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改变思想史的学者
第 1 章：两位改变思想史的学者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说“这是一张桌子”的时候，你的大脑究竟做了什么？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简单得近乎可笑。你看到了四个桌腿、一个平面，于是大脑迅速做出了判断。但如果我追问一句：你怎么知道这是“桌子”而不是“箱子”或者“平台”？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因为它有腿”或者“因为它的高度合适”。但请再想一想：为什么有腿的东西就一定是桌子？四条腿的凳子也是桌子吗？一个矮得只能放鞋子的有腿家具，你叫它什么？
你的回答可能会陷入一片混乱。但这种混乱本身，恰恰是本章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我们是如何学会分类这个世界的？
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哲学或心理学的领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他的侄子莫斯却在二十世纪初告诉我们，理解分类的关键，不在人的头脑里，而在社会的结构中。他们合作的《原始分类》至今仍是理解人类思维方式最有力的著作之一。
要读懂这本书，我们需要先认识它的两位作者。
涂尔干的生平与学术背景：从神学预科到社会学之父
1858年，埃米尔·涂尔干出生在法国东北部洛林地区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当地犹太社区的拉比，按照传统，这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似乎已经被注定：从小接受宗教教育，将来也成为一名拉比。
涂尔干的早年教育确实沿着这条路走了一段。他进入当地的犹太神学院接受训练，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经典。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会少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多一位默默无闻的拉比。
转折发生在涂尔干进入巴黎的高中之后。十九世纪的巴黎是欧洲思想的中心，各种新潮思潮在咖啡馆和大学里涌动。年轻的涂尔干接触到了孔德、斯宾塞等人的著作，这些名字在当时还属于“异端”——传统学术界并不把他们当回事。但涂尔干被深深吸引住了。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生物学研究生命现象，那么研究“社会”本身的学问为什么不能存在？
这个想法在今天听起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近乎革命。十九世纪的法国大学里，“社会学”这个词几乎是个笑话，人们更习惯用哲学或道德科学的框架来讨论社会问题。涂尔干决定要建立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
1879年，二十一岁的涂尔干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人才济济，但涂尔干凭借出色的成绩很快脱颖而出。1882年毕业后，他开始在多所中学教授哲学，同时为创建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做准备。
这段教书生涯并不轻松。法国学术界论资排辈，一个没有名校背景、没有学术靠山的年轻人想要闯出一片天，难度可想而知。但涂尔干有一股近乎固执的韧劲。他大量阅读，勤奋写作，同时密切关注法国社会的变化。
1893年，三十五岁的涂尔干出版了《社会分工论》，这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重大突破。这本书研究了一个核心问题：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分工？传统观点认为分工只是因为人的能力有差异，所以各司其职。涂尔干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解释：分工不仅仅是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当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承担不同的角色时，他们通过相互依赖而联结在一起。一个农民和一个铁匠，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相互依赖创造了社会团结的纽带。
这本书确立了涂尔干的学术地位。两年后，他获得波尔多大学教职，终于进入大学体制。1898年，他创办了《社会学年鉴》，这份刊物成为社会学在欧洲的重要阵地。他身边逐渐聚集起一批年轻学者，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学术圈子。
但涂尔干的关注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普法战争（1870-1871）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割让给普鲁士——而这里正是涂尔干的故乡。战后法国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一方面是民族自信心的动摇，另一方面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传统社区瓦解、道德秩序崩溃。涂尔干把这些问题都视为“社会失范”的症状，认为需要通过重建社会团结来克服。
他开始在《社会分工论》之后持续发表重要著作。《自杀论》（1897）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了自杀率与社会整合程度之间的关系，这部作品至今被认为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典范。《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则系统阐述了他的宗教社会学理论，认为宗教的本质不是对神灵的信仰，而是对“社会”本身的崇拜——人们把社会力量神圣化，从而产生了宗教。
