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空与建构：张骞故事的历史叙事与考古实证
当我们翻开《史记》或《汉书》，张骞“凿空西域”的故事总是伴随着英雄主义的光环：他持节不屈、十三载艰险、开拓丝绸之路。然而，这一叙事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考古发现是否支撑这一图像？“凿空”一词在汉代语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本章将穿透后世的层层建构，利用西域汉简与中亚文献，重构汉代与早期中亚接触的复杂实态，并反思“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本身的学术命运。
一、叙事的两重源头：《史记》与《汉书》的张骞书写
“凿空”一词，出自《史记·大宛列传》：“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1] 然而，这一看似简洁的评价，实则开启了后世对张骞形象的不断重塑。要理解这一叙事如何被建构，必须回到两部核心史书——《史记》与《汉书》——的文本比较中。二者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史家对同一事件的差异化书写，其差异本身就是历史叙事建构的绝佳案例。
1.1 《史记》的“实录”与“叙事策略”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鼎盛时代之后，其《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1年左右。在《大宛列传》中，张骞的事迹被置于“西南夷”“大宛”“大夏”等列传的语境中，与同时代其他探险者（如唐蒙、司马相如）的西南夷经营并列。这种编排本身就暗示了汉武帝时代对外开拓是一个多线并进的整体战略，张骞的西域之旅只是其中一环。
《史记》对张骞的记载具有鲜明的“实录”色彩。首先，它详细记录了张骞出使的具体动机：最初是为了“断匈奴右臂”，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而非单纯开拓贸易。其次，它不回避张骞的困境与妥协：第一次出使被匈奴扣留十余年，后逃亡，但到达大月氏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联合月氏夹击匈奴的目标已无法实现。张骞在匈奴期间“取富人妻”生子，这些细节在《汉书》中被淡化。第三，《史记》明确记载了张骞的副使与随从：堂邑父为“故胡人”，善射，随行；第一次出使有“徒属”百余人；第二次出使有“副使”数十人分往各国。这表明张骞并非孤胆英雄，而是一个团队的代表。
更重要的是，《史记》将张骞的“凿空”与更广泛的地理知识拓展联系起来。列传中穿插了对大宛、大夏、康居、奄蔡、条支、安息等国的描述，这些信息来自张骞及其副使的报告，但司马迁以史家笔法整合，形成对“西域”及更西地区的系统性认知。这种写法体现了《史记》的“通史”视野：张骞的贡献在于为汉帝国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而非仅仅建立了一条贸易路线。
然而，《史记》的叙事也存在策略性选择。它几乎不提张骞第二次出使的具体外交成果（如乌孙纳马但未完全结盟），而强调其“於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的象征性意义。这种“开端”叙事，为后世的英雄化埋下伏笔。
1.2 《汉书》的“正统”与“英雄化”
班固生活在东汉初年，其《汉书》成书于公元1世纪。在《汉书·张骞传》中，张骞获得了独立成传的殊荣，这本身就是形象提升的标志。《汉书》的叙事更符合东汉“拨乱反正”后对汉武帝功业的评价，强调“威德广被，外国_thank_”[^2]，张骞成为这一宏大叙事的关键符号。
与《史记》相比，《汉书》进行了系统性的英雄化处理：
- **动机纯化**：淡化“断匈奴右臂”的军事目的，突出“广汉威德”的外交理想，将张骞塑造为“晓谕异域”的文化使者。
- **苦难渲染**：详细描写张骞被匈奴扣留期间“留匈奴一岁余，单于死，国内乱”的惊险，以及“骞持汉节不失”的忠贞，强化其坚韧形象。
