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

太阳升起

把一位诗人称作"太阳"，在文学批评史上并不是随手拿来用的词汇。自从古希腊的赫西俄德以来，"太阳"就是一个有重量的比喻——它暗示中心、暗示光与热的辐射、暗示那种一旦消失便整个天空都会塌陷的位置。把这个比喻加在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身上，不是某一位批评家偶然的灵感，而是自一八四〇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接受史逐步凝结出的判断。要理解这个判断的份量，需要进入十九世纪初叶的彼得堡和皇村，进入一个刚刚意识到自己需要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书面语言的帝国，进入一个把"诗人是什么"当作政治问题来追问的世代。

一、太阳喻的多重谱系：从别林斯基到当代接受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这一说法通常回溯到别林斯基一八四三年前后发表的评论。别林斯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持续撰写关于普希金的文字，把一八三七年早逝的诗人塑造成俄罗斯文学史的奠基者。在他看来，普希金之所以特殊，并不是因为他写出了几首好诗，而是因为他在俄语中第一次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完整而自觉的语言实践——一种此前只属于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文学的实践。这种"第一次性"，是别林斯基之后几乎所有严肃的俄罗斯作家——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反复回到的核心论题。

然而，"太阳"这个比喻比别林斯基的判断更往前走了一步。太阳并不仅仅是第一位的，它还是普遍照耀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源头，还是一种持续在场。这个比喻的真正分量，恰恰藏在这种"持续在场"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八〇年纪念普希金的著名演说里，没有沿用"太阳"这个词，但他做的事情在精神上完全一致：他试图论证普希金属于全俄罗斯、属于一切阶层和一切民族气质，属于俄罗斯人在世界上应该成为的那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从一位具体的诗人变成了一种精神典范，这是一种和"太阳"非常接近的描述方式。

到二十世纪初，高尔基在他关于俄国文学的系列随笔中重新动用这一意象。他写道，普希金之于俄语文学，仿佛是普罗米修斯把火种带到了人间——是一个开端，但不是一个孤立的奇迹。这种叙述在苏联时期被反复重述：普希金被称作"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造者"。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塑造痕迹，但其中的核心洞见是站得住的：普希金是第一个让俄语在书面文学中独立站立的作家。

把这三个层次综合起来，"太阳"这个比喻实际上融合了三种不同维度的判断，它们经常被混合使用，却有清晰的区分。第一种是语言学维度：普希金确立了俄语文学语言的标准。这是最具体的成就，也是最容易验证的——任何一份俄语经典文体选本，从卡拉姆津到普希金的过渡都清晰可见。第二种是精神典范维度：普希金的写作所开启的那种对自由、对个体尊严、对语言真诚性的追问，构成了此后整整一个半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伦理底色。第三种是世代延续维度：普希金之后，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乃至白银时代的诗人勃洛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都在各自的写作里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普希金所提出的问题。太阳的隐喻之所以持久，正是因为它能同时容纳这三种维度——语言、精神和世代。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太阳"区别于其他常见的诗人比喻。把一位诗人比作星辰，暗示的是孤立的天才；比作灯塔，暗示的是黑暗中的指引；比作太阳，则同时承担了起源、覆盖和普照这三种功能，并暗含着一个让人不安的判断：太阳也可以消失，而太阳消失之后的空白，是不容易被填补的。这一伏笔将在普希金身后反复回响。

二、太阳升起之前的时代：亚历山大一世治下的俄罗斯

普希金出生于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儒略历），也就是公历六月六日的莫斯科。那时正值沙皇保罗一世执政的最后一年，紧接着就是亚历山大一世于同年三月登基。普希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亚历山大一治下度过的，而他的青年成熟期则进入了尼古拉一世的时代。这两位沙皇治下的俄罗斯，构成了"太阳升起"之前的天空。