涂尔干于1917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他在有生之年见证了自己的学术理想逐步成为现实：社会学从一门被嘲笑的学问变成了大学里被承认的学科。他一手创建的研究团队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批人后来在法国乃至世界各地传播了他的思想。
但涂尔干的遗产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在他的学术帝国中，有一个特殊的身影——他的侄子马塞尔·莫斯。这位年轻人将会走出与叔父不同的道路，却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
莫斯的人类学转向：从法律学到比较社会学
1872年，莫斯出生在巴黎，比涂尔干小十四岁。他是涂尔干的姐姐索菲的儿子，从小就与舅舅关系密切。在莫斯的人生早期，涂尔干几乎扮演了半个父亲的角色。
莫斯早年的学术训练与涂尔干有重叠也有差异。他在高等师范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进入法学院学习。法学背景给莫斯带来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关注规则如何运作，关注社会规范的强制力与柔韧性。这种视角后来深刻影响了他对“礼物交换”等现象的分析。
1895年左右，莫斯开始参与涂尔干的学术圈子。他为《社会学年鉴》撰稿，协助舅舅组织学术活动。涂尔干对这个才华横溢的侄子寄予厚望，有意将他培养为自己的学术继承人。
但莫斯并不是一个甘于活在舅舅阴影下的人。他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独立判断。这种张力在莫斯早期的发展中若隐若现：他需要在涂尔干的框架内工作，同时又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1902年，莫斯获得了一份lecturer（讲师）职位，但不是在巴黎，而是在波尔多——涂尔干工作过的地方。这一年他三十岁，开始了独立的学术生涯。
真正让莫斯声名鹊起的是他对比较社会学的执着。涂尔干的理论主要基于对现代西方社会的观察，而莫斯则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他大量阅读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原始社会的制度与信仰。1912年发表的《论技术》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尝试，这篇文章分析不同社会中技术发展的规律，展现了比较研究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莫斯的学术工作。他应征入伍，在东部战线服役。大战结束后，法国学术界元气大伤，涂尔干已于1917年去世。《社会学年鉴》停刊。莫斯不得不承担起重建的重任。
1925年左右，莫斯开始构思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系统比较不同社会的“一般性”现象。他想理解人类社会有哪些共同的思维方式、制度结构和表达方式。这个宏大计划最终没有全部完成，但它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原始分类》。
1901年至1902年间，莫斯曾在柏林访学，接触到德国学者亨利·休伯特的技术研究。回国后，他与舅舅涂尔干合作，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巫术、宗教和分类的文章。《原始分类》就是这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发表于1903年。
莫斯的学术生涯比涂尔干更加短暂。他于1950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逐渐从人类学研究转向对法国社会史的关注，同时参与了一些公共事务。但他在比较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贡献，已经足以让他名垂青史。
涂尔干和莫斯的关系是独特的。他们是至亲——舅甥；是师徒——涂尔干是莫斯的学术领路人；是战友——两人并肩作战，共同塑造了法国社会学的面貌。这种关系在学术史上极为罕见。两人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合作署名，而是思想上的深度交融。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原始分类》，就是这种交融的结晶。
叔侄二人的学术传承与合作基础
要理解涂尔干和莫斯为什么能够合作，我们需要先理解他们共同的思想底色。
首先是他们对“社会事实”的强调。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提出了一个核心原则：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这些事实外在于个体，对个体具有强制力。比如语言，一个人出生后就必须使用他所在社会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他个人选择的，而是社会强加给他的。又比如法律、习俗、道德规范——这些都是社会事实，个体在它们面前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意味着社会学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找出规律，建立理论。这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莫斯完全接受了这一原则，但他在应用上有自己的特点。他更关注“社会事实”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证明，社会学可以分析统计规律；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他通过对澳大利亚原始部落的分析来建立一般性理论。但莫斯更感兴趣的是：不同社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社会事实？这些差异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就引出了两人合作的第二个基础：对“分类”问题的共同关注。
