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声音

被遮蔽的声音

在英国革命史的宏大叙事中，温斯坦莱是一个奇特的存在。这位曾领导掘地派运动、与平等派并肩作战、提出土地共有制构想的激进思想家，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从英国政治思想史的主流叙述中消失了。当历史学家们在议会派与保皇派的刀光剑影中追寻革命的意义时，掘地派的声音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当思想史家们在洛克的自由主义大厦中寻找英国政治现代性的源头时，温斯坦莱的共同体理想似乎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脚注。

这不是偶然的遗漏。要理解温斯坦莱为何长期被历史叙事边缘化，我们需要追溯近两个世纪的学术史脉络，从19世纪辉格派史学的形成，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重新发现，再到当代修正主义学者的多元诠释，温斯坦莱的形象经历了复杂的重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遮蔽的不仅是温斯坦莱这位个体思想家，更是英国革命中那股汹涌澎湃却最终未能实现的社会激进主义洪流。本章将沿着这条学术史的脉络前行，揭示温斯坦莱研究背后的史学范式之争与政治无意识。

一、从革命领袖到历史注脚：温斯坦莱的沉浮

温斯坦莱进入历史视野时，已经是一个被定性的角色。1662年，当这位曾经的织布工人、曾经的掘地派领袖在萨里的树林中孤独地死去时，英国革命已经落幕十余年。在随后的复辟时代里，任何关于土地共有制的言论都被视为危险的激进主义余孽，而温斯坦莱的思想遗产也随之沉寂。直到18世纪末，随着激进主义传统的复兴，他才重新进入一些政治思想家的视野，但此时他被塑造的形象已经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个虽有其意义但终究属于边缘位置的先行者。

这种边缘化需要从多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政治记忆的选择性。1660年复辟之后，保王派和保守派重新掌控了英国的政治叙事，他们有充分的动机将革命时代的社会动荡记忆加以贬抑和扭曲。掘地派运动中那种对土地制度的激进挑战，在复辟叙事中被描述为叛乱、暴动，是秩序的破坏者而非正义的追求者。这种叙事框架为后来的史家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前提。

其次是学术传统的路径依赖。19世纪英国史学的主流是辉格派史学的天下，他们将英国历史描绘成一部自由不断扩展的进步史，议会是进步的主体光荣传统，君主与议会的冲突是这一传统发展的动力。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中，掘地派这种超越议会政治、直接诉诸社会底层平等诉求的运动，反而成为需要被解释的“异常现象”或“偏离主线”的插曲。

让我们具体看看温斯坦莱的著作在后世的传播情况。他的《自由法则》《真正均等的自由之路》等文本，在17世纪中叶曾以小册子的形式广为流传，但进入18世纪后几乎绝版。18世纪末的激进派重新发现他时，依据的已是残缺的二手材料。直到19世纪末，才有学者开始系统整理和出版温斯坦莱的原始文献。这一文献传播的断裂，本身就是知识政治的一部分——什么样的声音能够被保存、传播、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知识问题。

二、辉格派史学框架中的掘地派

19世纪是英国史学走向专业化的时代，也是辉格派史学确立其霸主地位的时期。从亨利·哈兰到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从约翰·格林到艾德温·克雷西，辉格派史学家们构建了一套解释英国历史演进的宏大框架：英国宪政的独特性在于议会主权的逐步确立，而这一进程的核心是议会与王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自由的确立和民主的扩展。

在这样的框架中，英国革命（1640—1660年）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被视为英国宪政自由与议会主权最终战胜王权专制主义的关键时刻，是英国自由传统发展的顶峰。在这一叙事中，代表议会阵营的埃塞克斯伯爵、曼彻斯特伯爵、皮姆、克伦威尔等人是历史的正面主角，而代表王权阵营的查理一世、劳德大主教、斯特拉福伯爵等人则是反动的反派。历史的意义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展开，而任何超越这一框架的政治诉求都难以获得清晰的定位。

掘地派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难以安放的存在。温斯坦莱和掘地派运动既不支持保王党，也不认同议会主流派的政治方案；他们既反对王权专制，也对议会本身的合法性抱有深刻的怀疑。在掘地派看来，1640年代真正的压迫者不仅是查理一世，更是整个土地私有制体系——是这一制度让少数人占有大多数人赖以为生的土地。温斯坦莱在《真正均等的自由之路》中明确指出：

