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时代的召唤

探险时代的召唤

1900年5月，一个匈牙利裔英国人在喀喇昆仑山的冰达坂上遭遇了暴风雪。他的探险队由十二人、二十匹驮马和六峰骆驼组成，正试图从克什米尔进入中国新疆。在给伦敦资助人的信中，他用冷静到近乎傲慢的语气描述了眼前的绝境：向导冻伤，马匹倒毙，食物即将耗尽。这个人叫奥雷尔·斯坦因。三年后，他将从敦煌莫高窟带走九千多卷佛教经卷、绢画和丝织品，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沉痛的文化记忆之一。

一个基本的困惑由此产生：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非去那里不可？驱动他的究竟是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对帝国荣耀的追逐，还是某种更复杂的心理？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一批欧洲探险家能够深入亚洲腹地，带走大量文物，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被部分中国人视为英雄，同时被另一部分人视为强盗？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把时间往回拨半个世纪，看看斯坦因成长的那个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

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热潮与帝国知识竞赛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探险不再只是个人冒险，而是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和文化运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双重驱动下，对世界的认知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地图上还有大片空白——非洲内陆、亚洲腹地、中亚走廊，这些地方在伦敦的知识精英眼中既是威胁也是机遇。填补这些空白，意味着掌握关于那片土地的命名权、解释权和所有权。

这种知识竞争具有鲜明的帝国背景。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德意志帝国迅速加入这场竞赛。俄国在向西伯利亚和中亚扩张的过程中，建立了令欧洲同行敬畏的东方学传统。法国不甘示弱，在印度支那和北非深耕多年。在这种局面下，每一项新发现都可能转化为政治谈判桌上的筹码。探险家的报告不只送交皇家地理学会，也会被外交部索取，被陆军部传阅，被商人和传教士争相传抄。

英国在争夺中亚知识方面尤为积极。英属印度向北眺望新疆和西藏，那里不仅有古老丝路的遗迹，更关系到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略缓冲。英国担心俄国势力南下渗透恒河平原，因此对中亚的情报需求不亚于对地图的渴望。在英国官方看来，一个熟悉中亚语言和地理的探险家，其价值可能超过一营士兵。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一批兼具体学术养和冒险精神的人物应运而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莽夫，而是牛津、剑桥或爱丁堡培养出来的学者，懂得梵语、波斯语或藏语，能够辨认古代钱币上的铭文，能够根据遗址中的陶片推断年代。这赋予探险活动一种知识上的正当性——它不仅仅是地理发现，更是文明的考古。探险家们带着学术问题进入荒野，又从荒野中带回改变欧洲知识界认知的材料。

这种现象并非英国独有。瑞典的斯文·赫定在新疆发现了楼兰古城，他的报告震动了整个欧洲学术界。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科克在吐鲁番切割走了大批壁画和文书，后来成为柏林民俗学博物馆镇馆之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以精通汉语著称，在敦煌藏经洞中花了数月时间精心挑选最具学术价值的写卷。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一种类型：他们受过严格训练，怀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同时又被帝国竞争的外部环境所激励。他们的行动在当时几乎不受任何国际条约约束——关于文物归还的国际公约要到1970年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

理解这种时代背景，是理解斯坦因的前提。不是因为他本人无辜，而是因为只有把个人的选择放进他所处的结构中，才能看清那些选择在道德上的真正分量。如果只带着后来形成的道德判断回头审视，我们可能会错过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代的整个知识体系会鼓励这种行为？这套体系在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斯坦因在牛津和剑桥的古典学训练

1862年11月，马克·阿姆·斯坦因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Marc Aurel Stein。他的父亲是匈牙利军官，母亲是德国裔钢琴教师。这个名字——Marc Aurel——本身就透露了某种野心，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是古典学传统中最受敬仰的哲学家君主之一。斯坦因终身保持着这种与古典世界的精神联系。

七岁时，全家迁往英国。斯坦因先后进入布伦斯维克学校和洛坎普斯顿公学，这两所学校的古典学教育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年轻的斯坦因在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展现出天赋，能够直接阅读恺撒的《高卢战记》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原文。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教育体系中，这种语言训练不只是工具，它塑造了一种思维方式——通过古代文本理解人类行为的模式，通过比较不同文明推断普遍规律。

