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其人其事

要理解《乌托邦》那本书，必须先理解写出它的那个人。这本书不像数学公式那样从前提推到结论，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作者的全部矛盾。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把那个"乌有之乡"写出来的时候，他已经38岁，做过律师、当过议员、给国王出过使，还跟当时欧洲最聪明的脑袋之一保持着二十年的通信。他写的不是抽象的政治理想，而是把活生生的英格兰经验倒进了虚构的酒杯里。所以这一章要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一个1478年生在伦敦的孩子，是怎么长成《乌托邦》的作者的？

米尔斯小巷的少年与莫顿府的玩笑

莫尔家里不算穷，但绝对说不上显赫。他父亲约翰·莫尔是伦敦城里一名正在往上走的律师，后来做到了高等民事法庭的法官；母亲阿格尼斯·格兰杰是个性格刚烈的女人，据说在家里说话比丈夫还管用。托马斯1478年2月7日出生在米尔斯小巷（Milk Street）一栋还算体面的房子里，四个孩子里排行第二。

那时候伦敦还很小，城墙圈起来的那块地方挤着几万人，泰晤士河南岸还是一片沼泽。从莫尔家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圣安东尼医院的钟楼，也能闻到从齐普赛街飘过来的鱼腥味。城市在长大，但生活节奏还是中世纪式的：巷子里有人卖热馅饼，教堂的钟点决定什么时候开门做生意。

莫尔后来跟人回忆童年，提到最多的不是米尔斯小巷的牛奶和鱼腥味，而是 13 岁那年被送走的那一次。他父亲把他送进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的府上做侍从。这事儿放到今天理解，相当于把一个初中生送去给部长当勤杂工，听起来有点狠，但在都铎时代这是体面人家的标准动作。能在权臣府里端盘子、倒酒、陪客人说话，是年轻人见识上流社会最直接的方式——跟在教堂学校读十年奥古斯丁相比，跟在红衣主教餐桌前听政客们斗嘴要来得快得多。

莫尔在莫顿府上待了大约两三年，跟着进出宫廷的小圈子，目睹了红衣主教和国王顾问们怎么吃饭、怎么谈事、怎么背后算计人。这段经历给他后来写《乌托邦》里那些议事会场景提供了第一手素材——他知道政治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从书本上知道的，是从宴会桌上端着银盘子的那几年里嗅出来的。

流传最广的那个小插曲就发生在这段时间。某次正式晚宴上，莫尔被派去给客人斟酒。席间有一位身份很高的教士随口问了他一句什么，小莫尔不慌不忙地接上去，答得机巧又带一点孩子气的放肆——具体说了什么，不同的传记版本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拿自己父亲的职业开涮，有的说他故意曲解了对方引的一句拉丁文，还有的说他从袖子里"变"出了一只想象中的鹦鹉，声称这只鹦鹉比在场所有人都懂神学。总之，那位教士当场有点挂不住脸。

这时候坐在主位上的老莫顿笑了，转头对约翰·莫尔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大意是："你这个儿子将来会成大器，让他好好读书吧。"——"将来成大器"（ad tantam aliquando dignitatem evasurum）几乎是中世纪拉丁传记里对一个人最高的预言。小莫尔不知道的是，这句话其实也是命令：它意味着他再也不会回到米尔斯小巷那个卖牛奶的小家族里了。一个父亲把儿子送出去做侍从，本来带点玩笑的成分——"我去给部长家当小跟班啦"——结果这个玩笑最后变成了预言。

在莫顿府上待了两年之后，莫尔被送去牛津的坎特伯雷学院读拉丁古典和希腊文，后来又转回伦敦，在林肯法学院学法律。这两段教育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了两个并行的轨道：一轨是古典文本的轨道，西塞罗、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告诉他什么是好的政体；另一轨是英国普通法的轨道，判例、契约、土地保有制告诉他这个国家实际是怎么运转的。读《乌托邦》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两轨从一开始就同时存在于莫尔身上，它们既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负担。