十九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正在剧烈现代化的国家。彼得大帝的改革过去不到一个世纪，俄国的城市、军队、行政体系已经深度欧化，但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仍处于错位之中：贵族说法语，官方文书用法语，教会用古斯拉夫语，而真正的民间口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适合作为书面语言使用"。这种语言上的分裂，是普希金一代人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波穿过整个欧洲抵达俄国。一七八九年之后的一代人——无论在哪一个欧洲国家——都开始相信，个体作为一个自由的存在，拥有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一信念深刻改变了俄国知识青年的自我理解。亚历山大一世本人在登基之初受到这种新思想的感染，甚至在位早期被认为是一个倾向于改革的君主。但他很快回到了更加保守的位置，一八〇一年拒绝在允许犹太人移居的法案上签字，一八〇四年又退回了对秘密社团的限制。这种进退反复，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特征——个人心智的解放和制度压抑并存。

十二月党人的出现，正是这种精神结构的产物。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尼古拉一世刚刚登基的当天，一群军官在参政院广场发动了起义，企图让宪法和改革方案取代专制君主制。这次起义被迅速镇压，但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军事规模。彼斯特尔、拉耶夫斯基、穆拉维约夫这批人，多数与普希金同辈，甚至有几位就是他在皇村学校的同学。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俄国能不能、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在此后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回响着。普希金本人并未参加起义，但他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是由这次未遂的革命和它所代表的思想深度塑造的。

法国大革命的余波还带来另一件关键的事情——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的兴起。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英国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这些人在十九世纪初十年中各自把浪漫主义变成了写作的共识。浪漫主义的几个核心命题——个体的内在性、自然作为精神的对应物、诗人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在俄国的文学青年中传播得极快。普希金最早的诗作——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七年间的那些练习——几乎全都在浪漫主义的影响范围之内。他后来被视为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几乎立刻就超越了这种影响，建立起一种完全属于俄国语境的写作方式。

理解这种时代精神，有一个具体的画面可以作为切入。一八一九年秋天，也就是从流放地返回彼得堡之前的那段日子，普希金在他的笔记里写了一段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他相信自己是俄罗斯第一个把"独立的、有价值的诗"写出来的诗人。这并不是自夸，而是对一个真实状况的诊断——在他之前，俄国不是没有诗，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巴拉滕斯基都已经写出了重要的作品，但他要做的，是把这些零散的传统整合成一种真正完整的语言工程。

三、双重血脉：贵族世系与外曾祖父汉尼拔

理解普希金，不能不进入他的家族史。这种家族历史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几乎没有对应物——一位诗人的血缘中同时包含了古老的俄国贵族世系和一个来自非洲的祖先，这是十九世纪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是一位退伍军官，出身于一个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的古老家族。这个家族的祖先据说是某个来自普鲁士的"贵族"，但更可信的叙述是把它追溯到拉季加——一位据称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同时代的传奇人物。无论如何，普希金的父系是标准的、世代在俄国宫廷和军队中服务的贵族。这种血脉给了他进入任何沙俄时期高层文化圈的可能，但也给他带来了一种距离感——他与自己同代的贵族朋友们既亲近又有距离，因为他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的母亲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婚前姓汉尼拔——是奥西普·阿布拉莫维奇·汉尼拔与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普希金娜的女儿。这位外曾祖父，就是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

汉尼拔的故事，是十八世纪俄国最不寻常的传奇之一。他一般被认为是出生于非洲厄立特里亚地区或埃塞俄比亚地区，一七〇四年左右（一说更早）被带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进入俄国。彼得大帝看中了这个男孩，把他作为自己的教子养育，送到法国和德国学习军事工程。一七二六年回到俄国之后，汉尼拔进入俄军，最终成为炮兵和筑城学方面的专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雷瓦尔（塔林）和库尔兰（今拉脱维亚）主持修筑了一系列要塞。这位非洲裔的军官在俄国宫廷中生活了数十年，娶了希腊裔的妻子，购置了庞大的产业，最后于一七八一年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去世。彼得大帝遗嘱中的继承人之一就有汉尼拔，他留下的回忆录后来被亚历山大·普希金（诗人的祖父）整理出版，并成为普希金创作上的重要素材。

