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艾凡赫》的语境

第 1 章：阅读《艾凡赫》的语境

如何为深度阅读《艾凡赫》建立适当的语境框架？

这个问题看似基础，实则触及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悖论：我们总是带着某种先入之见进入一部文学作品，而这些先入之见既可能成为理解的障碍，也可能成为理解的阶梯。1819年，当《艾凡赫》首次出版时，它的首批读者并不是在“阅读一部经典”——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部崭新的、无法归类的作品，一部同时被批评家指责为“缺乏诗意”、又被读者抢购一空的小说。今天的读者则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处境：我们携带着关于“中世纪”、“骑士精神”、“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种种知识进入《艾凡赫》，而这些知识中的每一项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扭曲我们对文本的理解。

本章的任务是双重的。首先，我们将重建《艾凡赫》诞生时的文学场域——1819年的英国文坛、浪漫主义运动的内部张力、以及历史小说这一文类如何在这一年趋于成熟。其次，我们将引入叙事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为后续章节的文本分析提供必要的术语工具。这两个任务最终指向同一个目标：帮助读者在“语境”与“文本”之间建立动态的对话关系，既不以语境替代文本，也不以文本遮蔽语境。

司各特在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独特位置

谈论1819年的英国文学，最容易想到的名字是拜伦。1819年，《海盗诗人》（The Corsair）在三天内售出一万册，拜伦的声誉正如日中天。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贵族诗人几乎以一人之力定义了当时欧洲文学的时尚：强烈的个人情感、异域背景、对社会规范的叛逆姿态。批评家将其称为“拜伦式英雄”的原型——忧郁、神秘、被过去的神秘罪恶所困扰。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拜伦身上移开，就会发现1819年的文学场域远比“拜伦崇拜”所暗示的更加多元。在这场运动中，司各特占据着一个奇特的位置：他是浪漫主义作家中商业最成功的，却也是批评界长期低估的；他的作品影响了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狄更斯等后世大师，却长期被视为“通俗历史小说家”而非严肃文学家。

造成这种尴尬处境的原因，部分在于司各特的叙事策略与浪漫主义主流的差异。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尽管风格迥异，但都共享一种对“内在情感”或“个人体验”的关注。拜伦通过诗歌表达灵魂的痛苦与挣扎；华兹华斯在自然中寻找心灵的回声；柯勒律治通过梦境与想象探索意识的边界。这种“向内转”的倾向是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

司各特则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不追求情感的直接宣泄，而是通过对历史场景的再现来吸引读者。他笔下的历史不是“进步”的叙事，也不是“光荣的过去”，而是一种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无法被单一意识形态所整合的经验集合。在《艾凡赫》中，诺曼征服者与撒克逊遗民之间的冲突、骑士精神的理想与现实中的背叛、宗教虔诚与世俗权力的纠缠——这些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张力，而司各特刻意避免让任何一方完全占据道德高地。

这种叙事立场的独特性，可以用一个术语来概括：历史的中立性。这不是说司各特没有价值判断，而是说他将自己的判断置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中，而非表层的修辞姿态。他创造了一种让“历史自己说话”的效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任何关于过去的简单化叙事——无论是“诺曼人是进步的，撒克逊人是落后的”，还是“撒克逊人是受害者，诺曼人是压迫者”——都无法容纳这部小说所呈现的复杂性。

1819年的司各特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期。从1814年发表《威弗利》以来，他每年推出一到两部小说，建立了一种后来被称为“年度小说”的出版惯例。《艾凡赫》是他的第九部长篇小说，但却是第一部完全以英格兰历史为背景的作品。在此之前，他的八部苏格兰历史小说已经确立了历史小说这一文类，并为他赢得了“西欧最有名的作家”的声望。

1819年的文学场域与历史小说的文类形成

理解《艾凡赫》的意义，不能脱离“历史小说”这一文类在当时文学场域中的位置。1814年，司各特发表《威弗利》时，“历史小说”作为一个明确的文类概念几乎不存在。小说这种文体虽然在18世纪已经发展成熟，但主要关注的是当代社会、私人生活、家庭伦理。历史题材虽然在戏剧和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小说领域几乎是空白。

