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与她的安妮

第 1 章：蒙哥马利与她的安妮

想象一下，一百多年前的加拿大东部，一个名叫卡文迪什的小村庄坐落在爱德华王子岛起伏的绿丘之间。那里没有电灯，没有汽车，连通往外界的道路都是泥土铺就的。冬季的暴风雪会把整个世界埋进齐腰深的雪里，而夏季的蝉鸣会把漫长的白天填满。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个红头发的小女孩趴在厨房的窗台上，眺望着远处绿色的山林，脑海里却翻涌着比任何童话都要鲜活的故事。

这个女孩名叫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多年以后，她将写下《绿山墙的安妮》——一本被译成数十种语言、感动了全世界数亿读者的书。但此刻，她只是一个做着白日梦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经历多少挫折，也不知道那些在孤独中滋养的想象力，会如何改变她的命运。

这本书想要回答的，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当我们翻开一部文学作品时，我们究竟在读什么？

表面上看，我们读的是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优美的文字。但如果我们愿意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真相：每一本书都是作家人生的结晶。那些在书页间跃动的角色，那些令人难忘的场景，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无一不打上了作者生命历程的烙印。理解一个作家的人生，就像获得了一把打开作品宝库的钥匙——那些原本模糊的情节会变得清晰，那些难以理解的抉择会获得意义，那些触动我们的段落会找到它来自何方。

本章将以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和她笔下的安妮·雪莉为起点，通过追溯这位女作家的人生轨迹，示范一种阅读文学的方法：带着作者意识去阅读，把理解作家的人生视为解读作品的起点。 我们将看到，一个在乡野间孤独成长的女孩，如何把她的田野、她的想象、她对生活的全部热情，熔铸成一部百年不衰的经典。

童年：爱德华王子岛的乡野与孤独中的读写

要理解《绿山墙的安妮》，我们必须先走进蒙哥马利度过童年的那个世界。

1874年11月30日，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出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克里夫德区的邦伍德。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并入卡文迪什行政区，但在一百多年前，邦伍德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村庄，坐落在该岛最富饶的农业区。露西的祖父亚历山大·麦肯齐·麦克尼尔是当地一位富裕的农场主，拥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和一座体面的石砌住宅。

然而，露西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长久的喜悦。她的父亲休·约翰·蒙哥马利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对农场生活缺乏兴趣，更向往城市里的机会。在露西刚满两周岁的时候，她的母亲便因病去世了，父亲随后离开家乡前往西部谋生，将年幼的女儿托付给了外祖父母照顾。

这段被父母“遗弃”的经历，在露西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虽然外祖父母给予了她充分的关爱，麦克尼尔家的老宅也为她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但那种被抛下的感觉始终萦绕在她心头。我们在她的日记和信件中可以反复看到这种情感：她对父亲的复杂感情，对被爱却不被理解的恐惧，以及一种深入骨髓的害怕失去。

外祖父母年事已高，无法像年轻父母那样陪伴孩子嬉戏玩耍。麦克尼尔家的老宅虽然温馨，却显得有些沉寂。露西的玩伴很少，她很早就学会了独自消磨时间——而这种消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阅读和想象完成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女孩是如何度过她的童年的。在麦克尼尔家的书房里，有一整面墙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外祖父积攒的各类书籍：狄更斯的小说、司各特的诗歌、圣经、祈祷书、旅行游记、农场年鉴，还有各种杂志和报纸。对于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孩子来说，这简直是一座宝库。露西后来回忆说，她从五岁就开始阅读，而且读得如饥似渴，往往一本书在手就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阅读是孤独的解药，但孤独本身也是一种馈赠。在那些漫长的午后，当外祖父母在客厅里打盹或做针线活时，小露西会独自跑到屋外，在田野和树林间游荡。爱德华王子岛的风景在她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红色的泥土路、蜿蜒的溪流、起伏的绿色山丘、缀满白花的苹果园、远处闪烁的大海波光。这些景致后来都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绿山墙的安妮》中——绿山墙农舍的周围环境，几乎就是邦伍德村的一幅素描。

但比这些风景更重要的，是露西在独处时发展出的那种将平凡生活想象成另一个世界的非凡能力。

在后来的自传性文字中，蒙哥马利多次提到她童年时期“虚构朋友”的习惯。她会为家中的母鸡、奶牛甚至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赋予人格和故事，会想象自己是某个遥远国度的公主，或者某个历险故事中的女主角。这些白日梦并非逃避现实的空洞幻想，而是一种将内心情感外化、在想象中体验不同人生的创造性活动。它们构成了这位未来作家最初的“写作训练”。

