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之地：改革开放前夕的深圳

边陲之地：改革开放前夕的深圳

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展现出其戏剧性的转折。当1978年的冬天，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时，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珠江三角洲东岸一个名叫深圳的边陲小镇，将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书写出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然而，任何奇迹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深圳的崛起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现实条件。要理解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我们必须首先回到改革开放前夕的那个年代，深入考察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地理禀赋和社会状况。

宝安县的历史记忆：从明清到改革开放

深圳这座城市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演变的产物。在当代语境下，“深圳”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这片土地更常见的称呼是“宝安”。宝安作为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明清时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早在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深圳地区就开始设县，当时称为“宝安”，隶属于东官郡。这是深圳地区有明确行政区划记载的开始，标志着这片土地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宝安县的设立，与当时岭南地区的开发进程密切相关。秦汉以来，随着中原汉族人口不断南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发逐渐加速，深圳所在的滨海地带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开始成为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宝安县一度被废除，其辖地并入东莞县。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又重新设立东莞县，深圳地区从此长期隶属于东莞县的管辖。这种隶属关系的变迁，反映了行政区划调整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直到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为了加强对海防的管理，中央政府在东莞县的基础上划分出部分地区，重新设立了新安县，这就是宝安县的前身。清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县曾一度被并入东莞县，但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又得以恢复，这种反复调整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管理政策的摇摆。

值得注意的是，“宝安”这个名称的最终确立，是在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外省新安县重名而改称的。此后，无论行政归属如何变化，“宝安”这个名称都一直沿用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直到1979年3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深圳这个充满诗意的名称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因为当地有一条名为“深圳”的小河，“深圳”二字的粤语发音意为“深水沟”，虽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地名，却蕴含着这片土地与水资源的深厚渊源。

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宝安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呈现出显著的特点。作为珠江三角洲东岸的滨海区域，宝安县承担着重要的海防职能，同时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明朝中后期，随着月港等海运贸易中心的发展，珠江口的深圳海域成为海上贸易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广东沿海的对外贸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宝安地区的渔业、盐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

然而，宝安地区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首先，地理环境的限制使得农业发展受到一定阻碍。深圳地区多山丘平原，可耕地面积相对有限，加之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十分优越。其次，长期的海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明清两代实施的海禁政策，虽然有其维护国家安全的合理性，但也严重制约了沿海地区与外界的经济交流。第三，战乱和动乱对宝安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破坏。特别是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这片土地多次遭受战火的蹂躏，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宝安地区的社会面貌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53年，宝安县城从南头迁至深圳墟，这标志着深圳作为区域中心城镇地位的初步确立。1958年，宝安县与惠阳县合并，到1963年又重新分开。在这一时期，宝安县作为边防前线，经济发展受到了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尽管如此，宝安人民在有限的条件下，仍然为地区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地理区位：珠江三角洲的东岸门户

从地理学的视角审视，深圳的区位优势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深圳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珠江口东岸，毗邻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隔海相望，地理位置极为优越。这种独特的区位条件，是深圳能够在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基础。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这片由珠江及其支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平原，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气候温暖湿润，自古以来就是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区域。深圳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最东端，背靠珠三角的广阔腹地，面向浩瀚的南海，具有发展对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天然优势。

深圳的地形地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深圳市域范围内，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等多种地形兼而有之。东南部主要是低山丘陵地带，其中梧桐山海拔943.7米，是深圳市最高峰；中部主要是丘陵和台地；西北部主要是珠江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这种多样性的地形地貌，既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也为城市景观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素材。特别是深圳东部的大鹏半岛，拥有优质的海湾资源和独特的山海景观，为后来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气候条件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短冬，年平均气温22.4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1933毫米，雨量充沛，热量充足。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使得深圳全年都适合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不像北方城市那样受到严冬的严重制约。同时，充沛的降水和充足的热量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虽然深圳的可耕地面积有限，但在传统农业时代，这里也能够种植双季稻、蔬菜、水果等多种作物。

深圳的海域资源同样丰富。深圳市海岸线总长约260公里，拥有大鹏湾、大亚湾、深圳湾等多个优良港湾。其中，大鹏湾水深浪平，是建设深水港的理想地点；深圳湾虽然水域相对较浅，但靠近香港，便于发展与香港的海上交通联系。这些宝贵的海洋资源，为深圳发展港口经济、海洋经济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条件。

