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与出版

第一章 起源与出版

1593年4月18日，伦敦书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的登记簿上多了一条新记录：理查德·菲尔德（Richard Field）以"威廉·莎士比亚先生所著《维纳斯与阿多尼》"为由，获准印行一部作品。两个月后，初版四开本（Quarto）在伦敦黑衣修士区"白灰狗"印书铺问世，全书1194行，以七行五音步诗节（rhyme royal）写成，由书商约翰·哈里森一世（John Harrison I）发售于圣保罗大教堂庭院。这部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剧团写作的产品，不是为演出而作的剧本，而是一部由莎士比亚本人主动交付印刷、主动题献、主动投入文学市场的叙事长诗。在他此后整个文学生涯中，没有任何其他作品享受过这种主动权；剧作是对剧团委托的回应，十四行组诗是身后偶然托付他人的旧稿，唯独《维纳斯与阿多尼》是他第一次把"印成书"本身当成创作的终点。因此，本书全部论证的起点，都建立在一个看似简单却常被忽视的史料事实之上：这部作品是莎士比亚文学生涯中唯一一次由他本人主动策划的出版事件（the only deliberately published work in his career），也是其作者形象最具策略性的塑形时刻。

一、初版四开本与四百年版本谱系

印刷商、登记人与初版的物质形态

理查德·菲尔德是莎士比亚的斯特拉特福同乡，1561年7月28日在当地受洗，1580年起随著名的法语与拉丁语印刷商托马斯·沃特罗利耶（Thomas Vautrollier）在伦敦做学徒。沃特罗利耶1587年去世后，菲尔德迎娶遗孀，并在次年成为书业公会自由人。1590年代初他在黑衣修士区新巷（Green Arbour Court）开设"白灰狗"印书铺，因其印刷质量上乘而被誉为"伦敦最好的印刷商之一"。莎士比亚选择菲尔德而非其他印刷商，有着清晰的地理与人脉逻辑：菲尔德不仅是同乡，更是彼时愿意接印中产阶级文学读物而规模适中的中型印书铺的典型代表；哈里森作为发售书商，亦是日后陆续发售莎士比亚作品的核心人物之一。

现存1593年初版四开本保留了清晰可考的物质形态。全书为A2至G2的对开半页（quarto gathering），以粗体罗马字印书名"VENVS AND ADONIS"，下置拉丁文引言"Vilia miretur vulgus: mihi flavus Apollo / Pocula Castalia plena ministret aqua"，引自奥维德《爱情三论》（Amores）第一卷第十五首第35行后段，意为"愿俗众去追逐那低俗之物罢；金发的阿波罗为我斟满卡斯塔利亚圣泉之水"。这一引文的奥维德出处与该诗对奥维德《变形记》第十卷的戏仿改编之间形成显在的互文结构，将莎士比亚定位为奥维德式的英语继承者，而与彼时伦敦流行的无署名或化名的色情小册子划清界线。扉页中央以花饰木刻（printer's ornament）作分隔，书名下署"London, / Imprinted by Richard Field, and are to be sold at the signe of the white Greyhound in Paules Church-yard"，署名"William Shakespeare"。在题名页之后则是那篇著名题献短札。

这一定本的身份问题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1593年初版是这部作品唯一现存的早期权威文本：剧作家本人或其授权者参与印刷的手稿未能留存，剧本与十四行组诗那种"多个互相竞争的污损四开本"的复杂情形在《维纳斯与阿多尼》中并不存在。所有后来的版本谱系，皆以这一初版为出发点。

十七世纪：再版热潮与第一对开本的"边角"地位

《维纳斯与阿多尼》初版发行之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1593年内至少另印三版四开本（标记为Q2—Q4），1594、1596、1599、1600、1602年间又有连续重印，使得十七世纪上半叶累计出现十余种四开本版本。1616年再印一版（Q11），1617、1620、1627、1630、1636、1640年皆有重印记录。综合来看，在莎士比亚生前与身后不久，《维纳斯与阿多尼》是他读者群体最大、印刷次数最多的作品，这一事实直接颠覆了"莎士比亚生前主要为剧作家"的现代小说化叙事。

