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茶摊

第 1 章 蒲松龄的茶摊

一碗茶的传说

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流传最广的画面是那个茶摊。清人邹弢在《三借庐笔谈》里说，蒲松龄写此书时，每天清晨携一只大磁罂贮满苦茶，带一包烟，摆在大道旁，见行人过，必强拉住人家说话，搜奇说异，人家渴了就奉茶，乏了就奉烟，务必让人讲痛快了才放走，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者二十余寒暑。这个故事太有画面感了，以至于后来几乎所有介绍蒲松龄的文字都要复述一遍：一个和蔼的乡下老书生，用一碗茶换取一个鬼故事，集腋成裘，遂成一部奇书。

可惜它多半靠不住。蒲松龄从四十岁起长年坐馆于淄川西铺村毕家，一年到头住在东家家的绰然堂里，晨兴授徒，夜阑属文，哪有余裕天天到大道旁摆摊?更重要的是，《聊斋》中相当一部分故事有案可查，或袭自六朝志怪与唐人传奇，或本于明人笔记，或采自乡里见闻与友朋邮寄，并非路人甲乙随口讲来的段子。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论及蒲松龄处征引有据，于茶摊之说未着一字，态度已经很清楚。今人袁世硕、马瑞芳等考证蒲松龄事迹，也都把茶摊视为晚出的附会。邹弢是光绪年间人，距蒲松龄之死已一百六十多年，他记下的更像是一代代读书人对这部书成因的想象。

但这想象本身值得玩味。人们不肯相信这样一本书是孤独地写出来的，非要给它配上一只茶罂、一缕烟、一群过路的陌生人。这背后有一种朴素的书观：如此庞杂的众声，必得有一个聚拢众声的场所。茶摊是虚的，聚拢是真的。蒲松龄确实有一张自己的关系网，淄川的唐梦赉、高珩，济南的朱缃，湖边的王士祯，都曾为他提供素材、抄本与唱和。茶摊不在柳泉边，在他的书信与诗卷里。传说把一张文人网络压缩成了一个动人的剪影，这是民间的叙事智慧，也是对《聊斋》成书方式的一次歪打正着的致敬。

把茶摊传说再往深里追一层，会碰到中国人对采风的老记忆。上古有采诗之官，摇着木铎走在路上，观风俗，知得失；干宝作《搜神记》，序中自述材料来自访搜远近、萃集散逸。在古人的书观里，一个作者端坐书斋凭空虚构，反而不成体统；书必须从世上收来，从路上、从渡口、从陌生人的嘴里收来。蒲松龄的磁罂苦茗，不过是采诗之官的清代乡野版。人们需要相信，一部写满鬼狐的大书字字都有来处。这个需要本身，比传说更真实。哪怕今天我们已经清楚，《聊斋》的来历一半是书斋里的承袭改写，一半是乡邦间的见闻耳食，路人随口讲说的成分充其量占个零头，可每当有人复述茶摊，复述者眼里的光还是在说：他们希望文学是这样长出来的，从人群里，不从文凭里。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旁证。《聊斋》里若干篇末，蒲松龄自己注明过素材来源：某条得之邸报，某条得之友人书札，某条是亲历亲见，某条是同乡某君言之凿凿。注明出处的习惯，是史家的习惯。他一面在小说家言的层面上姑妄言之，一面又忍不住用史家的规矩交代案源。茶摊传说只看到他“听”的一面，没看到他“录”的一面。录，才是那四十年真正的内容。听来的会飘散，录下来的才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柳泉边有没有那只磁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第二位作者，用四十年时间对鬼故事保持如此专业的耐心。

今天的淄川蒲家庄还保留着蒲松龄故居，院落不大，几间北屋，设有纪念馆，陈列着手稿影印件与历代版本。我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去过，游客寥寥，讲解员说到茶摊时依然眉飞色舞。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个传说的真正功能：它把一部深不可测的大书，兑换成一个游客三分钟能够听完的暖故事。导游需要它，正如当年书商需要它。学术考据拆不掉茶摊，因为它承担的不是事实功能，是情感功能。读这本书的人，总得先认识这个写书的人；而认识一个三百多年前的落魄书生，最快的捷径就是想象他微笑着递过来一碗茶。

