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
1961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日，在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
一位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正不耐烦地催促着面前这位满脸困惑的中年教师继续进行实验。这位教师刚刚被告知，他需要对一个"学习者"实施越来越强的电击——从45伏特开始，一直加到可能致命的450伏特。
"继续，"那个穿白大褂的人说，"实验要求你继续。"
"可是那个人在喊叫，"教师说，"他不想再继续了。我不想再继续了。"
"你没有选择，"白大褂冷冷地说，"你必须继续。"
这是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场景。这位穿白大褂的人其实并不是实验者，而是一个扮演角色的普通人。这位满脸困惑的教师才是真正的实验对象——他以为自己真的在电击另一个人。
在这个实验中，大约65%的"普通好人"——他们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普通市民，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道德观念——最终把电击强度调到了最大，也就是那个标注着"危险：强电击"甚至"XXX"的刻度。
你可能会想：这太疯狂了。这些人一定是疯子，或者有什么缺陷。但实验者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精心筛选了所有参与者，确保他们都是正常人。事实上，在实验开始之前，心理学家们普遍预测只有极少数人（大约千分之一）会执行最高强度的电击。
这个预测完全错了。
这个实验在1961年进行，当时距离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只有几个月。米尔格拉姆想要回答一个困扰无数人的问题：一个普通的、体面的、对邻居友善的人，是怎样变成大屠杀刽子手的？好人为什么会做坏事？
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最核心的关切。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他人真实存在、想象存在或暗示存在的影响的科学。这门学科试图理解：我们怎样感知他人，如何解读他人的行为，我们在人际互动中怎样思考自己，以及这些社会影响因素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定义有点抽象。让我们用更通俗的话来说：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为什么会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特定行为"。注意这里的关键是"情境"。社会心理学最核心的洞见之一是：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因素和情境力量所塑造的，而不是由个人性格或内在特质决定的。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违反直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用性格来解释行为：一个人偷东西是因为他贪婪，一个人帮助老人是因为他善良。这种思考方式被称为"性格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我们把行为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内在特质。
但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事情远比这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那个在工作中表现诚实正直的人，可能在另一个环境中参与腐败；那个平时对家人温柔体贴的人，可能在群体压力下变成冷漠的旁观者；那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本应具备道德判断力的人，可能在权威的命令下执行令人发指的暴行。
这并不是说人的性格无关紧要。性格当然存在差异，有些人也确实比其他人在道德上更加坚定。但社会心理学通过大量实验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却至关重要的真理：情境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有时甚至可以压倒最根深蒂固的个人价值观。
《当好人做坏事》这本书，正是要带你深入探索这些令人震惊却又发人深省的发现。我们将一起审视那些揭示人性阴暗面的经典实验，也会探讨那些展现人性光辉的研究。我们会问：为什么好人会做坏事？为什么普通人会在特定情境下变成施暴者、骗子、冷漠的旁观者？环境是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做什么来抵抗这些消极影响？
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心理学家是如何发现这些真相的。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实验法的世界。
科学的魔力：实验法如何揭示真相
如果你想理解人类行为，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观察人们，然后总结规律。这确实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古老的方式之一，但问题在于，仅仅依靠自然观察，我们很难区分真正的因果关系和表面的相关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注意到一个现象——每当冰淇淋销量上升的时候，溺水死亡的人数也增加了。你可能会得出结论：冰淇淋导致人们溺水。但这个结论对吗？显然不对。真正的原因是夏天——夏天人们既吃更多冰淇淋，也去更多游泳，两者都是炎热天气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彼此的因果关系。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观察到的相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性。要确定因果关系，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工具——实验法。
实验法的核心思想说起来很简单：系统地操纵一个因素（这被称为自变量），然后观察这会如何影响另一个因素（因变量）。关键在于，在实验中，研究者尽可能地消除或控制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这样就能把因果关系从混淆因素中分离出来。
