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读

第1章：为何重读

二十年前，如果你跟一个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提起伊格尔斯，对方多半会礼貌地点头，然后转身继续读海登·怀特或者约翰·托什。今天情况不一样了。后现代的高峰已经过去，后殖民理论正在改写史学的版图，数字人文的浪潮把"数据库""文本挖掘""算法"这些词推到了历史学的门前，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开始怀疑：在这个时代，重新捧起一本写于1997年的史学史著作，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承认一个事实：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不是一本好读的书。它带有德语学术传统的句子节奏，它的论证受美国社会科学训练的影响，它写的是一百年来十几个国家几十个学派的纵横交错，对读者的耐心是一种考验。但这本书之所以值得在二十多年后重读，原因恰恰在于它是一部难得的诊断书。它不做预言，也不站队，它做的事情是在一片喧嚣中辨认出哪些争论是真实的分歧，哪些只是姿态，哪些看似断裂的现象其实有共同的深层逻辑。

一个被低估的立场

我想从一个被低估的概念说起，伊格尔斯自己称之为温和多元论的史学立场。这个词在英语学界出现的频率不算低，但很少有人真正展开去讲它是什么意思，更少有人用它来解释伊格尔斯的史学史写作。一个常见的误读是把他归入兰克学派或者反兰克学派的某一端，这种归类本身就暴露了当下史学讨论的某种尴尬：我们仍在用"信史料还是信理论""挺科学还是反科学"这种二元对立来理解史学，而伊格尔斯在1997年的那个序言里就把这种对立本身看作需要被超越的东西。

要理解这个立场，必须先理解伊格尔斯独特的学术位置。1926年生于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随家人流亡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读完本科和博士学位，他赶上了美国史学界"社会科学化"的高潮，却又因为家世和语言的关系，对德意志历史主义那一套有第一手的体会。1960年代他回到德国做了大量档案工作，1968年出版《德意志的历史观念》，这本书的副标题已经把他的方法论立场亮出来了：它不是写德国历史学的"伟大传统"，而是把历史主义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分析。历史主义本身也是历史性的产物，这一句话到今天仍然能刺痛很多人。

正是这种双重训练，让他既不被兰克那一代人的"如实直书"感动到失去判断力，也不被后现代的"历史即文学"说服到放弃史料工作。1968年之后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可以概括为把各种史学流派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条件里去看，看它们如何回应各自时代的问题，看它们的成就在哪里、局限在哪里。这种做法拒绝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把某种方法论当作永恒不变的"科学"，另一个是把所有方法论都解构为意识形态。

伊格尔斯在1997年那本书的导言里说过一段容易被忽略的话，大意是历史学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文学，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有自己的认知标准和论证方式，但这些标准和方式从来不是固定的，它们会随着时代的问题意识而变化。这段话听起来温和到近乎没有立场，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判断。它意味着所有的史学方法论，包括看起来最客观的史料批判，都需要在它自己的历史里被检验。

温和多元论为什么会被低估？我的判断是，它对读者的要求太高了。它既要求你尊重兰克的史料批判精神，又要求你承认这种精神本身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既要求你认真对待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和"心态史"，又要求你不被"结构"这个概念催眠；它既要求你接受后现代对叙事建构性的批判，又要求你不滑入"既然都是建构那就没什么真伪"的相对主义。一个只想站队的人不会喜欢这种立场，一个想要清晰判断的人会被它折磨。但正是这种折磨，让伊格尔斯的那本《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在过了二十多年之后仍然是一部有用的诊断书，它不会告诉你"应该这样写历史"，但它能告诉你"这些争论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二十世纪史学不是直线

很多人提起二十世纪史学，会下意识地用一种进步叙事的口吻：十九世纪是"如实直书"的天下，二十世纪上半叶被民族主义历史学污染，中叶开始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六十年代迎来社会史的繁荣，七十年代迎来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八十年代迎来新文化史，九十年代迎来后现代和新文化史的合流。这种叙事在教科书里很常见，但伊格尔斯的工作从根本上动摇了它。

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他这本书的三次再版。1997年首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2005年出了修订版，2011年又修订了一次。每次修订伊格尔斯都要重写导言，重写若干章节，新增一些内容，删去一些过时的判断。这种修订的频率本身就告诉读者：这部史学史不是一个已经定型的故事，而是作者自己在跟着时代走。1997年版对"语言学转向"的判断比较克制，把海登·怀特、凯斯·詹京斯这些人当作需要认真对待的批判者；2005年版已经开始用更大的篇幅讨论"记忆研究""跨国史""全球化"的兴起；2011年版则把"全球史"和"数字史学"作为新章节加入进来。这三次修订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史学变迁史。

伊格尔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二十世纪的史学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系列断裂和反向运动的过程。最明显的一次断裂发生在世纪之交：1890年代兰克的实证史学还占据大学讲坛，到1920年代德国已经出现了像梅尼克这样对历史主义的内在矛盾有清醒自觉的反思者；再过二十年，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已经在法国开始系统挑战"事件史"；再过二十年，计量史学在美国开始挑战"叙事史"。每一种新的史学范式都宣称自己克服了前一种的局限，但每一次宣告都很快被下一代的部分学者看作新的束缚。这种循环往复在伊格尔斯的笔下不是丑闻，而是史学这门学科的常态，它说明历史学从来就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累积性"学科。