与此并行的，是1623年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的特殊处理。约翰·海明（John Heminge）与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在编纂对开本《莎士比亚先生喜剧、历史剧与悲剧》时，将《维纳斯与阿多尼》收入卷末"诗体作品"部分，与《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及莎士比亚"遗稿"《托马斯·莫尔》片段共同刊出。但对开本中《维纳斯》的文本并非以1593年Q1为底本，而是以较晚的四开本（学界普遍认定是1617年Q12）为排印来源。这一选择虽令对开本在编排上具有权威性，却也使该版本在异文上不及Q1可靠。文本比对显示，对开本《维纳斯》存在若干明显讹误：人名拼写错误（如"Adon"替代"Adonis"）、印刷疏漏（如某行整句丢失）以及若干现代编辑可识别的讹脱。因此，二十世纪学术编辑的共识是：1593年Q1是这部叙事诗唯一权威的早期文本，对开本仅具有辅证与版本史意义。

十八世纪以降：马隆、约翰逊与学术编纂

进入十八世纪，英国学界兴起大规模的莎士比亚考据事业。《维纳斯与阿多尼》的版本史遂与整个莎学考据史紧密缠绕。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1709年编订的莎士比亚全集未收入《维纳斯》，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725年版与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1733年版皆同样如此。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65年版才首次将《维纳斯与阿多尼》收入莎士比亚正典，且对文本进行了有限的文字校订与注释。约翰逊版本的体例，以脚注解释语词、考订典故，成为后世学术版的基本范式。

爱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在1790年版与1821年遗著版中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工作：他第一次系统利用莎士比亚同代人的文学史料（包括书业公会登记簿、文学通信、私人手稿），将《维纳斯》放置于1590年代英国诗歌的整体语境中进行文本校勘。马隆的"史料考据"（documentary scholarship）方法深刻影响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威廉·乔治·克拉克（William George Clark）与威廉·阿尔迪斯·赖特（William Aldis Wright）合编的剑桥版（1866年《维纳斯》单行本及1863—1866年九卷本全集），后者建立了以Q1为底本、辅以对开本与晚期四开本异文、附以完整注释与索引的编纂范式。克拉克—赖特版至今仍因其注释的密度与可信度而被现代学者视作学术典范。

二十世纪：新学术版与方法论的分歧

二十世纪莎学的标志性进展，是出现了三套相互竞争的"新学术版"：阿登版（Arden）、牛津版（Oxford）、剑桥版（Cambridge）。新阿登版由阿兰·帕特里奇（A.C. Partridge）初编（1955年），后经修订与扩编，第三版由凯瑟琳·邓肯—琼斯（Katherine Duncan-Jones）于2010年完成。新阿登的《维纳斯》版延续了克拉克—赖特式的"长篇注释"传统，每一处典故皆有详细考订，每一处异文皆有版本谱系学说明。牛津版则采取截然不同的方法，约翰·全（John Jowett）编订的莎士比亚叙事诗与十四行诗集倾向于"较干净"的阅读文本，将大量考据性材料压缩到附录与编辑说明中。剑桥版由约翰·罗（John Roe）于2014年推出新版，亦以Q1为底本，但在细节校勘上较牛津版更为保守。三套版本彼此之间偶有分歧，尤其集中在若干关键诗句的标点断句、词汇拼写归一（如"will"与"would"的取舍）等问题上。这些分歧反映了二十世纪后期莎学方法论的内在张力：折衷（eclectic）原则还是保守主义原则、彻底现代化还是保留早期拼写、研究导向还是教学导向。

必须指出的是，所有现代版本皆面对一个共同的、无法弥补的史料缺口：莎士比亚原稿已失。1593年Q1虽是现存的"最早"版本，但毕竟是印刷产物，无法保证它逐字忠实地复制了作者原稿。这就使《维纳斯与阿多尼》在文本权威性上，与剧作家本人可能参与校阅的《第一对开本》中的剧本处于不同的等级。然而反向看，"原稿已失"的命运反而赋予了1593年Q1一种独特的重要性：它是这部作品进入文学世界的"第一印迹"（first print impression），后续所有版本都只是对这一印迹的诠释与重构。

二、题献的政治学：莎士比亚与南安普顿伯爵

题献文本：一种近乎过度的修辞

在书名页之后、诗正文之前，是那篇被后世反复研读却仍不甚确定的题献短札：

> Right Honourable, I know not how I shall offend in dedicating my unpolished lines to your lordship, nor how the world will censure me for choosing so strong a prop to support so weak a burthen: only, if your honour seem but pleased, I account myself highly praised, and vow to take advantage of all idle hours, what I am further indebted to you; the rather to encourage me in the attaining of wished knowledge, and to assure your honour that I am further from the vainglory of making profit of any thing I have written, but that the love I dedicate to your lordship is without end. ... Your lordship's in all duty, William Shakespeare.

