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读《人是机器》

第 1 章　为何重读《人是机器》

在被边缘化两个多世纪之后，1747 年匿名出版于莱顿的小册子 *L'homme machine*，为什么仍然构成当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有效切入点？这一提问并不仅是学院史的怀旧，它直接关涉启蒙运动激进脉络的再问题化、当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谱系清查，以及心灵哲学中二元论替代方案的清单梳理。拉·梅特里在世时所遭遇的高调与贬抑的双重命运，本身就是一个尚未充分解释的学术问题。

一个不容回避的悖论是：《人是机器》在 1747 至 1751 年间于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之间被多次再版与翻译，仅 1748 年一年内就出现了五种单行本，其影响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远超同期多数哲学著作。但自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这部作品在标准哲学史叙事中长期处于边注地位，主流叙事往往将其视为"霍布斯传统的尾声"、"笛卡尔二元论失败的副产品"或"洛克的庸俗化法国版本"。这种接受图景与文本实际影响之间的张力，构成了重新研究的第一层动机。

1.1　接受史的偏转：从伏尔泰式讥讽到文本考据的重估

拉·梅特里的名字第一次被卷入哲学史主流叙事，与 1751 年 11 月 11 日柏林的一次事件相关：他在一次宫廷晚宴中因并发症骤然辞世。伏尔泰随即在 *La Gazette littéraire de l'Europe* 等处撰文，将拉·梅特里的死亡转化为对其哲学立场的讽刺性反驳。一则流传已久的佚闻说他临终前告解时宣称"riende n'appartient que la machine"—— 一句未必可靠却富有修辞力的话，被伏尔泰一类的论敌牢牢钉在其哲学的极端刻板像上。这种诗化讥讽随后锁定了两个世纪的评论基调。

文本层面，伏尔泰的反应带来两个后果。其一，它将拉·梅特里定位为"庸俗唯物主义者"，从而回避了对其论点的严肃应答；其二，它影响了 19 世纪百科全书派与黑格尔—新黑格尔学派对拉·梅特里的接受。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虽然承认拉·梅特里是"唯物主义者"，但评价也带有明显的时段距离：他们将《人是机器》归入"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一种过渡形态，主要由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承接，拉·梅特里本人则被略过。这种处理在 20 世纪上半叶被沿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英美分析哲学史两个看似对立的传统，在对待拉·梅特里的态度上呈现出令人尴尬的趋同—— 视其为笛卡尔二元论被推翻之后自然主义化约论的早期标本，但并未认真对待其论证结构。

转机出现在 1950 年代中后期。阿兰·瓦塔尼安（Aram Vartanian）的开创性研究 *La Mettrie's L'homme machine: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an Idea*（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 年）首次以系统方式重建这部作品的文本史与思想史。瓦塔尼安的工作留下两个长久的学术遗产：第一，他确立了《人是机器》与 17 世纪后期医学论著（特别是波雷里（Giovanni Borelli）、佩罗（Claude Perrault）、斯泰诺（Nicolas Steno））的具体文本关联，使这部著作不再是笛卡尔机械论的概念变奏，而是一部具有独立医学—哲学基础的论著；第二，他对 1747 年莱顿匿名本与 1748 年增订本之间差异的细致考据，为后续所有严肃研究提供了文献学基础。瓦塔尼安揭示的一个关键文献事实是：1747 年原版中拉·梅特里并未独立提出全新的形而上学命题，而是借助博雷里(Boerhaave 学院语境的)神经生理学已经讨论过的 "nervous fluid" 与 "tissue irritability" 机制，把它们重新组合为论证。

继瓦塔尼安之后，20 世纪后期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脉络。北美的研究以凯瑟琳·韦尔曼（Kathleen Wellman）为代表，她在 1980 年代开始系统考察拉·梅特里的认识论，特别是其将医学观察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合法性根据问题。她在多篇论文中提出的"医学—哲学互文"解读路径，影响了后来对拉·梅特里疾病论（nosology）的研究；她强调指出，拉·梅特里的概念组织从一开始就是双轨的—— 一条通向一般的机械论，一条通向临床医学的精细化，缺少对其中任何一条的把握都会使文本解读失准。欧洲学界则以安·汤姆森（Ann Thomson）为核心，她长期主持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文献的编辑整理，并在《唯物主义传统：从 *L'homme machine* 到霍尔巴赫》一书中将拉·梅特里置于一个更长的隐传之中，论证他对狄德罗与霍尔巴赫的影响远超传统哲学史所承认。稍后，史坦宁（Stenning）等学者从德语文化圈的施塔尔（Stahl）—霍夫曼（Hoffmann）论战切入，揭示了莱顿—哈雷医学-形而上学传统对立中拉·梅特里的具体立场，这为本书第九章对发热论与神经论背景的重建提供了关键的二手文献。

