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程的起点
第1章：航程的起点
想象你站在海边，眼前是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岛。法律尚未建立，财产尚未分配，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拥有绝对的权力来设计这座岛屿的一切：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规则、甚至是每天的作息时间。你会怎么建造它？权力该如何分配？资源该如何使用？人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组织？
这个思考实验看起来像是游戏，但它触及了人类政治思想中最古老、最深刻的问题：我们如何共同生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吗？
五百多年前，一位叫托马斯·莫尔的英国人就站在类似的门槛上思考。他的思考结出了《乌托邦》这部作品——一本薄薄的拉丁语小书，记录了一位航海家在遥远海岛上发现的神奇社会。这本书的标题已经成为语言的一部分，当我们说某个想法是“乌托邦式的”，我们指的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但这种理解是否准确？莫尔最初的意图是否如此？
这正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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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莫尔的人生轨迹
托马斯·莫尔于1478年出生在伦敦一个并不显赫但有教养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后来成为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这为年幼的莫尔提供了接触法律核心圈子的机会。莫尔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沉浸在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研究中，同时学习了希腊语——在当时，这是少数学者才能掌握的语言。
莫尔的学术训练涵盖了人文主义的各个领域：修辞学、哲学、神学、法学。他在伦敦的律师行会中执业，很快就成为伦敦城最受欢迎的律师之一。然而，莫尔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成功的律师。他积极参与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圈子，与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通信交流。
在这个圈子里，莫尔与荷兰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友谊最为重要。伊拉斯谟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曾访问英国并与莫尔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们之间的通信涉及神学争论、学术合作，也包括日常生活的问候。伊拉斯谟对莫尔的才智和人格非常钦佩，他在自己的著作《愚人颂》中甚至虚拟莫尔为某个虚构国家的公民。
莫尔的职业生涯是复杂的。他在律师界取得成功后，逐渐进入政治领域。1510年，他被选为伦敦的议员，开始了在都铎王朝的政务生涯。他的才能和正直使他迅速晋升，1523年成为下议院议长，1525年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国的首相。最后，他获得了大法官的职位——这是英格兰仅次于国王的最高法律职位。
然而，莫尔的政治生涯以悲剧告终。亨利八世想要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以便与安妮·博林结婚，但这一请求需要教皇批准。当教皇拒绝后，亨利八世决定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这一决定导致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开始，大多数英国臣子选择了顺从，但莫尔拒绝支持这一做法。
莫尔拒绝承认国王为教会最高领袖的理由是复杂的。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无法接受对教皇权威的挑战。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谨慎的政治家，他知道公开反对会带来灾难。最终，他选择了沉默——既不公开支持也不反对国王的做法。然而沉默是不够的。1534年，议会通过了《继承法》，要求所有英国臣民宣誓承认国王与安妮·博林的婚姻以及王室的继承权。莫尔拒绝宣誓，因此被投入伦敦塔。
在伦敦塔中度过了大约一年后，莫尔被审判并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叛国罪——因为他被认为曾暗示亨利八世不是英国教会的合法首领。1535年7月6日，莫尔在伦敦塔山被处决。
临刑前的故事流传甚广。据说莫尔对刽子手说：“请帮我上去，至于下来，我自己来。”另一种说法是他在被带上刑台时对人群说：“我愿按照良心行事，愿上帝保佑我。”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它们都展现了莫尔面对死亡时的平静与尊严。
莫尔的殉难给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一种特殊的道德权威。他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代价使得他关于理想社会的思考变得更加沉甸甸的。
理解莫尔生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他所生活的时代。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到达印度，1519年麦哲伦开始了环球航行。这些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此同时，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导致大批希腊学者逃往意大利，带来了古典文化的大量知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
