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后真相时代

欢迎来到后真相时代

当真相变得不再重要

2016年6月24日清晨，英国《太阳报》的头版头条赫然印着几个大字：“欧盟，我们赢了！”配图是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站在欢呼的人群中，举着香槟，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而在几英里之外的《卫报》编辑部，主编们面对的则是一张截然不同的画面——英镑暴跌、股市震荡、苏格兰独立声浪再起。一场公投，两个世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选举，而是一场撕裂整个国家的观念战争的开端。

就在同一年，在大西洋彼岸，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同样令世界震惊。社交媒体上疯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关于候选人家族的秘密、投票舞弊的指控、以及所谓的“深层政府”阴谋。那些在传统媒体看来荒谬至极的说法，却在最需要它们的时刻精准地找到了它们的受众，并且在算法的助推下呈指数级传播。真相，在这个故事里，似乎从未真正占据舞台的中心。

四年后的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当各国的公共卫生机构争分夺秒地研发疫苗、制定防疫策略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信息疫情”（infodemic）也随之而来。从病毒来源的阴谋论，到疫苗副作用的夸大恐慌；从“喝消毒水可以治愈新冠”的荒谬建议，到“5G基站传播病毒”的暴力事件——虚假信息以与病毒同样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蔓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次生灾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年的讲话中警告：“我们正在与两种疫情同时作战——一种是新冠病毒，另一种是虚假信息的病毒。”

这一幕幕场景，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景观：一个真相似乎变得不再重要的世界。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定义是“指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舆论的情况”。这个词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注脚——当一个描述“真相失效”的词汇需要被创造出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

但“后真相”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人类历史上某种本质性断裂的产物，还是只是技术变革催生的暂时性混乱？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普通人应该如何自处？更重要的是，在真相贬值、谎言横行的时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这些问题，将贯穿本书的全部章节。而在这一开篇之作中，让我们首先鸟瞰这幅信息时代的长卷，看看我们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从街角公告栏到算法推送：信息传播的千年变局

要理解后真相时代的来临，我们需要首先回溯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理解我们所继承的信息环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岁月里，信息传播一直是社会运行的命脉。从远古时代的口耳相传，到文字发明后的羊皮卷与竹简，从印刷术普及后的书籍报刊，到广播、电视统治客厅的20世纪——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都深刻地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知识生产方式。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近现代史。最近几百年间，公共舆论的形成遵循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一小群拥有资源和渠道的人——记者、编辑、出版商、电视台——掌握着信息传播的把关权（gatekeeping）。他们决定什么值得被报道，如何被报道，以及读者应该知道什么。这种模式虽然常被批评为精英垄断，但它也带来了一种隐性的秩序：信息的发布需要遵循一定的专业标准，错误信息有机会被纠正，公众在一个相对共同的信息池中形成判断。

《纽约时报》的创始人之子阿道夫·奥克斯在接手这份报纸时，曾留下一句至今仍被新闻界奉为圭臬的誓言：“新闻就是真相。”虽然这句话在实践中从未被完美地实现过，但它至少代表了一种职业理想——新闻业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发现和传播真相。在这一理想的指引下，记者们需要查证消息来源、交叉比对事实、给予各方当事人说话的机会。即使在这个体系中，偏见和错误不可避免，但至少存在一套被广泛认可的纠错机制。

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的平衡。

1991年，万维网向公众开放。1994年，雅虎成立。1998年，Google诞生。2004年，Facebook上线。2006年，Twitter问世。2009年，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开启。这些时间节点，每一步都在加速摧毁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地位。任何拥有网络连接的人，现在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不再需要出版社，不再需要电视台，甚至不再需要编辑的审核。信息从稀缺走向泛滥，从精英独占走向人人可及。

