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之旅

第 1 章 朝圣之旅：通往坎特伯雷的路

一三八七年前后某个春天的傍晚，伦敦城南萨瑟克的一家旅店里，二十九个刚认识的陌生人喝酒、吃肉、互相打量，商定明天一早结伴骑马去坎特伯雷。这桩再寻常不过的中世纪小事，被一个在海关上班的宫廷诗人记了下来，随后塞进他们嘴里一连串故事，就成了英语文学的地基。我们要谈的这部书，起点不在书房里，在路上。要理解《坎特伯雷故事集》，得先理解朝圣这件事对十四世纪的英国人意味着什么：一条路，一座教堂，一个被国王的骑士砍死的主教，一场瘟疫之后的集体远足，以及一晚上足够的酒。

一条走了六百年的路

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如今坐火车一个多小时，中世纪骑马要走三四天，全程约六十英里，沿途要过达特福德、罗切斯特、锡廷伯恩等一串驿站。这条路是英格兰最古老的大道之一，罗马人铺过它，撒克逊人走过它，乔叟笔下的人物踏上它的时候，它已经被千万双草鞋和马蹄磨得发亮。路的起点是伦敦桥，出了桥便是南岸的萨瑟克，一个比城里更无法无天的地方，妓院、斗兽场、小剧场和旅店挤在一起，教会管不着，市长也懒得管。朝圣者们在这里住下，恰恰因为这里乱：只有乱糟糟的地方，才容得下各个阶层的人同处一室。

这条路的意义并不在于风景。肯特郡的丘陵、苹果园、蛇麻草田固然好看，但中世纪的旅人不是去看风景的，他们是去看一具尸骨的。尸骨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属于一个叫托马斯·贝克特的人。为一具尸骨走上四五天，在十四世纪的人看来毫无荒谬之处，反而是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大事：领了许可，攒了钱，跟邻里告了假，趁着春耕之前动身，一路有故事听，有酒喝，到了圣地还能讨一枚别在帽子上的铅徽章，回来够吹一年。考古学家在泰晤士河里捞出成千上万枚贝克特徽章，可见当年产量之大，朝圣俨然是中世纪的消费产业。它是旅游、休假、社交和宗教生活压缩在一起的一件事，乔叟只是把它的全部暧昧原样搬进了书里：这些人到底是去拜圣徒，还是去找乐子，书里从头到尾没有说清，也不打算说清。

还有一点值得先记住：乔叟没有发明朝圣，也没有发明讲故事，他只是头一个把这两件事焊在一起，焊得如此之牢，以至于后来者提起其一必想起其二。在他之前，英语文学写圣徒、写骑士、写梦，都是关起门来写；到他这里，文学第一次获得了一个露天的、行进的、社会性的舞台。这个焊接的伟大之处，后面各章会反复拆开来看。

这条路本身的状况也值得花些想象。中世纪的英国大道没有铺装，春天翻浆，春天翻浆，夏天扬尘，过桥要交桥费，过某些封建领主的地界还要交路捐，法律禁止夜间赶路，天黑之后城门关闭，旅人必须找落脚点，于是沿途的村镇全靠这条路的流量吃饭。安全同样没有保障，单独上路的香客是强盗的常规猎物，所以结伴而行不是情谊，是生存策略。乔叟让二十九个人同宿一家旅店、同行一条路，正是那个时代出行方式的真实还原。绝大多数中世纪农民一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出生地周围十几英里，一次坎特伯雷往返，对他们是这辈子见过最大世面的机会，对书里那位巴斯妇则不过是长途旅行清单上的又一站。路的尽头既然恒定，路上的故事便成为全部的意义，这一点，出发的二十九个人和六百年后的读者心里都清楚。

朝圣的规模有档案可查。坎特伯雷教堂保存过贝克特的奇迹记录册，编于殉道后数十年，收录了几百个治愈案例，从贵族到农妇，从头风到疯病，逐一登记姓名、地点与见证人；历代国王与贵族的献祭也有账，亨利二世献过一颗巨大的宝石，法国国王献过金杯，圣祠积累的财宝在英格兰宗教机构里数一数二，后来亨利八世的手下搬了整整两天。这些数字提醒我们不要把中世纪信仰想成纯粹的精神事务，它同时是一套巨大的物质系统，虔诚与生意在一个个圣祠里同床共枕。乔叟的直觉厉害在他两头都不放：他既写得出真信仰的分量，也写得出生意的算盘，而且不给任何一方让位。