莫尔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他见证了中世纪秩序的瓦解，也见证了新世界的发现。他的朋友圈——以伊拉斯谟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网络——正是这种变革精神的体现。这些人相信，通过回归古典学问、通过教育和理性，人类可以革新教会和社会，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乌托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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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成书与版本
《乌托邦》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跨越数年的漫长工程，而其出版历史同样充满了有趣的细节。
根据现有的资料，莫尔大约在1515年前后开始撰写《乌托邦》。这一年他正忙于处理一些外交事务，作为都铎王朝的使者前往佛兰德斯处理贸易争端。这段经历给了他时间思考和写作，因为他在佛兰德斯停留期间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据推测，《乌托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这种旅途中完成的。
1516年12月，《乌托邦》在卢汶印刷出版。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共和国以及关于新岛屿乌托邦的书》。第一版采用了当时标准的对开本格式，共包含54页。
关于第一版，一个有趣的学术问题是其实际印数。现存的卢汶首版约有26册存世，其中只有6册是完整的。考虑到中世纪和早期现代书籍的保存率，这个数字意味着当时的印数可能是几百册，而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数千册。
1518年，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在巴黎出版。这个版本增加了很多内容，包括对乌托邦54个城市的描述，以及对乌托邦宗教的详细讨论。更重要的是，这个版本包含了莫尔与伊拉斯谟的通信，伊拉斯谟在信中称赞了这本书。正是通过这封信，我们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如何发音。
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巴黎版在第二卷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详细描述了乌托邦人的宗教信仰，包括他们对来世的信仰、宗教仪式的具体形式，以及他们对不同宗教派别的宽容政策。这些补充内容使得乌托邦的形象更加完整，但也更加复杂。
版本学的差异对理解《乌托邦》至关重要。1516年的卢汶首版更多地呈现了一个政治讽刺的形象，而1518年的巴黎版则增加了神学和哲学的维度。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莫尔的原意，就必须考虑这种变化。
《乌托邦》最早的英译本出现在1553年，由拉尔夫·罗宾逊完成。这个译本在莫尔的原著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删改，包括将拉丁语的复杂句式简化为更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以及删去一些在当时看来过于激进的段落。1563年，让·勒勒维尔翻译的法文版问世，这个版本则更忠实于原文。
语言转换带来的问题是多层次的。拉丁语是一种高度灵活的语言，允许复杂的从句结构和双关语，而翻译成任何现代语言都会损失这种灵活性。更根本的是，翻译者必须做出选择：是要忠实于字面意思，还是要传达原文的精神和语气。
这种选择在不同语言的译本中表现得很明显。例如，在1516年的卢汶版中，全书的标题是拉丁语，完整版本包含了丰富的哲学讨论和神学思考。而英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往往删去了许多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内容，使乌托邦的形象变得更加简单。
版本差异还体现在书名本身。拉丁语书名“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可以被译为《关于最完美的共和国以及关于新岛屿乌托邦》。这里的“Utopia”是希腊语词根在拉丁语中的拼写，但在1516年的版本中，这个词被用作一个虚构的地名，而在1518年的版本中，莫尔增加了一个注释，解释了这个词的双重含义。
这种对书名的解释在后来的版本中逐渐变得更加详细，最终成为理解《乌托邦》的一把钥匙。读者需要理解“乌托邦”这个词的词源，才能真正进入莫尔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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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命名艺术
“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是莫尔发明的一个文学技巧，也是他留给人类语言的一份遗产。但这个词的含义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
从词源学上说，“乌托邦”来自希腊语。希腊语前缀“ou-”表示否定，意思是“不”或“无”；“topos”表示“地方”，意思是“地方”或“空间”。将两者结合，就得到了“ou-topos”，意思是“乌有之乡”或“不存在的地方”。
但莫尔在创造这个词的时候，同时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如果将前缀换成“eu-”（意思是“好”或“善”），就得到了“eu-topos”，意思是“美好之地”或“福祉之乡”。“Utopia”和“Eutopia”在拉丁语和英语中的发音几乎完全相同，这给了莫尔一个绝妙的文学机会。
在《乌托邦》第一卷中，一位虚构的旅行者希斯拉德·希波莱蒂塔讲述了这个名字的由来。他说，乌托邦人称呼自己的岛屿为“乌托普鲁”（Utopia），但这个名字是由他自己——这位旅行家——起的，理由是：“这个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存在。”但紧接着，他补充了一个条件：“如果乌托邦存在的话，它必然是美好的。”
这个解释是精心设计的。“乌托邦”的第一个意思是“乌有之乡”，暗示这个地方不存在，只是一个想象。但第二个意思——“如果存在就必然美好”——则暗示人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莫尔在给伊拉斯谟的一封信中透露，他在选择书名时犹豫了很久。他说，他曾经考虑过用“Noughtopia”（虚无之地）作为书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Utopia”。这封信清楚地表明，莫尔对“乌托邦”一词的双重含义有着清醒的认识。
这种词源学上的歧义性是理解《乌托邦》全书的关键。在这部作品中，莫尔并没有简单地赞美乌托邦，也没有简单地嘲笑它。他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文本，其中充满了反讽和模糊。