这种在孤独中养成的想象习惯，对蒙哥马利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绿山墙的安妮》之所以拥有那种鲜活明快的叙事风格，那种让平凡事物焕发光彩的叙事视角，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者本人早年与孤独相处的经验。安妮·雪莉那种看到任何东西都能联想到浪漫故事的能力，那种在苦涩生活中发现甜美细节的天赋，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

十二岁那年，露西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成为一名作家。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多年阅读积累和写作练习之后的自觉选择。从那时起，她开始认真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尝试向各种杂志社投稿。在外祖父母的支持下，她甚至在邦伍德村创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分发给村里的孩子们阅读。

这些早年经历告诉我们，蒙哥马利的写作才能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特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爱德华王子岛的乡野提供了创作的原材料，孤独提供了沉思的时间，丰富的阅读提供了学习的范本，而那种将平凡生活诗意化的冲动，则是写作的内在动力。 理解了这些，我们再读《绿山墙的安妮》，就不会惊讶于它为何能如此精准地捕捉到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因为那原本就是作者用整个童年来准备的一份礼物。

退稿与等待：十五年手稿沉浮记

如果说童年为蒙哥马利提供了写作的才能和素材，那么接下来的岁月则考验着她作为作家的耐心和韧性。

从少女时代起，蒙哥马利就开始了系统的写作训练和投稿活动。她的作品以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主，偶尔也有散文。十九岁时，她发表了处女作——一首名为《午后的时光》的诗，刊登在当地的《查洛顿卫报》上。这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她的信心。

此后的数年里，蒙哥马利一边照顾年迈的外祖父母，一边坚持写作。她把投稿当作一种职业来经营，详细记录每一篇寄出的稿件、每一家杂志社的名称、每一次被拒或被采用的经历。据她自己的统计，在1890年代末期，她向各类出版机构投递了数百份稿件，其中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就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一个小小的灵感改变了她的人生。

1903年8月的一个傍晚，蒙哥马利独自走在通往卡文迪什的路上。她要去看望一位朋友，路途遥远，步行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在这段无聊的旅途中，她突然想起了自己在童年时期写下的一个短篇故事——那是一个关于一个被误认为男孩的小女孩的故事，原本是她在二十多年前虚构的“朋友”之一。

这个故事在她脑海中逐渐复活，情节越来越丰富，人物越来越鲜明。一个原本模糊的想法逐渐成型：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扩展成一部小说，专门写给孩子们阅读，会怎样？

答案是惊人的：她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手稿。1905年10月，蒙哥马利完成了《绿山墙的安妮》（当时的手稿标题是《凯瑟琳·安妮·雪莉》）的全稿。这是一份厚厚的手稿，装订成两册，字体工整，标点清晰。

然而，等待这部手稿的命运却是漫长的退稿。

蒙哥马利首先把手稿寄给了她在出版界唯一的熟人——哈利法克斯《宪报》主编约翰·麦克卢尔。麦克卢尔读完后表示欣赏，但认为篇幅太长，建议她删减。蒙哥马利花了大量时间修改，却在新版完成后被告知出版社已经换了主编，新主编对这个故事不感兴趣。

此后的几个月里，蒙哥马利把手稿寄给了至少六家美国和加拿大的出版社。波士顿的李特布朗出版社拒绝了这本书，理由是“读者对农场故事不感兴趣”。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社表示故事“缺乏幽默感”。加拿大最大的出版社麦克莱伦德·斯图尔特公司回复说“故事太好了，恐怕没有市场”。

这些拒绝的理由听起来都像是借口。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童书市场确实不景气，大多数出版社都倾向于出版冒险故事、探险传奇，或者道德说教性质浓厚的“有益读物”。一本以一个爱幻想的孤女为主角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当时的出版商看来确实缺乏卖点。

但蒙哥马利没有放弃。她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策略：把手稿寄给美国的几家更小的出版社，希望其中某一家愿意冒险一试。1907年到1908年间，她又遭到了四五次拒绝。

在此期间，外祖母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08年春天，这位陪伴了露西整个童年的老人去世了。蒙哥马利悲痛欲绝，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生命中的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绝望，她决定最后再试一次。

1908年秋天，蒙哥马利把手稿寄给了波士顿的佩奇出版公司。这家出版社规模不大，刚刚成立两年，在童书市场上还是个新手。审阅她手稿的是该公司年轻的编辑斯蒂文森——一个对传统童书模式持怀疑态度的人。

斯蒂文森读完后立即被故事吸引住了。他向公司创始人弗兰克·佩奇推荐了这部书稿，佩奇读后也深为感动。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蒙哥马利一一照办，并在1909年初把最终稿寄回波士顿。