这封题献书信的措辞在中世纪晚期到伊丽莎白时代的题献修辞传统中显得不同寻常。开头以"不知何以冒昧"（I know not how I shall offend）为姿态，第二句以"不知世人将如何评判"（how the world will censure me）为自谦，第三句转而以"若蒙嘉许，便胜过一切赞誉"（if your honour seem but pleased, I account myself highly praised）为条件让步，最后以"愿以一切闲散时辰贡献我之所知，且向阁下保证我无意以拙作为牟利之具，我对阁下的爱慕奉献无尽"作收束。这段修辞的语言密度承载着庇护关系的几个核心机制。自贬与自我贬抑的话语并不夸张到虚伪造作的程度，"unpolished lines"与"so weak a burthen"虽是常规自谦，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并未越入虚伪的谦卑；全文并未直接求取经济利益，既未要求庇护金，亦未明示赠礼，仅以"以闲时作进一步献作"作为隐含的允诺。这与伊丽莎白时代其他贵族题献相比，体现出一种克制的姿态。

修辞上最关键的，是全文以"love"而非"service""duty""obedience"等封建庇护语汇作为收束核心词。题献以"the love I dedicate to your lordship is without end"作结，把庇护关系语言化为一种无偿的、永久的情感联结。这种用法在题献修辞中并不罕见，但莎士比亚把这一修辞做到了极致：它同时既可以被读作伊丽莎白时代习见的庇护话语，也可以被读作一种更私人的、跨越阶层的友谊话语。再看署名细节：题献署名"William Shakespeare"而非"William Shakspere"或其他拼写形式。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暗示了莎士比亚对自己名字书写形式的有意控制，他在作品之外的几乎所有现存签名（购房契约、遗嘱等）都使用"Shakspere"这一威斯敏斯特档案拼写形式，而在1593年与1594年的两部题献作品中一致使用"Shakespeare"。这一选择使其作者身份与某种"诗性名字"绑定，而非与商业法律文书中的名字绑定。

庇护关系的多重面孔

亨利·里奥谢思利（Henry Wriothesley, 1573—1624）是莎士比亚题献的对象，时年二十岁。1593年时他是南安普顿伯爵三世与蒂奇菲尔德男爵（Baron of Titchfield），尚未成年；其母爵夫人玛丽（Mary Browne）于1607年去世后，他才完全继承包括蒂奇菲尔德在内的全部家业。这位年轻贵族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的文学场域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南安普顿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1578年起师从著名的家庭教师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 1553—1625），学习意大利语、拉丁语、法语，并接触但丁、彼特拉克、马基雅维利、卡斯蒂利奥内的核心著作。弗洛里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在英国的关键中介者，莎士比亚后来的意大利喜剧（如《驯悍记》《威尼斯商人》）中对意大利文化的熟稔很可能部分源于此一渠道。同时，南安普顿本人在庇护实践中具备经济实力与道德意愿。他日后的宫廷生涯中（先后出任枢密院成员，1599年受封骑士团爵位，1601年因参与艾塞克斯叛乱而入狱两年并被处以巨额罚金），曾向包括弗洛里奥、马修·格洛斯特（Matthew Gwinne）、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 of Hereford）等多位作家提供过庇护金。

莎士比亚对南安普顿的题献有两次，第一次在1593年的《维纳斯与阿多尼》，第二次在1594年的《鲁克丽丝受辱记》。这两篇题献之间的修辞差异极为微妙。1593年的题献用语较为亲密，几乎近似情书："the love I dedicate to your lordship is without end"，这种修辞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题献中极为罕见。1594年的题献则较为收敛："the warrant I have of your lordship's love"，从"我之爱"转换到"阁下之爱"，从情感奉献转换为信任请求。这种修辞转变可能暗示了莎士比亚对庇护关系理解的变化：在《维纳斯》出版之前，他与南安普顿尚未确定任何正式关系，故需以情感之极致表述立约；待《鲁克丽丝》出版之时，两人关系已确立，故不必再以情感修辞强化之。