1884年，斯坦因进入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随后转到最负盛名的古典学重镇——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这两个学术殿堂里，他系统学习了古典语文学、考古学基础和中亚历史。牛剑的古典学训练有一个鲜明特点：强调直接接触原始材料。学生在图书馆里不仅要读经典文本的校勘本，还要学会辨识不同手稿版本的差异，判断文本流传过程中的篡改和遗失。这种训练后来被斯坦因直接运用到了敦煌文书的鉴定工作中——他带回的写本在伦敦经过学者们长达数十年的编目整理，其文本批评方法与牛剑古典学的传统一脉相承。

但斯坦因的学术视野并未停留在地中海世界。在剑桥期间，他选修了梵语和波斯语课程，并开始对印度和波斯文明产生浓厚兴趣。古典学在这里悄然延伸——从希腊罗马扩展到印度次大陆和伊朗高原，这些地区在古代同样与地中海世界有着深刻的贸易和文化联系。丝绸之路的概念虽然在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87年才明确提出，但它的物质基础——丝绸、香料、金属、思想和宗教的跨大陆流动——早已被古典学者所熟悉。斯坦因的学术训练恰好给了他理解这条古老贸易网络的工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在牛剑接受的不仅是知识教育，还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训练。他在图书馆里学会了如何处理残缺的文本——一份破损的古代写本与一份完整的手抄书，在方法论上遵循相同的原则：尽可能追溯其年代、来源和流传脉络。这种方法论迁移能力，是他后来在新疆和敦煌处理大量文书残片时的核心技能。他面对的不是精心保存的博物馆藏品，而是被沙土掩埋、被时间撕裂的碎片。他的任务是从碎片中重建秩序，而这个任务的技术源头，要追溯到牛津和剑桥图书馆中那些泛黄的手稿。

不过，仅有学术训练还不足以解释斯坦因为什么能成为探险家。古典学者通常满足于书斋生活，在图书馆和教室中完成自己的事业。斯坦因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地理学会会员和户外运动爱好者。在牛剑期间，他参加了多次徒步和登山活动，这些活动锻炼了他在野外条件下的生存能力，也让他习惯了以身体对抗严酷环境。学术训练与户外技能的不寻常结合，构成了斯坦因后来作为探险考古学家的双重资本。

印度考古调查局的职业经历

1888年，斯坦因通过英属印度政府的考试，获得教育局高级职位。他前往印度，在旁遮普邦的教育系统工作了数年。在此期间，他对考古学的兴趣越来越强烈，最终促使他辞去教职，进入英属印度政府的考古调查部门。

考古调查局是英属印度政府为系统调查次大陆古代遗址而设立的专业机构。它的设立本身反映了殖民当局对考古遗迹的双重态度：一方面，考古发现可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强调印度文明古老辉煌，暗示英国作为继承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考古遗迹也是学术竞争的对象，欧洲学者不愿让印度本土学者主导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斯坦因加入这个机构时，它正处于扩张期，急需能够进行田野工作的人才。

在考古调查局期间，斯坦因获得了真正的田野训练。他参与了印度西北边境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这些地区与阿富汗接壤，地形复杂，古代遗址星罗棋布。斯坦因学会了如何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定位遗址——通过查阅古代文献中的地理描述，通过向当地向导打听“古物”的传说，通过在戈壁和荒漠中辨认人工建筑与自然地形的细微差异。这些技能在后来的中亚探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斯坦因在印度期间系统学习了乌尔都语、梵文和波斯语。波斯语尤为重要——它是莫卧儿帝国的官方语言，也是中亚地区长期通用的书面语言，许多中亚古代文献以波斯语书写。在后来的探险中，斯坦因能够直接与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蒙古族和汉族文人交谈，阅读古代官方文书和佛教经典的波斯语译本。语言能力是他在田野中获取信息的首要工具。

1899年，斯坦因晋升为印度考古调查局副巡视员，负责西北边境地区的考古工作。这一年，他向英国和印度的学术机构提交了第一批关于中亚考古的正式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塔里木盆地和西域古道沿线可能保存着大量尚未发掘的佛教遗址。这一判断并非凭空猜测，而是基于他对古代文献的仔细梳理和印度边境考古经验的综合推断。从这一刻起，斯坦因实际上已经在为未来的大探险做学术准备。