都铎的早晨

莫尔后来对都铎早期的政治氛围有非常具体的描写，这些描写散见于他的书信、《理查三世史》和《乌托邦》第一部分。要理解《乌托邦》讽刺的对象，必须先理解被讽刺的那个英国。

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的时候，莫尔已经31岁。但要理解《乌托邦》的政治底色，还得从他出生那一年往前回溯。

都铎王朝的起点是1485年的博斯沃思战役，亨利·都铎带着法国人的支援从威尔士打回来，把约克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砍翻在战场上。这场仗不只是换了一个国王——它把英国从中世纪的封建纠缠里拽出来一脚踢进了近代早期。理查三世代表的旧贵族体系在战火中土崩瓦解，亨利七世继承的是一个被打烂了但同时也被掏空了的英国：地方贵族元气大伤，王权重新抬头，伦敦的商业阶层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政治游戏的玩家。

莫尔的父亲那一代人就吃到了这个红利。约翰·莫尔不是世家子弟，他是靠本事从法庭小职员一路做到法官的，跟北方的伯爵们没有血缘关系。这种"无根基"既是劣势也是自由：他忠于王权，因为王权是他上升的唯一阶梯；他不会因为家族荣誉感去替谁拼命，他只看合同和判例。这个家族气质后来完整地传给了托马斯·莫尔——他一辈子忠于王权，但始终保持着一种"我是专业人士不是家臣"的距离感。

亨利七世治国的方式简单粗暴：攒钱，少打仗，搞平衡。他留给儿子的国库是满的，欧洲大陆没人敢惹英国。亨利八世继承这套家底的时候只有18岁，体格魁梧，会弹琵琶，写得一手好拉丁文，自信得像一头刚成年的雄狮。他登基后头几年干的事就是花钱、办宴会、打法国——这个打法国不是为了什么战略利益，纯粹是因为他要当一个"骑士国王"，跟欧洲大陆那些表哥表弟们抢名次。1513年亨利八世亲自带兵跨海，号称要"把巴黎从法国人手里救出来"——这种中世纪骑士文学式的口号配上新式火绳枪，场面既滑稽又悲壮。

莫尔就生活在这种氛围里。1504年左右他已经是伦敦法律界的活跃人物，1505年娶了第一任妻子简·科尔特，住在巴克利公馆附近那一片。1509年亨利八世加冕的时候，整个伦敦为之疯狂，新国王骑马穿过城里，满街撒的是从窗户里扔下来的彩带。莫尔应该也站在人群里看过这场热闹——但他是个聪明人，不会被这种热闹冲昏头。

新国王的宫廷很快就显出了暴脾气。亨利八世喜怒无常，对朝臣一会儿亲热一会儿冷落，动辄摔东西、挥鞭子。在他身边做事的人要么学会察言观色，要么很快出局。这套宫廷生存术莫尔后来掌握得很熟练——他写给朋友的信里常常提到"陛下今日心情极佳"或者"陛下今日对某事颇有微词"，语调像在记录天气一样平静。能在这种环境下做律师做到大法官，本身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情绪管理能力。

但宫廷政治只是都铎故事的一面。伦敦的街道上正在发生另一场安静的革命。圈地运动从14世纪就开始了，但到了都铎早期愈演愈烈：贵族和乡绅把公有地和荒地圈起来养羊，因为羊毛在欧洲市场上价格飞涨。"羊吃人"，这是后来莫尔自己在《乌托邦》里用的原话。失地的农民涌入伦敦，变成乞丐、临时工、或者码头上的搬运工。伦敦的财富在涨，城市在膨胀，但城市周围的乡村在荒掉。

1510年到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伦敦市副郡守（Under-Sheriff），这意味着他实际管理着伦敦城每天的法律纠纷、市政申诉和治安事务。他亲眼看过圈地引发的一桩桩案子：有人被剥夺了祖辈传下来的公地，有人告到法庭上才发现法官就是当年圈地的人。他在《乌托邦》第一部分对英国圈地的描述，那种冷静到近乎无情的笔调，正是从这种案头工作中来的。