- **副使隐身**：几乎不提堂邑父及其他副使的具体活动，将集体努力归功于张骞个人。第二次出使的“广人落”等成果，也被表述为张骞“凿空”的延续。
- **评价定型**：直接引用“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作为结论，并将“凿空”与“制氏以雅乐声”等文化贡献并列，赋予其文明交流层面的意义。
《汉书》还增加了《史记》所无的细节，如张骞归汉后“拜为大行，列于九卿”，死后“家贫，亡赎金”的清廉形象，这些补充进一步丰满其忠臣良将的正面形象。
1.3 两书关键差异的深层意涵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叙事建构的几个关键机制：
| 对比维度 | 《史记》 | 《汉书》 | 建构意味 | |---------|---------|---------|---------| | 叙事位置 | 附于《大宛列传》，与西南夷经营并列 | 独立成传 | 从“多线战略之一”升格为“核心象征” | | 出使动机 | 明确为军事目的（断匈奴右臂） | 强调外交与文化（广汉威德） | 从“实用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 | 随从角色 | 详载堂邑父等副使、徒属 | 几乎不提副使，突出张骞个人 | 从“集体努力”转向“个人英雄” | | 个人生活 | 提及“取富人妻”生子 | 完全省略 | 从“有血有肉”转向“完美圣贤” | | 成果表述 | 强调地理知识拓展与“西北国始通” | 强调“威德广被”与文化影响 | 从“知识获取”转向“声威远播” | | 历史定位 | 作为“凿空”的开启者，但未过度拔高 | 作为“凿空”的化身，与“制氏雅乐”并列 | 从“事件”转向“符号” |
这些差异并非简单的史料增减，而是反映了时代意识形态的变迁。司马迁身处武帝晚年，对开拓利弊有切身感受，其叙事保留复杂性；班固身处东汉初年，需要为前朝功业树立典范，故简化动机、突出忠贞、升华意义。张骞从一位有能力的探险家与外交官，逐渐蜕变为一个承载“汉家威德”的文化符号。
> 【侧边栏：何为“凿空”？】 > “凿空”一词在汉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其字面意为“开凿空洞”，引申为“开通”。在《史记》语境中，它更接近“开通道路、使通路”的实用描述，而非后世理解的“从无到有创造”。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中“凿空”仅用于张骞，但未加定义，暗示这是一个当时已有的说法。后世将其理解为“开拓荒蛮”，则叠加了更多的价值判断。考古发现表明，汉代与西域的接触早于张骞，匈奴、月氏、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早已活跃于该区域，因此“凿空”更应理解为汉帝国官方使节对已有跨区域网络的制度化确认与政治介入，而非物理意义上的“首次开通”。
二、考古实证：西域汉简中的西域世界
文献叙事提供了框架，但考古发现——尤其是西域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让我们看到被正史忽略的日常、基层与多元人群。这些沉默的文书，与《史记》《汉书》的宏大叙事形成互补与对话，甚至修正。
2.1 尼雅遗址：精绝国与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实态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是汉代西域“精绝国”故地，自20世纪初斯坦因发掘以来，持续出土大量汉简与佉卢文文书。其中，N3、N5等墓地的汉简尤为关键。
这些汉简内容多为行政文书、书信、户籍、过所（通行证），时间集中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正值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例如：
