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名称与边界

第 1 章：楚辞的名称与边界

当我们打开一部中国文学史，楚辞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紧接《诗经》之后，作为中国诗歌传统的另一座高峰。教科书告诉我们，楚辞是“屈原等人创作的新诗体”，是“以楚地民歌为基础的浪漫主义杰作”。这些表述当然不错，但如果我们稍微追问一下，就会发现一个看似基础实则深刻的问题：“楚辞”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指向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文学实体，还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被塑造的概念？

这个问题绝非书斋里的文字游戏。当我们说“楚辞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一次边界划定：哪些作品属于楚辞，哪些不属于？屈原的《天问》《九章》《招魂》当然算，但《越人歌》算不算？楚地的祭祀歌词算不算？如果算，标准是什么？如果不算，为什么？两千年来，这些问题反复被讨论，却从未获得一劳永逸的答案。本章将追溯“楚辞”概念的生成史，从最早的相关术语到宋代的定名，再到汉代学者对文本边界的塑造，揭示这一文类命名的复杂性。核心任务是为全书奠定一个清晰的概念基础：楚辞的“边界”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

从“楚歌”到“楚词”：一个概念的萌生

要理解“楚辞”，首先要追溯它最早的称呼。在“楚辞”成为标准名称之前，有一个更早的概念在汉代文献中频繁出现，那就是“楚歌”。

“楚歌”一词的所指相当明确，就是指用楚地方言演唱的歌曲。项羽在垓下被围时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刘邦还乡时的“大风起兮云飞扬”，都是典型的楚歌。这些作品都是楚地方言与楚地音律的结合，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楚歌”强调的是表演形式和音乐属性——它是可唱的，有明确的楚地音乐特征。

那么，“楚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存文献中，“楚词”这个组合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中提到“司马迁之徒皆传楚词”。这意味着在司马迁的时代（西汉中期），已经有学者在传授“楚词”了。不过，这里的“楚词”究竟指什么，学界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指屈原等人的作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泛指楚地的辞赋创作。无论哪种解释，有一点是确定的：“楚词”的出现标志着楚地文学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门类被关注。

扬雄是另一位对“楚词”概念的扩展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他在《汉书·扬雄传》中提到自己“赋莫深于《离骚》，……窃独揩次其列而广之，不与弻破坏匿名体”。这里的表述虽然主要针对《离骚》，但扬雄对屈原其他作品也多有模仿。他的“反离骚”系列作品虽然在名义上是“反骚”，实际上却进一步巩固了屈原作品作为楚词典范的地位。班固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他在《离骚序》中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这种批评立场在当时并不罕见，但它反过来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班固讨论屈原的“离骚”，预设了读者对“楚词”这一文类的存在是有共识的。

说到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浮现出来：在西汉的大部分时期，“楚词”和“离骚”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基本事实——在早期的文献中，“离骚”最初是作为屈原一篇具体作品的篇名出现的。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花了大量篇幅解释“离骚”的含义：“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的这篇传记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最详尽的屈原生平记录，其中对《离骚》的解读成为后世无数注家的起点。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离骚”逐渐从一个篇名扩展为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开始指代屈原的整体创作风格，进而指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文学传统。这种从专名到通名的转变，在汉语词汇史上并不罕见，但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当人们说“离骚”的时候，有时指的是屈原的同名作品，有时指的是屈原的所有作品，有时甚至指的是整个楚辞传统。这种语义的滑动，直到今天仍然是造成理解混乱的根源之一。

刘向的编辑与王逸的经典化

西汉末年，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这就是刘向。刘向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汉成帝时期的著名学者和文献整理者。在中国书籍史上，刘向以主持校勘群书、撰写《别录》而闻名。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实际上主持编纂过一部以“楚辞”为题的文集。

这里出现了“楚辞”这个词。但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个记载。《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改编而成的，而刘歆的《七略》又本于刘向的《别录》。换言之，《汉志》中的“楚辞”很可能是刘向、刘歆时代已经存在的正式书名或类目名称。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楚辞”这个名称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即公元前一世纪左右。

然而，一个更为复杂的文本史问题横亘在研究者面前。《楚辞》的早期形态究竟是怎样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逮至刘向，典分经文，拟而序目，章句始定。”这句话的意思是，刘向整理了《楚辞》的篇章，编排了目录，使章句得以确定。但《汉志》并未著录刘向编纂的《楚辞》原貌。现存的《楚辞》是经过王逸编辑整理的版本，刘向的原本与王逸的定本之间有多大的距离，至今仍是学术争论的焦点。