还有宗教这条暗流。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时候，莫尔已经写完《乌托邦》一年了。当时没有人预见到这场宗教分裂会吞噬整个欧洲——亨利八世还专门写了一本《七圣礼辩护》反驳路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授予他"信仰守护者"的称号。但地下传教士、翻译路德著作的商人、在酒馆里议论因信称义的市民，已经开始在伦敦的阴暗角落里活动。莫尔后来对异端的强硬态度，跟这种"裂缝在扩大"的危机感有直接关系。

一封信、一本书、一个刑场

莫尔一生最重要的关系不是和哪个国王的关系，而是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关系。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499年，那时候莫尔21岁，伊拉斯谟29岁。伊拉斯谟第一次访问英格兰，已经是个成名的学者，正在写那本后来让他青史留名的《基督徒战士手册》。两人在伦敦的一处宅子里见了面，具体地点说法不一，但一见如故是确定无疑的。莫尔后来给朋友写信说"见到伊拉斯谟就像见到自己的灵魂"，这种过命的友情在中世纪文人圈子里极其罕见。

接下来二十年里他们通信不断。这批书信后来整理出版，是欧洲人文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从信里能看到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伊拉斯谟是漂泊的，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寻找一个能让他安心写作的赞助人；莫尔是扎根的，他在伦敦有家、有职业、有朋友，但他对宫廷的厌恶不比伊拉斯谟少。两人都痛恨教会的腐败、都迷恋爱拉斯谟版的希腊文新约、都在私下嘲笑修士的愚昧，但又都比任何公开的宗教改革者谨慎得多——他们都还没准备好为某个具体的立场去牺牲具体的生活。

1511年伊拉斯谟第二次访问伦敦，在莫尔家里住了几个月。那段时间他写了《愚人颂》，扉页上写着"献给莫尔"——这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献词，意思是"这本书是写给你看的，我们俩都明白里面的所有笑话"。两个人之间有太多共同语言，他们能聊希腊语里某个词的微妙含义，能聊某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最新作品，能聊新近在伦敦某家书店买到的稀有手稿。但他们不聊政治——或者说，他们用一种隐晦的拉丁文玩笑来聊政治。这种语言莫尔后来带进了《乌托邦》。

1515年5月到1516年4月之间，莫尔被派往佛兰德斯，作为伦敦商人冒险者公司的代表，跟当地的市政当局谈判羊毛贸易纠纷。这是一次漫长的、令人疲倦的外交任务——莫尔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抱怨那里的食物、气候和谈判对象的迟钝。但是这次出使有一个副产品，而且是一个让人类思想史改写的副产品：他开始写《乌托邦》。

具体写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莫尔在安特卫普的某次官方宴会上遇见了彼得·吉莱斯，他是布鲁塞尔的市政官员，也是当地人文主义圈子的活跃人物。两个人聊起英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圈地、流民、刑罚的残酷、贫富的悬殊——越聊越投机。吉莱斯建议莫尔把这些观察写下来，莫尔答应了。几个月之后，一本名叫《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的拉丁文小书在鲁汶出版了，那是1516年12月。

《乌托邦》的体例很奇怪。它不是论文，不是游记，也不是小说——它是这三者的混合。第一部分是莫尔（"我"）和一个旅行者拉斐尔·希斯拉德的对话，讨论英国和欧洲的现实问题；第二部分是希斯拉德在乌托邦岛上的见闻录，详细描述那个虚构国家的法律、社会、经济、宗教。莫尔假装这本书只是"希斯拉德的讲述，我只是记录"，这个姿态本身就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发明。

书的出版时机耐人寻味。1516年，欧洲还没有陷入宗教战争，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某种风暴在逼近。莫尔把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货币、没有律师"的理想国写出来，献给欧洲最强君主之一的孙子，这既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献礼，也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批评。他知道这本书不会被禁，因为他用了"虚构"作挡箭牌；但他同样知道，聪明的读者会听出里面的刺。

接下来莫尔的政治生涯一路走高，但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险。1521年他被任命为副财政大臣，1523年被选为下议院议长——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平民出身的人担任此职，1525年成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1529年红衣主教沃尔西倒台之后，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这是英格兰司法系统的最高职位，仅次于国王本人。