更有意思的是反向运动。年鉴学派在1960年代看起来几乎要吞掉事件史，但它自己的第三代（像雅克·勒韦尔、贝尔纳·勒佩蒂）在七十年代末就开始从心态史转向"感性史""个体史"，这本身就是对年鉴自身结构主义偏向的反叛。计量史学在1960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如日中天，但反叛它的人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而是像劳伦斯·斯通这样从计量史内部出来的学者，他批评计量史学把历史变成了没有血肉的数字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不能简单理解为"科学史学的失败"，它的对手不是实证主义而是结构主义和社会科学史学。

这种描述方式跟"科学战胜神话"的进步叙事完全不同。在伊格尔斯看来，二十世纪的史学更像是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对话和拉扯，每一种方法论的出现都是为了解决前一种的某个特定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自己的盲点。这不是相对主义，这是一种冷静的学科史观察。

后现代与叙事回归为何并存

有一个乍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现象需要解释。1990年代以来，后现代对叙事的批判如火如荼，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詹京斯的"创造性史学"都在告诉读者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写作，叙事的修辞结构比史实的真假更重要。但就在同一个十年里，史学界却出现了强烈的"叙事回归"，微观史学的兴起、日常史的复兴、口述史的扩张、新文化史对"故事性"的某种依赖，所有这些都让历史学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讲故事"。一个要消解叙事的运动和一个要回归叙事的潮流，怎么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并行？

伊格尔斯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他的解释方式跟一般讨论不同。一般讨论倾向于把后现代和叙事回归看作两种相互否定的立场，一种"反叙事"，一种"再叙事"。伊格尔斯则看到了两者共同的敌人，它们反对的是同一种东西，即社会科学化史学对个体能动性和具体经验的抹平。年鉴学派和计量史学在1960年代走到极端的时候，确实有一种把历史变成结构史和趋势史的倾向，"人"在那种历史里被化约为统计数据、社会类别或者长时段的结构要素。

后现代史学的兴起，最初针对的恰恰是这个。它用"话语""叙事""建构"这些概念来打破结构主义的整体叙事，把历史学重新拉回到具体的话语实践里。但后现代走得过头之后就出现了自身的危机，一旦你说所有叙事都是修辞，那历史学和小说之间就失去了界限，知识分子的诚实感会出问题。在这种困境下，叙事回归就显得必要了，但这个回归的后现代叙事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回到兰克的"如实直书"，而是用叙事的手段重新呈现被结构史学压抑的具体经验。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卡洛·金兹伯格1980年的《奶酪与蛆虫》。这本书表面上看是一个讲故事的作品，是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被宗教裁判所审判的具体故事。但它的工作远不止于此，它通过这个个体的具体经验展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金兹伯格做的事情跟年鉴学派的"心态史"有相似之处，但他拒绝了心态史那种"集体心态"的概念，他坚持从个体经验出发来观察历史。这种处理方式既是对年鉴学派的某种继承，也是对它的某种修正：他接受了"长时段"和"心态"这两个问题意识，但拒绝了"结构决定个体"这个方法论预设。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后现代和叙事回归可以在同一个十年里共存。它们看似对立，实际上共享着对结构主义史学的不满，只是各自的解决方案不同。温和多元论在这里显现出它的解释力，伊格尔斯能同时看到后现代批判的合理之处（叙事不是透明的中介）和叙事回归的必要之处（具体经验不能被结构吞噬），而不需要在两者之间选边站。

在大数据时代重读

如果说1997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伊格尔斯面对的史学语境是后现代对实证史学的批判，那么2011年他第三次修订这本书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数字技术对史学的冲击。这不是一个边际性的变化，而是一次可能动摇整个学科基础的变化。在数据库、文本挖掘、GIS可视化、算法分析的介入下，"史料"这个概念本身正在发生变化。

传统的史料是档案、文献、铭文、图像，是相对稀少的、需要被小心保管的物质对象。新的"史料"是海量的数字化文档、扫描的报纸、社交媒体数据、卫星影像，它的规模、它的形态、它的获取方式都和传统史料完全不同。新的研究方法也不再是逐字阅读、考据、对比、综合，而是关键词检索、频次统计、模式识别、主题建模。一句话，史料的形式变了，研究的方法也变了，但"这样做出来的算不算历史学"这个问题，反而没有变得更清楚。

在这种背景下重读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会得到一种非常特殊的收获。它能让你看到，类似的根本性挑战其实在二十世纪已经反复出现过。每一次新方法论的兴起都伴随一个类似的焦虑：历史学还是历史学吗？1890年代文化史学面对实证史学的兴起时担心过这个问题；1920年代社会史面对传统的政治史时担心过；1950年代计量史学面对叙事史时担心过；1970年代后现代史学面对实证史学时担心过；今天数字史学面对传统史学时再次担心。每一次担心最后都证明是过虑的，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弹性比人们想象的要大。但每一次担心也不是完全虚惊，它们确实带来了真实的变化，这种变化累积起来，就构成了史学史本身。

