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深圳奇迹：一座边陲小镇的崛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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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之前的深圳：边陲小县的沉睡时光

1978年夏末的海风裹着咸腥味，钻进宝安县南头半岛渔村陈伯家漏风的茅草屋檐时，他正蹲在门槛上补一张被礁石刮破的渔网。脚边竹筐里躺着半筐刚捞上来的小黄鱼，最大的不过食指长，是今天和三个儿子在深圳河里撒了三个小时网的战果。他手里攥着半块发霉的番薯饼，是昨天孙子的午饭，舍不得吃，揣在粗布衣怀里焐到现在。对岸香港新界的霓虹灯刚亮起来，红的绿的，连成一片，映得深圳河的水都泛着晃眼的光，他抬头瞥了一眼，又低下头，手指被渔网上的麻绳勒得裂了口子，渗出血珠，在粗麻绳上染出细小的红点，嘴里嘟囔了一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他今年62岁，在这片海边住了大半辈子，见过的人里，一半都想着往对岸跑。去年冬天，他侄子阿明就是偷渡的时候淹死在深圳河里的，那天降温，河水冷得像冰碴子，阿明刚游到河中间就抽筋了，喊都没来得及喊一声就沉了下去，尸体过了三天才在对岸的浅滩上被冲上来，香港的警察打电话到村里，他哥走了一天一夜的路去领尸，回来的时候哭得晕过去，三天没下床。那时候村里16岁到30岁的小伙子，要么已经逃去了香港，要么天天凑在码头边，琢磨怎么偷渡，剩下的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家里有老有小，舍不得扔下。“那时候我们觉得，”陈伯后来跟人说，“对岸是活的世界，我们这边是等的死局。”

这种“等死”的 feeling，是整个1978年之前宝安县的集体记忆。这座紧邻香港的边陲小县，那时候还不叫深圳，全县总面积只有2500多平方公里，比现在的深圳市辖区小得多，东临大鹏湾，西接珠江口，北面是东莞，南面是香港新界，深圳河像一条灰蓝色的丝带，把两岸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1978年的时候，全县总人口31.7万，90%以上是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只有0.48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产业结构简单到近乎原始：农业占绝对主导，渔业是唯一的补充，工业产值占比不足10%，连个像样的工厂都找不出来。

那时候的宝安农民，日子过得比现在的城里人想象的苦得多。生产队干活还是“大呼隆”模式，出工不出力是常态，记公分只看出勤天数，不管你干多干少，干好干坏。1977年早稻亩产只有320斤，交了30%的公粮之后，每户平均分到的粮食不到100斤，要吃半年，剩下的半年全靠红薯、芋头、野菜撑着，很多人家一年到头吃不上三次肉，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陈伯家五口人，1977年分的粮食只有180斤，加上自己种的一点红薯，勉强够吃，每个月能吃上一次肉，那都是过年才有的待遇。他老伴就是1976年得肺炎死的，那时候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要打青霉素，一针要8块钱，他掏不出来，只能在家硬扛，三天就没气了。

渔业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全县8个渔业社，3000多户渔民，渔船都是木帆船，最远只能跑到大鹏湾近海打鱼，远一点的海不敢去，怕被香港的水警抓。打上来的鱼全部上交集体，年底按公分分，公分只看出海天数，不管你打多少鱼，所以很多渔民出海的时候磨洋工，撒了网就睡觉，渔获量越来越少，1978年全县渔业总产量只有1.2万吨，还不如1949年的水平。陈伯的大儿子是渔业社的社员，1978年出海120天，公分只换回来80斤鱼，连家里人都填不饱。

那时候的宝安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全县最大的工厂是县化肥厂，职工只有200多人，生产出来的化肥还不够本县用，其他的就是几个公社办的小加工厂，做点酱油、草鞋、竹器，稍微好一点的生活用品，比如洋火、洋布、肥皂，都要从内地运，或者靠“走水货”的走私分子从香港带过来。走私在当时的宝安是半公开的“职业”，很多年轻人靠帮人带点洋烟、洋酒、的确良布料赚点生活费，但是风险极大，被抓到轻则劳改，重则判刑，陈伯的远房侄子就是帮人带了10条洋烟，被抓到判了5年，在牢里待了3年才放出来。

