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土者为何重要

第1章 掘土者为何重要

翻开任何一部标准的英美政治思想史教材，读者都会看到一条熟悉的线索：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论证绝对主权的必要性，洛克在《政府论》中奠定自然权利与有限政府的框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和《失乐园》中确立共和德性与言论空间的尺度。这条线索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是因为它对应着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从中世纪封建秩序中逐步脱胎的制度想象：先有绝对主权终结宗教战争的混乱，再有财产权与代议制确立现代宪政，最后有公共言论空间保障思想的自由流通。在这条主流叙事之外，还有一位思想家几乎从未被纳入教科书，他叫杰拉德·温斯坦莱（Gerard Winstanley, 1609–1676），是1649年在萨里郡圣乔治山公开掘地、共同耕种的掘地派的精神领袖。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主流思想史叙事之外，掘地派的政治遗产为何不能被忽视？

主流叙事的形成与掘地派的缺席

标准思想史对温斯坦莱的沉默并非偶然，而是十七世纪末以来英国政治妥协的产物。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议会与王权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议会主权、君权虚位、新教国教地位、有限容忍。这一妥协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思想资源。洛克恰好提供了这一资源，以自然权利、财产权、有限政府、容忍异见这些范畴为框架，而且以一种让辉格党人能够接受、又让托利党人能够容忍的方式表述出来。洛克的思想被工具化地纳入了新政治秩序的自我理解，霍布斯因其无神论嫌疑被边缘化，弥尔顿则因其清教激进色彩被部分遗忘。

温斯坦莱的处境更为不利。1649年4月，他率领一小群人在萨里郡圣乔治山的荒地上公开掘地、集体耕种，宣布土地为全体人类的"共同宝藏"。这一行动持续不到一年就被当地地主和治安法官驱散，温斯坦莱本人随后几乎被历史遗忘，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的著作才被学者重新整理出版。温斯坦莱的悲剧在于：他的主张既触动了正在形成中的财产权共识，又违背了议会派自身的政治逻辑。他不是长老派的敌人，也不是独立派的盟友，更不是保王派的同路人，他属于一个在随后三百年的主流叙事中始终没有稳固位置的群体——底层激进派（Radical Dissent）。

底层激进派在光荣革命后被系统性地遗忘，遮蔽的发生依赖于多重力量的协同。阶级偏见是其中最显眼的因素：温斯坦莱、平等派的约翰·利尔本、第五王朝派的托马斯·哈里森等人多来自小商人、自耕农或下层教士阶层，他们的文本大多以小册子形式流传，文学品质不及霍布斯与弥尔顿。宗教污名同样起到了系统性作用：温斯坦莱相信千禧年即将到来、基督住在每一个普通人心中，这种泛神论倾向在宗教正统看来近乎异端，使他的文本难以被纳入主流宗教经典。最根本的遮蔽机制则是胜利者的历史书写——光荣革命之后，新统治集团需要追溯自己的合法性谱系，结果是洛克被高估、霍布斯被搁置、温斯坦莱被彻底掩盖。

被遮蔽的传统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潜在的形式在随后的三百年里反复回响。十九世纪的宪章派、欧文主义的合作社运动、马克思对"掘地派共产主义的胚胎"的讨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新左派的公社实验，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温斯坦莱的精神相呼应。克里斯托弗·希尔后来在《颠倒的世界》中写道："被击败的激进传统并没有消失，它们像地下的根一样伸展，在地表之下寻找破土的机会。"

英国内战时期的思想光谱

要理解温斯坦莱的独特位置，必须先勾勒他所在的思想宇宙。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不是一个已经定型的政治世界，而是一个所有基本问题都被重新提出、所有基本范畴都被重新定义的时代。三十年战争使欧洲陷入宗教冲突的泥潭，英国国教与清教之间的张力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下愈演愈烈，1640年长期议会的召开、1642年内战爆发、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1649年英格兰共和国的建立，这一连串事件把原本属于共识的秩序彻底撕裂。