> “英国的压迫不是来自任何个人的恶意，而是来自一种普遍的错误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可以拥有土地而其他人却在挨饿。这才是真正的奴役状态。”

这样的声音对于辉格派史学来说是一个麻烦。它既不能被整合进“议会自由战胜王权专制”的进步叙事，也不能简单地归入“保皇派叛乱”的反动阵营。在辉格派史家的笔下，掘地派通常被处理为一个脚注或一段插曲，承认其存在但将其边缘化，承认其“激进”但将其定性为革命的“过激”行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因素，客观上有利于保王派的反扑。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辉格派史学的集大成者塞缪尔·罗森·加迪纳试图为革命时代提供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在他的多卷本《英国革命史》中，温斯坦莱和掘地派被分配了不到一百页的篇幅，而议会政治、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则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在加迪纳看来，温斯坦莱的思想虽然有趣，但与革命的主要进程关系不大——他是一个边缘人物，其思想虽“激进”但“不切实际”，其行动虽“真诚”但“最终无果”。

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辉格派史学深层的价值预设：政治进步的核心是宪政结构的调整，是议会权力的扩大和君主权力的限制，是法治取代人治。至于社会经济层面的平等诉求，在辉格派的框架中要么是次要的，要么是危险的——过度的平等诉求可能动摇社会秩序的基础，而这恰恰是辉格派史家想要维护的。

让我们用具体数字来说明辉格派史学对掘地派的边缘化程度。在加迪纳的《英国革命史》（1886—1894年）二十余卷中，提及温斯坦莱的段落不超过五十处；在他同时代人阿尔弗雷德·希尔·狄更斯的《掘地派研究》（1896年）出版之前，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温斯坦莱的学术著作。相较于克伦威尔研究的汗牛充栋、温莎研究的蔚为大观，温斯坦莱研究在19世纪末几乎是一片空白。

辉格派史学的这种框架持续影响深远。即使在辉格派史学走向衰落之后，其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叙事框架仍然深嵌于英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建制中。洛克研究是重中之重，孟德维尔、休谟占据一席之地，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而温斯坦莱，在大多数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中，仍然只是一个被一笔带过的名字，“掘地派思想的代表”“早期社会主义的先驱”——标签贴上，翻篇。

三、马克思恩格斯与掘地派的再发现

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时，将目光投向了英国革命时代。在他们看来，英国革命不仅是宪政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理解阶级社会形成和阶级斗争规律的关键案例。1850年，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指出：

>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旧时代的残余中寻找，而必须从新时代的成果中寻找。但旧时代的残余——如掘地派——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掘地派的态度：他们是16世纪以来社会动荡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诉求——土地公有、平等共享——预示了未来社会革命的方向。

恩格斯对掘地派的兴趣更为系统和深入。在《论日耳曼古代的历史和法兰克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恩格斯多次讨论了掘地派运动，将其视为原始共产主义传统在近代的复兴。在恩格斯看来，温斯坦莱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将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以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概念，但温斯坦莱已经认识到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恩格斯的这一判断影响深远。在1883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补充道：

> “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所有权问题比现在更加激烈地争论着。而掘地派——尽管他们被镇压了——已经接触到这一问题的核心：土地不应当是私有的财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掘地派的关注，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指引。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开始系统研究英国革命中的激进派别，他直接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对掘地派的判断，将温斯坦莱和掘地派运动置于英国革命研究的中心位置。

在《英国革命中的人类尊严》（1940年）一书中，希尔挑战了辉格派史学将议会政治和宪政斗争置于历史叙述核心的做法，转而关注革命时代普通民众——穷人、士兵、教派信徒——的政治诉求和行动。希尔认为，英国革命不只是上层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更是社会各阶层争夺社会控制权的全面冲突。在这一冲突中，掘地派代表了一种真正激进的平民民主诉求，其意义远超当时的议会政治。

希尔对温斯坦莱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他的博士论文（后出版为《异端的ewel：17世纪英国激进思想研究》，1956年）和随后的系列著作中，希尔对温斯坦莱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宗教批判、财产批判和政治平等思想。希尔指出，温斯坦莱不仅是掘地派的领袖，更是17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度和政治勇气，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少有人能及。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掘地派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提高了温斯坦莱在学术界的能见度，更在于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温斯坦莱不再是一个边缘的“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代表了被压迫阶级诉求的激进思想家。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思想“超前”或“不切实际”，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还不具备实现其理想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

