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重现
帛书重现
这部书在两千一百多年前还在被抄写、被研读、被讨论,然后它在某一年忽然从可考的典籍视野里消失,《史记》、《汉书》之后的史书再没有确凿的引文或目录条目保留它的名字。直到1973年冬天,它在湖南长沙一座已经被盗过的西汉墓葬里重新露面。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挖出了一批古书"这件事本身——中国考古史上出土的古书并不止马王堆一项,而是因为这次出土的帛书恰好填补了先秦两汉思想史中一块长期空缺的版图,而要走到"认出它就是那块版图"这一步,又经历了相当艰难的数年。
下面将依次复原:这部帛书的墓主身份为何决定了它的形制,它在现场是如何被抢救的,它又被怎样从碎片还原成可读的章节,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如何被唐兰、张政烺等学者初步识别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以及当我们用古典目录学去和考古实物互证时,要遵循怎样的方法。最后,以《经法》开篇"道生法"为例,建立帛书阅读的基本步骤。
```mermaid flowchart TD A[1972 一号墓发掘] --> B[1973.11 三号墓发掘启动] B --> C[1973.11 漆奁清理与帛书整体出土] C --> D[1974 揭剥、阴干与初步整理] D --> E[1975 多机构协同识读] E --> F[1979 唐兰撰文提出黄帝四经] F --> G[1980 文物杂志公布部分释文] G --> H[1984 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H --> I[1990s 多位学者深入研究] I --> J[2010s 重新缀合与修订] J --> K[持续至今 跨学科研究与文献整合] ```
一、墓主是谁,以及"为什么是他"决定了帛书的形态
理解这部帛书最初是怎么被写定、为什么被某人带进墓室的,先要认识埋它的那个人。
1973年11月,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了对长沙马王堆第三号墓的发掘工作。这并非马王堆的首次发掘。早在前一年的1972年,考古队已经把第一号墓清理完毕,墓主是后来被称为"马王堆老太太"的辛追,她生前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下葬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第三号墓的规模比一号墓小,但墓主身份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大约是利苍的亲生儿子之一,继承了利苍的爵位,墓中随葬品也带有明显的侯爵家庭规格。
墓内出土的一枚木牍清楚地记载了墓主下葬的日期,记作"文帝前元十二年"。换算成公历,就是公元前168年。这个年份不是随便出现的数字,而是一条时间锚。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部帛书,被抄定、被折叠、被装进方形漆奁、被埋入椁室的时候,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已过去大约四十五年,距离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已过去大约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帛书的物质形态横跨了"先秦子学走向终结"与"汉初黄老之学兴起"之间几乎整个过渡阶段。
墓主身份的贵族属性还解释了一件事:他为什么会有这部书。这不是一个普通士子家里随手可见的抄本,而应当是某种宫廷藏书或豪族私学系统中子学典籍的代表。帛书被精致地折叠、依次叠放在一个大型漆奁之内,这一做法与西汉初期贵族家庭对重要典籍的安置惯例相吻合。墓主生前应当属于能够接触到这类核心经典的特殊阶层。
换言之,帛书之所以能保存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是因为某一次偶然的决定,而是因为它一开始就被一个身份允许、且在政治上具备稳定条件的人郑重地随葬。这是从源头处就必须先建立起来的一个判断。
二、漆奁里的帛书:现场实录与最初那几天的抢救
帛书被发现的瞬间,目前的考古档案与发掘者事后撰写的回忆中都有相当详尽的第一手描述。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复原。
正式发掘从1973年11月18日左右启动。墓坑位于马王堆堆底东北角,叠压在一号墓之下。填土被层层夯实,椁室顶部塌陷,淤泥几乎填满整个墓室空间。
历史性时刻发生在墓室东侧边厢的清理中。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大型漆木方盒,通体黑漆为底,辅以朱绘云气纹样。盒盖开启后,内部是一叠折叠相当齐整的帛质文书。当时就意识到这件器物非同寻常,因为仅凭肉眼就能看到上面残存的墨痕与朱栏格线。但帛书出土时呈高度潮湿状态,质地朽软,稍加外力就有粘连与破碎的双重风险。
