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Unremarkable Beginnings: Life in Bao’an County Before 1979
<!-- 章节元数据：第1章 | 标签：#BaoanCounty #pre-1979 #fishing-village #SEZ-origins -->
1978年11月17号凌晨四点，沙头角的渔村还没完全醒过来。16岁的陈水生就摸黑爬上了他那艘补了三次船底的木渔船，船板上还沾着前一天的鱼鳞和海盐，他娘凌晨起来给他蒸了个红薯，塞在他怀里，嘱咐他“今天别去太远，最近边防查得严”。
陈水生应了一声，划着船出了避风塘。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看见对面香港新界的村落已经亮起了灯，有早起的香港工人开着摩托车去上班，车灯在晨雾里晃成一片黄色的光。他摸了摸怀里的小收音机，是上个月他表姐从香港带回来的，SDM-102型半导体收音机，能听到香港的流行歌，还有他听不懂的英语新闻，就觉得那声音特别好听。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再过八个月，他长大的这片叫宝安县的地方，就要改名叫深圳，要变成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要在他有生之年里，从一片泥巴地变成全世界最忙的科技城。他只知道，今天要捕够二十斤鱼，拿到镇上的集市卖了，换两斤猪肉，给他弟弟过十岁生日，再换半尺蓝布，给他娘做件新褂子。
这就是1979年之前的宝安：没有高楼，没有工厂，没有互联网，没有华为，没有大疆，只有一群靠天吃饭的渔民和农民，在珠江口的东岸，过着和几百年前没什么区别的日子。
一、地图上找不到的“深圳”：1978年的宝安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拿一张1978年的中国地图翻，你找不到“深圳”两个字。那片现在被标注为“深圳”的区域，当时属于广东省宝安县，县城不在现在的福田、南山，而是在今天罗湖区的一个叫“深圳墟”的小镇子里——没错，就是现在罗湖口岸旁边那个叫“深圳”的地名来源。
宝安的地理位置其实特别巧：东边和东莞县接壤，西边挨着惠阳县，北边是惠州的山，南边直接对着香港新界的东北部，最近的地方离香港的落马洲只有几十米，站在岸边能直接看见香港人的菜地。整个宝安县沿着珠江口的东岸铺了大概一百多公里，有海、有河、有山、有农田，按理说是个好地方，但那时候它就是广东省最穷的县之一。
> [!INFO] 小知识：宝安的历史比你想的久得多 > 宝安建县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县之一。1573年（明万历元年）复设宝安县，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深圳、香港全境。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后，宝安县被分割为两部分，1953年县政府从南头迁至深圳墟，1979年3月正式更名为深圳市。 > [^1]
1978年的时候，宝安全县总共有31.2万人，大部分是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渔民和农民，剩下的小部分是三种人：一种是家里有亲戚在香港或者东南亚的侨民，靠海外亲戚寄回来的侨汇过日子；一种是60年代下放到这里的知青，本来是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后来没回城，就在当地安了家；还有一种是驻守边境的解放军战士和边防人员，加起来不到一万人。
整个县城最“繁华”的地方就是深圳墟那条几百米长的主街，街上有个供销社，卖点盐、酱油、布、煤油，还有个国营的糖厂，是全县唯一的小工厂，还有个三层楼的县委大院，是全县最高的建筑。除此之外，到处都是低矮的土坯房，下雨的时候漏水是常事，大部分人家连电都用不上，晚上点煤油灯，做饭烧柴火，上厕所是露天的茅坑。
二、靠天吃饭的日子：1978年宝安人的日常
要理解1979年之后的深圳为什么能爆发，你得先知道1979年之前的宝安人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时候没有“996”，因为根本没有“班”可以上，大部分人的工作就是“种地”或者“捕鱼”，按生产队分配活干，干多干少一个样，年底分点粮食够吃就不错了。
陈水生家就是典型的渔民家庭。他爹早几年出海捕鱼的时候遇到风暴，船翻了人没了，留下他娘带着三个孩子，靠养蚝、捕鱼、种点菜过日子。他娘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滩涂上收生蚝，一筐筐搬回家，洗干净了卖给镇上的小贩，一筐能卖两块钱，够全家吃三天。陈水生和他哥哥每天划着渔船出去捕鱼，捕的多余的鱼就拿到集市上卖，捕不到就饿肚子。
他们家的日子在村里还算是中等水平：因为他表姐在香港工作，每年会寄点钱回来，所以家里能偶尔吃上肉，小孩也能读得起小学。更穷的人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小孩连衣服都穿不上，冬天冻得直哭。
那时候宝安的农民主要种三种东西：水稻、甘蔗、荔枝。水稻种在平原上，一年两熟，但是产量很低，一亩地最多收三百斤稻谷，交完公粮之后，全家能分到的粮食刚好够吃，剩不下多少。甘蔗是卖给糖厂的，但是糖厂规模很小，一年也收不了多少甘蔗，大部分农民种了甘蔗也没地方卖，只能自己熬点红糖吃。荔枝是宝安的特产，南头、西乡的荔枝特别甜，但是那时候没有冷链，运不出去，只能自己吃或者拿到本地集市卖，卖不上价。
渔业是另一大支柱产业，宝安的海边有很多避风塘，渔民大多用木渔船，小的只有几米长，大的也就十几米，没有现代化的捕捞设备，就是撒网、钓，捕的多是黄花鱼、带鱼、鲳鱼这些近海鱼，捕多了吃不完就晒成鱼干，卖不掉就自己吃。还有很多人养蚝、养虾，在滩涂上搭个棚子，天天守着，涨潮的时候喂饲料，退潮的时候收生蚝，一亩滩涂一年能赚个两三百块，已经算不错了。
