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的使命

第1章：探险家的使命

1900年初，印度北部克什米尔地区的一座小城斯利那加，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客栈窗前，望着窗外的雪山和骆驼市场。他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刚刚度过三十七岁生日。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他将三次深入中国西域的沙漠和废墟，带回数以万计的古代文书和文物。

但此刻，他只是一个即将踏上未知旅程的探险家。骆驼还没买齐，向导还在谈判，物资还需要清点。窗外是喜马拉雅山北麓的寒风，远处是他此行的目的地——中国新疆，然后是甘肃敦煌，再然后是无数埋藏在沙漠中的古代遗址。

是什么吸引一个匈牙利裔的英国学者，穿越半个地球来到这片当时连很多欧洲人都没听说过的土地？答案藏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藏在一千三百年前一个唐朝和尚的旅行故事里，藏在这个中年男人十六年的学习和准备中。

19世纪末欧洲对东方文明的狂热

要理解斯坦因的选择，必须先理解他生活的时代。

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工业革命带来了火车、轮船、电报和机关枪，欧洲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技术已经强大到可以前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与此同时，达尔文刚刚发表了《物种起源》，在欧洲知识界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人们开始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人类的历史——我们从哪里来？那些消失的古代文明留下了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掀起了一股“寻宝热”。考古学家在埃及挖出了法老的金字塔，在两河流域发现了楔形文字，在秘鲁找到了印加帝国的黄金。每一件带回欧洲的文物都能在博物馆引起轰动，每一位探险家归来都能成为名人。

而亚洲的内陆——那些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仍然充满未知。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中国和西方的贸易通道。这条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穿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这条路上曾经走过驼队商人和佛教僧侣，也曾经兴起过楼兰、龟兹、高昌这样繁荣的古代城市。但到了十九世纪，这些城市大多已经消失在沙漠中，只剩下断壁残垣。

欧洲的学者们相信，那些被遗忘的沙漠城市里，可能埋藏着珍贵的古代文书和文物。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古代的书籍和文献一定非常多。但在战乱和朝代更替中，很多文献都丢失了。如果能在西域的古代遗址中找到这些文献，那将是了解人类历史的无价之宝。

这种想法让欧洲的探险家们兴奋不已。瑞典的斯文·赫定在1890年代多次深入中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现了一座被遗忘的古城，还差点在沙漠中渴死。德国的考古队在新疆的吐鲁番发现了大量佛教壁画和文书。俄国的探险家们也在中亚地区活动，收集文物带回圣彼得堡。

这股热潮被当时的欧洲媒体称为“亚洲内陆争夺战”。谁先找到珍贵的文物，谁就能在学术界和博物馆界获得荣誉；谁带回来的发现最多，谁的国家就能在“文明竞争”中占据上风。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当然不甘落后。斯坦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探险的舞台。

玄奘的脚印：一个唐朝和尚的冒险故事

斯坦因为什么会对西域探险如此痴迷？这要从他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说起。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家里，年少的斯坦因读到了一本关于唐朝高僧玄奘的书。玄奘是公元七世纪的人，当时唐朝刚刚建立不久，玄奘想要去印度学习佛教经典。但那时候去印度不像现在坐飞机几个小时就能到，从中国到印度需要翻越高山、穿过沙漠，路途遥远而且危险重重。

玄奘没有飞机票，也没有护照，更没有GPS导航。他做了一件让后人惊叹的事情——他一个人偷偷离开了唐朝的边境，踏上了去往印度的旅程。史书记载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经过甘肃的凉州、甘州、肃州，翻过星星峡，进入新疆境内。他穿过火焰山边的吐鲁番盆地，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行走，在沙漠边缘的于阗国停留过，在帕米尔高原的冰山口险些丧命，最后进入了印度。

玄奘在印度学习了十七年，带回长安657部佛经，还有150粒佛陀的舍利子。他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时的老师戒贤法师已经一百多岁了，仍然亲自为他授课。他带回的佛经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太宗专门为他写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想象一下，一个比你大一千三百多岁的人，靠着一匹瘦马和一个化缘的饭碗，走过火焰山、穿过戈壁滩，最后从印度背回来这么多书！这在少年斯坦因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后来三次深入西域考古，可以说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走玄奘走过的路。

玄奘的故事给了斯坦因勇气，而另一个因素则给了他方向——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最后机会”。

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的探险家们几乎已经走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非洲大陆被欧洲人探索完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建立了殖民地，南极和北极也被探险家到达过。只有亚洲的内陆——中亚和中国的西部地区——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仍然保留着大量未被系统调查的古代遗址。

斯坦因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属于探险家的“最后机会”。那些埋在沙漠里的古城、那些写在纸张和丝绸上的古代文书，正等待着有准备的人去发现。