让我们用具体案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温斯坦莱的重新评价。在传统辉格派史学中，温斯坦莱的《真正均等的自由之路》通常被描述为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是激愤情绪的产物，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希尔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揭示了这一评价的错误。他指出，温斯坦莱的论证结构实际上非常精密：首先从神学论证出发，证明上帝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人类只是土地的“管理者”和“佃户”；然后从神学转向政治论证，指出任何人为地占有他人土地的行为都是对上帝所有权的侵犯，是对自然法的违背；最后从政治转向社会论证，说明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导致战争、贫困和社会动荡。

希尔特别强调温斯坦莱论证的神学-政治混合特征。在17世纪的英国，神学语言是表达政治诉求最有效的工具。温斯坦莱借用《旧约》中的土地“归还”观念，将自己的土地公有主张包装为一种宗教命令，从而绕开了政治敏感性问题（直接批判私有财产可能招致叛乱指控），同时又赋予自己的思想以神圣权威。

恩格斯关于掘地派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判断，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一判断意味着：掘地派运动虽然发生在16世纪，但其基本诉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与19世纪工人运动的诉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温斯坦莱早在洛克一个世纪之前，就提出了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核心诉求的平等理论。

这一判断当然有其问题。希尔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承认，将温斯坦莱简单地归类为“早期社会主义者”是一种时代错位的做法。17世纪的英国社会结构与19世纪截然不同，温斯坦莱面对的问题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尽相同。但他同时指出，这种类比也不是毫无意义的——通过这种类比，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平等诉求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贯穿近现代英国历史的持久张力。

四、修正主义挑战与多元视角的兴起

20世纪中后期，英国革命研究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以劳伦斯·斯通、康斯坦斯·巴塞特、马克·基尔希等学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革命”的解释框架提出了系统性挑战。

修正主义者的核心论点是：传统解释对英国革命的社会经济解读过于牵强。他们指出，1640年代的冲突主要是一场关于宪政和宗教的争论，而非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议会对王权的胜利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革命性重组，克伦威尔政权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反而强化了土地所有者的特权。

修正主义对掘地派研究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修正主义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掘地派运动在革命中的实际影响力和历史意义。修正主义史学家倾向于淡化革命时期的社会动荡程度，认为掘地派等激进运动只是少数人的极端行为，并未真正动摇英国社会的根基。在这一解读中，温斯坦莱的重要性被进一步降低——他不再是一个代表深层社会矛盾的激进声音，而只是一个边缘群体的边缘思想家。

另一方面，修正主义对传统解释的批判，也促使学者们以更细致、更复杂的方式研究掘地派。斯通在《英国革命的结构》（1972年）一书中提出，研究革命时期的社会运动，需要区分“运动本身”和“运动的叙事”——也就是说，掘地派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能与其在后世叙事中被塑造的形象并不一致。斯通的研究方法论提醒后来的学者：我们在研究温斯坦莱时，需要同时关注两个层面的问题——他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实际位置，以及他被后世叙事建构的过程。

21世纪以来，温斯坦莱研究进入了多元视角的新阶段。文化史家从语言和话语的角度分析温斯坦莱的著作，揭示其神学-政治修辞的复杂性；性别史家追问掘地派运动中的女性参与者和女性视角；身体史和情感史学者则关注温斯坦莱文本中流露的情感结构和身体体验。这些新的研究路径，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为我们理解温斯坦莱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图景。

以情感史视角为例。历史学家最近开始关注温斯坦莱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愤怒”“悲伤”“恐惧”等情感词汇，认为这些情感表达不是修辞性的装饰，而是温斯坦莱政治论证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自由法则》中，温斯坦莱写道：

> “当我看到土地被少数人占据，而大多数人却无立锥之地时，我的心在燃烧，我的眼睛在流泪。这种压迫不是来自外国侵略者，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人——那些自称正义却行压迫之实的绅士们。”

情感史的分析表明，温斯坦莱的激进主义不仅是理性论证的产物，更是情感愤怒的表达。他的政治诉求植根于一种深刻的道德义愤——对不公正的不可忍受，对苦难同胞的感同身受。这种情感维度在传统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但却是理解温斯坦莱为何选择激进道路的关键。

让我们用一张时间线来展示温斯坦莱研究的学术史演变过程：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温斯坦莱研究的学术史演变