为了实现这一点，心理学家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工具：随机对照实验。在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中，研究者会：
1. 随机分配参与者到不同的条件组中（比如实验组和对照组） 2. 在实验组中操纵自变量，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3.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
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实际上蕴含着巨大的科学力量。随机分配确保了各组之间在平均意义上是相等的，任何后续观察到的差异都可以归因于实验操纵本身，而不是其他因素。
让我们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这有多重要。假设你想知道咖啡是否能提高人们的数学成绩。一种方法是找一组喝咖啡的人测一次成绩，再找一组不喝咖啡的人测一次成绩，然后比较两者。如果喝咖啡的人成绩更好，你能得出结论说咖啡提高了数学成绩吗？
不能。因为喝咖啡的人和不喝咖啡的人可能在很多方面本来就不同——也许他们本来就更有活力，或者更聪明，或者年龄更年轻。你观察到的差异可能完全是由于这些预先存在的差异，而不是咖啡本身。
但如果你用实验法来做这件事：首先随机选择一组人，然后抛硬币决定谁喝咖啡、谁喝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这被称为安慰剂对照），再让他们做数学题。这样一来，两组人在平均意义上就是相等的，任何成绩差异都可以合理地归因于咖啡。
这就是实验法的魔力——它让我们能够从混乱的现实世界中剥离出因果关系。
现在，你可能会问：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复杂的社会行为有效吗？毕竟，人类不是化学物质，我们的行为受到无数因素的影响，在实验室的受控环境中研究人的行为，真的能告诉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真相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批评者经常指出，实验室环境是人为的、缺乏外部效度（也就是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现实世界）。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被研究时，他会不会表现得不一样？实验室里的行为真的能预测街上的行为吗？
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实验室发现一定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但同样正确的是，实验法在社会心理学中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揭示了许多之前被忽视或误解的重要现象。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设计出许多聪明的方法来克服实验室研究的局限性。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实验室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让我们能够系统地探索因果关系。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意味着，任何单一研究都不可能给出最终的答案。但当许多使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汇聚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结论时，我们就能够获得对人类行为的可靠理解。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年代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实验设计，却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相似的人类行为规律。这些规律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好人会做坏事，以及情境如何塑造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从电击到服从：米尔格拉姆的惊人发现
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那个令人不安的实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耶鲁大学进行的这个研究，最初的动机是回答一个关于人性的根本问题：普通人是怎样成为大屠杀刽子手的？
米尔格拉姆的灵感部分来自他的导师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工作。阿希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展示了群体压力如何让正常人否认明显的事实。在阿希的实验中，参与者被告知要参加一个视觉判断任务——比较线段的长度。实际上，房间里除了真正的参与者外，其他人都是实验者的助手，他们会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
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大约75%的参与者在某些试次中至少屈从于群体压力一次，虽然正确答案对他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意味着，即使面对明显错误的集体意见，大多数人也会怀疑自己的判断。
阿希的实验让米尔格拉姆思考：如果人们能在明显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服从群体压力，那么在更严肃的事情上呢？更重要的是，如果群体压力能让人否认自己的眼睛，那么权威人物能否让普通人执行任何命令——甚至那些与个人道德相冲突的命令？
带着这些问题，米尔格拉姆设计了那个著名的电击实验。
实验的设置是这样的：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在参与一项关于"惩罚对学习效果影响"的研究。他们被随机分配为"老师"的角色，而另一名参与者（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被分配为"学生"。这对搭档被分别安排在相邻的房间，中间有一堵墙，但可以通过声音交流。
参与者作为"老师"，需要朗读书面材料给"学生"听，然后测试学生的记忆。如果学生犯错或忘记内容，参与者就要对他实施电击，电击的强度从15伏特开始，每次错误递增15伏特，最高达到450伏特。
电击发生器看起来非常专业，有一个明确的电压刻度盘，上面清楚地标注着从"轻微电击"到"危险：高电压"，再到最后的"XXX"。当电击强度升高时，隔壁房间的"学生"会开始抗议，从"哎哟"到痛苦的尖叫，再到请求离开，最后是完全的沉默。