司各特的创新在于，他发现了一种将“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小说的私人经验”结合起来的方式。他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通过虚构人物的视角进入历史场景。与直接描写国王、将军、政治事件的传统历史叙事不同，司各特选择让读者跟随一个虚构的普通人物——通常是外来者、边缘人、或者介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角色——进入历史世界。在《艾凡赫》中，这个角色是艾凡赫本人：他是一位撒克逊贵族的之子，却因为父亲被诺曼征服者驱逐而流亡在外，以“游侠骑士”的身份返回英格兰。通过他的眼睛，读者见证了狮心王理查与狮心约翰之间的权力斗争、撒克逊人与诺曼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圣殿骑士团在圣地之外的阴谋。

利用苏格兰/英格兰的地理和文化差异制造叙事张力。司各特的小说总是不自觉地利用“边缘”与“中心”、“异域”与“本土”的对立来制造戏剧性。在他的苏格兰小说中，苏格兰的高地与山谷本身就是“异域”，而英格兰的影响则是外来的现代力量。在《艾凡赫》中，这种对立被内化到英格兰本身：撒克逊英格兰代表了某种即将消逝的“古老英格兰”，而诺曼征服者则代表着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化整合。艾凡赫既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它的见证者。

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司各特从不回避自己是在创作小说，但他的小说充满了对历史细节的精心考据。《艾凡赫》中的骑士比武大会、封建采邑制度、修道院生活、撒克逊与诺曼的文化差异，都经过认真的历史研究。同时，司各特又毫不犹豫地创造虚构人物、编造情节、设计戏剧性反转。这种“历史感”与“虚构性”的结合，正是历史小说文类的核心特征。

到1819年，司各特已经将这套叙事策略发展得相当成熟。《艾凡赫》出版后，批评界的反应揭示了这一文类在当时仍然面临的质疑。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批评司各特的小说“缺乏诗意”，认为历史小说是一种低于诗歌的文类。《评论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的撰稿人则指责司各特在《艾凡赫》中过多使用拉丁语词汇和哥特式修辞，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

然而，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艾凡赫》首版在出版当天即告售罄，随后多次加印，欧洲各国迅速出现了翻译版本。这部小说的成功证明了历史小说这一文类的巨大吸引力：它满足了读者对“过去的浪漫想象”的需求，同时又提供了比传统历史叙事更为私密、更为情感化的历史体验。

这种“私人化的历史体验”正是司各特对文学史的主要贡献。在《艾凡赫》中，历史不再是冰冷的编年史或英雄的传奇，而是通过虚构人物的情感、困惑、选择而变得可触可感。读者跟随艾凡赫经历了冒险、爱情、背叛、决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

《艾凡赫》在司各特创作序列中的转折意义

司各特一生创作了二十余部长篇历史小说，加上中短篇作品和诗歌，总量相当可观。要理解《艾凡赫》在其创作生涯中的位置，有必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时间线。

1814年至1819年间，司各特连续出版了八部以苏格兰历史为背景的小说。这些作品按时间顺序分别是《威弗利》（1814）、《盖伊·曼纳林》（1815）、《旧时钟》（1816）、《罗布·罗伊》（1817）、《 rob roy》的续作和改编版本（1818）、《佩斯的美女》（1818）以及《艾凡赫》（1819）。每一部作品都在前一部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从整体上看，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故事模式：一位外来者进入苏格兰的历史世界，在经历了一系列冒险后，最终融入了苏格兰社会的秩序之中。

《艾凡赫》标志着这一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司各特首次将创作视野从苏格兰扩展到英格兰，讲述了一段与苏格兰历史平行却又独立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在叙事结构上进行了重要的实验。