沃尔西的倒台本身就是都铎政治的一个缩影。这位从屠夫儿子一路爬到红衣主教的人，曾经是亨利八世最倚重的大臣，几乎独揽内政外交大权。他替亨利八世处理跟罗马教廷的复杂关系、主持对法战争、压制国内异议——结果因为没能替国王搞定那桩著名的离婚案而被剥夺了一切权力，最后在去伦敦受审的路上病死在莱斯特修道院。莫尔亲眼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的崩塌，他对宫廷政治的理解又深了一层：权力的本质不是头衔，而是国王那一刻的心情。

但莫尔做大法官只做了不到三年。1529年亨利八世正式向罗马教廷提出与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请求，理由是这场婚姻违反了《圣经》里"兄弟之妻不可娶"的律例。1531年亨利八世在沃尔西倒台后迫使英格兰教会承认他是"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领；1533年他秘密与安妮·博林结婚；1534年《至尊法案》通过，宣布国王就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所有公职人员都必须宣誓承认这一点。

莫尔的拒绝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不是第一个拒绝的人，但他是所有人里面分量最重的一个。在他看来，亨利八世不仅仅是在处理个人婚姻，他是在撕毁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一个国王私自宣布自己是教会元首，这在莫尔的神学体系里几乎等于异端邪说——不是因为国王本人不够神圣，而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身破坏了整个教会赖以存在的秩序。他在给女儿玛格丽特的信里说："我必须做自己灵魂的卫兵，哪怕为此失去我的肉体。"

1534年4月莫尔被关进伦敦塔。在那里他写完了《苦难中的慰藉之对话》——这本书的手稿是偷偷从监狱里传出来的，由家人和访客冒死带出去。他的家人请求他屈服，妻子和女儿们也劝过他，但他拒绝签字。1535年7月6日，莫尔被押到切尔西的刑场，罪名是叛国。行刑前他跟刽子手开了最后一个玩笑——据说他的胡须没有犯叛国罪，要求刽子手在砍头之前把他的胡须从刑柱上解下来。这个细节是否真实有争议，但它符合莫尔的性格：他到死都在开玩笑。

矛盾的人

莫尔死后三年，他生前最担心的那个裂口越来越大。1539年《六条信条》通过，规定教士必须独身、不得结婚、否认圣餐变体论；1547年亨利八世驾崩，爱德华六世继位，新教正式取得优势；1553年玛丽一世登位，天主教短暂复辟，烧死了三百多个新教徒——讽刺的是，莫尔生前迫害的"异端"中，有不少正是后来被玛丽烧死的那种新教徒。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英国教会最终定型为一种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独特制度。1569年罗马天主教会追封莫尔为圣人，但英国国教从来不承认他的殉道地位。

一个死后五十年就被圣化了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要让今天的读者能"看"到他，不能只罗列时间表，必须解释那些让他显得前后不一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宽容与严苛。莫尔在《乌托邦》里写了一个宗教上完全宽容的社会——乌托邦人可以信任何教，只要不公开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不信神的少数派不能担任公职，但不被歧视；不同教派之间不会因为信仰差异而相互迫害。这种理想化的宽容来自莫尔对欧洲宗教战争的恐惧，但同时代的人都知道，莫尔在真实世界里做的事恰好相反。1520年代他在伦敦积极主持了对异端嫌疑人的审讯，亲自撰写过《异端论答》，主张用严厉手段对付路德宗的传播者。他迫害的对象里有后来被封圣的人，也有后来被烧死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廷德尔，就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现代英文的人。莫尔对廷德尔的翻译非常不满，不只是因为翻译有问题，而是因为让普通人直接读《圣经》这件事本身在他看来就是危险的。

这两个莫尔——写宽容社会的莫尔和迫害异端的莫尔——是真的彼此矛盾，还是同一个莫尔的两个侧面？这是理解《乌托邦》声调的关键。莫尔是一个秩序感很强的人，他把社会秩序看作一个脆弱的平衡，所有动摇这个平衡的力量都必须被压住。乌托邦里的宽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那个社会的基础——公有制、平均分配、节制的人口——已经被设定好了。在那个前提下，宗教宽容是一种奢侈；而在现实的英国，宗教宽容会被他看作秩序崩塌的开始。所以《乌托邦》第一部分里他对英国现实的批评，要和对异端的强硬结合起来读：他不是反对任何权威，他是反对错误的权威；他不是反对任何秩序，他是反对造成失序的那种秩序。这是相当现代的思路，但它伪装在中世纪的语言里。