这个文本史的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楚辞”作为一部书的边界问题。我们今天读到的《楚辞》，共十七篇，包括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大招》，以及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后世作家的拟骚作品。这十七篇的篇目是如何确定的？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明确表示他对篇目有所增删。换言之，今天我们看到的《楚辞》篇章构成，是王逸编辑定稿的结果，而不是屈原时代的原始面貌。

王逸的工作远不止于篇目的增删。他在每一篇作品后都撰写了详细的注释，并附加了“小序”说明创作背景。更重要的是，他在全书末尾附加了自己的作品《九思》以及王延寿的《梦赋》等，使《楚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逸实际上是第一个系统性地塑造楚辞边界的人。他的《楚辞章句》既是对前代文献的整理，也是一次有意识的概念建构——他通过选择篇目、撰写注文、编排序次，将“楚辞”从一个松散的文学传统凝固为一个有明确边界的文献集合。

《九思》的加入尤其值得注意。这篇作品是王逸本人创作的自述性质作品，内容是伤悼屈原。在《楚辞章句》中，它被放在全书最后的位置。王逸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作品收入《楚辞》？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想表明自己对屈原精神的继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做法也模糊了“楚辞”的边界——如果王逸的作品可以入选，那么后世的拟骚之作是否也可以入选？

正是这种边界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后世围绕《楚辞》篇目的持续争论。明代的陈第在《屈宋古音义》中指出，王逸的《九思》与屈原作品风格迥异，不应收录。清代的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更是对篇目的编排顺序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些讨论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张力：《楚辞》究竟是一个封闭的、仅限特定篇目的文献集，还是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容纳新作品的文学传统？汉代学者倾向于前者（以王逸的十六卷本为代表），而后代学者则时有突破这一界限的尝试。

“楚词”与“楚辞”：两个概念的合流

“楚词”和“楚辞”这两个术语在汉代文献中都有出现，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清晰。

从字面上看，“楚词”和“楚辞”的区别在于“词”和“辞”这两个字。在先秦和汉代的语言习惯中，“词”更倾向于指言辞、文辞本身，而“辞”则往往与“辞令”“辞命”相关，带有更明确的言说和应答的语境。《周礼·秋官·大行人》说“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其中的“辞”是诸侯之间聘问应对的外交言辞。《礼记·曲礼》说“父命呼，唯而不诺”，这里的“命”也是长辈对晚辈的告诫之辞。在这种语境下，“辞”往往意味着一种有特定功能和场合的正式言说。

“词”在先秦的用法则略有不同。《说文解字》解释“词”为“意内而言外也”，段玉裁注说“意即意，词即言”，强调“词”是表达意念的语言形式。《论语·颜渊》中“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论述表明，“言”和“辞”在这个时期是近义关系。

但到了汉代，“词”和“辞”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评价屈原的创作“文辞”辉煌。这里的“文辞”已经是复合词，不再严格区分两个语素。“楚词”和“楚辞”在汉代的实际使用中，究竟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说法，还是有所分工，目前还缺乏充分的文献证据来做出明确判断。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著录了一百多篇楚地作品，但并没有“楚词”或“楚辞”的专门类别。刘向编纂的《楚辞》虽然被《汉志》提及（可能以“《楚辞》十五卷”著录），但它的分类归属并不清晰。这意味着在刘向时代，“楚辞”虽然已经成书，但作为一个文学概念的边界划分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

从“楚词”到“楚辞”的术语演变，真正完成定名的时期是在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宋代最重要的楚辞注本之一，书名中使用的是“楚辞”。朱熹的《楚辞集注》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名称的地位。此后，“楚辞”作为这一文类的标准称呼再也没有改变。

为什么宋代会成为术语定名的关键时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宋代学者对经典的整理和注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洪兴祖、朱熹等人都倾向于在注释中追求版本的准确和概念的清晰，他们选择“楚辞”这一名称，很可能是因为它比“楚词”更符合当时的语言规范。更重要的是，宋代已经开始将“楚辞”与《诗经》对举，作为中国诗歌两大源头的地位得到确立。在这个背景下，术语的统一和固定就成为了一件迫切的事情。