伊格尔斯给我们的不是一套操作指南，也不是一份未来预言，而是一种判断尺度。当我们面对数字人文的成果时，可以用这把尺子去量一量：这个东西解决了什么具体的史学问题？它替代了哪种旧的方法？它的代价是什么，它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又让我们看不到什么？它的"史料"是什么意义上的史料？这些问题不是数字人文自己能够回答的，因为它们是史学的元问题，需要史学的训练才能提出。

伊格尔斯的工作还能帮助我们避免两种当下流行的误解。一种误解是把数字史学当作历史学的"科学化"终于完成的标志。这种看法忽略了伊格尔斯反复指出的事实：历史学的"科学性"从来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十九世纪实证史学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科学的尝试本身就失败了。另一种误解是把数字史学当作后现代批判的延伸，既然历史都是建构，那用算法建构和用叙事建构只是工具不同。这种看法忽略了史学的认知责任，历史学的目的不是建构任何故事，而是要在史料的约束下尽可能还原过去发生的事情。

本书的路线图

接下来的十四章会按照一条有内在逻辑的线索展开。这条线索不是按学派排列的清单，而是按问题展开的对话。读者如果想对二十世纪史学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可以按顺序读完；如果只想就某个具体问题深入，可以挑选相关章节阅读。无论哪种方式，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在范式纷争的时代里建立自己的史学判断坐标。

让我把全书的结构画出来：

```mermaid flowchart TD A["第1章<br/>为何重读"] --> B["第2章<br/>兰克的遗产"] B --> C["第3章<br/>德意志历史主义的兴衰"] C --> D["第4章<br/>年鉴学派的革命"] D --> E["第5章<br/>社会史的兴起"] E --> F["第6章<br/>计量史学的得失"] F --> G["第7章<br/>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重面孔"] G --> H["第8章<br/>海登·怀特与语言学转向"] H --> I["第9章<br/>新文化史的回归"] I --> J["第10章<br/>微观史与日常生活"] J --> K["第11章<br/>后殖民史学与全球史"] K --> L["第12章<br/>记忆研究与历史伦理学"] L --> M["第13章<br/>数字史学的边界"] M --> N["第14章<br/>公共史学的兴起"] N --> O["第15章<br/>伊格尔斯之后"] ```

五个板块，十五章。开头三章处理的是历史学的"地基"问题，从兰克的"如实直书"到方法论危机，再到德意志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如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崩溃。这一板块是后面所有讨论的基础，没有这一板块就没有二十世纪史学。

接下来三章处理的是历史学的"科学化"问题，年鉴学派如何挑战事件史，社会史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计量史学如何在六十年代成为一时风气。这一板块是二十世纪史学最雄心勃勃的尝试，也是后来被反复质疑的对象。

再后面三章处理的是历史学的"转向"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个版本如何影响历史学，海登·怀特如何打开语言学转向的大门，新文化史如何在后现代废墟上重建叙事。这一板块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思想事件，争议持续至今。

再往后三章处理的是历史学的"空间扩展"问题，微观史如何从具体个体反观整体，后殖民史学和全球史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记忆研究如何重新定义历史与伦理的关系。这一板块是当下史学最有活力的部分。

最后三章处理的是"当下与未来"问题，数字史学给历史学带来的机会与边界，公共史学如何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影响连接起来，伊格尔斯的遗产在后继者那里如何被继承和转化。这一板块是本书的当下关怀。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条线索里没有"中国史学"。这是本书的一个有意识的取舍，二十世纪的史学中心确实在欧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史学争论也主要发生在欧美学术传统内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史学不重要，我在相关章节里会穿插讨论中国史学的回应与本土化努力。

本章小结

回到这一章开头的问题：在范式纷争、史学碎片化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一整本书来重读伊格尔斯所勾勒的二十世纪史学？

我的回答是，因为伊格尔斯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稀缺的史学判断能力。二十多年来，史学界不断有人宣告某种新范式的胜利，也不断有人宣告某种旧范式的死亡，但伊格尔斯几乎从不参与这种宣告。他做的事情比宣告更难，也更有价值，他在一片喧嚣中辨认出哪些争论是真的分歧，哪些只是术语游戏；他在每一种新方法论里看到它的成就，也看到它的代价；他不在科学与反科学之间选边站，而是追问"历史学到底是什么"这个更基本的问题。

这种能力在大数据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宝贵。当我们面对海量的数字史料、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算法工具、面对各种跨学科合作的诱惑时，最容易丢掉的就是这种判断力。我们容易被一种新方法论的成功冲昏头脑，也容易被一次新方法的失败吓得放弃整个方向。我们需要一种能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尺度，需要一种能在不同方法论之间看到共同问题的视野，需要一种不站队但有判断的态度。这正是伊格尔斯那本《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在二十多年后仍然值得重读的原因。

既然要重读，就不能绕过兰克这位"如实直书"的奠基者。下一章我们将回到十九世纪中叶，回到那个把历史学当作"科学"来追求的德国教授那里，看看他的遗产到底是什么，又如何在二十世纪初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