最初的抢救措施是现场立即覆以湿纸或湿布,在保持湿润的状态下整体移出墓室,然后送入湖南省博物馆的库房进行下一步处理。这一步如果错过,纸张在短期内迅速干燥后会永远变硬、变脆,墨迹也会因纤维收缩而崩裂。这是马王堆帛书得以保存下来的第一个关键节点,也是后续所有工作的物质前提。
帛书的总数在后续清理中逐步浮现,篇幅相当可观。经过数年缀合与释读后,共可识别的字数大约在十二万字以上,涉及先秦至西汉初期的多种文献。除去《老子》甲乙本、《周易》及附《易传》、若干医书、术数书、相马书等,最重要的一组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老"思想体系的作品。
现场处理阶段大致做了三件事。第一步是用薄竹签谨慎分离粘连的帛层,这一步骤相当于把一叠被水浸渍过的丝绸织物重新一张张揭开;第二步是把剥离开来的帛片依次铺平在预制的衬纸上,在阴凉通风的环境下缓慢阴干,这一过程通常持续数周;第三步是干燥后用两片透明塑料薄膜把每一片夹起来,长期保存并拍照编号,送入下一阶段的缀合工作。
这一阶段没有任何学术判断可言,所有精力都用在"使帛书继续作为有机物质存在下来"这一朴素的物理目标上。
三、安静拼图的几年:从碎片到可读的篇章
揭剥工作完成后,真正困难的工作才算开始。
考古现场出土的帛片并不是一卷一卷整齐的卷轴。一部分原本完整的篇章在折叠后又被墓室的塌陷挤压变形,出现错位的折痕;另一部分则早已断裂成数以百计乃至上千枚不规则的小碎片。要把这些碎片还原成可读的篇章,需要做一件类似于高难度拼图的事,而这道题的难度远高于日常的拼图游戏,因为这里没有图形提示,只能依靠形、纤维、墨痕、文字内容的多重比对。
这项工作主要由长沙方面的湖南省博物馆与北京方面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今属国家文物局系统)的几位研究者联合承担,持续时间超过四年,从1974年一直延伸至1978年前后才初步稳定下来。
整体流程大致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拼外形。每一枚帛片有自身的纤维走向、边缘形态、墨痕残迹。相邻的两枚帛片如果在断口处能对接纤维走向、并接合墨痕,就可以判定它们原本属于同一片帛。第二层是把读。帛书的字体多为带有较重隶化色彩的篆书,但篇章之间存在一定的字体差异。这就要求研究者先识别出每枚帛片上的文字,再按内容把相近、连贯的帛片归入同一条线索。第三层是校。在内容已经初步分段以后,根据上下文反复回看是否有更合理的拼法,有的话就要推翻前面的判断。
把读阶段的难度尤其大,因为帛书用的古体字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相距甚远。最先被辨读清楚的几个部分是《老子》甲乙本、《周易》经文与《易传》、五行类文献,然后是《春秋事语》、《战国策》类记事,以及相当一批医方与术数书。
至于这部书的主角,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黄帝四经的一组帛书,要等到1975年前后,其轮廓才被逐渐辨认出来。
四、唐兰、张政烺与"黄帝四经"这个命名
帛书进入研究视野之后,最关键的问题是:它到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传世文献中去找坐标。班固《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的末尾,列有这样一行:
> 《黄帝四经》四篇。
《汉书·艺文志》的底本是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皇家藏书后撰成的《七略》,而刘向、刘歆的工作时间距马王堆三号墓下葬(公元前168年)不过一百年左右。也就是说,从汉初到刘向整理藏书之间,这部书至少还在皇家目录中存有位置。再往后的史书则很少再明确提到它,意味着这部书在东汉到唐之间已经彻底散失。
帛书的整理者意识到,帛书四篇(后来定名为《经法》《十大经》《称》《道原》)与《汉书·艺文志》所列"黄帝四经"在数量、性质、概念体系上都有高度对应,但要把这一对应转化为学界共识,需要更具体、更有力的论证。
1979年,去世前一年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在《文物》杂志撰文正式提出:帛书这一组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他给出的理由大致有三层。
第一层是数量对应。汉志所记为"四经",帛书中整理出来的子篇恰好也是四篇,数量上严丝合缝。第二层是概念对应。"经"在先秦西汉的用法里,本来就泛指"重要的成体系著作",并不专指儒家经典;帛书这一组以"道"为基础、以"法"为关键、以"刑德"为工具,构建出一整套政治哲学体系,确实是"经"级别的著作。第三层是历史情境的衔接。从公元前168年下葬,到西汉末期刘向整理藏书,中间约一百多年没有重大历史事件足以彻底销毁一部重要的子学典籍,这就使得把帛书与汉志记载对接成为一种合理的、闭环的判断。