把这种血脉放进俄国文学的语境中，可以看到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身份的混血性。普希金在家中对母亲的肤色颇有好奇，他在童年中就听过关于外曾祖父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作为家族荣耀讲述的，而是作为一种奇特的存在被讲述的。普希金后来在自己的笔记中多次提到汉尼拔，并且在长诗《彼得大帝的黑人》（一八二七年未完成的叙事诗）中以相当大的篇幅探讨了这位祖先。汉尼拔作为一个"被带离故土、又被一个新的文明接纳"的人，本身就是普希金一生的主题。

第二层是阶层与种族的双重距离。普希金作为拥有非洲血统的俄国贵族，既不属于被奴役的阶层，也不属于完全稳固的主流贵族圈。这种同时内又同时外的状态，使他对自由、归属、身份的追问具有一种异常具体的质地。他在《我的家谱》（一八三〇年）一诗中对自己的身世做了非常复杂的自我陈述：嘲讽、骄傲、自嘲、辩护交织在一起。这首诗不能作为对家族的自传式叙述来读，而应该作为一个个体在尝试为自己在社会中寻找位置时的思想记录来读。

俄国文化史的另一个例子可以衬托汉尼拔故事的份量。阿尔扎马斯社的创始人之一茹科夫斯基是普希金的精神导师，但茹科夫斯基的私生子身份在当时造成了持续的困扰——和汉尼拔的非贵族出身一样，这种背景提醒我们，俄国主流文化并没有真正接受每一个它自己所创造的天才。普希金之所以能在俄国文化中成为"太阳"，与他能够同时在多个社会位置上保持某种有效存在这一点，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四、皇村学校：俄罗斯第一个精英教育的实验

一八一一年十月十九日（儒略历十月七日），在沙皇村花园中的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前，举行了一场不大但重要的仪式。三十名少年进入了新开设的皇村高等法政学校（后世称为皇村学校或皇村中学），亚历山大一世亲临开幕并致辞。这是俄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有计划地为本国精英——不是为教会，也不是为某一专业部门，而是为整个帝国未来的领导阶层——建立一个完整的寄宿制教育机构。这所学校的学生年龄介于十岁到十四岁之间，学制六年，是后来俄国一系列寄宿制精英学校的原型。普希金就是这三十人之一，他入学时只有十二岁。

皇村学校的设计深深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一位在瑞士长大的新教牧师马尔季尼·奈克尔是这所学校最初的精神设计者之一。这位奈克尔有一个俄国化的名字——马尔科·伊万诺维奇·科尚斯基，他受亚历山大一世直接任命，是这所学校的首任学监（道德和精神导师）。科尚斯基把卢梭式的教育思想带了进来：他相信儿童的内在道德感知应该被尊重，他相信古典文化是形成公民意识的最佳工具，他相信在与世相对隔绝的校园中能够培养出自由而负责的成年人。这些思想对一八一一年来说是激进的，对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来说也是激进的。

这批学生在六年里学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与任何十九世纪欧洲精英教育相同的古典学科：拉丁语、希腊语、修辞学、历史、自然哲学。第二类是法国文学和俄语文学——换言之，就是当时的"民族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核心文本。这两类之外还有第三类，是当时欧洲寄宿学校中比较罕见的科目：统计学、俄国法律基础、军事训练。这一第三类反映了学校的政治定位——它的目的是培养将要在国家机构中担任领导角色的青年。