在区域交通网络方面，深圳的地理位置同样具有战略意义。深圳位于珠江口东岸，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及国际市场连接的重要通道。广九铁路（广州至九龙）从深圳经过，在罗湖与香港的铁路系统相接，使得深圳成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陆路交通枢纽。同时，深圳河是深圳与香港的自然分界线，深圳河两岸的便利交通，为深港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深圳的区位价值在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早在明代，深圳地区就已经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清朝初期实行“一口通商”政策时，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深圳虽然不是直接的对外贸易点，但其靠近广州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对外贸易商品转运的重要通道。特别是深圳沿海的居民，很早就开始了与香港、澳门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对外贸易经验。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与香港的地理接近性，使得深圳具有了独特的“窗口”优势。香港是当时亚洲最重要的自由港和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业、航运业、制造业都非常发达。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最近处只有几百米，这种空间上的接近性，使得深圳能够最直接、最便捷地学习和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接受香港的经济辐射。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社会状况

1978年，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时，深圳这座边陲小镇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面貌？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

从行政区划和人口规模来看，1978年的深圳还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城镇。当时的深圳市（宝安县）下辖几个镇，总人口约30多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比例较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深圳镇、布吉镇、沙头角镇、南头镇等地。深圳镇作为县城所在地，是整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城区规模很小，街道狭窄，建筑破旧，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据当时的数据，深圳镇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不过两三万人，城区内最高建筑也只有几层楼高。

从经济结构来看，1978年的深圳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陲小县。尽管深圳靠近香港，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地理接近性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相反，由于深圳地处边防前线，国家对这里的投资十分有限，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当时深圳的工业主要以一些小型的农机修配厂、食品加工厂、木材加工厂为主，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弱。这些小型工厂与其说是工业企业，不如说是为农业经济服务的辅助部门。

农业在当时深圳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深圳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包括水稻、蔬菜、水果、生猪、家禽等。由于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几分地，传统农业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不高，农民收入微薄。当时，深圳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商业和服务业在深圳经济中的比重同样很低。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深圳的城镇商业主要依靠几家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商品种类匮乏，供应紧张，许多日用品都需要凭票购买。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业更是几乎空白，外来人口很少，镇上的商业活动主要是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制约深圳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在交通方面，1978年深圳的交通条件十分简陋。广九铁路深圳段是连接广州和香港的重要通道，但铁路等级不高，运力有限。公路方面，深圳至广州的公路等级较低，行车速度慢，旅途时间长。深圳城区内部的的道路多为土路或碎石路，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尘土飞扬。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就更加落后了。

在邮电通信方面，1978年的深圳同样十分落后。当时的国际长途电话需要通过香港的转接才能拨打，国内长途电话的通话质量也很差。信件和电报是主要的通信手段，但时效性很差。这种通信条件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深圳与外界的经济信息交流。

市政设施的缺乏也是深圳面临的重要问题。1978年的深圳城区，没有像样的自来水厂，居民用水主要依靠井水和河水，水质没有保障。排水系统不完善，雨季经常出现内涝。电力供应不稳定，停电是家常便饭。城市绿化几乎为零，环境脏乱差。这些落后的市政设施，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投资环境。

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当时深圳只有几所中小学，没有像样的医院和文化设施，人才流失严重，许多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想方设法离开这个边陲小镇。

然而，正是这种落后状况，反而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较低的既有利益格局，意味着改革可以少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较低的发展起点，意味着改革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丰富的后备土地资源，意味着未来的发展不受空间限制的约束。这些“后发优势”，是深圳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独特的区位优势：毗邻香港、华侨众多

如果仅仅从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来看，1978年的深圳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可言。但是，深圳拥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区位优势，这些优势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凸显。

