 : 军队与议会冲突，平等派运动兴起 1649年 : 查理一世被处死，英格兰共和国成立 1649年 : 撰写《简短评论》初稿 1650年代初 : 撰写《立法者》 1653年 : 克伦威尔解散残缺议会，建立护国主体制 1656年 : 《大洋国》出版 1659年 : 《简短评论》正式出版 1659-1660年 : 护国主体制崩溃，政治动荡加剧 1660年 : 查理二世复辟 1677年 : 哈林顿去世 ```
从时间轴中可以看出，哈林顿写作《大洋国》的1656年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历史节点：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复辟尚未到来；克伦威尔政权看似稳固，实则危机四伏。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哈林顿以理论的方式介入了现实政治。
他的写作动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对共和理想的辩护。哈林顿坚定地相信共和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他同时清醒地看到，当前的共和实验正在背离共和主义的初衷。克伦威尔的军事统治与真正的共和精神相去甚远，他需要论证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真正符合共和原则的。
第二，对制度设计的重视。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哈林顿不认为共和制度可以仅仅依靠政治美德来维持。他认为，必须有精心的制度设计才能防止权力腐败、确保法治、实现稳定。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主义”立场，强调法律和制度对政治行为的约束作用。
第三，对克伦威尔主义的批判。虽然《大洋国》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虚构国家的故事，但其制度设计与克伦威尔体制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赞美一个“不需要护国主”的共和国，哈林顿实际上是在批判现实中的军事独裁倾向。
第四，对未来的规划。尽管写作时复辟尚未发生，但许多有识之士已经预见到克伦威尔体制难以持久。哈林顿在为未来的政治重建做准备。他希望通过《大洋国》为英国的宪政设计提供蓝图，无论是共和制的延续还是君主制的回归，都需要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
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詹姆斯·哈林顿写作《大洋国》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来源。我们看到，哈林顿并非象牙塔中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参与时代脉搏的政治观察者。他的贵族出身、欧陆游历、内战时期的政治参与，共同塑造了他对共和制度的独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