到了 21 世纪初，重估形成了更具当代哲学导向的第三波。这一波研究与前两波的关键差异在于：研究者开始将《人是机器》看作对二元论问题的一次实证主义—自然主义解答，而不仅仅是物理—化学层级上的一般机械论。这一视角的转变与心灵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代物理主义（physicalism）的多种版本——消除性唯物主义（eliminative materialism）、随附论（supervenience）、计算功能主义—— 几乎都把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标记为靶标，但对前史的探讨通常上溯至霍布斯与拉·梅特里。换言之，拉·梅特里不再只是被研究的对象，而是被作为对话伙伴对待；他在 1747 年提出的若干论证被重新激活，与当代科学哲学的论证相比照。神经科学家与心灵哲学家有时需要厘清自己的论证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而拉·梅特里正是这种厘清中的一个参照点。

需要警惕的是，这种重估也有其内在风险。最常见的一种偏差是将拉·梅特里当代化，把他写成一个"先于其时代"的功能主义者，从而抹去其语境的医学化特征。一个更具方法学意识的解读必须在两种倾向之间保持张力：既承认其在当代哲学讨论中的潜在相关性，又坚持对其文本结构的概念史还原。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采取了本章下一节将专门展开的"考据—分析—对话"三重路径。

1.2　核心问题意识的位移：从动物机械论到人学机械论

理解《人是机器》在哲学史上的特殊位置，不能止步于接受史的描绘，还需要澄清其核心问题意识的结构。该书最常被引用的论点是"人是机器"（l'homme n'est qu'un animal, et l'animal n'est qu'une machine）—— 一种将人类一切能力，包括思维活动在内，皆还原为机械的物质运动的极端立场。这种表述看似简明，实则遮蔽了拉·梅特里论证的两层结构：第一层是笛卡尔式的动物机械论中已经包含的机械论原则，第二层则是从动物到人的类比推进所引入的、超越笛卡尔框架的特定立场。

笛卡尔在《方法论》（1637）第五部分与《哲学原理》（1644）第四部分中已经明确将动物视为自动机：在笛卡尔看来，动物具有类似机器的物质组织，能够作出可观察到的运动，但缺乏 cogitatio（思维）这种非广延的属性，因而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心灵"。笛卡尔在与亨利·莫尔（Henry More）的通信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边界：人是 cogitans 与 extensa 的联合实体，而动物只是 extensa 的特殊构型。这种二元论在《关于灵魂之激情的论著》（1649）中以"心灵与身体的交互"（interaction）重新引入，但原则上仍然保留了动物与人之间的本体论断裂。

拉·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中所做的事情，正是取消这一断裂。他通过两条互补的论证路径完成这一取消：其一是从医学角度论证 cogitatio 不是非物质的属性，而是大脑组织特定构型下的某种运动，因此取消对 cogitans 实体假设的需求；其二是从经验的角度论证，包括动物在内的高级生物已经显示出类思维的反应模式，笛卡尔将思维仅归于人的做法，是基于对动物行为复杂性观察不足的一种过度保守。

为了正确评价这一立场，有必要将拉·梅特里与同时代的两种"动物心灵论"加以区分。其一是夏尔·波内（Charles Bonnet）的保守立场，他在《心理学论》（1753）中仍然保留对非物质灵魂的最低限度承诺；其二是拉·梅特里自己的激进立场，将思维完全归于物质。两者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在波内那里，动物的心灵与人的心灵是程度差异；在拉·梅特里那里，这种程度差异自身也建立在本体论的同一性之上—— 动物与人都是机器，只是机器复杂度的差别。这种看似简单的实质性位移，在 18 世纪的语境中产生了相当大的破坏力，因为它取消了笛卡尔为保存宗教—道德根基所设的最后屏障。

然而，"机械"一词在拉·梅特里那里并不是单纯物质微粒碰撞的简化物理图景，而是包含了当时医学—生理学意义上的一整套概念资源。1747 年匿名本所使用的主要证据，来自他本人作为医师对发热、瘫痪、想象、精神状态之间关系的临床观察，混合着部分来自波雷里、佩罗等人的生理学论据。这种证据结构与传统以"形而上学的"(metaphysical) 论证为前提的做法存在根本差异：它把心理能力的根据转回神经系统的物质状态，从而把心灵问题从哲学的第一原理讨论中引到经验研究的领域。本书将这一转移称为"机械论的心智化"（la naturalisation mécaniste de l'esprit），并视其为《人是机器》相对笛卡尔动物论的关键创新。