柳泉与满井

蒲松龄别号柳泉居士，这个号帮了茶摊传说的大忙。淄川城东七里有泉名满井，泉眼旁古柳垂荫，乡人称柳泉。蒲家世代居于淄川，离这一带不远，蒲松龄以地自号，本是文人惯例，算不上什么惊人之举。可后人把这个号读成了生活方式的自供状，既然叫柳泉居士，那总该在柳泉边住着，摆个摊子，煮茶待客，听南来北往的人讲狐讲鬼。名号与传说互相印证，茶摊便愈发真了。

我倒觉得柳泉二字另有分量。泉是活的，柳是野的，这个号里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自我期许：科场上枯守的是一潭死水，柳泉却是溢出地面的活水。蒲松龄一生功名止于秀才，七十一岁才援例补了个岁贡生，所谓功名，于他如同画饼。可是这个在体制内几乎没有身份的人，给自己起了一个最贴着泥土的号。他后来的写作也确实如此，笔下有泉水的清、柳条的韧，写乡村塾师的清寒、写农桑的节候、写市井的物价，无不贴切。一个终日在四书五经里讨生活的人，感官始终向着旷野敞开，这是《聊斋》最动人的底色。

这个底色不只在《聊斋》里。蒲松龄的著述，今天存世的还有文集、诗集、词集、俚曲和多种杂著。俚曲尤其值得说一说。他用淄川方言写唱本，《墙头记》写不孝之子把老父推来推去，《磨难曲》写灾荒与冤狱，都是唱给乡邻听的。一个文言世界的大师，转身就能用最土的白话写戏，两副笔墨之间没有墙。这提示我们，柳泉居士的“野”，不是姿态，是真正的双语者才有的自由。他在文言里安放孤愤，在俚曲里安放劝善，在诗里安放日常的愁。三种文体里，只有文言的那一种通向鬼狐，因为只有文言里住着干宝、住着史官、住着一整个可以托付幽冥的书写传统。

由此再看写作时间。一般以为《聊斋志异》动笔于他二十几岁，四十岁已有初具规模之本，此后增删修改，直至暮年不辍，前后约四十年。康熙十八年，他在《聊斋自志》里落笔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那时书已成大半；此后三十多年里，新篇仍在陆续加入，有些篇目明写康熙中年以后的见闻。四十年，对一个白天要教书、要应酬文字、要养家糊口的乡下塾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本书是用一个职业文人全部的业余时间写成的。晚年他在诗里自述“白头冗案更生愁”，案牍与著述挤在同一张书桌上。所谓四十年写作，不是从容的雕琢，是挤出来的。

十九岁的春风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山东淄川人。蒲家并非世代书香，父亲蒲槃弃儒经商，家道小康后课子读书。顺治十五年，十九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名籍籍于诸生间。主持山东学政的是有名望的诗人施闰章，相传他读到蒲松龄的卷子极为激赏，拔置第一。少年得志，前途看似一片坦途，谁能想到这第一竟是终身功名的顶点。

三试第一有多难，要看清代的学政制度。童生须历县试、府试、院试三关，道试由学政亲自主考，能三连冠者，一省之内屈指可数。这一场春风给蒲松龄的是真实的自信，也是此后一生的参照系。他此后每次落第，都要与十九岁那年的自己对照。这种对照的痛感，在他晚年的诗里反复出现，也渗进了《聊斋》的许多篇目，那些以神童始、以蹭蹬终的书生，那些考场中鬼哭神嚎的幻境，都是这团心结的变形。马瑞芳作《蒲松龄评传》，反复强调一个判断：不理解蒲松龄的科场经历，就无法进入《聊斋》的深层。此话不虚，后面谈《叶生》《司文郎》诸篇时还要回到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施闰章的鉴赏。传世的批语有“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之语，虽真伪难考，但施闰章本人是清初诗坛的正当行家，他激赏的文章，自然是才气纵横一路。吊诡的是，这种才子之文恰恰不合后来乡试考官的胃口。清代乡试重程式、重平稳，最忌才气外露。十九岁遇上施闰章，是蒲松龄的运气；此后再未遇上第二个施闰章，是他的命。

博士弟子员这个身份也值得多说两句。考中秀才，意味着免徭役、见知县不跪、进入地方绅衿的行列，是实打实的身份跃迁。但它同时意味着一种悬置：从此每年岁考、科考，文章荒疏即遭降黜，蓝衫随时可能保不住。蒲松龄此后数十年岁考成绩大抵在一等二等之间徘徊，功名的第一级他站得很稳，却始终上不去第二级。一级之隔，隔出一部《聊斋》。他笔下那些“操童子业，久不售”的老童生、老秀才，成名、叶生、宋生，个个都是他自己的镜像。后世论者常说《聊斋》是一面镜子，照妖也照人；我看它首先照的是作者自己那张落榜了四十年的脸。