这种巨大的差距，直接催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体性逃港潮。据《宝安县志》统计，1950年到1978年，宝安县累计逃港人数超过20万人，其中1972年到1978年的高峰时期，就有10多万人，这些人里80%是15岁到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相当于当时宝安劳动力的1/4。逃港的路线主要有三条：走深圳河水路的，夏天水浅但是水里有水蛭，香港水警会开枪，冬天水冷，很多人冻得手脚溃烂，游到一半就沉了；走梧桐山陆路的，要翻过海拔900多米的山，山上没有路，荆棘丛生，很多人被刮得浑身是血，还有饿死在半路的；走大鹏湾海路的，要游10多公里，大部分会游泳的都过不去，更别说不会水的了。

陈伯的邻居老李头，1975年的时候儿子偷渡逃去了香港，在香港当建筑工人，每个月能赚1200港币，每年都给家里寄300块钱，是村里唯一能经常吃上肉的人家。但是老李头从来不高兴，他总跟陈伯说：“我宁愿他不寄钱回来，就在我身边，哪怕少吃几口肉。”那时候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丈夫或者儿子逃去了香港，留在家里的是老人、妻子和孩子，骨肉分离是常态，很多人一辈子都见不了几次面。陈伯的外甥1978年春天跟五个年轻人结伴走梧桐山偷渡，走到半山腰遇到山洪，三个人被冲走了，剩下两个好不容易爬到了对岸，被香港警察抓住送了回来，判了三年劳改，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傻了，再也不说话，后来就疯了，陈伯说：“那时候逃港，真的是拿命在赌，赌赢了能活，赌输了就死，但是很多人还是赌，因为留在家里，也是慢慢饿死。”

被抓回来的逃港者下场通常很惨。1976年隔壁村的阿强第一次偷渡，刚游到对岸就被抓住，送回来之后关了半个月劳改，然后被拉到公社集市上游街示众，脖子上挂着“偷渡犯”的牌子，走了整整一圈，家里被罚没了所有的粮食，取消了他家三个月的口粮供应，他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去邻近的县要饭，要了半个月才活下来。后来阿强再也不敢提逃港的事了，但是喝醉酒的时候总说：“我要是能吃饱饭，谁愿意去冒这个险？那边一个搬运工一个月的工资，顶我们这边干十年。”

那时候的宝安，连基本的公共服务都缺得可怜。全县只有12所中学，几十所小学，很多村连小学都没有，孩子要跑两三里路去上学，陈伯的孙子10岁了还没上学，因为家里交不起5块钱的学费。医疗条件更差，全县只有几家公社卫生院，医生大多是初中毕业的赤脚医生，只会治个感冒发烧，得了大病只能靠土方子硬扛，很多人得个肺炎、肺结核就死了，陈伯的老伴就是例子。交通几乎为零，县城到各个公社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自行车都很难走，全县只有十几辆公家汽车，用来拉化肥、拉公粮，老百姓出门基本靠走，或者坐深圳河上的渡船，每天只有三班，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样，很多人站两个小时才能到对岸的香港新界。

这种压抑的氛围，不只是老百姓有，基层干部也普遍感到迷茫。文革结束之后，“两个凡是”的阴影还笼罩着全国，任何跟“资本主义”沾边的事都被严格禁止，1977年的时候，宝安有个生产队的队长偷偷搞包产到户，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当年水稻亩产就翻了一倍，家家户户都吃上了饱饭，但是很快就被县委知道了，县委书记被上级批评“复辟资本主义”，包产到户被立刻叫停，那个生产队长被撤了职，后来再也没人敢搞这种“走资”的东西。

当时的县委书记张勋甫，后来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那时候他已经在宝安当了几年县委书记，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偷偷带着几个干部去东莞、顺德考察，看人家怎么搞社队企业，怎么搞副业，回来之后想推，但是上面没政策，他不敢动，只能偷偷在几个公社搞试点，搞一点“资本主义的尾巴”，比如允许渔民多打鱼自己卖，允许农民种点经济作物自己卖，但是不敢声张，怕被抓住把柄。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晚上经常睡不着觉，站在县委大楼的楼顶，看着对岸香港的灯火，心里想：“宝安的父老乡亲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对岸那种日子？再这么下去，宝安的人都要跑光了。”