贝克特的血：一桩谋杀造就的圣地

托马斯·贝克特的故事，是十二世纪欧洲最轰动的政治事件。他一一一八年前后生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做过丝绸生意，也在伦敦的市政里当过差，家境起落很大，贝克特青年时一度要在邻人的账房里做工。他比乔叟早出生两百多年，年轻时和乔叟算是精神上的同行，都从市民阶层爬进了宫廷的圈子。他先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当书记，表现出众，被引荐给国王亨利二世，两人一见如故，打球、打仗、吃饭都在一起，编年史里说他们像一个人。国王让他做宰相，又在一一六二年把他推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子，以为从此教会也姓了金雀花。

谁知贝克特一坐上那个位子，立刻变成王权最固执的对手。争的核心是司法权：犯事的教士该由国王的法庭审，还是由教会自己的法庭审。这个争端延续到今天也没有真正过时，权力总想管辖一切，而总有一些东西自称在权力之外。贝克特的立场在今天看来未必全占理，教士法庭对犯罪的教士处罚极轻，等于纵容，但他认定教会的事务不容王权插手，为此顶撞国王、流亡法国六年，被革职、被威胁、被利诱，一步不退。一一七〇年他冒险回国，继续开除支持国王的主教，把亨利逼到失态。

当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四个骑士从诺曼底渡海而来，闯进坎特伯雷大教堂。国王在盛怒中说过，没有人能替我除掉这个捣乱的教士吗，四个骑士把这句气话当了圣旨。贝克特正在做晚祷，拒绝逃走，也拒绝让随从闩门，说教堂不是堡垒，上帝的屋子应该敞开。骑士先要他撤除绝罚令，他不肯，说我的职责到此为止，然后是推搡，动手，第一个骑士挥剑砍中他的头。编年史家爱德华·格里姆当时就在近旁，他自己也被砍伤了手臂，他记下的细节令人毛骨悚然：头骨被劈开，贝克特倒地时还说了一句，我欣然为上帝和教会而死；有一个骑士用剑尖把脑浆拨出来抹在石板上，说这家伙不会再爬起来了。在场的教士后来发誓，他们看见教堂的立柱上显出光的十字。

谋杀的效果和骑士们的打算完全相反。亨利二世没有获得胜利，反而背上了基督教世界最响亮的一桩血案。贝克特几乎立刻被称为殉道者，普通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坎特伯雷，他洒血的石板据说能治病，浸过他血的清水据说能起死回生，教堂赶紧把这些奇迹记录成册上报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三年后将他封圣，亨利二世赤足走到坎特伯雷，当众受鞭笞，让修士们每人抽他几下，用一场羞辱换回政治和解。从此坎特伯雷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朝圣中心，与罗马、圣地亚哥并列，英格兰历代国王都去，亨利八世去的时候还是个虔诚的少年，谁能想到三百年后下令拆毁贝克特圣祠、把他的名字从历书上抹掉的也是他。

乔叟写这部书的时候，贝克特殉道已经两百多年，圣祠的香火依然旺得像灶火。总引的末尾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的目的地，是那位神圣的殉道者，那位帮助病人的圣徒。这句话在乔叟笔下平平无奇，但对于熟悉宗教改革历史的读者，它有一种预言般的重量：这本书记下的，是一个即将被摧毁的世界的完整切片。一五三八年之后，全国命令把提到贝克特的书页撕去，《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早期抄本上，总引提到他的那几行真的有人用墨涂黑。一本讲朝圣的书，自己经历了朝圣对象的死亡，这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命运。

那四个骑士的下场，史书也有记载。他们当场逃往北方的城堡，随后被教皇处以绝罚，责令去圣地耶路撒冷服役十四年赎罪，传说他们最终死在圣地的骑士团医院里，为一场错误的效忠赔上了余生。而贝克特的名字从此进入英格兰的自我认识：他的殉道被讲成教会自由对抗王权暴政的原型故事，连当年想借他压服教会的一方，后来也得向他的祭坛致敬。一个人生前的固执，死后变成整个国家的纪念品，这个转折里的荒诞，乔叟那一辈人看在眼里。所以总引写朝圣目的地时那种平平无奇的语气，本身就是一种分寸：圣徒是真的，生意也是真的，纪念是真的，算计也是真的，任何只讲一头的叙述都对不起这段历史。