1748 年增订本（即增补 *Éclaircissement sur l'homme machine*）的文本进一步推进了论证策略。增订本最重要的一项改动，是正面引入"教育—训练—习惯"对神经组织可塑性的论述。这种论述已经超出"人是机器"的被动物质化，而触及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机器如何习得新模式、如何在缺乏 cogitans 的情况下表现出 learning 与 memory。拉·梅特里在此显然感受到了论证的负担，因此不仅诉诸数学式证据（神经传导的线性关系），也诉诸诗化—修辞性证据（法国高派诗（haute poésie）与戏剧对激情的可控激活）。可以认为，1748 年增订本的可解读性，应在医学文献与哲学—美学论著的双重交织中被重构。

为了让读者把握增订本对论证结构的推进，可以参看下面两张版本对照的关键段落：

```mermaid flowchart LR A[1747 莱顿匿名本<br>"人是机器"] --> B[1748 增订本<br>"人是机器" + "Éclaircissement"] A --> C[1748<br>"人是植物"] A --> D[1748<br>"Anti-Sénèque"] B --> E[1748<br>"L'Art de jouir"] E --> F[死后再版与重译] ```

上图并非时间轴的简单呈现，而是体现了 1747 单点突破与 1748 多向扩展之间的文本拓扑：1747 年是核心理论的提出，1748 年是该理论在不同文本媒介（医学补论、植物论、修辞诗学）中分别落地。这种文本拓扑本身就要求读者把《人是机器》看作拉·梅特里整个 1748—1751 年构想的一个核心模块，而非孤立的小册子。

1.3　研究方法：考据—分析—对话的三重路径

任何对《人是机器》的严肃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方法论的自我定位。本书采取三重路径，依次应用于全书论证：文本细读作为基础，概念分析作为主体，跨时代对话作为延伸。这种次序不仅是论域分工，更反映了一种方法学上的次序：只有基础文献充分固定，对概念的逻辑还原才有可信的靶子；只有概念分析清晰可辩护，与当代哲学的对照才有意义。

文本细读阶段，必须认真处理的对象是 1747 年匿名本、1748 年增订本、以及两部相关的副产文本—— 1748 年的《L'homme plante》(人与植物) 和 1751 年的《L'Art de jouir》(享乐的艺术)。除此之外，还需对照拉·梅特里同时期的医学翻译，主要是博雷里(Boerhaave) 《医学原理》(Institutiones medicae) 的法译，以及阿斯特吕克 (Astruc) 的医学著作。这些文献构成拉·梅特里"医学—哲学互文"的具体拓扑。本书在第二章与第三章中将逐一重建这些文本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版本学工作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因为这些文本关系承载了拉·梅特里论证结构中不可还原的部分：例如，"机器"(machine) 一词的语义重心在 1747 与 1748 之间发生了微调，从单纯的器械概念扩大至包括"组织—结构—功能"的关系整体。

概念分析阶段的工作，主要围绕三个枢纽概念展开。第一是"机械"(machine / mécanisme)，它在拉·梅特里的论证中并不是近代物理学意义上"匀速运动"或"碰撞"概念的一个具体化，而是医学—生理学意义上的"功能性组织"。这一术语史判断需要借助 18 世纪法国医学词汇学（如 Dict. de Trévoux，1732 年）与博雷里术语学的对照才能确立。第二是"思想"(pensée / cogitatio)，拉·梅特里在使用这个词时既保留了笛卡尔的逻辑地位（即"被物质地产生但具有某种真值指称的能力"），又取消了它的形而上学剩余。第三是"灵魂"(âme / anima)，这是一个否定性术语，主要通过对宗教—笛卡尔传统的批判获得它的位置。概念分析的最终目标，是揭示这三个术语在拉·梅特里的文本中如何围绕"人是机器"这一中心命题形成论证结构，而不只是考辨各术语的历史源流。

跨时代对话阶段则意味着把上述概念分析与两个当代哲学领域并列：一是当代唯物主义心灵哲学（主要是 Paul Churchland 路线、Jaegwon Kim 路线与 Daniel Dennett 路线）；二是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W. V. O. Quine、Wilfrid Sellars 这一脉络）。本书不会简单地把拉·梅特里读成这些立场的先驱，而是要在三个层次上定位他的论证：相同问题下的不同回答策略；共享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偏移；拉·梅特里特有的论证形式在当代条件下是否仍然站得住脚。

这种跨时代分析显然有生成误读的风险。规避风险的方法，是要求每一个当代对应都必须在拉·梅特里文本中找到具体出处；否则就只能停留在"历史先驱性"这种弱主题中，而不能算作严肃的哲学对话。这条要求也是本书在第四章至第十四章中保持的文本严苛性。

1.4　机械论心智与当代唯物主义的隐秘亲缘

上面三节分别从接受史、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三个角度说明了本书的工作前提。现在有必要单独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当代连接点，作为全书的概览性透视：机械论人(homo mechanicus) 这一概念并不是拉·梅特里的发明，但他使之成为一个可辩护的哲学立场；而这一立场的当代再成形，则是当代唯物主义心灵哲学的总体方向所探讨的核心之一。

当代唯物主义心灵哲学至少有三个流派在最基础的问题设置上与拉·梅特里相关。首先是 Paul Churchland 等人主张的消除性唯物主义。该立场主张 folk psychology 是一种行不通的理论框架，最终将被神经科学所彻底取代。这与拉·梅特里在《Éclaircissement》中对 cogitatio 的解构存在某种同构：两者都倾向于把"意图""信念""情感"这些日常术语看成深层物质的近似描述而非不可还原的本质。不过，Churchland 的计划比拉·梅特里要精细得多：他要求替代理论的科学性能够逐步取代 folk psychology，而拉·梅特里则在接受 cogitation 词语本身的同时主张其指称的完全物质化。因此 Churchland 大约会视之为一种仍有残留物（residual）的路线。

其次是计算功能主义（computational functionalism）与更广义的物理主义立场（Hempel 二难、Smart 的同一论）。这些立场同样取消 cogitans 与 extensa 的本体论区分，但它们的"取消"是在两个不同层面进行的：要么以纯形式概念（系统状态中的功能性角色）替换心理术语，要么以同一论的方式把心理术语重新指定为神经活动的某种侧面描述。这两种方式都强调心理状态的非实体化（de-substantialization），与拉·梅特里作为医师所强调的心理状态的"组织—结构—功能"化，在精神上存在某种亲缘。不过，由于两者都借助了 20 世纪成熟的逻辑—形式工具，它们的"非实体化"是抽象层级的，与拉·梅特里建立在临床观察上的"非实体化"仍是两类方案。

第三个联系点是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与 4E 认知科学（enactivism）。这一流派强调认知对身体性（bodily）与环境的依赖，与拉·梅特里的简化图景看似相反，但两者的真正共同点在于拒绝 cogitans 这种"漂浮的实体"—— 只是路径相反：当代 4E 路径让认知向下进入身体—环境的扩展系统，拉·梅特里则把心理现象向上拉入身体—神经组织的物质一致性之中。本书在第十二章对这条亲缘性的解释会更为细致。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坚持上述三种当代激活点都只是"潜在连接点"，并不意味着对它们的全面支持。本书的核心任务仍是文本的解读与重审，而当代连接点只是显示拉·梅特里论证在哲学史中的持久回响，并非一种错置时代意义上的"未诞生的伟大思想者"。后者是 18—19 世纪史家喜欢赋予拉·梅特里的画像，但本书不采纳。

1.5　本书的论证结构与导览

为了让读者把握全书的层次与论证递进关系，可以勾勒如下研究路径：