在这一历史时刻，至少六股相互重叠又彼此冲突的政治力量同时存在：

```mermaid flowchart TD A[英国内战时期<br/>思想光谱] --> B[保王派] A --> C[议会派] A --> D[底层激进运动] B --> B1[菲尔默<br/>神授王权] B --> B2[霍布斯<br/>绝对主权论] C --> C1[长老派] C --> C2[独立教派] C --> C3[共和主义者<br/>如弥尔顿] D --> D1[平等派<br/>如利尔本] D --> D2[掘地派<br/>温斯坦莱] D --> D3[第五王朝派] D2 -.-> E[被压抑的<br/>平等主义传统] D3 -.-> E C1 --> F[光荣革命后<br/>立宪自由主义] C2 --> F D1 -.-> F F --> G[洛克<br/>财产权共识] E --> H[20世纪<br/>希尔复兴研究] ```

保王派代表的是试图维护旧秩序的力量，他们中间既有主张君权神授的理论家如罗伯特·菲尔默，也有更具世俗色彩的绝对主权论者如霍布斯。霍布斯在1640年代属于流亡巴黎的王党阵营，他写作《利维坦》是为了回应英国内战所展示的政治混乱，他的解决方案是把主权归于一个不可分割的世俗权威，从而终结教派冲突。

议会派是这场政治危机的胜利方，但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长老派希望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以长老会取代国教，独立派则主张各个教派独立自治，反对建立任何国教。这两派在1647至1649年间围绕军队控制权、《人民公约》、审判国王等问题反复较量，最终独立派与军队合作，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在独立派内部还有一批共和主义者，如弥尔顿、亨利·内特尔福德、约翰·威尔克斯，他们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没有国王的共和国。这一派人虽然在1649年暂时获得主导权，但在1653年克伦威尔的护国体制下被边缘化。

底层激进运动是主流叙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但它实际上构成了内战政治的能量来源之一。平等派（Levellers）以小册子作家约翰·利尔本为核心，主张普选权、宗教宽容、法治之下的平等，他们在小册子中喊出了"英格兰最贫穷的人也要像最显赫的人一样生活"的口号。掘地派则是平等派内部的进一步激进化：他们不仅要求政治权利，而且要求经济权利，要求土地归还给所有人耕种。第五王朝派（Fifth Monarchists）则相信《但以理书》中的预言，宣称基督即将亲自降临建立千年王国，他们一度是新模范军中纪律最严明的一群人。

温斯坦莱在这张图谱中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他既与平等派共享对财产权和代议制的批判，又比平等派走得更远，要求废除私有土地制度；他既受过清教思想的熏陶，又对宗教权威采取了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开放态度；他既不是议会派的政治盟友，也不是议会派的敌人，而是一个站在议会派与底层运动交叉点上、试图把两者都推向更深层的思想实验者。这种位置使他在所有派别眼中都显得有些不可靠，也正是这种不可靠使他的思想在事后看来格外重要。

三种主流方案与温斯坦莱的根本分歧

把温斯坦莱与霍布斯、洛克、弥尔顿并置阅读，会发现他们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同一个：在一个宗教分裂、内战频仍、社会分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他们的回答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方向，而这些差异恰好说明了温斯坦莱为何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霍布斯的答案是放弃对任何实质性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建立一种纯粹以安全为目的的服从关系。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因为虚荣、猜疑、对权力的追求而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又短暂"的。为了走出自然状态，每个人必须放弃对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把它转让给一个主权者，主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与秩序本身。霍布斯的关键洞见在于：他认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价值内容，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道德的，而仅仅依赖于一个不可挑战的最高裁决者的存在。这意味着主权者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议会，甚至可以是民主集体，重要的只是权力的不可分割。

霍布斯式方案的问题在于：它把公民的私人领域与公共秩序截然分开，把政治降格为纯粹的工具性活动。公民作为臣民获得了生命安全，但放弃了实质性的自治权。这种安排对保王派而言过于世俗化，对议会派而言又过于专制，对底层激进派而言则完全不可接受。底层激进派要的不仅是安全，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生活，他们要的不是被保护，而是被赋权。

洛克提供了一种看似温和的方案。在《政府论》中，洛克论证了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已经拥有生命、自由、财产权，这些权利先于政府而存在，政府的正当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目的是更好地保护这些权利。洛克承认私有财产是自然权利的核心：人对自己身体拥有所有权，对自己身体的劳动拥有所有权，因此对自己劳动所改造的自然物拥有所有权。私有财产不是原罪的结果，而是自然理性的产物，它通过劳动的占有得到神圣化。