例如，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乍一看似乎是理想化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社会不平等，教育普及，宗教宽容。但在仔细阅读之后，读者会发现乌托邦的生活也有很多令人不安的方面：工作时间很长，婚姻制度严格，宗教异见者会被流放。
这种复杂性使得《乌托邦》很难被归类为单纯的赞美或批评。也许莫尔故意保持这种模糊性，让读者自己去思考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乌托邦”这个词的出现本身就改变了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在莫尔之前，人们谈论理想社会时往往使用的是“理想国”或“黄金时代”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暗示某种已经失去的东西——一种黄金时代的失落。但“乌托邦”暗示的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一种可以通过人类努力实现的社会。
这种从过去到未来的转向意义深远。它意味着人类不再只是怀念失去的乐园，而是开始想象可以建造的未来。从这个角度看，莫尔的贡献不仅是创造了一个词，而是改变了一种思维方式。
“乌托邦”这个词进入英语后，逐渐成为一个表示“无法实现的理想”的贬义词。当我们说某个计划是“乌托邦式的”，我们往往是在说它不切实际、异想天开。这种用法与莫尔的原意并不完全一致，因为莫尔从未说乌托邦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说它“不存在”。
这种语义变化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态度的转变。曾经，人们相信通过理性努力可以实现完美社会。但20世纪的极权主义灾难让人们开始怀疑任何宏大的社会改造计划。从这个角度看，“乌托邦”一词的贬义化反映了现代人对乌托邦思想的深刻不信任。
但莫尔的作品提醒我们，在做出这种判断之前，也许应该先仔细阅读原文。因为《乌托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可以照搬的模型，而在于激发我们对社会制度的持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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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与政治乌托邦的兴起
要理解《乌托邦》的思想背景，我们需要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以及它与政治乌托邦思想的关系。
文艺复兴是14世纪到17世纪之间发生在欧洲的一场文化和知识运动。这场运动最早起源于意大利，随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潮，它强调人类尊严、理性和对古典学问的研究。
人文主义者相信，通过学习古典文化——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哲学和艺术——人们可以革新自己的思想和社会。这种信念源于一种对中世纪的批判态度：中世纪被认为是“黑暗时代”，是教会专制和迷信盛行的时代。而古典时代则被认为是人类理性的光辉时期，是哲学、科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这种二分法当然过于简化，但它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动力。他们相信，通过回归古典学问，人类可以摆脱中世纪的蒙昧，创造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在政治领域，人文主义者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特别感兴趣。这部写于两千多年前的著作描述了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完美城邦。在柏拉图的设想中，正义的社会是每个人各司其职的社会：统治者负责治理，护卫者负责保卫，生产者负责提供物质需求。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开始认真研究哲学的时候，社会才能实现正义。
柏拉图不仅是一个理论家，他还试图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接受了叙拉古国王狄奥尼修斯的邀请，希望将这个西西里岛上的城邦改造成理想的共和国。但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柏拉图差点丧命，他不得不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回雅典。
柏拉图的经历被后来的政治思想家反复引用。它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将哲学理念转化为政治现实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但人文主义者并没有被这个警告吓倒。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和启蒙，通过说服当权者接受理性的原则，理想社会是可以实现的。
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这个城市里，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为艺术家和学者提供了庇护。费尔索·德·科西莫·德·美第奇和他的孙子洛伦佐·德·美第奇都是古典学问的热心赞助者。在他们的资助下，佛罗伦萨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产生了包括莱昂·阿尔贝蒂、波利齐亚诺和马基雅维利在内的众多人文主义者。
在这样的人文主义环境中，关于理想社会的讨论变得非常活跃。莱昂·阿尔贝蒂在他的《论家庭》中讨论了理想家庭的组织方式；马西略·帕多瓦在《和平保卫者》中提出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理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则是这种思潮的延续和发展。
《乌托邦》的创作直接受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在《乌托邦》第一卷中，旅行者希斯拉德明确提到了柏拉图在叙拉古的失败经历，并评论说柏拉图的失败是因为他试图在民主国家中建立哲学家统治，而民主国家不会接受哲学家的权威。
莫尔对柏拉图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欣赏柏拉图的理想主义，但也认识到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的困难。他的解决方案是在地理上将乌托邦置于遥远的海岛上——一个与欧洲世界隔绝的地方。这样，乌托邦的存在就不依赖于欧洲的政治现实，而欧洲的政治现实也不受乌托邦的影响。