实际上，"学生"并没有真的被电击——他是一个演员，会按计划表现出越来越痛苦的样子。但真正的参与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在整个过程中，一个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实验者（实际上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会坐在参与者旁边，用标准的语言催促他们继续。
"请继续。"
"实验需要你继续。"
"你继续是绝对必要的。"
"你没有其他选择，你必须继续。"
参与者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停止。但如果你猜大多数人会在什么时候停止呢？
米尔格拉姆在实验前询问了39位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让他们预测普通人在实验中会服从到什么程度。他们的预测是：只有大约1%的人会执行最高强度的电击，绝大多数人在到达"危险：中等电击"（约150伏特）左右就会拒绝。
实际结果令所有人震惊。
正如我们在开头提到的，大约65%的参与者最终执行了最大强度的450伏特电击。更令人不安的是，当电击达到300伏特以上、隔壁传来痛苦的尖叫声时，参与者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压力——他们颤抖、结巴、流汗、发抖、呻吟，有些人甚至开始大笑。但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继续执行了命令。
这些人不是虐待狂。他们是普通的新英格兰居民，有教师、工程师、推销员、邮递员各种各样的普通人。事后，当被告知实验的真相和自己的行为时，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表示很高兴参与了这项研究，但同时也对自己在实验中的表现感到不安。
这个实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伦理争议。毕竟，让人们相信自己在电击另一个人，即使只是短暂的，也会引发道德问题。但米尔格拉姆坚持认为，这个实验揭示了关于人性的重要真相，而这个真相无法用其他方式来发现。
更令人深思的是后续研究揭示的一些发现。米尔格拉姆重复了实验，但改变了一些条件。他发现：
当实验者不在场，而只是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时，服从率下降到了大约20%。
当实验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权威人物时，服从率进一步下降。
当参与者需要与另一个人合作实施电击时，服从率反而更高了——责任被分散了。
当参与者能够看到"学生"，知道他在受苦时，服从率大幅下降。
当参与者需要亲手把"学生"的手按在电击板上时，几乎没有人会继续。
这些变体实验告诉我们，服从权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受到具体情境的强烈影响。但关键教训是：在一个设计得当的情境中，普通人确实会做出可怕的、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行为。
斯坦福监狱实验：好人如何在特定角色中迷失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揭示了权威如何压倒个人道德，那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则揭示了制度性角色如何改变普通人的行为。
这个实验的灵感来自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是监狱改变了人，还是本来就具有某些特质的人才会被关进监狱？换句话说，是情境的力量还是个人的性格，决定了监狱中的暴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津巴多需要创造一个模拟监狱，然后观察正常人在其中会怎样变化。
1971年夏天，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他用胶合板和双层床建造了牢房，地下室被漆成灰色以减少任何个人特征。实验招募了24名男性——都是斯坦福大学附近社区的年轻人，经过严格的筛选，确保他们没有犯罪记录、精神病史，身体健康，心理稳定。他们被随机分配扮演"囚犯"或"看守"的角色。
为了增加真实感，"囚犯"在实验开始前被真正的警察从家中逮捕，就像真正的逮捕一样。他们被蒙住眼睛，带到斯坦福大学的"监狱"，在那里被脱光衣服、喷洒消毒剂，并被给予统一的囚服和脚镣。"看守"们则被给予制服、警棍和反光太阳镜——这种太阳镜让他们能够看到外面，但里面的人无法看到他们的眼睛。
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但仅仅六天后就不得不终止，因为发生的事情变得失控。
最初两天，一切似乎都还好。但从第三天开始，事情开始恶化。看守们开始对囚犯进行残忍的心理折磨——半夜把他们叫起来报数、强迫他们做俯卧撑、甚至让他们互相清除粪便。一些看守变得越来越残忍，而另一些则开始同情囚犯。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囚犯们的反应。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表现出真实的心理创伤症状——歇斯底里的哭泣、愤怒、绝望。有些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情绪崩溃。当实验者问谁想退出时，几乎所有囚犯都说想退出，但津巴多——他在这个实验中扮演着"监狱长"的角色——试图说服他们继续。
直到津巴多的女朋友克里斯蒂娜·马萨尔哈兰（Christina Maslach）来访并看到发生的事情后，实验才被叫停。马萨尔哈兰震惊于她看到的景象——看守们在虐待囚犯，而津巴多似乎已经完全沉浸在"监狱长"的角色中。"菲利普，"她说，"这些孩子们快被你逼疯了！"
这句话让津巴多猛然惊醒，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角色的泥潭。第二天早上，他终止了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了什么？
首先，它表明即使是随机分配的正常人，在特定情境下也能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残忍行为。"看守"们并不是被特意挑选出来的虐待狂——他们是被随机分配的普通学生。但一旦进入"看守"的角色，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像真正的监狱看守一样行事。
其次，"囚犯"们的反应也令人深思。他们并没有反抗——相反，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囚犯身份，表现得像真正的囚犯。这种"内化"（internalization）过程表明，人们能够迅速吸收环境赋予的角色，并按照这个角色的期望来行事。