洛克对温斯坦莱的反对者来说至关重要：他的财产权理论为现代资本积累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光荣革命后的妥协提供了合法性。在洛克看来，政府解体（tyranny）只有在统治者侵犯财产权时才会发生，这等于把政治反抗的权利限制在维护既有财产关系的范围内。底层激进派对财产权的挑战，在洛克框架下被自动归类为非法，因为他们的主张恰恰是重新分配既有财产。

弥尔顿的方案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人文主义方案。弥尔顿相信人类具有潜在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教育、阅读、辩论得到释放。他主张废除出版许可制度，捍卫言论自由，因为他相信真理只有在公开的论辩中才能自我澄清。弥尔顿也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他心目中的共和国不是民主共和国，而是一个由有德性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他们受过古典教育、有闲暇参与公共讨论、能抵御商业社会的腐蚀。

弥尔顿式共和主义有一个隐含的阶级假设：政治参与的资格与教育和财产密切相关。这种假设在十七世纪是理所当然的，在今天看来却是一个巨大的盲点。弥尔顿的共和国中没有农夫、没有工匠、没有掘土者的位置，他们的日常生活过于劳苦，没有时间进行古典阅读，他们的语言过于粗鄙，无法参与公共演讲。这种共和德性的精英主义恰恰是温斯坦莱要反对的：温斯坦莱认为，共和不应是有闲暇者的特权，而应是一切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温斯坦莱的位置在哪里？他站在霍布斯、洛克、弥尔顿三者共同的盲点之上。霍布斯放弃了实质性共同体，洛克把财产权神圣化，弥尔顿把政治参与留给精英，温斯坦莱则主张一种彻底的经济平等、彻底的政治民主、彻底的精神平等。他的论点是：私有财产是人类堕落的产物，是诺曼征服之罪的结果，是基督徒应当主动放弃的尘世之物；政治秩序不应建立在保护财产权之上，而应建立在共同体的共同劳作之上；每一个普通人都内含着神性的火花，都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

公地、共和、神性平等：温斯坦莱的三重维度

理解温斯坦莱的思想，最便捷的入口是他1649年发表的《真正的平等派举起旗帜》（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这本小册子。其核心论证简洁有力：上帝造人时，土地是作为"共同宝藏"赐予全人类的；私有财产是诺曼征服之后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是对原始神法的违背；因此，基督徒有义务通过公开掘地、共同耕种来恢复这一原初秩序。温斯坦莱在结尾写道："让那些软弱怯懦的灵魂继续守着他们祖先通过征服和压迫积累的不义之财吧；但那些勇敢的灵魂将回到土地的原始状态，与他们的兄弟共同耕种、共同分享、共同收获。"

这一小册子体现了温斯坦莱思想中三个相互支撑的维度。

土地维度是温斯坦莱经济思想的核心。温斯坦莱不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论证土地公有，而是从神学正义的角度。在他看来，土地如同阳光、空气、水，是上帝赐予全体造物的礼物，私人占有这种礼物是不义。公地（commons）观念在英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十三世纪《大宪章》对王室林地的限制，到都铎时期的圈地运动，再到十七世纪议会内部的圈地辩论，公地的兴废一直是英国政治的核心议题。温斯坦莱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把公地从一个具体的土地制度，提升为一个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形而上学命题。这与今天关于公地悲剧的讨论形成有趣的对照，当代的生态经济学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公地过度使用，温斯坦莱的视角则截然相反，他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把共同的东西变成私人的？

政治维度展开为一种基层直接民主的方案。温斯坦莱在《自由法则》（The Law of Freedom, 1652）中详细描绘了他理想中的政治制度：每个教区由全体居民选举产生官员，官员每年轮换，公共事务在教区议事会上公开讨论，没有常备军，没有职业官僚，没有市场化的司法体系，法官由普通公民临时担任。共和（republic）在温斯坦莱笔下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轮流承担公共职责，而不是把治理留给专业阶层。这是一种激进的小型直接民主方案，比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设想还要彻底。卢梭至少还保留了作为"公意"化身的最高立法者，温斯坦莱则把所有权威置于基层议事会的持续监督之下。温斯坦莱的共和也不是雅典式的，雅典公民的闲暇建立在奴隶制之上，而温斯坦莱的共同体建立在所有人的共同劳作之上。

精神维度构成了整个体系的底层基础。温斯坦莱相信基督的精神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中，因此每一个普通人都具有直接理解神意、参与神性工作的能力。神性平等（divine equality）的观念与清教精英化神学形成鲜明对比：清教主流认为牧师的职责是替普通人解读圣经，温斯坦莱则强调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直接接近上帝的能力。神性平等的政治后果是：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不是经典、不是教会、不是牧师，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良心中的神性之光。这一观念影响了后来贵格会的"内在之光"理论，也通过贵格会间接影响了威廉·佩恩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构想。