1660s-1700s : 复辟时代 沉寂与边缘化 激进主义被压制 文献几乎绝版

1700s-1800s : 启蒙与激进复兴 托马斯·潘恩等人重新发现 被定位为"先驱" 但缺乏系统研究

1850s-1900s : 辉格派史学主导 加迪纳等学者处理为边缘 强调议会政治主线 掘地派被视为"异常"

1890s-1960s : 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 恩格斯奠定基础 希尔系统研究 重新评价温斯坦莱地位

1970s-1990s : 修正主义挑战 质疑社会革命解读 强调文化与话语维度 重新审视激进派影响

2000s- : 多元视角整合 文化史、性别史、情感史 全球视野与比较研究 跨学科方法兴起 ```

五、被压抑的激进传统：为什么温斯坦莱的边缘化本身是历史问题

温斯坦莱的长期边缘化，表面上看是学术史的偶然——辉格派史学的框架恰好不重视掘地派，后来的研究传统延续了这一偏见。但深入分析会发现，这种边缘化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历史问题。

首先，温斯坦莱的思想对自由主义主流叙事构成了挑战。英国政治思想史的主流叙述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从洛克到密尔，从边沁到凯恩斯，自由主义思想被建构为英国政治现代性的核心。这一叙事的政治功能是明显的：它为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了历史合法性的论证。自由主义的胜利似乎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其他替代方案——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吸收进自由主义的叙事框架中。

温斯坦莱的挑战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平等主义选项。他不满足于议会主权和法治，他要求土地公有；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奴役，无论这种奴役是以王权的名义还是以财产权的名义进行。这种彻底的平等诉求，与自由主义的核心预设——保护私有财产——构成了根本性的张力。在自由主义史学家的笔下，温斯坦莱要么被淡化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边缘人物，要么被扭曲为一个“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强调他反对王权的面向，而掩盖他挑战私有制的面向。

其次，温斯坦莱的边缘化反映了英国革命中激进传统的失败如何在记忆政治中被强化。革命时代的社会动荡——掘地派运动、平等派运动、平等派士兵起义——虽然最终都被镇压，但其历史记忆对后来的政治秩序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18世纪的“辉格式”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承认革命发生了，承认议会的最终胜利，但淡化革命中激进的平等诉求，将胜利的果实归功于议会的智慧和克制而非民众的抗争。

这种记忆政治的运作机制是：将激进传统与混乱、无序、危险联系在一起，而将保守力量与秩序、理性、文明联系在一起。在这一二元对立中，温斯坦莱的平等主义诉求被建构为一种“危险”的激进主义，是对既有秩序的威胁，应该被历史淘汰。胜利者书写历史，而胜利者最不愿意被记住的，恰恰是那些威胁要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失败者。

再次，温斯坦莱的边缘化与英国特殊的“宪政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英国政治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宪政主义传统，强调英国宪政的“古老”和“独特”，强调渐进改革而非革命性变革。在这一意识形态框架中，温斯坦莱的激进诉求——直接要求土地公有，而非通过议会立法逐步改革——是一种“越界”的行为，是对英国政治文化的偏离。这种“偏离者”的定位，使得温斯坦莱难以被整合进英国政治思想史的主流叙事。

但这种边缘化本身也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如果我们接受温斯坦莱所代表的激进传统是一个真实存在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被压抑就意味着：我们对英国革命和英国政治现代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系统性的盲点。这些盲点不仅影响学术研究，更影响当代政治讨论——当平等诉求被从历史记忆中抹去，当土地公有制的构想被嘲笑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我们就失去了理解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要历史资源。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21世纪以来，英国社会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讨论日益热烈——从城市土地信托到农业用地保护，从社区土地运动到空间正义议题。如果我们的历史叙事只记得洛克式的私有财产权论证，而忘记了温斯坦莱式的土地公有主张，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讨论的深层历史脉络，也难以认识到土地问题在英国政治中的持续重要性。温斯坦莱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打破这种单一视角的束缚，让我们看到英国政治思想史中那些被遮蔽的多元可能性。

六、本书的问题意识与论证框架

在勾勒了温斯坦莱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之后，我们需要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今天要重新发现温斯坦莱？他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有何意义，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社会的平等、正义与共同体又有何启示？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温斯坦莱的激进主义代表着英国革命中一股被长期压抑但始终存在的重要传统——它既不同于议会派维护议会特权的宪政诉求，也不同于保皇派维护王权的专制倾向，而是一种真正激进的平等民主诉求，要求彻底改造产生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传统之所以被边缘化，不是因为它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