毗邻香港是深圳最大的区位优势。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凭借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香港在20世纪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之一。1978年的香港，人口已经超过400万，人均GDP位居亚洲前列，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深圳与香港的边界线长约35公里，边界两侧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香港一侧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深圳一侧则是农田遍布、相对落后的边陲小镇。这种巨大的发展差距，既反映了改革开放前深圳发展的滞后，也预示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深圳与香港的毗邻关系，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首先，香港可以作为深圳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企业管理经验的重要窗口。由于两地在地理上的接近，深圳可以最便捷地考察香港的企业运作、市场营销、金融服务等各个方面，直接吸收和借鉴香港的先进经验。其次，香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最便捷地流向深圳。深圳可以成为香港资本进入内地的第一站，享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第三，深圳可以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随着香港经济的转型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外转移，而与香港地理位置最近、文化背景相同的深圳，自然成为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第四，深圳可以作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试验田，探索“一国两制”框架下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合作模式。

华侨众多是深圳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深圳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在改革开放前，深圳地区就有大量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地。这些华侨华人虽然身在海外，但始终心系故土，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引进外资和技术的重要桥梁。深圳可以充分发挥华侨众多的优势，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创业，带动家乡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早期进入深圳的外资项目，都有华侨华商的参与。这些华侨华商不仅带来了急需的资金，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网络，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交通便利是深圳的第三个优势。虽然1978年深圳的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但与周边地区相比，深圳的交通条件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广九铁路是当时连接广州与香港的唯一铁路通道，深圳是这条铁路线上的重要节点。公路方面，深圳是广州至汕头、广州至惠州等公路干线的交汇点，水路方面，深圳港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有一定的航运基础。这种交通枢纽的地位，为深圳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深圳还拥有一定的政策优势。作为边防前线，深圳在国家发展布局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国家投资少，政策限制多。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种“边缘”地位反而可能转化为“先行先试”的优势。既然深圳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就可以放手让它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既然深圳不是计划经济的模范基地，就可以让它试验市场经济的做法。这种“低起点、高自由度”的组合，为深圳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独特的政策空间。

1978年：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曙光

1978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直接产物。

要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我们首先需要回顾此前中国的历史背景。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左”倾错误思想的盛行，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两个凡是”的提出表明“左”的错误思想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左”的思想的禁锢，为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经济特区的诞生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首先，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意味着发展经济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其次，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政策依据。第三，全会决定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创办经济特区的构想开始付诸实践。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建议允许广东在深圳、珠海等地划出一块地方，仿照海外的出口加工区的办法，进行贸易合作，单独管理。中央领导人对这一建议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关于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划出一定区域，创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经济特区的设立正式获得了法律依据。

经济特区的选址：为什么是深圳？

在决定创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选择哪些地区设立经济特区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央最终选择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这些选择是基于多方面的战略考量。

让我们首先考察其他三个候选城市的情况。珠海位于珠江口西岸，毗邻澳门，与深圳隔珠江口相望。珠海的自然环境优美，海岸线长，拥有较好的港口资源，但当时的经济基础也比较薄弱，基础设施落后。与深圳不同的是，珠海与澳门接壤，而澳门当时是葡萄牙殖民地，经济规模和影响力相对有限。

汕头位于广东省东部沿海，是潮汕地区的中心城市。汕头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海外潮汕籍华侨华人众多，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汕头开埠较早，在近代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商业传统深厚。然而，汕头远离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

厦门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是闽南金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厦门自然环境优美，港口条件优良，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在对台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厦门的面积较小，可供开发的空间有限，而且距离中国经济中心长三角地区较远。

相比之下，深圳在经济特区选址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从地理位置来看，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背靠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珠三角腹地，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从与境外的联系来看，深圳毗邻当时亚洲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香港，可以最便捷地承接香港的经济辐射，学习香港的先进经验。从华侨资源来看，深圳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著名侨乡，海外华侨华人众多，可以发挥侨乡优势引进外资。从交通条件来看，深圳是广九铁路的必经之地，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陆路交通枢纽。

此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战略考量。首先，深圳靠近香港，可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探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的可能性。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圳是社会主义制度，两地毗连，为观察和研究资本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其次，深圳与香港的边境线明确，便于实施特殊的管理制度，相对容易划定特区的范围。第三，深圳原有的经济基础薄弱，既得利益格局简单，改革的风险和阻力较小，可以放手进行大胆的试验。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1978年前后，中美关系正常化，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深圳地处东南沿海前线，在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通过在边陲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发展经济，可以在巩固边防的同时增强这一地区的综合实力。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