三个维度在实践中相互关联。公地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共同的土地，共同体无法持久；共和提供了制度形式，没有基层议事会，共同体无法自我治理；神性平等提供了精神动力，没有对每一个人内在价值的承认，共同体无法激发持续的参与。温斯坦莱在圣乔治山的具体实践就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的尝试：他们共同开垦、共同播种、共同收获，定期召开教区议事会讨论日常事务，并以信仰作为维系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这一实践不到一年就被瓦解。1650年春天，地方治安法官带着士兵前来驱逐掘地派，他们摧毁了地上的小屋、没收了大半种子。温斯坦莱此后转向写作，试图通过文本继续他的政治实验，但他的声音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逐渐消失。他于1676年在伦敦去世，留下的文献不足二十种小册子，总字数加在一起还不到霍布斯《利维坦》的十分之一。

希尔复兴与"何为重要经典"的判断标准

温斯坦莱的再发现是二十世纪英国史学的标志性事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 1912–2007）在1972年出版了《颠倒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这本书重新讲述了十七世纪英国激进思想的全貌，把掘地派、平等派、第五王朝派、喧闹派（Ranters）、贵格会信徒等被主流叙事遗忘的群体重新带回历史舞台的中心。希尔的写作带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他试图证明英国革命不仅仅是克伦威尔和议会派的胜利，也是一场由底层民众推动的、试图建立更平等社会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希尔复兴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史学界。在《颠倒的世界》出版之后的十年里，温斯坦莱的名字出现在英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聚会上，在公社运动的简报中，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里。希尔的论证是：被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会系统性地压抑失败者的声音，而要理解一种传统的真正影响，必须倾听那些被压抑的声音。换言之，"何为重要的经典"这一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选择的结果。

这一判断对当代读者具有直接的意义。我们今天阅读的霍布斯、洛克、弥尔顿，都是经过多重筛选之后留下来的文本。温斯坦莱不是因为他"不够重要"而被遗忘，而是因为他的政治方案在当时就失败了，他所代表的群体没有留下足以自我保存的文化机构。底层激进派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缺乏力量，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军队、金钱、舆论工具的全方位压制。

希尔的另一个洞见是：思想的影响力不一定与作者本人的知名度成正比。温斯坦莱从未成为一个"主流"思想家，但他的观念通过地下网络、通过小册子、通过口头传讲渗透到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宪章运动、二十世纪的合作运动之中。一个思想的真正历史，往往比它的作者所知道的更长。

更重要的是，希尔的复兴表明：重读经典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考古活动，而是一种介入现实政治讨论的方式。我们今天重新阅读温斯坦莱，不是因为他的方案可以直接套用于二十一世纪，而是因为他的问题从未真正过时。如何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里构想真正的共同体？这一追问与当代关于基本收入、共同土地信托、合作经济、平台公有化的讨论形成持续对话。当下关于公地治理的学术研究、关于合作社运动的历史评估、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温斯坦莱的关切形成呼应。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梳理掘地派在主流思想史叙事中的边缘地位，指出温斯坦莱的缺席不是思想史的自然结果，而是十七世纪以来英国政治妥协与阶级偏见的产物。温斯坦莱与霍布斯、洛克、弥尔顿共享对内战后秩序问题的关切，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霍布斯以绝对主权换取安全，洛克以财产权换取自由，弥尔顿以共和德性换取公共生活，温斯坦莱则以公地、共和、神性平等的三位一体方案构想一种人人平等、共同劳作、共同分享的共同体。希尔的复兴表明，"何为重要经典"的判断本身就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被压抑的平等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重新找到了表达渠道。

本章为全书奠定了问题意识：平等主义的乌托邦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现实形态是什么？接下来的章节将依次考察掘地派的政治经济学、神学基础、历史实践，以及二十世纪以来这一传统在英国、美国、亚洲的不同变体。第2章将首先深入温斯坦莱《自由法则》中的具体制度设计，并追问这种设计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持久运行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