四十年的落榜

此后的事情，用一句话可以说完：考了一辈子，没考上。细看却触目惊心。清代乡试三年一科，蒲松龄从二十岁出头应乡试，直到六十三岁最后一场，前后应考十次上下，屡战屡败。中间有一次格外冤枉，相传四十八岁那年，他考场答卷时误隔页书写，犯了“越幅”之例，直接黜落。试卷一页页誊下来，跳了一页，在今天不过笔误，在当时就是硬性淘汰。他为此写过自嘲的词，那种痛苦隔着三百年还能烫人：文章还没输给考官，先输给了格式。

关于考场，他后来在《王子安》篇末写过一段千古妙文，把秀才进考场的七个阶段比作七种可怜物，此是后话，第十一章再细说。这里先看号舍。江南贡院式的狭小号舍，考生要在里面待上九天七场，吃住答卷都在一方斗室中。蒲松龄这样的老考生，一生进号舍的总时日加起来，恐怕超过他后来坐馆的任何一间书斋。一个把半辈子耗在号舍里的人，对制度的了解是肌肉记忆级别的。《聊斋》里写考场从不隔靴搔痒，写搜检、写誊录、写主司的鼻息，全是内部人的手笔。他甚至清楚考卷的物理形态，越幅之罚正说明他本人对着试卷一格一格誊过多少个昼夜。制度批判史上，很少有比这更扎实的资格。

五十岁以后他仍在考。六十岁以后他仍在考。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秀才，与孙儿辈的考生挤在号舍里，搜身、入场、点名、答卷，出来后忐忑等榜，榜出无名，回家，继续教书，三年后再来。今天的研究者统计过他的年谱，每一科的时间与落第的诗作几乎可以一一对应。到七十一岁，按照当时援例捐纳岁贡的成例，他终于循资出了贡，得到一个虚衔。朝廷旌表老儒的例行公事，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是一辈子的安慰与一辈子的讽刺。

出贡那年，地方官送来匾额，蒲家阖族觉得荣耀，蒲松龄自己的诗里却透着说不清的滋味。一面是“落拓名场五十载，不成一事雪盈头”的自伤，一面是他对儿孙科名的絮絮叮嘱，临终前几年还在为孙儿进学欢喜。这种撕裂在今人看来难以理喻，放回当时却再正常不过：科举不只是功名之门，也是读书人唯一的自我确认管道。骂它的人都是想要它而不可得的人。唯其如此，《聊斋》对科举的攻击才处处透着复杂的体温，它不是启蒙式的拒斥，是痴恋者的血泪。这种情感结构，二十世纪的读者未必比十八世纪的人更容易懂。

把落榜放进统计里看，还有一层意思。清代山东是科举大省，每科乡试取举人不过数十名，而全省数千秀才竞逐，中式的概率常在百分之一二以下。换句话说，落第是绝对多数读书人的常态，成名者才是异数。蒲松龄的不幸并没有统计学上的特殊之处，特殊的是他把这种普遍的不幸写成了书。清代有多少个毕家塾师在乡试的门外老去，名字都留不下；留下名字的这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失败和所有人的失败，一起交给了鬼狐去保管。这是文学对统计学的胜利，也是才华对命运的报复。

我不愿意把这四十年讲成一个纯粹的受害者故事。蒲松龄对科举的怨恨是真的，但他从未真正退出这个制度，他一边骂考官瞎眼，一边一次次走进考场，还把子孙的科第看得极重。这种身在其中而不能自拔的状态，恰恰使他对科举的批判有了内部视角。《聊斋》骂科举，不是旁观者的冷嘲，是深度参与者的控诉，他知道每一道程序，懂每一种委屈，笔下才有那种切肤的准确性。假如他四十岁就中了举，中国文学史会多一个平庸的知县，少一部《聊斋》。这话有点幸灾乐祸，可是每读《叶生》，我又觉得蒲松龄本人未必肯做这样的交换。

西铺村的塾师

养家的营生是坐馆。康熙九年，他一度随同邑进士孙蕙南下江苏宝应、高邮作幕宾一年，见识了官场与漕运，也见识了水乡的鬼气与民生，这一年游幕对他写官场、写运河、写异乡，都是滋养。康熙十八年前后，他进入淄川西铺村毕家，设馆于绰然堂，一坐三十年。东家毕际有曾任江南通州知州，致仕家居，藏书极富，人格上也敬重这位落魄名士。毕家的石隐园、效樊堂，成了蒲松龄后半生的书房与会客厅。