让我们比较一下《罗布·罗伊》（1817）与《艾凡赫》。在《罗布·罗伊》中，叙述者是一位英格兰青年，他来到苏格兰寻求商业机会，意外卷入了罗布·罗伊的传奇故事。这位叙述者的身份——英格兰人、外来者、年轻人——使他天然地站在苏格兰经验“之外”，但他对苏格兰的同情和理解又使他逐渐成为苏格兰文化的一部分。故事结束时，他与一位苏格兰女子结婚，象征着他对苏格兰的最终认同。

《艾凡赫》采用了类似但更加复杂的外来者叙事。艾凡赫是撒克逊贵族出身，他的父亲被诺曼征服者迫害致死。艾凡赫从流亡中归来，假扮成“游侠骑士”参加比武大会，目的是为父亲复仇并恢复家族荣誉。在这个意义上，艾凡赫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外来者——他返回的是自己的祖国，只是被占领者驱逐了他的故土。然而，他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完全诺曼化：国王是诺曼人，贵族是诺曼人骑士，连撒克逊人自己的贵族也开始接受诺曼文化。

这种身份困境使得艾凡赫的处境远比《罗布·罗伊》中的叙述者更为复杂。他无法简单地“认同”任何一方：撒克逊的传统文化虽然是他身份的根源，但已经无力抵抗诺曼的政治统治；诺曼的骑士秩序虽然强大，却建立在对他民族的压迫之上。艾凡赫的选择——参加比武大会、以个人骑士的身份赢得荣耀——实际上是一种对两种秩序的双重疏离：他既不是传统撒克逊的守护者，也不是新兴诺曼秩序的同路人。

这种叙事结构的创新，为后来的历史小说提供了重要的范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梅什金公爵的“局外人”视角、狄更斯《双城记》中卡尔登的“旁观者”立场，都可以追溯到司各特在《艾凡赫》中开创的这种“多重疏离”的叙事策略。

以下时间线展示了司各特1814年至1820年间的创作轨迹，帮助读者理解《艾凡赫》在其中的转折位置：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司各特1814-1820年创作时间线 1814 : 《威弗利》<br/>开创历史小说文类 1815 : 《盖伊·曼纳林》<br/>发展苏格兰高地叙事 1816 : 《旧时钟》<br/>探索家庭与遗产主题 1817 : 《罗布·罗伊》<br/>外来者叙事模式成熟 1818 : 《佩斯的美女》<br/>转向心理描写 1819 : 《艾凡赫》<br/>首次以英格兰历史为背景<br/>撒克逊-诺曼双重视角 1820 : 《修道院长》<br/>延续英格兰历史系列 ```

从时间线可以清晰地看到，《艾凡赫》处于司各特创作生涯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既是对前八部苏格兰历史小说的总结与升华，又是司各特英格兰历史系列的起点。此后，司各特继续创作了《修道院长》（1820）、《肯尼尔沃思》（1821）等多部以英格兰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但《艾凡赫》始终被视为这一系列的巅峰之作，部分原因在于它处理的历史题材——诺曼征服——触及了英格兰民族认同的核心问题。

叙事学基本概念的引入与界定

语境重建为阅读提供了背景知识，但要将这种背景知识转化为对文本的细致分析，还需要一套概念工具。这套工具正是叙事学所提供的。叙事学（narratology）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分支，它系统研究叙事的结构、机制与功能。对于《艾凡赫》这样的长篇历史小说，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精确地描述和分析其叙事策略。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叙事学并不是一种“解读”方法，而是一种“描述”工具。它不告诉我们一部作品“好”或“坏”、“进步”或“反动”，而告诉我们这部作品“是怎样运作的”。这种描述是分析的前提：我们必须先知道一部作品“做了什么”，才能进一步评判它的效果与意义。

叙述者与聚焦。这是叙事学中最基本的一对概念，需要仔细区分。叙述者（narrator）是文本中发出语言行为的主体，即“谁在讲故事”。聚焦（focalization）则是指“谁的视角在呈现故事”。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用“叙述”（récit）、“故事”（histoire）、“叙事行为”（narration）的三分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但在实践中，最有用的区分是“声音”（谁在说话）与“眼光”（谁在看）之间的分离。