什么是分类？从最日常的角度说，分类就是把事物分门别类——“动物”和“植物”，“红色”和“蓝色”，“我们”和“他们”。这种能力太基础了，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心理学家做过实验，让幼儿园的孩子给一组图片分类，他们能轻松完成。但当研究者追问“为什么这样分”时，孩子往往答不上来——他们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分。
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恰恰是涂尔干和莫斯想要解释的问题。他们想知道：分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人类大脑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社会灌输的？
在《原始分类》的开篇，涂尔干和莫斯就明确表态：分类不是个体心理的产物，而是社会事实。他们论证，如果分类只是个人的心理活动，那么不同社会就应该有相同的分类——因为人类的大脑结构都差不多。但实际上，不同社会的分类系统差异巨大。某些原始部落在空间分类上极其精细，但对自己使用的工具却不怎么分类；另一些社会的分类系统则以亲属关系为核心。差异之大，不像是同一套大脑机制在运作。
因此，分类的来源必须在社会结构中寻找。
两位学者进一步指出，原始社会的分类系统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往往与社会组织高度对应。你可以把事物分成“神圣的”和““世俗的”，但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什么？答案是：社会本身的分化。在原始部落中，不同的氏族、不同的图腾群体，对应着不同的分类范畴。图腾不只是信仰的象征，更是社会群体的标志。
这个观点是《原始分类》的核心论点：社会结构塑造了分类系统。
两人合作的基础还在于方法论上的互补。涂尔干擅长建立宏观理论，追溯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莫斯擅长细致的比较研究，分析不同案例的异同。在《原始分类》中，涂尔干提供了理论框架——分类的社会起源；莫斯则贡献了经验材料——对多个原始社会分类系统的详细考察。这种搭配使《原始分类》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证支撑。
但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涂尔干和莫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微妙的张力。
一个例子是关于“集体意识”的理解。涂尔干倾向于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压制性——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体，具有强制性。这种观点有时被批评为过于“刚性”，忽视了行动者的能动性。莫斯则更关注社会生活中柔软的、流动的方面。他在《论礼物》中研究的“礼物交换”，强调的不是社会结构的压制，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建构。这种差异在他们生前就已经显现，但在《原始分类》中，两人的立场是协调的。
另一个潜在的分歧涉及理论的适用范围。涂尔干的理论主要针对“社会”层面——宏观的制度、结构、集体表象；莫斯则对微观的社会互动同样感兴趣。他晚年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预示了后来社会学的某些发展方向。但在1903年写作《原始分类》时，莫斯仍然紧紧围绕着涂尔干的框架。
这两位学者的合作，是学术史上的佳话。它之所以可能，不仅因为他们是亲戚，更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互补的方法论立场，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相互尊重的学术关系。涂尔干没有把侄子当成附庸，莫斯也没有把舅舅的学说当成教条。他们在同一个方向上探索，却各自走出了自己的脚印。
《原始分类》的写作背景与时代语境
任何一本书的诞生都离不开它的时代。涂尔干和莫斯在1903年发表《原始分类》，这个时间点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学术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达尔文进化论的冲击波扩散到各个学科，“进化”成为理解世界的主导范式。在人类学领域，学者们普遍相信人类社会沿着一条从“原始”到“文明”的直线发展。原始社会被认为是“低级”的、简单的、缺乏复杂制度的。
这种进化论视角影响了当时的许多研究者。他们倾向于把原始社会的信仰和实践解释为“前科学”的、迷信的、缺乏逻辑的。比如，原始人为什么会崇拜图腾？当时的流行解释是：这是原始人智力低下的表现，他们无法理解自然规律，于是把动物或植物当作神灵。
涂尔干和莫斯想要挑战这种观点。他们在《原始分类》中论证，原始社会的分类系统不是混乱的、原始的、缺乏逻辑的；相反，它们有着自己严密的逻辑，只是这种逻辑与西方现代科学的逻辑不同。要理解原始分类，不能用“科学vs.迷信”的框架，而要追溯它们产生的社会根源。
这个立场与涂尔干一贯的理论取向一致。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就论证过，原始宗教不是“错误”的信仰，而是对真实社会力量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图腾崇拜的对象看似是动物或植物，实际上是社会群体本身。把图腾神圣化，就是把社会神圣化。从这个角度看，原始宗教并不“原始”——它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
《原始分类》延续了这一思路。涂尔干和莫斯认为，原始分类系统之所以有特定的逻辑结构，是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组织的结构。氏族、胞族等社会组织划分，对应着事物类别的划分。分类不是纯粹认知活动的结果，而是社会生活的投影。