```mermaid flowchart LR A["文献学固定<br>1747 莱顿匿名本"] --> B["概念史重构<br>machine / pensée / âme"] B --> C["论证结构的形式化"] C --> D["对照议程 1:<br>笛卡尔二元论的内部张力"] C --> E["对照议程 2:<br>18 世纪唯物主义谱系"] C --> F["对照议程 3:<br>当代唯物主义心灵哲学"] D --> G["全书结论:<br>机械论人的边界与可能"] E --> G F --> G ```

全书共十五章，章节之间存在明确的逻辑递进。第一章（本章）确立问题与方法。第二章为"生平、思想轨迹与学术地图"，重建拉·梅特里 1709 至 1751 年的核心生命事件与其著作年表，尤其关注他与博雷里、施塔尔、霍夫曼等医学家的具体接触。第三章是对 1747 莱顿匿名本与 1748 增订本的文本固定，包括不同变体本的版本学问题。第四章至第六章处理概念史的关键转折：mécanisme 的语义扩张、cogitatio 的物质化、passion 与 imagination 作为心理学命题。第七章与第八章分别考察 1748 年补充文本《L'homme plante》（与动物论的边界问题）与 1748—1751 年的《Anti-Sénèque / L'Art de jouir》（修辞—哲学的混合）。第九章与第十章分别对应医学与形而上学的两个不同侧面：前一章讨论拉·梅特里的临床医学方法学（发热论、瘫痪论），后者讨论其与莱布尼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