当然，这个实验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和批评。多年来，批评者指出了一些问题：实验者可能在无意中给看守们提供了暗示，告诉他们要表现得强硬；实验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已经模糊，难以验证；参与者们可能只是在"表演"角色，而不是真的变成了那样的人。
尽管如此，这个实验以及它在后来几十年中引发的各种重复和变体，仍然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洞见：环境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境下，普通人确实会做出与他们性格相悖的行为。
旁观者效应：为什么我们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权威和制度如何让好人做坏事。但还有另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当普通人在街上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他们为什么经常选择不伸出援手？
1964年，纽约市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谋杀案。凌晨3点20分，29岁的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她尖叫了将近半个小时，声音回荡在皇后区安静的街区。在这段时间里，38名邻居从窗户看到了或听到了袭击，至少有部分人看到了袭击的进行。但没有人报警，没有人呼救，甚至没有人阻止。
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这个故事，标题是"在皇后区，113人目睹了杀人事件却无人报警"。这个故事迅速传遍全国，成为冷漠城市生活的象征。
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读到这个故事后，感到困惑。他们开始思考：这么多人看到了事件，为什么没有人帮忙？也许问题不在于这些人是冷漠的怪物——也许问题在于"太多人"本身。
达利和拉塔内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的假说：当有更多人在场时，个体帮助他人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原因在于责任分散——当一个人面对紧急情况时，如果他认为有其他人也在场，他可能会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因此自己就不需要做什么。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
最著名的实验之一模拟了癫痫发作。参与者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通过内部通讯系统与其他参与者交谈。实际上，这些"其他参与者"是录音机播放的假人。研究人员告诉参与者，他们正在讨论大学生活中的压力问题。在某些条件下，只有一个参与者；在其他条件下，有两个或五个参与者。
讨论进行到一半时，录音机播放了一个预先录制的"癫痫发作"声音——椅子倒了，然后是一个痛苦的呻吟声，最后是求救。
结果非常清晰：在单独与一个"同伴"交谈的条件中，85%的参与者在声音停止后的两分钟内寻求帮助。在两个参与者的条件下，这个比例下降到62%。而在五个参与者的情况下，只有31%的参与者寻求帮助。
后续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旁观者效应的理解。例如，研究者发现：
当紧急情况是模糊的时候，人们更不容易提供帮助。如果你不能确定什么是正确的反应，你就更可能观望他人。
当紧急情况太明显、太严重，以至于让人感到无法处理时，人们也可能选择不介入。
当个体不确定是否有紧急情况时，他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反应来判断。如果周围的人似乎都很平静，个体可能会假设没有什么问题。
这些发现对理解人类行为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们告诉我们，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假设一定会有人帮忙。相反，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打破这种社会懈怠，在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主动采取行动。
理解这些发现的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几个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旁观者效应实验。这些实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情境的力量如何塑造普通人的行为。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些发现的意义。
首先，这些实验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情境敏感性。我们不是漂浮在社会真空中的独立个体，而是嵌入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的存在。我们身边的环境、他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扮演的角色——所有这些都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行为，有时甚至压倒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
其次，这些实验也揭示了人性中令人不安的一面。大多数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定。在正确的情境下，普通人确实会做出可怕的事情。这不是少数"坏人"的专利，而是人性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感到绝望。这些实验同时也告诉我们，情境的力量是可以被理解和研究的。通过了解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学会识别危险的情境，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
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设计更好的社会制度。好的制度应该考虑到人性的脆弱性，而不是假设人们总是会做正确的事情。法律的制定应该使作恶变得困难，使行善变得容易。权力应该被分散和制衡，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透明度应该被最大化，以减少阴暗角落中的暴行。
这些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