剑桥十年：从学生到学者的蜕变

有了目标和勇气，还需要真本事。

斯坦因不是那种头脑发热的冒险家。他在伦敦和剑桥学习了将近十年，系统地掌握了成为一名探险家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这段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说的是语言能力。对西域探险来说，语言是第一关。

当时去中亚探险，不像现在有翻译软件、有GPS，探险家必须能和当地人直接交流，才能问路、雇人、买东西。更重要的是，探险家还要能读懂古代文字，因为真正的宝贝往往藏在那些写在纸上的古文里。如果看不懂，那就算发现了宝藏也不知道它的价值。

在伦敦和剑桥的十年里，斯坦因系统地学习了好几门语言。他学了汉语，这样能读懂中国的历史记录和官方文书。他学了维吾尔语，这是新疆当地人使用的语言，学好它才能和当地向导、商人、普通居民交流。他学了梵文和吐火罗语，这是研究佛教文献必备的语言，因为当年玄奘取回的经书就是用这些文字写的。

为什么要学这么多语言？因为斯坦因知道，西域是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地方。当年的丝绸之路上生活着汉人、匈奴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遗址里，可能埋着各种文字的文书。如果只会一两种语言，那就只能看懂一部分，发现不了真正的宝贝。

除了主要语言，斯坦因还在出发前专门学了波斯语、藏语，以及新疆各地区的方言变体。他知道，同样是维吾尔语，吐鲁番盆地的和喀什噶尔的就有区别；同样是藏文，敦煌的藏文卷子和拉萨的藏语口语也不完全一样。这种精细的准备，让他在西域的实际探险中能够真正“读懂”当地的文化。

语言只是基础。斯坦因还学了考古学和地理学。

1888年，斯坦因获得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的学士学位，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伦敦跟着多位老师继续深造，学习如何做田野调查、如何发掘古代遗址、如何鉴定文物的年代和价值。他的老师中有一位是梵文和波斯语专家，有一位是中亚艺术史的权威，还有一位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先驱。

斯坦因还学习了摄影技术。在十九世纪末，照相机还是新鲜事物，但已经有人把它用在考古记录上。学会摄影意味着可以把遗址和文物完整地记录下来，带回欧洲让更多人看到。斯坦因花了不少时间练习摄影技术，后来在敦煌的探险中，这项技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更重要的是，斯坦因学会了如何做系统的准备工作。

探险不是买张机票去旅游，而是需要周密的计划。你要去哪里？那里的气候怎么样？要走什么路线？需要带什么物资？遇到危险怎么办？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出发前想清楚。斯坦因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前人的探险报告，绘制地图，规划路线，计算物资需求。他甚至学会了如何给骆驼打包、如何在沙漠里找水——这些看起来琐碎的技能，后来救了他的命。

资金与支持：探险不是一个人的事

1900年初的斯利那加，斯坦因正在和驼队商人讨价还价。

一峰能吃苦的骆驼每天可以走三十公里左右，能驮两百公斤货物。但沙漠里的路不好走，骆驼容易生病，商人也可能坐地起价。斯坦因需要买二十多峰骆驼，还要雇佣有经验的驼夫，采购足够吃好几个月的粮食和草料。这些事情都需要钱，而且需要很多钱。

一个人的探险，背后是一整个系统的支持。

斯坦因的探险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渠道：印度政府、英国博物馆和私人赞助。

印度政府是大头。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当局非常关注印度的“安全问题”。中亚地区紧邻印度的北部边境，英国人担心另一个殖民大国——俄国——会在中亚扩张势力，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利益。所以英国人愿意出钱派探险家去中亚考察，既能搜集情报，又能显示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英国博物馆也是重要的资助方。大英博物馆和印度博物馆都希望增加自己的东方文物收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博物馆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谁家有更多、更珍贵的东方文物，谁家就能吸引更多参观者、获得更多捐款。所以博物馆愿意出钱支持探险，换取优先挑选文物的权利。

伦敦的地理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也提供了一部分资助。这些学术团体本身就对探险活动感兴趣，会员们交了会费，当然希望看到探险家有新的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能满足会员们的好奇心，还能为学会赢得学术声誉。

除了机构资助，也有私人赞助。有些富有的收藏家愿意出钱支持探险，希望探险家能带回一些文物给他们私人收藏。当然，这种赞助往往意味着探险家带回的文物要分一部分给赞助人。

这种“多方投资、分摊风险”的模式，是十九世纪探险活动的主流运作方式。探险家不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而是一个复杂网络中的节点。他们连接着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商业资本和媒体公众，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每一次探险都是在平衡多方需求的同时追求科学发现。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斯坦因在敦煌千辛万苦找到藏经洞后，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这些文书值多少钱”，而是“如何向资助方交代、如何分配这些文物”。这不是贪婪，而是那个时代探险活动的游戏规则。