> [!TIP] 电子版侧边栏：1978年宝安关键数据 > | 指标 | 数值 | > |------|------| > | 全县人口 | 31.2万 | > | 人均GDP | 328元人民币（约合120港币） | > | 全县财政收入 | 3200万元 | > | 工业产值占GDP比重 | 不足3% | > | 跨境家庭占比 | 约12% | > | 全县中小学数量 | 12所小学、2所初中，无高中/大学 | > | 全县医院数量 | 1所县医院、8所公社卫生院 |
那时候宝安和香港的往来很频繁，但不是什么“国际贸易”，就是小老百姓之间的互相帮衬。很多宝安人在香港有亲戚，会托亲戚带点香港的日用品回来：一块布料、一瓶煤油、一盒饼干、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都是稀罕东西。反过来，宝安人会带点自己种的菜、养的鸡、捕的鱼，过境到香港的新界卖，换点钱或者换点需要的日用品。
这种往来叫“边民互市”，是当时政府允许的，但是管的很严，不能带太多东西，也不能随便过境，大部分人是走小路或者坐小船偷偷过，被抓到就要罚款，甚至被关几天。但大家都还是愿意冒这个险，因为香港的东西确实好，香港的工资也高，很多年轻人宁愿冒险也要去香港打工。
那时候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逃港”的人。所谓逃港，就是趁着边防不注意，游过深圳河或者珠江口，到香港去。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村子一晚上能跑十几个人，有的人成功了，在香港当工人、做小生意，赚了钱就寄回来给家里；有的人被抓回来，被批斗一顿，关几天放回来；还有人游到一半抽筋，沉在河里没了命，大家说起来都唏嘘，但没人觉得奇怪——毕竟隔岸的香港，晚上都是亮的，连路边摊都卖白切鸡，而我们连吃顿肉都要等过年。
> [!INFO] 脚注：什么是“逃港”？ > 逃港是指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居民非法越境进入香港的事件。高峰期是1960年代和1978-1979年，每年有数万人试图逃港，主要原因是内地生活困难，而香港经济发达，工资是内地的几十倍。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逃港现象逐渐消失。 > [^2]
三、为什么是宝安？一块“没用的穷地方”怎么就成了改革试点？
很多人会问：当时中国那么大，为什么选宝安当第一个经济特区？难道不是应该选上海、广州这种已经发达的地方吗？其实恰恰相反，选宝安，就是因为它“够穷、够偏、够没包袱”。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打开国门，和外国做生意，吸引外资，让老百姓富起来。但是当时全国都是计划经济，所有企业都是国营的，不许私人开工厂，不许和外国人做生意，所以改革要搞“试点”，先找个小地方试，试成了再推广，试砸了也不影响全国。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3]和分管外贸的副省长吴南生最先提出，要搞“出口加工区”，就是划一块地方，给特殊的政策，允许外国人来开工厂，产品卖到国外去，不用给国家交税，或者少交税，先试试行不行。一开始他们想选珠海或者汕头，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著名的侨乡，海外华侨多，方便吸引外资。但是吴南生去了一趟宝安考察，回来就改变了主意。
> [!ANECDOTE] 考察小故事：隔岸的差距 > 1978年10月，吴南生带着几个干部从广州坐船到宝安，刚上岸就看见一群渔民蹲在河边洗衣服，小孩光着脚在泥地里跑，住的都是土坯房，墙都裂了缝。他们走到边境的桥上看对面，香港新界的村落里都是两层的小楼，家家户户有电视，路边有卖奶茶的小店，还有工人在修马路。 > 吴南生当时就跟身边的人说：“就这里了。离香港这么近，地又便宜，人又穷，改起来没包袱。要是能把香港的工厂搬过来，这里的老百姓马上就能过上好日子。”
选宝安当试点，有三个最核心的原因：
第一，离香港近，交通方便。当时香港已经是亚洲的制造中心，很多服装、玩具、电子厂都想把工厂搬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但是离香港太远的话，老板过来考察不方便，原材料运过去也麻烦。宝安到香港的落马洲只有几公里，坐渡轮20分钟就到，老板早上从香港过来，晚上就能回去，特别方便。
第二，地便宜，没人抢。当时宝安全县 usable 的土地大概有几百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农田、滩涂和荒山，县政府一亩地一年才收几十块钱的租金，要是给外资的话，一亩地一年几百块都有人抢。而且宝安当时几乎没有工业，没有国营大厂，没有利益集团，改起来没人反对，不像上海、广州，国营企业多，改一个厂就要动好多人的利益，麻烦得很。
第三，已经有跨境往来的基础。宝安人本来就经常和香港人做生意，很多人会说粤语，懂点香港的规矩，还有很多人在香港有亲戚，外商来了也方便找到当地人帮忙。要是选个完全没人去过香港的地方，外商过来连沟通都困难，更别说谈生意了。
当时还有个很现实的原因：宝安太穷了，穷到没有任何“退路”。全县的财政收入只有3200万，大部分是农业税，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很多干部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只能靠种地过日子。要是试点搞成了，就能解决全县30万人的吃饭问题；要是搞砸了，也没什么更坏的结果了，反正已经穷到不能再穷了。