唐兰这一立论,后来成为学者们接受"黄帝四经"这一统称的基本根据。
张政烺对此的参与则更偏向帛书的整体缀合、特别是五行类与易传部分的辨析。他与唐兰在命名问题上态度略有不同:他倾向谨慎,认为这组帛书在被确证就是汉志所载"黄帝四经"之前,呼叫《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个独立的篇名更妥当,汉志中的"黄帝四经"则是后世学者赋予的统称。
这一分歧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学界。裘锡圭倾向于帛书原本就没有统一总名,后人为其套上"黄帝四经"的帽子是汉志目录学的影响;李学勤、葛兆光等则同意唐兰的总名,但强调"黄帝"二字仅是学派归属,不可等同于真正由黄帝所著的典籍。
无论如何称呼,帛书这四篇之间的内在关联都极为紧密。它们在概念上共享同一个以"道"为基础、以"法"为关键、以"刑德"为操作工具、以"无为而无不为"为最高治理原则的政治哲学体系。这些内容会在后续章节专门展开。
五、《汉书·艺文志》与考古实物互证的方法
对初学者来说,前面几节关于"如何把一份汉代目录与一份二十世纪出土的帛书互相对应"的方法,有必要专门停留一下。
这属于佚书研究的基本问题。古书失传了,我们能否借助前人目录、引文与出土实物,把它"找回来"?这门学问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积累。马王堆帛书的辨识是这门学问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场胜利并非凭空的幸运,因为证据链上的每一环都需要被精心排队。
第一步要排查的是"可信目录证据"。要先确认"黄帝四经"这个书名确实在一部可考的、权威的目录书里出现过。《汉书·艺文志》出自班固之手,底本来自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而《七略》又是司马迁之后官方整理国家藏书的产物。从文献源流看,这是一个交叉证据链:一个目录记录,被另一部史书传抄保留下来,而这部史书本身就经受过史学传统的多次甄别。所以,在判断"黄帝四经"是否真实存在过这一点上,《汉书·艺文志》提供的目录证据是有相当分量的。
第二步是排查"版本与形制证据"。帛书的形制、字体、用墨、折叠方式,与西汉初期抄本的特征高度一致。这一步告诉我们,帛书的物质形态可以与古籍目录中"西汉时段"的书建立对应关系。
第三步是排查"内容互证证据",这是最关键的一环。帛书《经法》《十大经》等篇章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术语,是否能在汉代其他典籍中找到呼应?答案是能。《史记·乐毅列传》提到黄老之言,《汉书·窦田灌韩传》记录窦太后好黄老,《后汉书》偶尔出现黄字头术语。从内容而非目录的角度看,帛书提出的"道生法""刑德相养""执一者,万物之主"等命题,与汉初道家文献的引用频繁重合。
三步证据排完之后,学者倾向于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帛书这组文字与《汉书·艺文志》所列"黄帝四经"在性质上高度一致,在数量上也是"四篇",在内容上对得上汉代语境中的黄老思想体系。因此可以基本认定,帛书与汉志记载之间是互证关系,而非偶然同名的巧合。
这套三层证据链是本书反复使用的方法。后续每一章讲到一处黄帝四经的主张,都会同时回到下面三个角度:这一主张在汉代其他文献中有没有呼应?它是不是孤立的一家之言,还是更大思想脉络中可识别的环节?它在我们已知的政治哲学图谱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六、个案精读:《经法》开篇"道生法"
下面给读者示范一次帛书阅读的基本步骤,后续章节每涉及一段原文都会按这个流程来。
帛书《经法》开篇第一句是:
>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者也。
这段文字总共十五个字,出现在帛书这一组文字的整个开头,它的措辞密度相当高。
第一步是确认文字。在没有别字与残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按字读: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者也。其中"绳"字在此是名词,指绳墨,亦即木工画直线的墨斗,在古代也是衡量正与不正的标准。"曲"读上声,指弯曲、偏差、不直。
第二步是逐字落实。"道生法"三个字,东汉以来几乎没有一部道家著作不出现这个句式。但帛书这里说的是"道"生出"法",而不是说"道"就是"法"。"生"字点明了先后顺序与生成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是后面很多讨论的逻辑起点。
第三步是解读"法者"一句。这里帛书把"法"从一个抽象名词,具体化为一项可操作的判定活动。法是什么?法就是用一条"绳",即一种判断得失的客观尺度,来裁决是非,使曲直分明。