1709年，尼古拉斯·罗在其编订的莎士比亚全书中记述了一段著名的轶事：南安普顿曾赠予莎士比亚一千英镑，"以使他能够完成一项原本的购买"。该购买的具体内容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可能是1597年莎士比亚购置"新宫"（New Place）的资金缺口，亦可能是其父约翰·莎士比亚申请的家徽纹章费用，还可能是对剧团分成的一种间接投入。无论如何，这一记录在文献学上虽属二手叙述，却因为莎士比亚与南安普顿之间已知的题献—庇护—馈赠关系链条而获得了间接的可信度。

题献如何塑造后世的诠释框架

一个反复被讨论的问题是，题献是否在事实上创造了"南安普顿式阅读"（Southampton reading）的诠释传统？换言之，对《维纳斯与阿多尼》的解读，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题献所设定的"私人情谊"框架的影响？

至少可以确认两个相关现象。十八与十九世纪的众多莎学著作将莎士比亚描绘为南安普顿的"亲密友人"或"诗之伙伴"，并将《维纳斯》视为二人情谊的文学见证。这一形象的核心文本资源是尼古拉斯·罗的1709年叙述，但其修辞来源实际上正是1593年题献。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受到性别研究与酷儿理论影响，新一代学者开始以更多元的视角审视题献："the love I dedicate"中的"love"是否仅指庇护性亲爱，抑或包含更为暧昧的同性情爱内涵？乔纳森·戈德堡（Jonathan Goldberg）的《鸡奸诸学》（Sodometries, 1992）与瓦伦丁·格鲁伯（Valentine Gruger）的相关研究将这一议题推到学界中心。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题献修辞本身的庇护传统维度，将"love"读作情爱或情欲，与将"love"读作庇护话语的延续，二者在文本证据上并不存在决定性的优劣。题献文本作为修辞产品，恰好处于这种"模糊地带"，并因此成为后世多重视角共同争夺的诠释场。

庇护关系修辞的本质，正在于它为公共关系披上私人情感的外衣，又为私人情感注入公共功用的合法性。莎士比亚在1593年首次进入这一修辞系统时，从一开始便在其多义性方面做到了极致。这种极致本身既是情感表达，也是策略性的自我定位。

三、1592—1594：瘟疫、剧院关闭与"印刷转向"

死寂岁月的物质基础

莎士比亚转向印刷出版业，属于剧场关闭这一物质性强制下的被迫再定位。1592至1594年间的伦敦，经历了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最严重的三次瘟疫爆发之一。

1592年6月起，伦敦每周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市政当局被迫下令封闭公共场所。枢密院的1592年6月23日与1593年1月的禁演令，使伦敦全部公众剧场暂停营业。1593年伦敦瘟疫死亡总人数超过一万，占全市人口约十分之一。1593年5月28日枢密院再次发出禁令，要求"剧院场所与一切公演场地暂停使用至本年夏末"。1594年春，瘟疫缓解后剧院才逐步重开。在长达约二十个月的禁演期内，伦敦剧作家失去了最主要的生计来源。

在此期间，剧场从业者并未完全失业。菲利普·亨斯洛（Philip Henslowe）的日记显示，至少有部分剧团，特别是斯特兰奇男爵剧团（Lord Strange's Men）与佩姆布洛克伯爵夫人剧团（Pembroke's Men，即"侯爵夫人剧团"），曾尝试在萨里（Surrey）的南岸、伦敦城外郊以及英格兰北部诸郡进行巡演。但巡演收益远不及固定剧场的票房收入，且人员调度成本高昂。莎士比亚本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轨迹并无直接记载：既无可靠的斯特拉特福返乡记录，亦无可靠的"为某剧团创作某部剧"的档案资料。这一史料缺口正是学界称此时期为"失落岁月"（lost years）或"死寂岁月"（dark years）的根本原因。

下表呈现1592—1594年间伦敦瘟疫、剧场活动、莎士比亚出版与文学冲突的并行进程：

```mermaid flowchart LR A["1592/6<br/>伦敦剧院因瘟疫关闭"] --> B["1592/9<br/>格林智慧的培根出版"] B --> C["1592/12<br/>切特尔仁心之梦致歉"] A --> D["1592-93<br/>莎士比亚转向叙事诗创作"] C --> E["1593/4/18<br/>书业公会登记维纳斯"] D --> E E --> F["1593/6<br/>初版四开本发行"] A --> G["15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