普希金在这六年里并不是一个模范学生。他个头不高，性格敏感，容易激动，写作速度极快而准确度也极高。他在拉丁语和古代文学上表现优异，但在数学上乏善可陈。他的老师们——尤其是科尚斯基和哲学家康德式的人物库因吉（亚·伊·库因吉）——都注意到他与一般学生不同的东西：那是一种近乎强迫性的对文学的专注。普希金在皇村学校的前两年里，便读了大量俄语、法语和德语文学，到第四年时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成一格的文学趣味，能够识别当时俄国名作家的优点与局限。

一八一五年一月八日（儒略历），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事件。皇村学校举行例行的公开考试，老诗人加夫里拉·杰尔查文应邀出席。这位七十二岁的俄国诗歌长老当时已经病重，几乎不出席公共场合，但他接受了邀请，因为他想看看新诗人们是什么样子。在学生们依次朗读习作的过程中，轮到普希金时，他朗读了《皇村回忆》——一首当年才刚刚完成、带着他少年时期全部真诚的诗作。普希金的朗诵让整个房间鸦雀无声，让这位老诗人在离开会场时老泪纵横。杰尔查文在场外拥抱了这位少年，预言俄罗斯文学的光辉未来。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有多种叙述，但有一个核心是清楚的——这位俄国古典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在他生命的尾声听到了自己的继承人。杰尔查文在此后三年里辞世，他并未直接教导普希金，但他的名字和他所代表的传统，从这一天起就成为普希金可以继承也可以超越的对象。

皇村学校对普希金写作生涯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层——同学之间形成的友情与思想共同体。德利维格、普列特涅夫、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弟弟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与普希金终身保持通信的维利格尔姆家族成员——这些名字构成了普希金青年时期的核心社交圈。这群人后来在尼古拉一世治下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维利格尔姆兄弟和沃尔孔斯基成为十二月党人；普列特涅夫成为彼得堡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德利维格成为一位温和的浪漫主义诗人并在三十六岁时早逝。每一次与某个同学的分别，几乎都成为普希金写作中一次实质性的精神事件。

五、首次登场：从《致诗友》到《皇村回忆》

普希金的首次发表发生在一八一四年。当时他只有十五岁，正在皇村学校的第四年。他的诗作《致诗友》（原题《致利齐尼乌斯》）刊登在《欧罗巴导报》上——这是当时俄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这首诗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致好友利齐尼乌斯的诗体写就，主题是友谊与诗歌的相互扶持。诗中有几行后来被广为引用：

> 等你哪怕一次被友爱的缪斯 > 从虚度光阴的迷梦中唤醒， > 请打开这部轻松的小册子， > 用诗律的曲线度量你那匆忙的时辰。

这是普希金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但其反响非常有限。在《欧罗巴导报》上得到一个少年诗人的练习作，这并不是当时文学中心的事。一年后他就在杰尔查文面前朗诵了《皇村回忆》，这次朗诵虽然在公开考试的范围内，但参加的人除了考官和少数几个相关人士之外，社会影响也很小。

真正让他在彼得堡文学界确立地位的，是一八一九年发表的《皇村回忆》的修订版。这一版本对原作做了大幅度的强化，加强了对俄国历史与民族前景的抒写，使之远远超出了一首普通抒情诗的范围。这首诗现在可以被看作普希金对俄罗斯民族身份最初、最完整的一次表述。它歌颂彼得堡和皇村的建成，赞美以俄国为中心的欧亚文明的形成，并以此结尾：

> 我的朋友，在叶卡捷琳娜的旗荫下， > 俄罗斯走在被击退的敌人面前； > 让我们迈向亚历山大的时代， > 让缪斯为我们的时代欢呼。

这段诗不能简单当作颂词来读。它真正在做的事情，是把当下的俄国（亚历山大一世治下的俄国）放回到俄国历史的连续进程之中，让听众感受到当下的特殊性。这样的诗作在当时的俄国文学中是少见的——它的雄辩语气和民族历史的结合，让它与杰尔查文时代的颂诗传统产生共振，但在精神气质上明显属于浪漫主义的一代。