这个论点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我们看似中性的认知活动——把事物分成不同的类别——实际上深深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这对于理解人类知识的本质，有着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时代背景是法国大学体制的扩张。十九世纪末，法国大学开始设置新的教席和学科。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是在这一时期获得制度性认可。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获得的教职，以及后来在索邦大学的教授席位，都标志着这一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原始分类》的发表不仅是学术事件，也是一种政治宣言——宣告社会学有权利也有能力研究包括分类在内的人类精神活动。它向传统哲学、人类学的领地发起了挑战。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末正值帝国主义扩张的高峰。欧洲列强在非洲、亚洲、大洋洲建立了大量殖民地。传教士、殖民官员、探险家带回了大量关于原始社会的报告。这些“民族志”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素材。涂尔干和莫斯在写作《原始分类》时，就大量引用了当时的人类学文献。
但这种材料的可获得性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时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还很粗糙，很多材料的记录者并不具备专业的训练。他们对原始社会的描述，往往带有文化偏见和误读。涂尔干和莫斯在使用这些材料时，有时无法区分真实的文化差异和记录者的偏见。这一点，后来的批评者多有指出。
无论如何，《原始分类》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架起了桥梁，为后来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学派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理解人类认知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文献。
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理解涂尔干和莫斯的核心观点。
在澳大利亚的阿兰达人（Arunta）中，存在一种复杂的“图腾制度”。每一个氏族都与特定的图腾相关联——比如袋鼠图腾、鸸鹋图腾、某类植物图腾。重要的是，这种图腾划分与空间划分是相对应的。阿兰达人把自己生活的区域分成若干个部分，每一部分与特定的氏族和图腾相联系。
如果你问一个阿兰达人，为什么这个地区属于袋鼠氏族，他的回答可能会涉及一系列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故事。但涂尔干和莫斯告诉我们，仅仅关注这些神话是不够的。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世界在空间上被这样划分？为什么某些事物被归入同一类？
答案在于社会结构。阿兰达人被分成不同的氏族，这些氏族之间存在婚姻和食物分享的规则。图腾划分正是这些社会规则的延伸。袋鼠氏族和鸸鹋氏族的成员之间不能通婚（或者有特定的通婚规则），他们的图腾也不同。这种社会规则被投射到了对世界的认知中——世界被划分为与氏族相对应的类别。
这个例子展示了涂尔干和莫斯的方法论：不是从心理或认知的角度解释分类，而是从社会结构中寻找根源。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涂尔干与莫斯：生平关键节点
1858 : 涂尔干出生于洛林 1865 : 莫斯出生于波尔多 1870-1871 : 普法战争，法国战败 1879 : 涂尔干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1882 : 涂尔干高中毕业，开始教学生涯 1893 : 涂尔干出版《社会分工论》 1895 : 涂尔干发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1897 : 涂尔干出版《自杀论》 1901-1902 : 莫斯在柏林访学，与涂尔干合作写作 1903 : 《原始分类》发表 1912 : 涂尔干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br>莫斯发表《论技术》 1917 : 涂尔干去世 1925 : 莫斯构思比较社会学研究计划 1950 : 莫斯去世 ```
《原始分类》出版一百二十年后，我们重新阅读这部经典，会发现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正确的理论，更在于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它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我们如何给事物分类——背后可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逻辑。这种洞察力至今仍然有效。
本章小结
本章我们认识了涂尔干和莫斯这两位改变了思想史的学者。涂尔干从神学预科走向社会学之父的道路，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在既有框架之外开辟新领域。他对“社会事实”的发现，为理解人类社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莫斯作为涂尔干的侄子，走出了自己的学术道路，他对比较社会学的执着，使得他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分类系统。
叔侄二人的合作建立在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原始分类》是他们合作的结晶，这部作品在进化论主导的学术语境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论点：分类不是个体心理的产物，而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原始社会的分类系统不是混乱的、原始的，而是有自己严密的逻辑——这种逻辑源于社会组织的结构。
一百二十年前，涂尔干和莫斯写作《原始分类》时，他们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深刻的问题：人类是如何学会分类这个世界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在塑造我们对人类思维的理解。下一章，我们将深入《原始分类》的核心文本，逐一拆解它的理论框架，看看涂尔干和莫斯究竟是如何论证他们的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