塾师生活是清苦而有规律的。教毕家子弟读书写字，代东家写应酬文字，年节有束脩，闲时游园、赏花、听雨、写诗。毕际有死后，他仍留馆教其孙辈。这三十年的好处是稳定，有饭吃，有书读，有体面的交往；坏处是离妻儿远，一年中多半时间住在东家。他的妻子刘氏留在蒲家庄操持家务。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里写分家时家中薄产被兄嫂侵夺，刘氏默默安于“农场老屋三间”，怡然不以为苦。这个朴素坚韧的女人，是《聊斋》中许多贤妻形象的现实底本，红玉、吕无病、聂小倩持家的那一面，都有刘氏的影子。

在毕家的岁月里，蒲松龄还完成了大量代笔文字：贺表、寿序、祭文、书信，东家的人情往来几乎都出自他的手。这类应酬文字向来被文学史轻视，可是替一个乡绅家族写了三十年应酬文，等于把一个士绅社会的全部社交语法过了一遍。谁该称年伯，谁该用谦辞，谁的丧礼该用什么等级的套语，《聊斋》里那些对绅宦世界的精确描写，功底正在这些被人轻视的笔墨里。鲁迅说《聊斋》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那份“人情”的账本，其实是从绰然堂的砚台上摊开的。石隐园里有他亲手料理的花木，诗集中有他数十年间的园中杂咏。一个一辈子寄人篱下的塾师，在别人家的园子里养出了自己的江山。

在毕家，他写成了《聊斋》的主体。这一点常被忽略：这部写尽天下奇闻的书，出产自一个乡绅庄园的私塾，写作时间是课徒之余的深夜。他有一方“聊斋”印，聊者，姑且也。姑妄言之姑听之，这个书房名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姿态的宣告：以下所记，姑且听听。在这间姑且的书房里，他把自己四十年的见闻、读过的千种书、咽下的万般气，一并倾倒进去。研究界习惯把《聊斋》与作者的幕宾、塾师两段经历并提，马瑞芳甚至称之为研究蒲松龄的两把钥匙。钥匙开的同一扇门：一个体制边缘的读书人，如何用业余时间建立自己的文字王国。

孤愤之书

康熙十八年的《聊斋自志》，是全书唯一一份作者亲自出具的说明书，值得整段细读。“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开篇先把自己挂上屈原、李贺的谱系，说的是同一个意思：非怪异无以言志。接着是那份著名的自供：“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干宝是《搜神记》的作者，黄州指贬居黄州、喜人谈鬼的苏轼。才不如古人，癖好与古人同，谦辞里藏着极自负的认宗。

自志中最沉痛的一段，写深夜书斋：“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然后才是那句被人引用了三百年的话：“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孤愤二字从韩非来。韩非口吃不能道说，退而著书，孤愤五蠹，皆为世所不容者的牢骚。司马迁受腐刑而后成《史记》，发愤著书的传统到蒲松龄这里，落到了一部谈狐说鬼的笔记上。表面看是自贬，志怪小道，何敢比附经史；内里是自命，我这部书的血统，接着屈骚、接着太史公。

结尾一句最堪玩味：“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知音不在人间，在坟茔荒野之间。这是化用杜甫吊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句。一个活着的人，把自己的知音指认为鬼。这句话定下了全书的音色：对人间的失望，与对幽冥的深情。后世读者常被《聊斋》里的狐鬼温暖到，殊不知那温暖的原点，是作者在人间得到的太少的暖。蔡九迪在《异史氏》里分析“异史氏曰”的史学姿态，指出蒲松龄以史官自任而记异闻，是以一种被剥夺的身份自我补偿。一个连乡试都过不了的人，自封史官，为鬼狐立传，这份僭越里的悲凉与骄傲，须合在一起看。

自志里还有一句常被轻轻放过的话，说自己“新故相嬗”云云不如暂引大意：人到中年，儿女成立，父母渐老，功名之心与委运之思互相拉锯。一个四十岁的乡下塾师在自序里盘点平生，发现可写的既非功业亦非游历，唯有胸中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这段气无处发泄，遂假鬼狐以出之。后世论者爱谈《聊斋》的想象力，可想象力也要有压力才会有方向。蒲松龄的压力有名有姓：叫乡试，叫岁考，叫束脩，叫儿孙的婚嫁与荒年的米价。脱离这些谈狐说鬼的艺术，都是空对空。清人评点家冯镇峦说读《聊斋》当以文法读，今人读《聊斋》还当以人世读，两头合起来，才对得起那盏冷雨寒灯。