- 有简牍明确记载“汉精绝王”向西域都护府呈送文书，证明精绝国作为都护府下辖的诸侯国，已纳入汉帝国行政体系。
- 文书中的纪年方式，既有汉朝年号（如“元寿”），也有当地王纪年，显示“双重时间框架”下的治理实态。
- 一份“过所”简要求检查人员的身份、随行物品，反映汉朝对西域通道的**常态化管控**，而非仅靠使节。
这些发现直接验证了《汉书·西域传》中“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的记载，但提供了更微观的图景：都护府的统治是通过文书行政、诸侯国羁縻、关隘检查实现的，且当地政权（精绝王）在行政运作中保有相当自主权。这与张骞“凿空”后设都护的宏观叙述相吻合，但揭示了治理的复杂性与渐进性。
更重要的是，尼雅遗址同时出土大量佉卢文文书（属印度-伊朗语系），内容涉及当地社会、经济、法律，显示精绝国深受犍陀罗文化影响，佛教已传入。这意味着，在汉帝国行政力量深入的同时，西域本地早已存在复杂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印度、波斯文化层。张骞的“凿空”不是在一片文化真空中进行，而是介入了一个早已互联互通的跨文化网络。
2.2 敦煌汉简：关隘、道路与商旅
敦煌悬泉置、玉门关、阳关等遗址出土的数万枚汉简，是研究汉代西域通道的“实时数据库”。它们记录了驿站运作、人员往来、物资运输的日常细节。
- **道路记录**：有简牍明确记载从敦煌到楼兰（鄯善）的行程天数、驿站间隔，如“从敦煌玉门关往西域，行八十里驿”[^3]，证实了《史记》中“自玉门、阳关出西域”的路线，并提供了精确的行政里程。
- **人员构成**：除汉使外，大量简牍涉及**粟特商队**（Sogdian）、匈奴人、月氏人、羌人等的往来。例如，有“胡客”申请通行证的记录，证明民间商旅在官方渠道之外同样活跃。
- **物资流动**：简牍中常见“出谷”“出麦”“出布”等记录，为驿站供给；也有“入胡采蒲桃”等记载，反映物品交换。这提示我们，丝绸之路上的流动不仅是奢侈品（丝绸），还有粮食、布匹、葡萄等日常物资。
- **时间跨度**：简牍年代从武帝时期延续至魏晋，显示通道的持续性。早期简牍（如武帝后期）与张骞时代接近，可视为同时代证据。
敦煌汉简揭示了一个多层次的流动网络：官方使节（持节者）、军事巡逻、驿站系统、民间商旅、移民劳工共同构成了西域通道的生态。张骞的使命只是其中一环，且其“持节”的高规格出行，与普通商旅的“无节”流动形成对比。这修正了“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简化叙事：通道早已存在，张骞的贡献在于将其纳入汉帝国政治视野并强化官方管控。
2.3 简牍揭示的多元人群：粟特、月氏、匈奴？
考古发现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文献中提及的“西域民族”。
- **粟特人**：敦煌汉简中“胡”“索（粟特）”等称谓频繁出现，结合 later 的撒马尔罕壁画、布哈拉文献，我们知道粟特商团是丝绸之路贸易的核心中介。但在汉代文献中，粟特（昭武九姓）尚未作为独立政治实体出现，他们是以“商胡”身份活动的。汉简证明，粟特商队在汉代已深入西域乃至河西走廊，其网络早于唐帝国的鼎盛期。
- **月氏与乌孙**：《史记》《汉书》详细记载了月氏西迁、乌孙与汉和亲。尼雅、敦煌简牍中，虽未见直接“月氏”称谓（可能以“羌”或“胡”泛称），但出土的**钱币**（如大夏-希腊钱币、月氏-贵霜钱币）和**织物**（来自中亚的毛毯）显示，这些地区的物品已流通至西域。这间接证实了月氏西迁后建立的大夏-贵霜帝国与东方的联系。
- **匈奴**：汉简中常见“胡虏”“匈奴”记录，反映汉匈在西域的直接博弈。例如，简牍有“捕虏匈奴”的记载，证明匈奴在西域仍有势力。这与《史记》中张骞所言“匈奴左方王将直西域”相呼应，说明张骞时代匈奴控制西域的态势，在汉简中得到基层印证。
简牍的“沉默”同样重要：它们极少提及“丝绸”出口，极少记录宗教传播（佛教痕迹在稍晚的文书和遗迹中才明显）。这提醒我们，考古材料也有其偏向——行政文书反映官方视角，私人信件可能更丰富但保存更难。互证而非替代，是方法论的关键。
三、跨大陆文献对话：贝希斯敦铭文与波斯视野