这看似是一场民主化的胜利，但实践的走向远比理论复杂。社交媒体的算法设计，遵循的是“注意力经济学”的逻辑：什么内容能吸引更多的点击和停留，就推送什么内容。在这个框架下，愤怒比冷静更能吸引点击，猎奇比深思更能填充时间，阴谋论比复杂的事实分析更能激发讨论。换言之，信息传播的激励机制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追求的是“正确的新闻”（true news），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平台追求的是“黏人的新闻”（engaging news）。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让我们用一些具体的数据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规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2023年，美国成年人中有约50%的人经常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较2016年的44%又有上升。而在中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92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超过10亿。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我们的信息来源，正在从经过专业训练的把关人，转向由算法驱动的信息流。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著名研究或许最能说明问题。2018年，他们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006年至2017年间Twitter上的约12.6万条新闻扩散路径，涵盖真实新闻和虚假新闻共计12.5万条。结果发现：虚假新闻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远超真实新闻。虚假新闻被转发的概率比真实新闻高出约70%，到达1500个用户的速度也快了6倍。这一差距在涉及政治话题时尤为明显。研究人员分析，这是因为虚假新闻往往更具“新奇性”（novelty）——人类大脑天然对新颖的信息更敏感，而社交媒体的算法又会奖励这种传播行为。

这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问题。当真相在传播竞争中输给谎言，当愤怒和恐惧比理性和审慎更能吸引眼球，整个公共讨论的生态就发生了质变。我们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理解后真相现象的深层逻辑。

什么是“后真相”：概念的谱系与内涵

“后真相”这个词汇虽然诞生于2016年，但它所描述的现象却有更深的渊源。要准确把握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需要追溯它的思想谱系，理解它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从词源学上看，“后真相”由前缀“post-”（后）与“truth”（真相）组成。与“后现代”（postmodern）中的“后-”类似，这里的“后”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真相之后”或“没有真相”，而是指一种“真相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的情境”。它暗示的是，在某些特定的公共讨论领域——尤其是政治辩论和身份认同议题——情感诉求和直觉信仰已经取代了事实论证，成为说服公众的主要手段。

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定义是：“指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舆论的情况。”这一定义捕捉到了这个词的核心意涵，但也需要一些补充说明。首先，“后真相”并不意味着事实完全不重要或不存在，而是说在特定语境下，事实的说服力让位于情感。其次，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趋势和现象，而非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根本否定——我们的大脑仍然可以处理事实，只是情感的权重在公共讨论中显著上升了。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将它与几个相关术语进行辨析：

假新闻（Fake News）是最常与后真相联系在一起的词汇，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假新闻通常指故意编造的虚假新闻报道，其目的是欺骗公众、牟取利益或推进特定议程。假新闻是后真相时代的一种典型症状，但后真相的范围更广——它还包括选择性呈现事实、情感操控、阴谋论思维等多种现象。假新闻是“谎言”，而后真相是谎言能够大行其道的“土壤”。

后事实（Post-factual）有时被用作后真相的同义词，但两者侧重点略有不同。后事实强调的是事实本身不再被重视，强调的是“事实”维度的失效；后真相则更强调“真相”判断标准的动摇，包括谁有权定义真相、真相如何被验证等问题。在本书中，我们主要使用“后真相”这个更通用的表述。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指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系统性不信任。在某些分析者看来，后真相时代是反智主义的最新阶段。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当我们看到政治人物公然蔑视科学共识、拒绝专家建议时，很难不联想到反智主义的历史脉络。但后真相的成因更加复杂，它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制度问题和心理问题的综合体。

理解了这些概念边界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后真相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答案当然不是单一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揭示了真相的一个侧面。

从技术层面看，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设计创造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和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当算法根据用户的既有偏好推送内容时，用户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只听到自己声音的世界。在这里，异见被过滤，共识被强化，任何挑战既有认知的信息都会被排斥。在 Facebook 前工程师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2021年向美国国会作证时，她披露的内部文件显示，Facebook 的算法“倾向于推送仇恨性和分裂性内容”，因为这类内容能带来更高的互动率。这些证据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制造后真相环境，可能并非某个阴谋的结果，而是平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副产品。

从心理学层面看，人类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快速判断系统，它更依赖直觉、情感和模式识别，而非系统的逻辑分析。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将其描述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的区分：系统一是快速、直觉、情感驱动的思考方式，系统二则是缓慢、逻辑、需要努力投入的思考方式。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人们往往依赖系统一做判断，而这正好有利于虚假信息的传播——因为假新闻通常更简洁、更戏剧化、更能触发情绪反应。