大教堂：殉道者的剧场

坎特伯雷大教堂值得单独说几句，因为它是全书真正的目的地，也是全部故事流向的那个终点。这座教堂在一一七四年遭了一场大火，之后重建，恰好赶上贝克特封圣，于是新教堂的设计里到处给这位新圣徒留位置：他遇害的老教堂东北角盖起殉道礼拜堂，遗骨移入新建的三一礼拜堂，位置比主祭坛还高，朝圣者沿一道旋转楼梯上去，跪在圣祠后面，从一扇花窗下俯瞰放圣骨匣的平台。这条动线是精心设计的剧场：漫长的中殿是序曲，唱诗班的席位是悬念，最后一段上行的暗道是高潮，玻璃窗上用彩色讲述他的生平和死后的种种奇迹。几百年里，几十万人走完这条线，包括乔叟笔下的骑士、磨坊主、巴斯妇和赦罪僧。书里的人各怀心事走向同一座祭坛，这个画面本身就够作家用一辈子。

大教堂同时是一台经济机器，这一点乔叟心里很清楚。朝圣催生了完整的产业链：铅锡徽章、圣水壶、带贝克特头像的纪念章，旅店、驮马出租、代写还愿文，坎特伯雷城里的商户因此吃饭。教堂卖的东西更高级，从贝克特鞋上刮下来的碎屑、掺过他血的粉末、装在水晶管里的稀释圣血，每一样都对应着明码标价的恩效，治什么病、赦什么罪，账目清楚。教会史家统计过，贝克特圣祠的收入在中世纪英格兰的宗教机构里名列前茅。乔叟写赦罪僧的包包里装着猪骨头，说这是圣物的碎片，这种骗局之所以成立，正因为真货的生意先立起来了。讽刺的前提是现实，乔叟的讽刺之所以到现在还有牙口，是因为他讽刺的一切都有档案可查。

今天去坎特伯雷仍能看到这套系统的残骸。三一礼拜堂的奇迹彩窗大部分还立在原处，那是十三世纪初的作品，窗上不是圣经故事，而是一个个被治愈的普通人，抽筋的农夫、翻船的水手、疯癫的妇人，抬着病躯前来，走着回去，每扇窗就是一页疗效广告。这种把平民百姓的康复做成教堂永久展品的做法，在中世纪是顶尖的营销，其观念上的冲击力直到今天也没消失：信仰把人的痛苦变成玻璃上的光。乔叟的人物们将要在这些窗下排队走过，书里没有写他们的感受，这正是乔叟式的留白，他把感受的义务全部移交给读者。

大教堂脚下的坎特伯雷城，也是朝圣经济养出来的。中世纪的坎特伯雷是英格兰最重要的圣城，城里的旅店、酒馆、面包房、纪念品摊围着大教堂层层生长，圣祠的节庆日全城客满，远近的行会包整队人来还愿，城外河边专设洗马的水槽。一个中世纪农民对世界秩序的全部想象，大概就由这样的城市提供：日常的村庄之上，有一种节日性的、金光闪闪的、人来人往的中心存在，一年去一次，等于确认了自己属于更大的整体。乔叟让二十九个伦敦人往这座城走，等于让整个故事体系朝着一个意义的蓄水池流，每一则故事无论多粗俗，最终都要汇入这个方向。这是框架给予单个故事的引力，也是单个故事反过来不断冲撞的堤坝。

四月的阵雨：英语诗歌的开端

现在可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正文的第一句话了。凡是打开过这本书的人，无论读的是哪种语言，都很难忘掉那个开头。方重的译文起笔是：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竭的须根，沐灌了茎干的经络，使花枝焕发了生机。黄杲炘的译本更贴着原文的十音节诗行：四月的阵雨透彻地浇过三月的干旱，一直浇到根须，使每种汁液都注入了茎脉，由此滋生的花朵开遍原野。两译各有胜场，方重古雅庄重，黄杲炘音步铿锵，但都保住了原诗最要紧的东西：这一段一共十八行，写的是万物复苏，却一个字不提人，直到这段结束，诗人自己才出场，交代自己四月里也动了去坎特伯雷的念头。

细读这十八行会发现，它们远不是一段风景描写那么简单。中古英语原文起首的那个词是当，四月带着它的甜雨，三月的干旱被刺穿，直刺到根。用刺穿来形容雨，把春天写成一桩外科手术，干旱是被击破的病灶，生命力是被注入的药剂。第二组意象来自西风，和风唤起了林间的幼芽，嫩叶新枝在阳光下舒展，连表述都带着植物学的耐心。然后是著名的动物志：小鸟通宵睁着眼睡觉，因为春气贯满了它们的血脉，天性驱使它们歌唱，它们发出声响，用诗句来赞颂自然对万物的护佑。这一行在中古英语里押韵工整，鸟唱的正是诗本身，等于让鸟替诗人先开了口。再然后是风、是日头，一切都被搅动起来，最后才轮到人：人们于是渴望去朝圣，香客想去遥远的异邦，去罗马、圣地亚哥、耶路撒冷，而英格兰的人们，从本国那位著名的殉道者那里寻求帮助。整套铺垫的逻辑是：连鸟、草、风都动起来了，人凭什么坐着不动。春天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动员令。