第四步是回到全篇主旨来理解这十五个字。帛书这一组文献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主道立位,百姓一统",即在政治层面主张一个稳定的秩序。而秩序不可能依赖人的主观好恶,它必须依靠"法"。"道生法"三字,正是把秩序的基础牢牢接回到宇宙论层面,让政治秩序不再依赖君主的个人意志。
十五个字读下来,读者已经可以不再依赖"古书晦涩难懂"这一类预设来面对帛书原文。下面把刚才的步骤整理成一份通用清单,后续每一段帛书原文都会按这套流程走:
1. 在图版或释文中确认每个字的形体。 2. 标点、句读、断句。 3. 逐字落实关键术语的本义、字源、字形。 4. 把术语放回原文具体语境中,看它在原文中承担什么功能。 5. 把它放到其他文献的对照网络中看,看其他典籍如何讨论同一术语。
读完这一步,我们已经具备了自己读帛书原文的最基本工具。这套方法会在第二章具体用到。
七、一个假设:如果没有这次发掘,我们缺的是哪一块
最后,留一个引导性的问题给读者。
1973年这次发掘不是一项小打小闹的事件,它直接改变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图。一个粗略的对比可以说明问题。
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之前,先秦两汉的政治哲学讨论大致由下列材料支撑:儒家以《论语》《孟子》《荀子》《礼记》部分篇章为代表,法家以《韩非子》《商君书》为代表,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墨家以《墨子》为代表。"黄老"始终是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概念,《史记》《汉书》多次出现"黄老之言""黄老之术"这类表述,但它的具体文本长什么样、师承谱系如何、核心范畴有哪些、在先秦到秦汉之际与儒、墨、名、阴阳诸家是怎样互动的?
对这些问题,1973年之前学界给出的回答基本是借助零散引文与概念残留拼凑出来的。马王堆帛书出土后,这一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手中第一次拥有了一部由西汉人亲手抄定、完整体现黄老政治哲学体系的大型文献。它的范畴展开完整,术语使用统一,内部自洽度极高,而且与同时期其他文献能形成清晰的对照。
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这次发掘,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认知就缺少了一块相当关键的版图。这块版图不是某一个具体观点,也不是若干孤立的名词,而是"在儒法道三足鼎立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独立的政治哲学形态"这一整体图景。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就从这块新找到的版图开始。
本章小结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一部古籍为什么会在1973年重新浮现?
答案大致有三层。第一层是物质层面的幸运。马王堆三号墓的墓主身份,使他成为一个有能力保存、并有条件把这部书随葬的人;墓室的相对密封,又使这些帛书在历经两千多年之后仍保有物理上的可识读性。第二层是学术层面的接力。从1973年的现场揭剥,到七十年代末的缀合与辨识,再到八十年代以来的多次系统整理,每一位学者的工作都建立在前一位学者的判断之上。第三层是方法层面的稳定。《汉书·艺文志》之类的古典目录学,与帛书这样的考古实物之间,借助"可信目录—版本形制—内容互证"三层证据链,可以完成互证,这是中国古代佚书研究在二十世纪结出的最大果实之一。
把这三层叠在一起,1973年的这次"重现"既不是纯粹的偶然,也不是必然出现在某一年份的孤立事件,而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考古工作、文献学训练与学术积累共同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所爆发出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次发现。帛书《黄帝四经》由此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但发现之后,一部更具体的工作才刚开始:这部帛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它讨论什么核心议题?它内部有没有一套成型的政治哲学?要知道答案,就不能停在"黄帝四经"这个标签上,而是要切入到标签背后的概念,也就是"黄老"这两个字。
下一章会从"黄老"二字切入,把这一概念从后代文献中那些被泛泛使用的标签里拽出来,转回到它在先秦西汉所具有的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