从社会文化层面看，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使人们在面对争议性话题时，倾向于先问“这是否支持我的立场”，而非“这是否正确”。当政治分歧变成身份认同的分界线时，接受对方阵营的事实就等于否定自己的身份。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后真相时代，事实本身往往无法改变人们的立场——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真相，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

从政治层面看，后真相与威权主义回潮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等政治人物，以“反精英”“反建制”的姿态崛起，他们的核心策略之一就是系统性攻击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将任何不利于自己的报道都贴上“假新闻”的标签。这种策略被研究者称为“骗子红利”（liar's dividend）——当虚假信息泛滥到一定程度，所有人都可以声称真相在自己这边。

综合这些视角，我们可以说后真相是一种系统性现象：它既是技术的产物，也是心理的产物，更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它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酝酿和积累。

2016：后真相元年

如果要选择一个年份作为后真相时代的标志性起点，那一定是2016年。这一年，太多历史性的事件汇聚在一起，共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英国脱欧：公投背后的信息战争

2016年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是近年来最接近“教科书式”后真相案例”的历史事件之一。这场公投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脱欧派”阵营使用的一张竞选大巴车海报。

这辆大巴车的侧面印着一句极具煽动性的标语：“我们每周向欧盟贡献3.5亿英镑。把这些钱用于我们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会更好。”这句口号简单、有力、直击人心——它将英国社会最引以为傲的医疗体系（NHS）与欧盟会费绑定在一起，暗示脱欧可以为国民医疗省下巨额资金。

然而，这张海报传播的信息存在严重的事实错误。首先，3.5亿英镑的数字本身就夸大了真实数字——根据英国财政部和多家独立事实核查机构的核算，实际数字大约在1亿至2亿英镑之间，而且这些资金也不完全是“贡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以补贴和拨款的形式返还英国。其次，更关键的是，“把省下的钱用于NHS”这一承诺从未被任何严肃的政策文件所支持。时任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后来也承认，这个数字“不准确”。然而，当公投结果揭晓时，一切都已成定局——51.9%的英国人选择了脱欧。

这个案例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传播了虚假信息，更因为它揭示了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的结构性特征：一张设计精巧的海报，其传播效果可以轻松超越几十篇冷静的事实核查文章。谎言在右眼睑上，而真相要爬过整个大脑才能抵达左眼睑——这是一位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比喻。

公投之后，一系列后续事件进一步暴露了脱欧宣传中的信息操纵。2017年，英国《观察家报》披露，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脱欧公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家数据分析公司利用Facebook平台上的用户数据，进行精准的政治广告投放，向不同群体推送截然不同的信息：对关注移民问题的选民推送脱欧有利于控制移民的信息，对关注经济的选民则推送脱欧有利于经济发展——即使这些信息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这种策略被称为“算法化的虚假宣传”，它将工业时代的心理操控技术与数字时代的大规模数据采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战形式。

美国大选：信息操纵的“教科书”

与英国脱欧公投相伴随的，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唐纳德·特朗普与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的对决，将后真相政治的诸多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场选举中，现任总统候选人公然违背了政治话语中长期遵循的某些不成文规则。他创造了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据《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统计，在他担任总统的头三年里，共发表了超过15000条虚假或误导性陈述。这个数字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它几乎失去了统计意义，变成了一种象征。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朗普个人说了多少谎言，而在于这些谎言为什么能够产生效果。传统的政治传播理论认为，候选人的公信力取决于其诚实度——谎言会损害信誉。但特朗普的现象似乎推翻了这个假设。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尽管媒体不断进行事实核查，尽管批评者不断列举他的谎言，他的支持率始终保持稳定。在竞选集会上，人们举着“相信特朗普”的标语，而这些标语从未被问及：相信他什么？

这指向了后真相政治的一个核心机制：当政治认同优先于事实判断时，谎言的“可信度”就不再取决于其真实性，而取决于它是否强化了支持者的群体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谎言不是需要被纠正的错误，而是群体内部的“暗号”——它证明说话者是“自己人”。