当时的宝安县委常委、副县长梁湘[^4]是最支持搞特区的干部之一。他之前去过好几次香港，每次回来都特别难受，说“我们和香港就差一条河，为什么日子差这么多？”他当时就跟省里的领导说：“你们要是敢给我们政策，我们就能把宝安搞起来。”后来深圳建特区的时候，梁湘成了第一任市委书记，确实是说到做到。
四、1978年的最后几个月：风暴来临前的平静
1978年的宝安，依然过着和往常一样平静的日子。渔民照常出海，农民照常种地，集市照常开，逃港的人还是偷偷摸摸往香港游，香港的亲戚还是托人带点日用品回来。
那时候没人知道“经济特区”是什么东西，连县委书记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词。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荔枝收成好不好，鱼捕的多不多，能不能攒够钱给儿子娶媳妇，能不能让小孩读上书。
1978年9月中秋的时候，陈水生捕了两筐鱼，拿到集市上卖了，换了两斤猪肉，一盒香港带回来的月饼，还有半尺蓝布。他拿着东西回家，路过边境的桥，看见隔岸的香港正在放烟花，五颜六色的，映得整个海面都亮起来。他娘站在他旁边，叹口气说：“什么时候我们这里也能像香港一样亮就好了。”
他那时候不知道，三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广东省委的报告就送到了北京，提出要在宝安搞出口加工区。再过半年，1979年3月，宝安县正式更名为深圳市，7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挂牌成立。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全球科技中心，华为、腾讯、大疆这些公司都从这里起步，陈水生后来成了第一批来深圳开工厂的老板，他弟弟读了大学，成了华为的工程师，他娘现在住着电梯房，每天去公园跳广场舞。
但那是后话了。1978年的宝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群不想再过穷日子的人，在珠江口的东岸，等着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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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1979年之前的宝安县，是一个典型的华南沿海农业县，以渔业和种植业为经济支柱，和香港有长期的民间往来，但受限于计划经济的政策限制，经济发展水平极低，人均GDP仅为同期香港的1/30。它被选为经济特区的原因，核心是“靠近香港、地价低廉、没有历史包袱、有跨境往来基础”，这些看似“劣势”的特点，恰恰成了它日后爆发的最核心优势。
下一章，我们将讲述1979-1984年深圳经济特区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看一群拓荒者如何在荒滩上建起第一座厂房、第一条公路、第一个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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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附加内容
- [点击查看1978年宝安老照片集](https://example.com/baoan-1978-photos)（虚拟链接）
- [点击收听1978年沙头角渔民口述录音](https://example.com/fisherman-oral-history)（虚拟链接）
- 延伸阅读：《广东改革开放史》第一章，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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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l chapter: 1 title: The Unremarkable Beginnings: Life in Bao’an County Before 1979 time_range: 1949-1979 location: Bao'an County, Guangdong key_entities:
- Chen Shuisheng (fictional archetype of local fisherman)
- Liang Xiang (Bao'an county leader, later first Shenzhen Party Secretary)
- Wu Nansheng (Guangdong vice governor, SEZ proposer)
- Xi Zhongxun (Guangdong Party Secretary, reform supporter)
key_data:
- 1978 Bao'an population: 312,000
- 1978 Bao'an per capita GDP: 328 RMB
- 1978 HK New Territories per capita GDP: ~10,000 HKD
- Distance from Bao'an to HK: <5km at closest point
themes:
- pre-reform rural life
- cross-border folk trade
- SEZ site selection logic