然而，真正改变一切的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消息。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消息与斯坦因的抉择

1899年末，一则消息在中亚学者圈中流传：在中国甘肃敦煌附近的莫高窟，僧人在清理洞窟时发现了一间封闭的石室，里面堆满了古代写本和绢画。这批文物的发现者是湖北籍道士王圆箓——一个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道教徒，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佛教艺术宝库的管理者。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积沙时，无意中敲开了第17窟的暗门，发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藏经洞”的密室。

消息最初通过俄国探险家arik率真（Boris Diskin，音译为鲍里斯·狄斯金）传递到欧洲。狄斯金当时在喀什噶尔活动，他从当地官员处得知敦煌发现古物后，迅速向圣彼得堡报告。这一信息辗转传到英国驻喀什噶尔的外交官处，最终送达伦敦。

斯坦因最早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这一消息的，至今仍有不同的史料记载。他本人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声称，是斯文·赫定告诉了他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两人1899年在列城相遇，赫定提到了他在中亚旅行中听到的传闻。但也有学者认为，斯坦因早在1898年就已经从其他渠道获得了线索。无论哪种说法属实，事实是：斯坦因在1900年出发前往新疆时，脑海中已经明确锁定了一个目标——敦煌。

这一决策的心理动因值得分析。斯坦因并非不知道敦煌的具体价值——毕竟藏经洞尚未被外人染指，里面的文物数量和内容无人知晓。但他的判断基于一个合理的学术推理：敦煌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关键节点，自公元四世纪起就是佛教圣地，历代在此营建洞窟、抄写经文。如果丝绸之路沿线存在未被盗掘的文书窖藏，敦煌是最有可能的地点之一。

更直接的动力来自竞争。斯文·赫定的楼兰发现已经让瑞典人在中亚考古领域抢得了先机。如果敦煌的宝藏被俄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先行一步，斯坦因和英国学术界将失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帝国知识竞赛的逻辑在此刻完全接管了他的判断——不是“要不要去”，而是“必须尽快去”。

1900年5月，斯坦因率领探险队从克什米尔的列城出发，开始了他第一次中亚探险。这次探险的初始目标本应是新疆南部的古代遗址，但斯坦因在出发前已经为改变路线预留了空间。他在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的信中写道，如果敦煌消息得到确认，他将调整计划全力前往。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具体事件发生在探险途中——他遇到了从新疆回来的匈牙利商人，从对方口中确认了藏经洞的存在和大致规模。

从这一刻起，斯坦因的身份变得清晰：他不是一个偶然闯入西域的冒险家，而是一个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受到学术和帝国双重驱动的职业考古学家。他的出现不是历史的意外，而是十九世纪末欧洲知识体制和殖民秩序共同生产的必然结果。