陈伯那时候也经常站在深圳河边，看着对岸的灯火，一站就是半夜。他有个哥哥1949年逃去了香港，在香港开了一家小餐馆，1977年回来探亲，给他带了一盒双黄莲蓉月饼，他吃了半个月，每天只吃一小块，舍不得吃完。他哥哥跟他说：“阿弟，你跟我去香港吧，我给你找份工作，一个月能赚1000多港币，够你吃一辈子。”他那时候心动了，但是看着家里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还有卧病在床的老伴，摇了摇头，说：“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后来老伴死了，他更走不了了，只能守着那个破渔村，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好日子。

那时候的宝安，就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到来之前，它已经独自在边陲沉睡了近30年。全县的财政收入1978年只有2800万元，一半以上要靠国家救济，很多农民连肚子都填不饱，只能出去讨饭，去江门、肇庆那些相对富庶的地方要饭，陈伯的弟弟1977年就去要了三个月饭，回来的时候瘦了20斤，带回来半袋红薯干。村里的人很少说话，不敢乱说，怕被说成是“反革命言论”，生产队的开会就是念报纸，念完了就散，没人敢提意见，大家都麻木地上工下工，挣公分，分粮食，然后想着怎么逃港，怎么活下去。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那时候宝安的干部们都偷偷传看这篇文章，心里都在琢磨，是不是真的要变天了。张勋甫把文章看了十几遍，在页边上写满了笔记，他跟身边的人说：“我觉得，我们的机会快来了。”

没人知道这个“机会”什么时候会来，会是什么样子。陈伯还是每天早上去深圳河撒网，捞上来的鱼一半交公，一半自己留着吃，晚上还是站在河边看对岸的霓虹灯，还是想着什么时候能天天吃上肉，什么时候能穿上一件不用补丁的新衣服。他那时候不知道，再过不到半年，一场改变中国、也改变他命运的风，就要从南海边吹过来了。

那时候的宝安，就像一艘停在港口里的破船，船板裂了缝，锚也锈住了，船员们都想着跳船逃命，没人知道，一场即将把整个中国都吹得翻涌的风，就要把它的锚吹开，把它吹向从未有人去过的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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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末的海风裹着咸腥味，钻进宝安县南头半岛渔村陈伯家漏风的茅草屋檐时，他正蹲在门槛上补一张被礁石刮破的渔网。他家的墙是用海边捡的蚝壳砌的，缝隙里塞着烂棉絮，风一吹就往外掉渣，地上是压得坑坑洼洼的泥地，下雨天能踩出一脚泥。家里唯一的“电器”是侄子逃去香港前偷偷塞给他的旧手电筒，电池用完了舍不得扔，揣在怀里焐着，总盼着哪天能再装上电池，夜里出门打个鱼也方便。脚边竹筐里躺着半筐刚捞上来的小黄鱼，最大的不过食指长，是今天和三个儿子在深圳河里撒了三个小时网的战果，这些鱼一半要上交渔业社，剩下的一半留作家里的口粮，另一半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盐和煤油。

他手里攥着半块发霉的番薯饼，是昨天孙子的午饭，舍不得吃，揣在粗布衣怀里焐到现在。10岁的小孙子去年冬天得麻疹，烧了三天三夜，公社卫生院的赤脚医生连青霉素都没有，只能给喝姜汤，村里的张阿婆用路边挖的草药敷额头，才把烧退下来，可落下了哮喘的毛病，一到阴天就咳得喘不上气，陈伯总想着哪天赚了钱，给孙子买点麦乳精补补，可到现在都没攒够钱。孙子今年该上学了，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20多个学生，老师是隔壁村初中毕业的小伙子，连“香港”两个字都能写错，陈伯觉得上学没用，不如跟着他

他家的墙是用海边捡的蚝壳砌的，缝隙里塞着烂棉絮，风一吹就往外掉碎渣，地上是压得坑坑洼洼的泥地，下雨天能踩出一脚黑泥，唯一的“电器”是侄子阿明逃去香港前偷偷塞给他的旧手电筒，电池用完了舍不得扔，揣在怀里焐着，总盼着哪天能再装上两节大电池，夜里出门打个鱼也方便。脚边竹筐里躺着半筐刚捞上来的小黄鱼，最大的不过食指长，是今天和三个儿子在深圳河里撒了三个小时网的战果，这些鱼一半要上交渔业社，剩下的一半留作家里的口粮，另一半拿到南头镇的集市上去卖，换点盐和煤油。