将视野西移，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约公元前520年）提供了几乎同时代（早于张骞约两个世纪）的中亚治理视角。这份由大流士一世刻于悬崖的 multilingual 铭文（埃兰语、巴比伦语、古波斯语），是理解波斯帝国西部边疆的钥匙。
3.1 铭文内容与历史背景
贝希斯敦铭文的核心是大流士镇压各地叛乱的“合法性宣言”。在列举被征服的“野蛮民族”时，它提到了多个中亚地区：
- **Parthum**（帕提亚）
- **Aria**（阿里亚）
- **Bactria**（巴克特里亚）
- **Sogdia**（粟特）
- **Khwarezm**（花剌子模）
- **Drangiana**（德兰吉亚那）
这些地区正是后来张骞所经的“西域”核心地带。铭文表明，在波斯帝国鼎盛期，这些地区已纳入统一的行政体系，有总督（satrap）、纳贡、军队部署。大流士甚至修建了“御道”（Royal Road），从苏萨到萨狄，贯穿伊朗高原至中亚，与后来的丝绸之路东段部分重合。
3.2 铭文中的民族与《汉书·西域传》对照
将贝希斯敦铭文的民族列表与《汉书·西域传》比较，可发现惊人的延续性与变迁：
| 贝希斯敦铭文（公元前6世纪） | 《汉书·西域传》（公元1世纪） | 变迁观察 | |--------------------------|---------------------------|---------| | Bactria（巴克特里亚） | 大夏（巴克特里亚） | 名称延续，但大夏在希腊化后已分裂 | | Sogdia（粟特） | 粟特（未明确，但“昭武九姓” precursors） | 粟特作为商业民族崛起 | | Parthum（帕提亚） | 安息（帕提亚帝国） | 帕提亚已发展为强大帝国，与汉朝直接接触 | | Aria（阿里亚） | 可能属安息或罽宾 | 边界模糊 | | Khwarezm（花剌子模） | 可能属康居或姑师 | 地理认知变化 |
对照显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亚政治格局经历了希腊化、游牧民族入侵（月氏、匈奴）、地方王国兴起（贵霜、帕提亚）的巨变。波斯帝国的“统一治理”模式已让位于多个势力并立。张骞所见的中亚，已是波斯体系瓦解后的碎片化政治图景。
3.3 波斯帝国与汉帝国：同时代的不同治理模式
贝希斯敦铭文反映的波斯模式是：中央集权、行省制度、御道通信、纳贡体系。而汉帝国在西域的模式是：都护府监督、诸侯国羁縻、关隘控制、屯田保障。两者有相似（都试图控制关键通道），但本质不同：波斯是本土帝国的西部延伸，汉是中原王朝对远域的间接控制。
更关键的是，波斯铭文不提贸易，只强调贡赋与忠诚。这提示我们，古代帝国的边疆治理首要目标是安全与控制，贸易往往是副产品。张骞的“凿空”最初也是军事-外交行动，贸易的繁荣是后续数百年渐进的结果。将丝绸之路主要视为“贸易之路”，可能是后世商业史观的投射。
通过贝希斯敦铭文，我们看到：在张骞时代之前两百年，中亚已被纳入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东西方交流早已存在。张骞的贡献，或许在于重新发现了这条通道对于汉帝国的战略价值，并将其纳入汉-匈对抗的新框架，而非“从零开始”的创造。
四、“丝绸之路”概念的诞生与批判
“丝绸之路”这一术语本身，是19世纪欧洲学术的产物，其诞生与演变同样值得批判性审视。理解这个概念史，有助于我们摆脱其隐含的简化论，走向更复杂的“丝路网络”认知。
4.1 李希霍芬的学术背景与定义
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研究的结果》中首次使用“Seidenstraße”（丝绸之路）一词。他的定义聚焦于：
- **地理路线**：从中国长安（或洛阳）经河西走廊、西域、中亚，通往地中海东岸（如安条克）的陆路。
- **核心商品**：丝绸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出口品。
- **历史时段**：主要指公元前2世纪（张骞时代）至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的交流。
李希霍芬的贡献在于系统性地绘制了这条路线，并强调了其历史重要性。然而，他的定义已隐含若干局限：