在《艾凡赫》中，司各特采用的是一种“全知叙述者”加“多重视角”的复合模式。叙述者是全知的：他知道所有人物的想法，可以进入任何场景，可以评论任何事件。同时，叙述者的眼光又经常“借用”某个角色的视角，通过这个角色的感知和理解来呈现故事。例如，在比武大会的场景中，叙述者会暂时采用艾凡赫的视角来描写其他骑士，让读者通过艾凡赫的眼睛来认识这些人物；随后，叙述者又转向描写艾凡赫的对手——也许是诺曼骑士，也许是圣殿骑士——让读者看到他们眼中的艾凡赫。

这种视角的转换不是随意的，每一次转换都服务于特定的叙事目的。当我们通过艾凡赫的眼睛看诺曼骑士时，我们感知到的是一种文化差异：陌生的语言、不同的铠甲纹章、异样的举止。当我们通过诺曼骑士的眼睛看艾凡赫时，我们感知到的是另一种差异：撒克逊人的质朴、对古老法律的坚持、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他者性”。正是这种视角的交叉，使得《艾凡赫》避免了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没有纯粹的“好人”或“坏人”，只有从不同位置看到的不同风景。

叙述声音的类型。叙述者的声音可以分为几种基本类型。异故事叙述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是不参与故事行动的角色，他“站在故事之外”讲述别人的故事。同故事叙述者（homodiegetic narrator）是参与故事的角色，他既在“讲故事”，也在“做事”。自故事叙述者（autodiegetic narrator）则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主题，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

《艾凡赫》的叙述者是典型的异故事叙述者：他讲述的是艾凡赫、丽贝卡、罗德里克·杜恩等人的故事，但他自己并不是故事中的角色。然而，司各特在异故事框架内又引入了一些特殊效果。在小说的一些关键时刻，叙述者会直接对读者说话，评论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或者插入对中世纪历史背景的解释。这种“叙述者干预”（narratorial intrusion）在19世纪小说中相当常见，但在司各特的手中，它被精心控制，以避免破坏叙事的流畅性。

时间与叙事。叙事学区分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故事时间是故事本身发生的时间长度——从狮心王理查返回英格兰到比武大会举行，可能只有数周。叙事时间则是讲述这个故事所用的文本篇幅——在《艾凡赫》中，这可能是整整一本书。这种不对等产生了叙事学所谓的“时距”（duration）问题。

司各特在《艾凡赫》中对时距的处理非常灵活。在比武大会的高潮场景，叙事时间几乎等于故事时间——我们跟随艾凡赫一场一场地经历比武，直到最终决战。这种“慢镜头”式的叙事产生了强烈的现场感，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而在比武大会之前的情节中，司各特则使用“概要”（summary）的方式快速交代背景——几个段落就跨越了数年。这种节奏的变化不是随意的，它反映了司各特对叙事重点的判断：关键场景需要慢速呈现，而背景信息则可以快速掠过。

文本层次。叙事学家还区分了“故事”（被讲述的内容）与“话语”（讲述的方式），以及“故事层”与“叙述层”的区分。在《艾凡赫》中，叙述者对读者讲述艾凡赫的冒险故事，这是第一层次的叙事。有时，故事中的人物会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例如，丽贝卡向艾凡赫讲述犹太高利贷者的传说，或者罗德里克·杜恩讲述撒克逊人的古老歌谣。这些嵌入的故事（embedded narratives）创造了叙事的层次感，让读者意识到他们所阅读的不仅仅是“艾凡赫的故事”，而是“艾凡赫的故事被叙述者讲述给读者的故事”。