与此同时，关于选举本身的各种阴谋论在大选前后甚嚣尘上。2016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联合发布了一份情报评估报告，得出结论称俄罗斯政府进行了旨在干扰美国大选的黑客攻击和信息宣传活动。这一发现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但在真相问题上，各方的解读却大相径庭。支持俄罗斯干预说法的人认为这是对民主的攻击，反对者则将其斥为“深层政府”的阴谋。这种对同一事实的完全对立解读，本身就是后真相时代的标志性症状。

新冠疫情：一场叠加的“信息疫情”

如果说2016年标志着后真相政治的确立，那么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则将后真相的效应延伸到了公共卫生领域，产生了更加直接的生命代价。

新冠疫情期间的虚假信息，可以大致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关于病毒本身的阴谋论。 从“病毒是中国实验室制造”的说法，到“病毒是比尔·盖茨的阴谋”的论调，再到“5G基站传播病毒”的暴力事件——这些耸人听闻的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荒诞的“阴谋论宇宙”。它们之所以能够传播，不仅因为其内容的刺激性，更因为它们为不确定和恐惧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单化的解释框架。

第二类是关于治疗方法的虚假信息。最具破坏性的是关于羟氯喹和伊维菌素等药物可以治疗新冠的声称。这些声称大多基于小规模的、低质量的研究或纯粹的传闻，却被社交媒体上的反疫苗和“健康自由”社区大力推广。更危险的是，有人声称喝漂白剂（二氧化氯）可以“治愈”新冠，导致多起中毒事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到了大量相关求助电话。

第三类是对疫苗的恐惧和拒绝。围绕新冠疫苗，各式各样的谣言泛滥：从“疫苗会改变人类DNA”到“疫苗包含微芯片”，从“疫苗会导致不孕”到“疫苗的副作用被隐瞒”。尽管大量的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数据都证明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但反疫苗运动在疫情期间显著壮大。

这些虚假信息的影响是真实可测的。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Facebook上的疫苗相关内容，发现分享疫苗错误信息的账号，其影响力是分享疫苗事实核查内容账号的数倍。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对疫苗持犹豫态度的人群中，有相当比例受到社交媒体信息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报告估计，“信息疫情”可能导致疫情期间疫苗接种率的下降，从而间接造成了大量本可避免的死亡。

疫情还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科学不确定性如何被恶意利用。在疫情早期，当科学家们还在探索病毒特性、评估传播风险时，阴谋论者就已经将科学家的谨慎态度解读为“无知”或“欺骗”。他们利用科学探索中必然存在的正常分歧，炮制出“专家之间意见分裂”的假象，从而质疑整个科学共识。这种策略被研究者称为“制造不确定性”（manufacturing doubt）——它借鉴了烟草行业几十年前否认吸烟致癌的公关战术。

地缘政治中的虚假信息战

后真相时代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那就是国家行为者对虚假信息的系统性运用。这不再是个人或小团体出于各种目的散布谣言的行为，而是有组织的、有资源的、有战略目标的信息战。

俄罗斯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和领导者。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IRA）运营了大量虚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针对美国社会的分裂性内容。这些账号伪装成美国本土的政治活动人士，打着各种幌子——支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或反对它的账号同时存在，鼓动支持或反对枪支管制的账号并行运营——其目的不是支持任何特定的美国政治立场，而是制造和放大美国社会内部的分歧。

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隐蔽性。大多数美国人不会注意到，这些看似来自“志同道合者”的帖子，实际上来自莫斯科郊外的一栋没有标识的建筑。在美国社会已经充满裂痕的情况下，这些外部注入的燃料让火焰燃烧得更加猛烈。

除了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家的行为者也参与了不同形式的信息战。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关于病毒起源和传播的各种叙事战在中美之间激烈交锋。每一个国家都在试图定义这场危机的叙事——谁应该为病毒的传播负责？谁的应对措施更有效？谁在传播真相，谁在说谎？

这些发展揭示了后真相时代的一个深层困境：当信息本身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时，区分“真相”和“宣传”就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都有自己的叙事框架，都有自己的信息来源和验证机制。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客观真相”似乎变得更加难以企及。

后真相的心理学根基：我们的大脑如何“背叛”我们

要真正理解后真相时代，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外部的信息环境，还必须审视我们自身的认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