第二个矛盾：理想与权术。一个写出"没有私有财产"的理想国的人，怎么会去当国王的大法官？王权是英国社会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和既得利益者。《乌托邦》里那种"钱没用，金子用来做尿壶"的嘲讽，不是冲着国王去的吗？答案藏在莫尔的政治哲学里：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一个改革主义者，相信通过影响权力的核心来改良社会。他在1510年代写《乌托邦》的时候，是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可能真的以为可以通过建议和劝说让亨利八世成为一个更好的统治者。这种天真的乐观在1520年代被消耗殆尽——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失势、亨利八世的反复无常、安妮·博林的上位——所有这些都让莫尔意识到，自己在宫廷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像一个演员，台词是别人写好的。莫尔最终选择离开，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权力，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法用正确的方式使用权力。

第三个矛盾：家庭与殉道。莫尔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爱家男人"之一——他让女儿学希腊语和拉丁语，这在当时几乎是丑闻；他让女儿接待伊拉斯谟，让她们把伊拉斯谟的信翻译成英文；他在写给大女儿的信里讨论神学问题，语气是平等的、信任的。他在切尔西的家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家庭文化，父亲不是权威，是朋友；女儿不是附属，是对话者。这种文化后来被称作"切尔西学派"，莫尔家一度是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朝圣地。

但是这个父亲最后选择离开家人。1534年他被关进伦敦塔的时候，大女儿玛格丽特已经结婚生子，二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威廉·罗珀——一个将来为他写传记的女婿的儿子。小女儿塞西莉亚是家里唯一还留在母亲身边的。莫尔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信既温柔又决绝——他说他爱她们，但他爱上帝更多；他请求她们原谅，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选择。这种语调在西方殉道文学里不算罕见，但莫尔的版本有个独特的家庭维度：他放弃的不是抽象的真理，是具体的、和一群具体的女人共享的生活。

这些矛盾不一定要解决，因为它们不是问题，而是莫尔这个人的本质特征。一个 1478 年出生在牛奶商家里的伦敦孩子，最后成为欧洲最复杂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本身就是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既坚守又妥协的范例。

为了让读者在脑子里为莫尔画一张"人物坐标图"，下面这张时间线把他一生中与《乌托邦》写作直接相关的关键事件排出来。

```mermaid flowchart LR A["1478 出生<br/>米尔斯小巷"] B["1491-1493<br/>莫顿府侍从"] C["1496-1502<br/>牛津 + 林肯法学院"] D["1499 初识伊拉斯谟"] E["1510-1518<br/>伦敦副郡守"] F["1515-1516<br/>佛兰德斯出使"] G["1516《乌托邦》出版"] H["1521 副财政大臣"] I["1529 大法官"] J["1532 辞职"] K["1534 关入伦敦塔"] L["1535 殉道"] A --> B --> C --> D D --> E --> F --> G G --> H --> I --> J --> K --> L ```

这张图把莫尔从侍从学生到殉道者的轨迹画出来，所有节点都指向一个中心：1516 年《乌托邦》出版。这本书不是他年轻时的浪漫主义产物，也不是他晚年的忏悔之作，而是他三十多岁、正在伦敦政治圈的中流击水、对权力还有充分理解的时候写出来的。所以读这本书的人必须在心里同时看到两个莫尔：一个是写了它的中年人，一个是走向刑场的老年殉道者。

本章小结

要回答"莫尔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可以给出一个看似简单的答案：他是《乌托邦》的作者，1478 年生，1535 年死。但是这个答案没有意义。一个更接近事实的回答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把所有人文主义者的两面——对古典文本的爱和对当下生活的关切——都推到极端的伦敦律师；他在伊拉斯谟身上看到自己最聪明的部分，他在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