楚辞的文体特征：形式、风格与文化身份

如果说“楚辞”这一名称的演变史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历史建构的产物，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追问：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有没有什么客观的特征可以将它与其他文学形式区分开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

从语言形式上看，楚辞确实具有区别于《诗经》的显著特征。首先是句式的变化。《诗经》以四言为主，句式整齐，节奏固定。而楚辞的典型句式是六言为主，句中常带有“兮”“些”“羌”等语气词，形成一种独特的音乐效果。《离骚》的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是这种句式的典型例证。其次是篇幅的扩展。《诗经》的国风作品大多在十到二十句之间，而屈原的代表作《离骚》长达三百七十多句，《九章》中的《涉江》《哀郢》等也在百句以上。这种篇幅的扩展带来了叙事和抒情空间的扩大，使诗人能够表达更为复杂的情感和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楚地的民间歌谣，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这些语言形式特征并非楚辞所独有。《越人歌》是现存最早的非《诗经》系统的楚地歌谣，其语言形式已经具有“兮”字句的特征。刘向《说苑·善说》记载了这首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从形式上看，它与楚辞的“楚歌体”已经非常接近。

《越人歌》的发现给楚辞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楚地的民间歌谣已经具有楚辞的某些形式特征，那么楚辞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楚辞与楚地民歌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功能和作者身份。楚辞是文人的有意识创作，带有明确的社会批评和个人抒愤的功能；而楚地民歌则更多是即兴的、群体的、娱乐性的表演。但这个区分又面临一个反例：屈原的《九歌》本身就是根据楚地祭祀歌曲改编的，它的民间色彩和文人色彩交织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

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看，楚辞的独特性在于它对“楚”这一地域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和表达。屈原在作品中反复强调自己是“楚人”，他的创作资源大量来自楚地的神话、历史、自然和民俗。《离骚》中反复出现的宓妃、有娀之佚女等神话人物，都是楚地信仰系统的组成部分。《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等神灵，更是楚地祭祀文化的直接产物。这种对楚地文化身份的认同，使楚辞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表达。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世的仿作虽然形式上可以模仿楚辞，却难以达到同等的高度——因为他们缺乏屈原那种与楚地文化的血肉联系。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都是汉代重要的拟骚作品，它们在形式上与屈原原作非常接近，但在文化深度和情感力量上则明显逊色。形式可以模仿，精神难以复制。这或许是楚辞作为文体最难被定义、也最本质的特征。

那么，楚辞与先秦楚地歌谣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呢？一个务实的回答是：楚辞是在楚地歌谣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创作，它继承了民歌的形式要素，但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和思想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楚辞一定比民歌更“高级”，而是意味着它们处于文学传统的不同层次——民歌是源，楚辞是流；民歌是质朴的素材，楚辞是精心的艺术加工。