1900年3月：站在起跑线上

准备工作终于完成。1899年冬，斯坦因向英国和印度的相关部门递交了探险申请，很快获得批准。他开始采购物资、雇佣驼队，在斯利那加进行最后的准备。

斯利那加是克什米尔地区的首府，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怀抱中。这座城市海拔一千七百多米，气候凉爽，周围是雪山和松林。因为地理位置特殊，这里一直是中亚和南亚之间的贸易枢纽，各国商人在此汇聚，骆驼商队从这里出发前往新疆。

1900年3月的一个清晨，斯坦因带领着驼队离开了斯利那加。

驼队包括二十三峰骆驼、三个阿拉伯驼夫、几个藏族向导，以及斯坦因自己。骆驼背上驮着帐篷、炊具、摄影器材、测量仪器、药品和足够吃半年的粮食。斯坦因还带了一封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的介绍信，这位领事可以帮助他在新疆安排接应和补给。

他们沿着山间小路向北行进，目标是在两个月内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境内。这条路凶险异常：海拔高、氧气稀薄、气候变化剧烈，山路上经常有雪崩和落石。但斯坦因已经在脑海中走过无数遍这条路，他研究过斯文·赫定的探险报告，购买了最合适的登山装备，还雇佣了有经验的高山向导。

对斯坦因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翻越帕米尔高原本身，而是如何在翻越高原之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找到那些埋藏千年的古城遗址。敦煌只是他最终的目标，真正的宝藏可能在沙漠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后来的历史证明，斯坦因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他在出发前研读了大量中亚历史文献，对玄奘的旅行路线了如指掌。他学习的维吾尔语和梵文让他能和当地人顺畅交流。他掌握的考古知识让他能判断哪些遗址值得发掘。他的摄影技术让他能完整记录每一处发现。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刻。

本章小结

斯坦因前往西域的探险，不是一时冲动的冒险，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

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尾声和对“东方学”的狂热之中。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让欧洲人有了探索世界的能力，学术界对人类历史的好奇则提供了探索的动力。在“文明竞争”的氛围下，英、法、德、俄等国争相派人前往中亚，寻找埋藏在沙漠中的古代文明遗迹。

斯坦因从小被玄奘的故事吸引，成年后系统地学习语言、考古和地理知识，在剑桥和伦敦完成了十年学术训练。他掌握了汉语、维吾尔语、梵文、吐火罗语等工具语言，能够和当地人交流、读懂古代文书。他还学会了摄影、考古绘图和文物鉴定等实用技能，这些在后来的探险中都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

探险经费来自印度政府、英国博物馆和私人赞助等多方渠道。探险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网络的协作结果。资助方提供了资金支持，也对探险成果抱有期待。

1900年3月，斯坦因带着充分的准备，从克什米尔出发，踏上了前往敦煌的旅程。从剑桥到伦敦是十年的学习，从伦敦到斯利那加是一年的筹备，从斯利那加到敦煌是三个月的跋涉。但真正的起点，远在这些之前——是1884年他第一次走进剑桥大学校园的那一刻，是少年时代读到玄奘故事时心中燃起的那团火焰。

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探险家的使命：他们不是在逃避文明，而是在用文明赋予的知识和工具，去发现文明留下的痕迹。所有的远行，都始于出发之前的准备；所有的发现，都是有准备的大脑与未知世界的相遇。

少年时代：一个匈牙利男孩的东方梦

理解斯坦因为何会成为探险家，必须回到他的童年。

1862年11月26日，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内森·斯坦因是一个成功的布商，母亲名叫哈娜·波拉克。斯坦因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犹太家庭的孩子如果想出人头地，通常有两条路：做生意或者做学问。斯坦因选择了后者，而且走得比大多数人都远。

布达佩斯在当时是奥匈帝国的重要城市，也是中欧的学术中心之一。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地铁、著名的歌剧院，还有充满活力的大学和图书馆。斯坦因的父亲虽然做的是布匹生意，但家里并不缺书。小斯坦因在父亲的书房里第一次接触到了世界地图，第一次听说了遥远的东方——中国和印度。

有一本书对少年斯坦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法国学者安托万·西尔万·朱利安翻译的法文版《大唐西域记》。这本书是唐朝皇帝李世民命令玄奘口述、弟子辩机记录的，记载了玄奘西行取经途中的所见所闻。朱利安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他把这部中文古籍翻译成了法文，让欧洲人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古代丝绸之路的情况。

想象一下，一个十几岁的匈牙利少年，在布达佩斯冬天的壁炉边，翻开一本关于一千三百年前中国和尚旅行的书。那个和尚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翻过雪山，穿过沙漠，最后到达印度。沿途经过的那些国家、那些城市，有些今天还存在，有些已经埋在沙漠下面，只剩下残破的城墙和倒塌的佛塔。