从语境到文本：小说开篇的细读

概念工具的引入最终要服务于文本分析。现在，让我们将语境知识与叙事学概念结合起来，分析《艾凡赫》开篇的场景描写。这段描写通常被认为是司各特叙事技巧的集中体现，也是理解整部小说叙事策略的关键。

《艾凡赫》以一个黄昏场景开篇：撒克逊武士罗德里克·杜恩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中醒来，发现自己被一群游方僧侣欺骗了一夜。就在他准备向僧侣们复仇时，他发现这些人实际上是圣殿骑士团的成员——而圣殿骑士在中世纪传说中以与异教势力勾结著称。罗德里克意识到自己卷入了远比个人恩怨更为复杂的局势。

这个开篇的选择本身就具有深意。司各特没有从“正面”开始——没有直接描写国王的宫廷或骑士的比武场——而是从一个边缘场景开始：废弃的修道院、身份不明的旅人、夜间的欺骗。这种边缘性不是偶然的，它服务于几个叙事目的。

首先，它立即确立了小说的悬念机制。读者在开篇就面临着一系列谜团：罗德里克是谁？他为什么在这里？那些僧侣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与圣殿骑士有什么关系？这些谜团直到小说很后面才会得到完全解答，而正是这种延迟满足的策略，使得读者保持了阅读的兴趣。

其次，它通过聚焦转换制造了认知上的不安。叙述者首先采用罗德里克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他被欺骗后的愤怒。然后，叙述者切换到僧侣——实际上是圣殿骑士——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真实身份和目的。这种视角切换迫使读者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刚才我们还同情罗德里克，现在我们发现他可能遇到了真正的危险；刚才我们还相信那些僧侣，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伪装的。这种认知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小说这一文类所特有的魅力：读者无法依赖“常识”或“现代观念”来判断人物和事件，而必须进入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世界。

第三，开篇场景的边缘性与小说的主题形成呼应。《艾凡赫》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边缘人的历史”——那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被忽视或边缘化的群体：撒克逊遗民、犹太人、妇女、底层武士。小说开篇选择废弃修道院中的边缘场景，暗示了整部小说的关注点：在权力的中心之外，在历史的缝隙之中，那些被遗忘的人如何生存、如何抗争、如何保持尊严。

让我们更细致地分析这段开篇的叙事结构：

第一段落建立场景。罗德里克·杜恩在黄昏时分醒来，周围是废弃修道院的残垣断壁。叙述者使用了大量的感官细节——褪色的壁画、崩塌的拱顶、夜风中摇曳的烛光——来营造一种阴郁而神秘的氛围。这些细节不仅是“描写”，它们还承担着符号功能：废弃的修道院象征着被征服的撒克逊宗教文化，摇曳的烛光则暗示了某种不稳定的秩序。

第二段落展开冲突。罗德里克发现那些僧侣其实是伪装的，他准备复仇，但圣殿骑士亮出了他们的身份。这里出现了叙事的第一个信息不对称：读者知道这些人是圣殿骑士（通过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但罗德里克不知道。这种信息不对称创造了戏剧性的张力——读者变成了“知情者”，而罗德里克变成了“不知情者”，这种位置的不对等使得我们紧张地关注罗德里克的每一个动作。

第三段落引出悬念。一位圣殿骑士对罗德里克产生了兴趣，邀请他参加即将举行的比武大会。这个邀请是小说情节的触发点：从这个时刻开始，罗德里克被卷入了艾凡赫的世界，历史的大幕正式拉开。

这种结构分析揭示了司各特的一个基本叙事策略：从边缘进入中心，从个体经验进入历史进程。读者不是被直接告知“1216年，英格兰发生了狮心王理查与其弟约翰的争夺”，而是通过罗德里克的个人遭遇，慢慢地被引入那个充满政治阴谋和民族冲突的历史世界。

语境如何塑造我们的阅读

细读文本不仅是分析技巧的手段，它还能帮助我们理解“语境”的真正含义。语境不是文本之外的“背景资料”，而是阅读行为本身的构成要素。当我们阅读《艾凡赫》时，我们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