- **单线性**：将复杂网络简化为一条“路”，忽略多条并行路线（如草原路、西南夷路、海上丝绸之路）。
- **欧洲中心**：终点限定于地中海，以罗马需求为视角，忽视中亚、印度、波斯作为中间枢纽的主动性。
- **商品单一化**：以丝绸为名，但丝绸只是众多商品之一，且早期出口量可能有限。
- **时段压缩**：聚焦于汉-罗马“直接”接触期，忽略更早的间接交流（如波斯帝国时期）和更晚的多元发展（如唐-阿拉伯时期）。
4.2 20世纪探险与研究的强化
斯文·赫定（Sven Hedin）、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等探险家的考古活动，将“丝绸之路”从概念转化为物质发现：敦煌文书、楼兰遗址、尼雅精绝国的发现，似乎“证实”了这条路上曾有繁荣的绿洲城邦、佛教寺院、多元宗教（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共存。这些发现强化了“丝绸之路”作为文明交流通道的形象，但仍未脱离李希霍芬的基本框架。
20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如布尔努、沙畹）和日本学者（如内藤湖南、桑原骘藏）
2.4 悬泉置遗址：汉代西域驿站系统的物质实证
如果说尼雅简牍揭示了西域都护府下辖诸侯国的行政实态，那么敦煌西北的悬泉置遗址（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甜水井附近）则为我们提供了汉帝国西域通道后勤保障系统的直接物质证据。该遗址自1990年至2014年连续发掘，出土汉简2.2万余枚，木构件、建筑基址等遗迹丰富，被确认为汉代“悬泉置”——一个隶属于效谷县、负责接待过往官员与传递公文的高规格驿站。其价值在于，它把《史记》《汉书》中零星提到的“置”“驿”制度，变成了可触摸、可分析的考古学实体。
悬泉置的布局清晰：主体为东西向长方形的夯土院墙，内部分为车马区、仓储区、住宿区、庖厨区。出土的木简、木牍内容高度专业化，按功能可分为：
- **邮驿文书**：记录使者、官员的往返时间、接待规格、车马配备。例如，有简牍记载“使者一人，从者七人，马七匹”的接待标准，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置骑”制度呼应。
- **物资出入账**：详细登记谷物、刍藁（饲料）、薪柴的消耗与补给，证明驿站运营依赖周边屯田或县廷调拨。
- **人员记录**：包括“驿卒”“亭长”“厩佐”等基层吏员的名籍、考绩，以及“胡客”（少数民族或外国人员）的过所申请。
- **外交接待**：若干简牍涉及“西域诸国客”“匈奴胡客”的接待，记录其 nationality、随行物品、行程目的。例如，有简记载“康居王使者杨伯刀等廿七人”，证明西域各国使节确实经此通道往来长安。
悬泉置的年代序列尤为关键。其 earliest 层位可追溯至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7年），正值张骞第二次出使（公元前119年）前后。这意味着，张骞“凿空”后，汉帝国迅速在西域通道上构建了制度化的驿站网络，而非依赖临时性的补给点。简牍中频繁出现的“玉门关”“阳关”“冥安”“广至”等地名，与《史记·汉书》记载的关隘体系完全吻合。这从物质层面证实：张骞的探险报告直接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更重要的是，悬泉置简牍中大量“胡”姓人名（如“胡某”“匈奴某”）和非汉式器物（如带草原风格的铜饰、毛织品），揭示了驿站作为跨文化接触点的角色。驿站不仅是汉吏的据点，也是西域胡商、匈奴降人、各国使节的中转站。例如，一份简牍记载“胡客自言从大秦来”，虽可能夸张，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极西”地区的认知已通过驿站网络汇聚。这修正了“汉-匈对立”的单一叙事：在西域通道上，存在汉帝国、匈奴、西域诸国、以及更远的安息、大秦（罗马）多方力量的动态博弈与有限合作，驿站是这一博弈的微观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