这种“消失的文明”的故事，对一个好奇心强的少年来说，简直是致命的吸引力。斯坦因后来回忆说，正是玄奘的故事让他第一次对中亚产生了兴趣。他开始想象，如果能亲眼去看看玄奘走过的地方，那会是怎样的体验。

但梦想和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鸿沟。

匈牙利虽然在地理上距离东方不远，但当时它只是奥匈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普通的欧洲内陆国家。普通匈牙利人很少有机会去亚洲，去东方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斯坦因的父母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学者或者律师，过安稳的生活。没有人支持他去探险，更没有人相信他能成为探险家。

改变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883年。

那一年，二十一岁的斯坦因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离开布达佩斯，前往伦敦留学。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中亚探险活动的中心。伦敦的印度事务部管理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而印度北部边境之外，就是斯坦因魂牵梦绕的中亚。

更重要的是，伦敦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东方学研究机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都有专门的东方学院，收藏着大量东方古籍，培养着研究东方语言和文化的学者。如果能在这些学校学习，斯坦因就能系统地掌握探索东方需要的知识。

1884年，斯坦因顺利进入剑桥大学。

剑桥求学：从门外汉到专家

斯坦因在剑桥的求学经历，远比“拿个学位”复杂得多。

首先面临的是语言关。斯坦因的母语是匈牙利语和德语，英语虽然不错，但要达到学术研究的水平还需要提高。更要命的是，他还要学习汉语、梵文、波斯语这些让欧洲学生头疼的东方语言。

汉语是出了名的难学。汉字和欧洲的字母文字完全不同，一个字一个音，没有词形变化，语法全靠语序。对于习惯了印欧语系语言逻辑的欧洲学生来说，汉语就像一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斯坦因在回忆录里写过，他早期学习汉语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那些方块字搏斗。背了忘，忘了再背，循环往复，直到那些字符终于在脑子里固定下来。

梵文同样困难。梵文是古印度的语言，语法复杂得令人发指——名词有八个格，动词有复杂的时态变化，一个动词根据主语人称和数的不同，可以有几十种词尾变化。欧洲的古典学者们通常把梵文称为“语言学家的恶梦”，但斯坦因硬是把它啃了下来。后来他发现，学好梵文对理解中亚发现的佛教文献至关重要，因为很多佛经最初就是用梵文写成的。

维吾尔语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挑战。这是一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和汉语、梵文都没有亲缘关系。维吾尔语的语法结构靠后缀和附加成分来表示语法意义，词汇也和欧洲语言完全不同。斯坦因在后来的探险中发现，南疆的维吾尔语和北疆的维吾尔语还有口音差异，所以他专门学习了多个地区的方言。

这种多语言学习能力，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通常专攻一种东方语言，比如只研究汉语，或者只研究阿拉伯语。斯坦因不走寻常路，他选择同时学习多种语言，因为他知道中亚是个多民族、多语言交汇的地方，只懂一种语言根本无法应对复杂的实际情况。

除了语言，斯坦因还系统学习了考古学。

十九世纪末，考古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真正的科学考古学方法——比如地层学、类型学、发掘记录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但基础的方法已经存在，比如如何辨认不同年代的陶器碎片，如何通过建筑风格判断遗址的年代，如何记录出土文物的位置和伴生关系。

斯坦因在剑桥师从多位知名学者。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罗杰斯·比尔教授，他是当时英国最权威的梵文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比尔教授不仅教斯坦因读懂梵文原典，还向他传授了研究佛教传播路线的方法论——哪些佛经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哪些是在中国本地发展出来的，这些知识对理解西域的佛教遗址至关重要。

斯坦因还跟随大卫·谢泼德·克里希纳博士学习中亚艺术史。这位博士后来成为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负责人，收藏了大量来自敦煌的壁画和文书。在他的指导下，斯坦因学会了辨认不同文化风格的艺术品：犍陀罗艺术、龟兹艺术、敦煌艺术……每一种风格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宗教信仰。

地理学也是斯坦因学习的重点。

探险家必须懂地理。你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周围的地形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河流和山脉？气候如何变化？这些信息决定了你能走什么路线、需要多少时间、带多少物资。斯坦因学习了中亚和新疆的地形地貌，特别是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有了详细的了解。他研读了斯文·赫定等探险家的旅行报告，对沙漠中可能存在的古代遗址位置有了初步判断。

摄影技术是斯坦因自学的技能。十九世纪末，照相机还是个新鲜事物，玻璃干板相机需要复杂的操作和化学处理。但斯坦因看到了摄影的价值——它可以客观记录遗址的原始状态，留住那些可能被发掘后破坏的细节。他花了大量时间练习，从取景构图到暗房冲洗，每个环节都反复练习，直到能够独立完成高质量的拍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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