从“楚歌”到“楚词”再到“楚辞”，概念的演变史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任何一个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学概念，都不是天然存在的实体，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人为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不是任意的，它受到语言习惯、政治需求、文化认同、学术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它也不是透明的、纯粹客观的——每一个概念的边界都留下了建构者的选择和偏见。

```mermaid flowchart LR A["先秦时期<br/>楚歌·楚声"] --> B["西汉中期<br/>楚词·离骚"] B --> C["西汉末年<br/>刘向编纂《楚辞》"] C --> D["东汉<br/>王逸《楚辞章句》"] D --> E["宋代<br/>楚辞定名·经典化"] A -.-> F["楚地民间歌谣<br/>如《越人歌》"] F -.-> B style A fill:#f9f,stroke:#333,stroke-width:2px style E fill:#bbf,stroke:#333,stroke-width:2px ```

楚辞边界的历史建构：一个分析框架

了解了楚辞概念史的复杂性之后，我们需要回到本书的核心问题：如何界定楚辞的边界？

本书的立场是：楚辞的边界是历史地建构的，不是自然地给定的。这不是一个相对主义的空洞表述，而是有具体的历史内容。

首先，楚辞作为一部文献集的边界是由王逸《楚辞章句》确定的。在王逸之前，“楚辞”可能指屈原的全部作品，也可能指更宽泛的楚地文学传统。王逸的贡献在于，他通过选择篇目、撰写注释、编排次序，将“楚辞”凝固为一个以屈原作品为核心、以宋玉等后世作家的拟骚作品为外围的文献集合。这个集合的边界虽然在后代有所讨论，但基本框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其次，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概念的边界是由历代文学批评传统塑造的。从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到朱熹《楚辞集注》的“淫词”“鄙词”之辨，再到现代学术对“楚辞”与“楚歌”“楚赋”的区分，每一代学者都在参与楚辞边界的重新划定。这种划定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持续进行的。

第三，楚辞作为文化符号的边界是由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需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楚辞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汉代它是“贤人失志之赋”的典范；唐代它是文人抒愤的传统资源；现代它被纳入民族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源头的象征。这些文化意义的赋予，都参与了楚辞概念的塑造。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提出一个楚辞概念的三个层次框架：

第一层是文本层次，即《楚辞章句》所收录的十七篇作品（加上王逸增补的作品）。这是最狭义的楚辞概念，也是最明确、最有操作性的边界。

第二层是文体层次，即具有楚辞形式特征和风格特征的作品。这包括后世的拟骚之作、楚辞体诗歌、以及楚地文学中具有类似特征的作品。这个层次的边界要模糊得多，需要根据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层是文化层次，即与楚辞传统相关的整个文化现象和话语。这个层次几乎是无边界的，它包括了所有与屈原相关的传说、楚辞的学术研究、后世的接受史、以及围绕楚辞形成的各种文化实践活动。

这三个层次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嵌套的。理解楚辞的边界，需要同时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操作，不能将它们混淆。当我们在讨论“楚辞是什么”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我们是在哪一个层次上发言。

避免常见误区：一个实践指南

以上的内容可能显得有些抽象。对于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来说，理解楚辞概念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误区之一：把楚辞等同于所有楚地的文学作品。楚地是一个广阔的地域概念，涵盖了今天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在先秦时期，楚地的文学活动非常丰富，不仅包括屈原等人的创作，还包括大量的民歌、祭祀歌词、历史文献等。这些作品并非都属于“楚辞”。《楚辞》是一部具体的文献集，它有明确的篇目和作者署名；楚地文学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包含了许多楚辞以外的作品。

误区之二：把屈原的所有作品都纳入楚辞。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创作远不止《楚辞章句》所收录的那些作品。屈原还写过一些散体文章、历史论述和其他类型的文字。这些作品虽然出自屈原之手，但在文体特征和文化意义上与楚辞有显著区别，不应简单地归入楚辞范畴。

误区之三：把楚辞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地方文学。楚辞虽然在语言形式和文化资源上带有楚地特色，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的文类。屈原的作品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神话、历史和哲学资源，《离骚》中关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召的论述，与《诗经》中的同类题材有明显的呼应关系。楚辞是楚地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产物，它既是地域的，又是普遍的。

误区之四：忽视楚辞概念的历史建构性。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楚辞”，在很大程度上是汉代学者（尤其是王逸）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不是错误的，但它确实影响了我们对楚辞的认知。如果我们把王逸的《楚辞章句》视为楚辞的唯一真相，就会忽视在它之前的楚辞形态，以及在它之后楚辞概念的持续演变。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建议读者在面对楚辞相关问题时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步，明确问题的层次——我们在讨论的是文本层次的楚辞，还是文体层次的楚辞，还是文化层次的楚辞？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文本范围和分析方法。

第二步，检查文本依据——我们所讨论的作品是否有明确的文献来源？它的作者身份是否确定？它在历代著录中的位置如何？这些信息对于判断一篇作品是否属于楚辞至关重要。

第三步，考察文体特征——我们所讨论的作品在语言形式、风格特征、文化资源上是否与楚辞的典型特征相符？要注意避免机械的形式比对，而要关注作品的整体特征。

第四步，保持历史的视角——楚辞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理解楚辞，需要理解塑造了它的那些历史力量。

本章小结

本章从“何为楚辞”这一基础问题出发，追溯了“楚辞”概念的生成史。通过梳理从“楚歌”到“楚词”再到“楚辞”的术语演变，我们看到这一文类命名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充满了偶然性和建构性。刘向的编辑工作和王逸的《楚辞章句》是塑造楚辞文本边界的关键节点，而宋代学者的定名则最终确立了“楚辞”作为标准术语的地位。

本章的核心论点是：楚辞的“边界”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体现在三个层面：在文本层面，楚辞的篇目构成是由王逸《楚辞章句》确定的；在文体层面，楚辞的特征标准是历代文学批评传统塑造的；在文化层面，楚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