把孤愤放进更长的谱系，能看出蒲松龄的自觉。韩非著《孤愤》，司马迁受刑而著《史记》，韩愈说不平则鸣，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中国文论里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伟大的文字来自被亏欠的人。蒲松龄接过这条线索时做了一个关键改动，他不用自己的身份直接言说，而是造出“异史氏”这个叙述面具，躲在鬼狐背后发言。这一改动让他获得了双重自由：鬼狐替他做现实里做不了的事，女鬼报恩、侠狐复仇、冥司清账；论赞又替他说现实里不敢直说的话。发愤著书传统到他手上，从直抒变成了叙事，从呐喊变成了寓言。这一转变的文学后果，就是中国有了第一部以幻想为肌理的孤愤之书。蔡九迪在《异史氏》一书里正是抓住这个面具做大文章，她指出“异史氏曰”既是史赞的戏仿又是自我的显露，蒲松龄在真与幻两界之间来回搬运自己的痛苦，搬到鬼狐身上时，痛苦变得可以处理了。

王士祯的题诗

康熙年间，《聊斋》抄本已在友朋间流传。最受瞩目的一次外传，是到了王士祯手里。王士祯号渔洋山人，时任高位，主盟诗坛，神韵一派的宗师。他读到《聊斋》抄本，在书前题诗一首：“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诗是好诗，尤其末句翻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把蒲松龄写成了雨夜豆棚下听鬼吟的雅人。蒲松龄有和诗：“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对照着读极有意思：王士祯眼里是闲适，蒲松龄回的是“布袍萧索”，是冷雨寒灯。一个在欣赏，一个在诉苦。同两部书，温度不同。

千金购稿的传闻还有下文，说王士祯极称其书，惜未能刊行云云。传闻不可尽信，但王、蒲二人的文字交往是实打实的，王士祯的评语今日仍散见书中各篇。值得注意的反倒是分量：一位诗坛盟主对一部未刊的志怪稿本郑重其事，在当时的文学生态里近乎破格。清初的文官大多视小说为小道，王士祯的垂青多少出于乡谊与趣味，却无意间为这部书做了最早的名人背书。后世出版商在封面上印王士祯评点本云云，把这段佳话又用了三百年。名人的一个题跋能养活一个书业传统，这也是《聊斋》接受史上的奇特一页。

围绕这次交往还有一则传说：王士祯欲以千金购其稿，蒲松龄不与。此说也出自晚出笔记，未必可信，但它同样说出了某种真实：以王士祯的地位，一介寒儒的书稿能入其眼，本身就是巨大的声望加持。今本《聊斋》中确有若干条王士祯的评语，寥寥数十字，口气是行家的激赏。《聊斋》最早的推手名单上，还有更实在的两位：高珩与唐梦赉，都是淄川籍的显宦名流，都为书作序。一个乡间塾师的狐鬼书，序跋出自侍郎与翰林，题诗出自诗坛盟主，这张朋友圈说明蒲松龄在世时，此书已被士林当作认真的作品对待，而非遣兴的志怪小册。

士林的接纳并不等于市场的接纳。蒲松龄生前，《聊斋》始终是抄本流通，传抄一部要费时数月，读者限于文人圈。真正的大众化要等到乾隆末刻本通行之后。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里抱怨此书风行海内，几于家有其书，语气已带着卫道的恼怒；而与他约略同时的纪昀，则从文体上给了它最著名的一记差评，说它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批评它随意装点如戏场关目。一个被大众热爱，一个被巨匠挑剔，这两种接受姿态贯穿着《聊斋》的三百年接受史，到今天仍在重演：大众改编取其情，学院考辨取其史，各有各的聊斋。第十三章将正面处理纪昀的批评，此处先按下。

马瑞芳有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称蒲松龄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这顶帽子自然可以商榷，与同时代的谁比、以什么标准比，都成问题。但它的方向是对的：《聊斋》近五百篇，出自一人之手，历经四十年，在世界范围的短篇叙事传统里，这样单体量、单作者的持续产出罕有其匹。王士祯们当年或许只当它是妙书，三百年后回头看，那是一只乡间书桌上长出的庞然大物。

从半部手稿到三会本

《聊斋》的流传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