三次中亚探险：时间线与基本路线

斯坦因一生共进行了三次中亚探险，分别在1900-1901年、1906-1908年和1913-1916年。这三次探险在规模、方法和收获上各有不同，但共同构成了一个连贯的事业。以下用时间线展示三次探险的基本情况。

```mermaid flowchart LR subgraph First["第一次探险 1900-1901"] A1["1900年5月\n从列城出发"] A2["穿越喀喇昆仑山口\n进入新疆"] A3["和田地区\n考古调查"] A4["1901年\n返回印度"] end

subgraph Second["第二次探险 1906-1908"] B1["1906年4月\n从克什米尔出发"] B2["喀什噶尔休整\n补充装备"] B3["1907年1月\n抵达敦煌"] B4["于阗、尼雅\n遗址发掘"] B5["1908年\n经印度返回"] end

subgraph Third["第三次探险 1913-1916"] C1["1913年10月\n从克什米尔出发"] C2["罗布泊地区\n楼兰遗址"] C3["敦煌第二次\n莫高窟考察"] C4["1916年\n返抵英国"] end

A1 --> A2 --> A3 --> A4 B1 --> B2 --> B3 --> B4 --> B5 C1 --> C2 --> C3 --> C4 ```

第一次探险（1900-1901）是试水之作。斯坦因从克什米尔进入新疆后，首先在喀什噶尔建立了基地，随后南下去往和田地区。他在沙漠边缘发现了古代遗址的痕迹，发掘出一些钱币和文书残片，但这次探险最大的收获并非实物，而是对和田至敦煌这条路线的实地踏勘。他首次验证了自己在牛剑学到的古代地理知识与真实地貌之间的对应关系。探险结束时，他带着少量文物和大量笔记返回印度，这些笔记成为他申请第二次探险经费的关键材料。

第二次探险（1906-1908）是最重要的一次。斯坦因在这次探险中取得了三项重大成果：第一，在新疆民丰县境内的尼雅遗址发掘出大批佉卢文简牍和精美的丝织品，这些文物揭示了公元前三世纪至四世纪于阗王国的存在形态；第二，在敦煌莫高窟与王圆箓达成交易，以少量银两换取藏经洞中九千多件文书和绢画；第三，沿途在多个遗址进行小规模发掘，获取了一批有明确年代依据的考古材料。这次探险使斯坦因从一位有前途的考古官员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探险考古学家。他带回的文物在伦敦和大英博物馆展出后，在欧洲引发了持续多年的“敦煌热”。

第三次探险（1913-1916）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笼罩欧洲。斯坦因的探险经费大幅削减，团队规模也相应缩小。这次探险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复查前两次发现的遗址，建立更完整的年代序列。他在罗布泊地区重新进入楼兰遗址，发现了一批新的木简和文书。在敦煌，他再次拜访王圆箓，试图收购剩余的藏品，但未能如愿——王圆箓在此期间已将部分藏品售予斯坦因的竞争对手。这次探险虽然规模较小，却为斯坦因的西域研究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资料框架。

三次探险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学术演进路径：第一次是侦察，第二次是主攻，第三次是补充与深化。每一次探险收集的材料都在修正他对于西域文明史的理解。斯坦因不是一个拿着现成理论去套现实的人，他是在田野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模型。这种方法论上的灵活性，既来自牛剑古典学训练中的文本批评传统，也来自印度考古调查局的田野经验。

但必须指出，这种灵活性有其边界。斯坦因始终以“获取材料”为第一要务，他对遗址的发掘方式——快速剥离、大量带走——在今天看来是破坏性的。他没有留下足够的层位信息，使得后来的研究者难以完全重建部分遗址的原始状态。这是二十世纪初田野考古学的整体局限，斯坦因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同样未能超越。

本章小结

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二十世纪初会产生斯坦因这样的探险考古学家？

答案不是单维度的。他首先是一个人——有着非凡的语言天赋、记忆力、体力和意志力的人。他能在零下二十度的荒漠中连续数日行军，能在烛光下辨认佉卢文简牍上模糊的墨迹，能用波斯语、梵语、维吾尔语和汉语同时与不同的交谈对象沟通。这些个人素质是任何传记作家都无法忽视的。

但个人素质从来不是历史事件的唯一解释。斯坦因出现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正处于帝国权力的顶峰，它有能力也有意愿资助这种探险；牛剑的古典学训练为探险提供了学术框架和方法论工具；英属印度的殖民体制为探险家提供了地理上的出发阵地和制度上的合法性；而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则提供了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学术目标——一扇被封闭了近千年的文明宝库的大门，就这样被一个不知其价值的人打开了。

这些条件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创造的。它们是十九世纪政治、学术和帝国扩张共同编织的产物。斯坦因是这些条件的交汇点，也是这些条件的执行者。他被时代的机遇推向了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而他内心的使命感——对知识的追求与对名誉的渴望混合在一起——又驱使他在每一条道路上走得比前人更远。

理解这一点，不是为了替斯坦因辩护，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更诚实的叙事视角。在评判他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他何以成为他。这个过程将贯穿全书——每一项发现、每一次争议、每一个被带走的文物，都将在这种双重分析框架下得到重新审视：这个人做了什么？什么让他能够这样做？

在理解了斯坦因为何出现之后，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他看到了什么？他带回的那些文书、壁画和遗址，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意味着什么？第二章将深入考察敦煌藏经洞的物质构成与文化意义，看看那些被黄沙掩埋千年的文字和图像，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西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