他手里攥着半块发霉的番薯饼，是昨天孙子的午饭，舍不得吃，揣在粗布衣怀里焐到现在。10岁的小孙子去年冬天得麻疹，烧了三天三夜，公社卫生院的赤脚医生连青霉素都没有，只能给喝姜汤，村里的张阿婆用路边挖的板蓝根敷额头，才把烧退下来，可落下了哮喘的毛病，一到阴天就咳得喘不上气，陈伯总想着哪天赚了钱，给孙子买点麦乳精补补，可到现在都没攒够钱。孙子今年该上学了，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民办老师，教三个年级20多个学生，老师是隔壁村初中毕业的小伙子，连“香港”两个字都能写错，陈伯觉得上学没用，不如跟着他出海打鱼，还能赚点公分。

陈伯今年62岁，16岁就跟着父亲出海打鱼，见过宝安最热闹的时候，也见过它最穷的时候。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宝安还是个商贾云集的小县城，南头镇上有好几条街，做海产生意的、开米铺的、卖药材的，热闹得很，深圳墟（现在的福田区一带）还是个每月三次的“赶圩”集市，周边东莞、惠阳的农民都来卖粮食、卖竹器，那时候陈伯家的木帆船是村里最大的，能跑大鹏湾外海，打上来的鱼晒成鱼干，能卖到广州去，家里隔三差五就能吃上肉。可后来搞互助组、合作社，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渔船全部收归集体，出海打鱼要申请，渔获全部上交，渔民只能靠公分吃饭，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到1978年，连饭都吃不饱了。

他记得1962年的时候也闹过一阵逃港潮，那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不少人，深圳河上漂的尸体比鱼还多，周总理知道之后，专门派了海军船到深圳河口，把逃到香港的人接回来，还给每个人发了10块钱救济金，那时候他还领过，买了5斤米，2斤肉，家里吃了半个月。可后来运动一场接一场，批“资本主义尾巴”，批“黑五类”，日子又回到了老样子，逃港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没人管得了。1972年的时候，他亲眼看着对岸的香港新界建起了第一座10层高的高楼，那时候宝安最高的建筑是县委1958年建的三层小楼，墙皮都掉光了，下雨天漏得跟筛子一样。

住在梧桐山脚下的陈桂英阿婆，今年58岁，是村里有名的“苦命人”。1977年冬天，她丈夫跟着同村的人走梧桐山偷渡，爬了半夜山，刚翻过铁丝网就被香港警察抓住了，送回来之后判了三年劳改，在东莞的监狱里待了两年，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脱了形，回来之后没半年就病死了，留下陈桂英和两个10岁左右的女儿。那时候村里的人都躲着她，说她是“逃港犯的老婆”，生产队给她家分的粮食总是最少，公分也总是算错，她一个人打两份工，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回家编竹筐，编一个竹筐能卖5分钱，一个月编30个，才能勉强供两个女儿吃饭。

陈桂英的小女儿阿妹，今年17岁，长得俊，早就跟同村的一个小伙子约好了一起逃港，那小伙子1978年春天已经先过去了，在香港当洗碗工，每个月寄信回来让阿妹过去。陈桂英知道之后，把阿妹锁在家里关了半个月，每天只给她喝稀饭，哭着说：“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你要是淹死了，我连你的尸体都捞不回来。”阿妹也哭，说：“妈，我留在家里也是饿死，不如去赌一把，赌赢了能赚钱养你。”陈桂英最后还是没拦住，1978年6月的一个晚上，阿妹跟着三个年轻人走深圳河偷渡，刚游到河中间就被香港水警发现了，开枪打中了腿，掉在水里，还好被一个路过的香港渔船救了，送去了医院，住了半个月，腿落下了残疾，最后还是去了香港，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每个月寄200块钱回来，陈桂英拿着钱，哭了一场，又笑了一场——那时候200块钱，够她们母女吃半年。

梧桐山的逃港路，是宝安人最熟悉的“死亡之路”。山上没有路，荆棘丛生，夏天有蛇，有野猪，冬天有霜冻，很多人爬到一半就饿死了、冻死了，或者被野兽咬了死在山里。1978年春天，有三个小伙子结伴走梧桐山偷渡，爬到半山腰的时候遇到了山洪，三个人被冲下了山崖，尸体过了半个月才被进山砍柴的村民发现，其中一个还是陈桂英家的远房侄子。那时候村里的人偷偷把尸体埋了，不敢报官，报了官还要被罚钱，说“窝藏逃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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