1918年4月，《绿山墙的安妮》正式出版。首版印数为一万册，对于一个新人作者来说，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可观。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引发一场阅读热潮。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漫长等待背后的原因。首先，当然有市场判断失误的问题——出版商们不认为一个关于孤女的日常故事会有读者，这在当时确实是主流看法。其次，蒙哥马利本人当时还是一位无名作者，没有出版记录，没有人脉关系，很难获得大出版社的青睐。第三，时代的趣味也在变化——1908年前后，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童书观念的变革，人们开始对那种充满说教气息的旧式儿童文学感到厌倦，渴望看到更加真实、更加贴近儿童生活的作品。

但仅仅有这些外部条件还不够。如果没有蒙哥马利十五年如一日的坚持，如果没有她在孤独中反复锤炼这部作品的执念，如果没有佩奇公司那位年轻编辑的慧眼识珠，这部书可能永远只存在于那个尘封的抽屉里。

这就是文学创作的真相：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天才爆发，而是才华与机遇、毅力与运气的复杂混合物。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绿山墙的安妮》中那些描写挫折与等待的段落感到陌生——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的情节，更是作者本人真实经历的投射。

一夜成名与命运的转折

1918年，《绿山墙的安妮》问世后引发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出版后的第一年，这本书在北美就卖出了近两万册。到了第二年，这个数字翻了三倍。读者的好评如潮水般涌来，波士顿和纽约的报纸纷纷刊登书评，称赞这是“近年来最令人愉悦的童书之一”。各地的书店开始向出版社催货，一些书商甚至抱怨说“永远订不到足够的库存”。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的影响力迅速跨越了国界。英国的出版商很快引进版权，在伦敦推出了英文原版；法国的翻译家将它译成《安妮·雪莉的奇遇》，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广为流传；德国的出版商顶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也设法推出了德文译本。1915年，日本出版商翻译出版了日文版，这是《绿山墙的安妮》在亚洲的首次亮相。中文译本的出现则要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一旦进入中国市场，便立即赢得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喜爱。

这种爆发式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本书在叙事风格上实现了一次突破。在此之前的儿童文学，要么是充满奇幻元素的冒险故事（如《金银岛》），要么是道德训诫色彩浓厚的成长小说（如《小妇人》），要么是刻意儿童化的简写版本（如各种“青少年文库”）。而《绿山墙的安妮》则第一次以完全平等的姿态来看待一个孩子的心灵世界。蒙哥马利没有居高临下地教训读者，也没有用甜腻的笔调刻意讨好儿童。她让安妮用孩子的方式说话、思考、犯错误、成长，同时又赋予了这种日常叙事以诗意和幽默。

其次，这本书的主题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关于“家”的寻找、关于“被看见”的渴望、关于“平凡生活中的奇迹”——这些主题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失去意义。每一个在童年时代感到孤独、不被理解的孩子，都能在安妮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第三，书中描绘的田园风光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卖点。对于那个时代被工业化浪潮裹挟的都市读者来说，爱德华王子岛那片纯净的自然世界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难所。很多读者后来回忆说，他们读《绿山墙的安妮》的最大享受，不是情节本身，而是跟着安妮一起在绿山墙周围漫步、在树林间探险、在小溪边发呆的阅读体验。

成功给蒙哥马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状况的改善。在《绿山墙的安妮》出版之前，蒙哥马利只是一个依靠稿费勉强维生的农村女子，外祖父母留下的遗产虽然稳定但并不富裕。出版第一本书之后，她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版税收入——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笔钱足以让她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

其次是社会地位的提升。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场主的儿媳，蒙哥马利一跃成为加拿大最受瞩目的文学人物之一。她开始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有些是感谢，有些是倾诉，还有一些是求婚——在《绿山墙的安妮》出版后的几年里，据说蒙哥马利收到了超过三千封求婚信。这些信件表明，这部作品不仅打动了读者的心，更让读者将感情投射到了作者本人身上。

但最大的变化，也许体现在她的创作生涯上。《绿山墙的安妮》的成功激励了蒙哥马利继续写作。此后的三十年间，她又创作了七部安妮系列小说，以及大量其他的短篇集、诗歌和长篇小说。虽然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销量和影响力能够与《绿山墙的安妮》相提并论，但她确实成为了加拿大文学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成名也带来了代价。蒙哥马利一生都未能很好地处理公众形象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她发现自己的日记被人翻阅，私人信件被人发表，甚至她的婚姻和育儿经历都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1935年丈夫去世后，她曾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但外界的关注和期待不允许她停下来休息。

1942年4月24日，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在多伦多逝世，享年六十七岁。她留下了数十部作品和无数读者的怀念，但正如她在日记中坦言的那样，她也留下了许多无法言说的遗憾和痛苦。

这就是一个作家人生的悖论：她的作品使她永垂不朽，但作品之外的真实人生却往往被读者忽略或改写。 当我们热爱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作者也理想化成一个完美的人物。但真实的蒙哥马利既不是圣人也不是苦行僧，她只是一个用尽全力去生活的普通人，只是恰好拥有一支神来之笔。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把《绿山墙的安妮》当成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去阅读——我们会看到它背后承载的复杂情感，感受到它与作者真实人生之间的深刻呼应。