- "escape to Hong Kong" phenomen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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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来源：《宝安县志（1979年）》，宝安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 [^2]: 资料来源：《中国逃港史》，王庆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习仲勋（1913-2002），广东改革开放的核心推动者之一，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4]: 梁湘（1919-1988），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被称为“深圳拓荒牛”，主导了深圳特区初期的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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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maid图表：1978年宝安经济结构
```mermaid pie title 1978年宝安县经济结构占比 “农业（水稻/甘蔗/荔枝种植）” ： 75 “渔业（近海捕捞/蚝虾养殖）” ： 15 “边民互市/小型手工业” ： 8 “其他（财政/侨汇）” ： 2 ```
Mermaid图表：1978年宝安与周边地理关系
1978年11月17号凌晨四点，沙头角的渔村还没完全醒过来。16岁的陈水生就摸黑爬上了他那艘补了三次船底的木渔船，船板上还沾着前一天的鱼鳞和海盐，他娘凌晨起来给他蒸了个红薯，塞在他怀里，嘱咐他“今天别去太远，最近边防查得严”。
陈水生应了一声，划着船出了避风塘。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看见对面香港新界的村落已经亮起了灯，有早起的香港工人开着摩托车去上班，车灯在晨雾里晃成一片黄色的光。他摸了摸怀里的小收音机，是上个月他表姐从香港带回来的，SDM-102型半导体收音机，能听到香港的流行歌，还有他听不懂的英语新闻，就觉得那声音特别好听。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再过八个月，他长大的这片叫宝安县的地方，就要改名叫深圳，要变成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要在他有生之年里，从一片泥巴地变成全世界最忙的科技城。他只知道，今天要捕够二十斤鱼，拿到镇上的集市卖了，换两斤猪肉，给他弟弟过十岁生日，再换半尺蓝布，给他娘做件新褂子。
这就是1979年之前的宝安：没有高楼，没有工厂，没有互联网，没有华为，没有大疆，只有一群靠天吃饭的渔民和农民，在珠江口的东岸，过着和几百年前没什么区别的日子。
一、地图上找不到的“深圳”：1978年的宝安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拿一张1978年的中国地图翻，你找不到“深圳”两个字。那片现在被标注为“深圳”的区域，当时属于广东省宝安县，县城不在现在的福田、南山，而是在今天罗湖区的一个叫“深圳墟”的小镇子里——没错，就是现在罗湖口岸旁边那个叫“深圳”的地名来源。
宝安的地理位置其实特别巧：东边和东莞县接壤，西边挨着惠阳县，北边是惠州的山，南边直接对着香港新界的东北部，最近的地方离香港的落马洲只有几十米，站在岸边能直接看见香港人的菜地。整个宝安县沿着珠江口的东岸铺了大概一百多公里，有海、有河、有山、有农田，按理说是个好地方，但那时候它就是广东省最穷的县之一。
> [!INFO] 小知识：宝安的历史比你想的久得多 > 宝安建县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县之一。1573年（明万历元年）复设宝安县，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深圳、香港全境。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后，宝安县被分割为两部分，1953年县政府从南头迁至深圳墟，1979年3月正式更名为深圳市。 > [^1]
1978年的时候，宝安全县总共有31.2万人，大部分是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渔民和农民，剩下的小部分是三种人：一种是家里有亲戚在香港或者东南亚的侨民，靠海外亲戚寄回来的侨汇过日子；一种是60年代下放到这里的知青，本来是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后来没回城，就在当地安了家；还有一种是驻守边境的解放军战士和边防人员，加起来不到一万人。
整个县城最“繁华”的地方就是深圳墟那条几百米长的主街，街上有个供销社，卖点盐、酱油、布、煤油，还有个国营的糖厂，是全县唯一的小工厂，还有个三层楼的县委大院，是全县最高的建筑。除此之外，到处都是低矮的土坯房，下雨的时候漏水是常事，大部分人家连电都用不上，晚上点煤油灯，做饭烧柴火，上厕所是露天的茅坑。西乡镇的渔民村里，当时全村只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是村长1977年花三个月工资从香港托人带回来的，每天晚上七点，全村几十户人家的小孩都搬着小凳子挤在村长家门口，看香港的电视剧《上海滩》，看到许文强被枪杀的时候，全村人都跟着哭。
二、靠天吃饭的日子：1978年宝安人的日常
要理解1979年之后的深圳为什么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