从一八二〇年开始，普希金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显著的提速期。这一年他完成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前几章，这是一首以民间故事为底本的长篇叙事诗。它在出版后不久就引发了一场文学地震——它被老一代的古典主义者批评为破坏体统，但同时被年轻一代的浪漫派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开端。茹科夫斯基读了这部作品之后深受触动，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了一句话——大意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谁了"。这并不是虚言；茹科夫斯基是俄国浪漫主义的早期代表，而他读到普希金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恍然若失，正显示了普希金已经跨越了茹科夫斯基所能抵达的边界。

六、三十七年的凝聚：一月十九日之后

要把普希金放在"太阳"这个比喻的位置上，还需要讨论他的早逝。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儒略历一月十七日），普希金在圣彼得堡郊外与法国流亡者乔治·丹特士进行了决斗。在决斗中普希金腹部中弹，两天后去世，年仅三十七岁。

关于这场决斗的背景，已经有过非常详尽的讨论。简单地说，普希金与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结婚之后，法国驻俄大使的儿子丹特士在沙皇宫廷中公开追求普希金的妻子，普希金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试图让对方停止而无果，最终接受了决斗的安排。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这场决斗是俄国贵族社会的一项冷酷礼仪；从思想史的角度说，它意味着普希金再也无法用别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尊严；从精神史的角度说，它意味着俄罗斯诗人在社会中无法作为一个受保护的角色而存在——他必须自己为他的名誉而战。这最后一种意义后来被反复回响。

普希金的死引发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事件。第二天，莱蒙托夫——当时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军官——写出了他的第一首重要诗作《诗人之死》。莱蒙托夫在诗中并未直接叙述普希金的遇难，而是对一般的俄国社会进行了控诉：

> 凶手得到了奖赏， > 玫瑰被放在他头上， > 而你们，可恶的宠臣， > 现在还有谁敢挡在他前面？

《诗人之死》立即被手抄传遍整个彼得堡，一八三七年二月开始陆续出现在合法的出版物上。诗的开头和结尾之外的全部段落在当时引发了审查风暴，整首诗最终被迫修改。莱蒙托夫日后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他在那里写出了《当代英雄》和《黑山人》——这位普希金的继承人，在普希金的死亡阴影下开始了他自己的写作生涯。

普希金的死形成了一个原型。这一原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反复出现——果戈理在精神崩溃中焚毁《死魂灵》第二部；莱蒙托夫在一八四一年的类似决斗中遇难；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排的列文自杀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期间的濒死体验；契诃夫在肺结核的最后阶段依然写作；白银时代的诗人勃洛克在极度孤独中去世；曼德尔施塔姆于一九三八年在远东劳改营中死去。在每一种情况下，作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但每一次，俄罗斯读者都会回到普希金的死这一原初事件上，把它当作一个坐标系——一个作家究竟为什么而死？一个作家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太阳"这个比喻之所以会被一再启用的最后一条理由：太阳是可以熄灭的。它的熄灭正是它的意义之所在。太阳在传说中永不会熄灭，但在现实里它会。普希金的早逝让人们知道，这位"太阳"并不是永恒的，他是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消失是一个具体的损失。而一个具体的人所留下的语言和精神，可以在他消失之后继续照耀。这正是把一位诗人称作"太阳"的意思——他用他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件照亮整个天空的事情，然后他消失了，但被照亮过的东西因此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光明之中。

七、阅读准备：四周的普希金

如何进入这位诗人的世界？与其直接给出确定的结论，不如提供一种可操作的阅读过程。下面这个四周年表与作业的设计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普希金的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去建立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在四周的时间里，读者可以跟着他的脚步走过他的若干个关键阶段。

第一周：皇村与少女时代（《皇村回忆》及同期诗作 1814—1817）

建议阅读：《致诗友》（1814）、《皇村回忆》（1815/1819）和《十月十九日》（1825，皇村学校周年纪念诗）。这三首诗构成了普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