蒙哥马利与安妮：想象如何点石成金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绿山墙的安妮》的主人公安妮，与作者本人的生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安妮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则下落不明（小说中暗示他可能也去世了）。她先是被陌生的家庭收养，在那里受到忽视甚至虐待；后来又被送到孤儿院，最后才被马修和玛丽拉兄妹领养到绿山墙农舍。

这种被抛弃、被忽视、渴望被爱的经历，正是蒙哥马利童年的真实写照。虽然她的外祖父母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但她确实在两岁时失去了母亲，父亲也离开了她。她在麦克尼尔家的生活虽然安逸，却也充满了“寄人篱下”的微妙感觉——她不是父母的孩子，而是外祖父母的外孙女，这种身份认同上的模糊让她从小就体验到一种深层的孤独。

安妮是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孩子。她会给小溪、树木、湖泊起各种浪漫的名字，会幻想自己是一个身披华服的公主，会把普通的一天描述成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这种在平凡生活中发现神奇的能力，正是蒙哥马利本人从小就具备的本领。

安妮生活在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世界里。绿山墙农舍的红砖墙、苹果园的白色花朵、安妮的“白色大道”和“闪光之湖”——这些场景几乎都可以在爱德华王子岛的实地找到原型。蒙哥马利把自己童年的家园完整地移植到了小说中，而安妮眼中那个闪闪发光的世界，正是作者本人曾经看到的那个世界。

安妮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她最初接触到的书籍——彭斯的历史小说、斯科特的作品——与蒙哥马利童年时期在外祖父书房里读到的东西如出一辙。安妮对文学的热爱，很大程度上就是蒙哥马利本人的自画像。

但相似性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蒙哥马利和安妮共享着同一种将想象作为生存工具的人生哲学。

在小说中，安妮多次遭遇人生的低谷：她因为同学的嘲笑而陷入自卑，她因为自己的过错导致好友戴安娜的妹妹受伤，她因为过于追求完美而在学业上给自己施加巨大压力。但每一次，她都是通过想象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她会把失败的经历重新想象成一段英雄传奇，用自嘲的幽默化解尴尬，用未来的美好愿景安慰当下的痛苦。

这种用想象来对抗现实的策略，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升华”（sublimation）。它是弗洛伊德最早提出的防御机制之一，指的是将内心深处的痛苦、冲突转化为社会可以接受的活动——比如艺术创作。蒙哥马利把她的孤独、她的被遗弃感、她对爱的渴望，全部“升华”成了这部小说。她没有让这些情感成为伤害自己的武器，而是让它们成为了打动人心的文学。

这不是说蒙哥马利的小说是一种病态的逃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她能够在想象中处理自己的情感，她才能保持清醒和坚韧，继续在现实中生活下去。而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打动了那么多读者，也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的一种普遍需求：在平凡甚至苦涩的生活中，找到意义和美。

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共鸣。当一个人读到安妮因为自己的红头发而哭泣时，他（她）可能会想起自己童年时期因为某些“不够好”的特质而感到的自卑。当一个人读到安妮对马修的那种依恋之情时，他（她）可能会想起自己生命中的某个给予过温暖的人。当一个人读到安妮最终放弃学业、选择留在绿山墙照顾年迈的玛丽拉时，他（她）可能会想起自己曾经做出的某些艰难抉择。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力量：它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共鸣；它不是告诉读者应该怎样生活，而是让读者看到自己的影子并感到被理解。

理解了蒙哥马利与安妮之间的这种深层联系，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阅读视角。我们不再只是被动的故事接受者，而是开始主动地追问：这一段情节与作者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安妮的这个选择是否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某种价值观？小说中的这个场景是否在某个真实的地方存在过？

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的乐趣，更是理解人类心灵的一把钥匙。

下面这个时间轴，简要梳理了蒙哥马利人生中的几个关键节点。这些经历共同塑造了她的人生观和写作风格，也最终促成了《绿山墙的安妮》的诞生：

```mermaid timeline title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人生年表

1874年 : 出生于爱德华王子岛 1876年 : 母亲去世，父亲远走 1887年 : 开始正式写作训练 1891年 : 处女作发表 1898年 : 外祖父去世，与外祖母相依为命 1905年 : 完成《绿山墙的安妮》初稿 1908年 : 外祖母去世 1909年 : 《绿山墙的安妮》终稿寄出 1918年 : 《绿山墙的安妮》正式出版，一夜成名 1935年 : 丈夫去世 1942年 : 在多伦多逝世，享年67岁 ```

如何带着作者意识阅读

通过本章的叙述，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个作家的人生如何深刻地烙印在她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