这种地理上的隔离是理解《乌托邦》的关键。它意味着乌托邦是一个思想实验，而不是一个政治纲领。莫尔并不是在说“我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完美社会”，而是在说“让我想象一个不同于我们社会的组织方式，然后看看这种想象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作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描绘了一个同样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社会不平等的理想社会，但背景从海岛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城市国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则设想了一个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理想社会。这些作品构成了一个叫做“乌托邦文学”的传统，它们都试图想象一种不同于现状的社会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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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拉图到莫尔的思想脉络
乌托邦传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哲学传统、宗教思想和地理发现等多重因素的塑造。要理解莫尔的《乌托邦》，我们需要追溯这个思想传统的形成过程。
这个传统的源头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在这部对话录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正义理论和理想城邦的构想。他设想了一个分为三个阶层的完美社会：统治者（哲学王）以智慧治理，护卫者以勇气保卫，生产者以节制劳动。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当这三个阶层各司其职、不相互干涉时，社会就是正义的。
柏拉图还详细描述了理想国中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共产共妻（护卫者阶层）、优生优育、儿童公育、以及对诗歌和音乐的严格审查。他相信，通过这种严格的制度设计，可以培养出完美的公民，实现社会的和谐。
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试图将柏拉图的理念与基督教神学融合。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城市”的理论：属世之城和上帝之城。属世之城是由爱自我的人组成的社会，而上帝之城是由爱上帝的人组成的社会。奥古斯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两个城市是混合在一起的，只有在末日审判之后，它们才会彻底分开。
奥古斯丁的理论对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教会权威提供了神学基础，同时也为世俗政治提供了独立的合法性。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奥古斯丁的两个城市理论开始受到质疑。人文主义者相信，人类可以在此世建立一个接近上帝之城的社会，而不必等到末日审判。
中世纪的修道院制度也可以看作是乌托邦传统的一部分。修道院是追求完美生活的宗教社区，它们通常实行共产主义：财产公有，劳动共享，贫富均等。托马斯·莫尔可能对修道院生活有过了解，因为他曾认真考虑过加入修道院。在《乌托邦》中，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方面与修道院相似：集体用餐、公共劳动、定期祈祷。
但修道院与乌托邦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修道院是自愿加入的，而乌托邦是一个强制性的社会。在乌托邦，没有私有财产不是因为人们选择放弃，而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这种强制性使得乌托邦与修道院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世纪晚期还有一些更激进的运动，它们也影响了乌托邦思想的形成。14世纪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15世纪波希米亚的扬·胡斯都提出了激进的教会改革主张。16世纪初的再洗礼派则走得更加遥远，他们追求建立完全平等、没有私有财产的宗教社区。这些运动为乌托邦想象提供了素材，也使得乌托邦思想变得更加危险。
地理大发现是影响乌托邦传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5世纪末哥伦布的航行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在“发现”美洲之后，欧洲人意识到地球上还有大量未知的土地和民族。这为乌托邦的想象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在遥远的海上，也许真的存在一个与欧洲不同的社会。
莫尔在《乌托邦》中将乌托邦岛定位在大西洋的某个地方，靠近美洲。虽然莫尔本人可能从未去过美洲，但他显然受到了新发现的影响。在乌托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洲土著文化的影子，比如对黄金的轻视和对公共生活的重视。
```mermaid timeline title 乌托邦思想谱系 前375年 : 柏拉图《理想国》 提出“哲王”概念 阐述正义城邦的哲学基础 410-430年 :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两个城市的二元论 属世之城与上帝之城 1516年 :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废除私有财产 宗教宽容政策 劳动分工体系 1602年 : 康帕内拉《太阳城》 公有共享制度 严格的社会分工 自然神论倾向 ```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乌托邦传统的下一个里程碑。康帕内拉本人是一位意大利修士，他因参与政治密谋而被西班牙当局监禁，在狱中度过了27年。《太阳城》就是在狱中写成的，1602年首次出版。与莫尔的《乌托邦》一样，《太阳城》也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实行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