这个开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怎么估都不过分。在此之前的三个世纪里，英格兰的文学写作多半用法语和拉丁语，用英语写诗被当作乡野之事。乔叟用伦敦的英语写下这几行的时候，等于宣布这种方言也可以承载宫廷传奇、圣徒传、布道文、闹剧和讽刺。后世论者习惯称这十八行为英语诗歌的创世纪，因为从它往后，一条直通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的血脉才真正开始。第八章和第十四章会专门处理语言问题，这里只需要记住一点：英语文学的第一句写的是春天和上路，这个起点选得极准，它把整部传统从一开始就定义为开放的、向前的、在路上的。

把开头与《十日谈》对看也很有趣。薄伽丘的书从一场瘟疫的死城写起，十个贵族青年逃到乡间别墅，在花园里讲故事自救；乔叟的书从一场春天写起，一群平民在旅店和大路上讲故事赶路。一个向内退缩，一个向外出发，两种框架的气质由此注定。这不是说乔叟高明，而是说两本书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佛罗伦萨在死亡，伦敦在路上。

这十八行诗的音律也值得外行听一耳朵。乔叟用的是十音节双行韵，每行十个音节，两行一韵，这个诗体他从法语和意语诗歌里搬来，落进英语之后如鱼得水，因为英语的词天然适合这种不长不短的节奏。在此之后五百年，从蒲柏到奥登，双行韵一直是英诗的常备武器，而它第一次显示出威力就是在总引开头：甜雨与根须，干旱与嫩芽，一行推进，一行收束，春天在这种格律里发出咔咔的拔节声。历代翻译家在这十八行上较量功夫，方重译得庄重，黄杲炘押得灵活，王维昌的译文则以贴字见长，小雀睁眼而眠这样的句子几乎逐字对位。译文各有胜负，原诗的动员令口吻谁也删不掉，因为它长在结构里，不在词汇里。

开头段落里还埋着一个小小的词，值得放大了看。第十三章行的原文说，各国的人渴望去远方的地方，朝圣者想去找远方的疆界。原文用了一个专门的词称呼他们，意为棕榈客，指去过圣地的老资格朝圣者，因为从耶路撒冷带回棕榈枝而得名，是朝圣界的最高段位。乔叟先说这些人，再说英格兰人转向本国的圣徒，一外一内，一远一近，几行诗里排出了一个等级秩序：国际朝圣固然光荣，家门口的坎特伯雷同样灵验，同样正经。这个安排透着英国人的实在，也透着一种文学心机：既然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听故事，不如先把自家路上的故事写透。整部《坎特伯雷故事集》干的正是这件事，它让远方的史诗、传奇、圣徒传统统改由英格兰的乡音讲出，具体过程留待第八章。

泰巴旅店：二十九个陌生人

故事的具体起点是泰巴旅店，真实存在于萨瑟克的高街上，离伦敦桥一箭之地，是当时城南最有名的客栈之一，有自己的院子、马厩、酒窖和能容纳几十人的公共餐厅，房客睡通铺，条件好的睡单间。十四世纪的旅店是城市的客厅，赶脚的、贩货的、打官司的、跑消息的都在这里过夜，消息和虱子一样在通铺间流传。乔叟选泰巴作出发点，选得讲究：它正对着去坎特伯雷的大路，是出发的咽喉，也是伦敦各色人等的混合器。叙述者乔叟住进这家旅店，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房里已经住了一伙人，各行各业，人数二十九，来自四面八方，都加入了同一支朝圣队伍。

接下来是总引中最坦荡的几行：我与他们很快攀谈起来，当时心情轻快，答应与他们同行，因为我认为，从道理上说，结伴同行比各自分开更为相宜，于是大家商定，一早起身去坎特伯雷。这段话的妙处在于它的平淡。没有戏剧性的相识，没有命运的暗示，就是旅途上最普通的搭伙。整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地基是社交的偶然性：这二十九个人没有任何理由聚在一起，骑士和磨坊主在平常的日子里一辈子不会同桌，修道院女院长和巴斯妇在任何场合都会互相嫌弃，赦罪僧和穷牧师是彼此职业上的天敌。朝圣是中世纪唯一一种把全部阶层装进同一支队伍的合法活动，乔叟一眼看中了这件事的文学潜能：把一个微缩的英格兰押在路上，让它自己发生反应。

泰巴旅店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店主哈里·贝利。此人有真人原型，是十四世纪萨瑟克确实存在过的店主，后来还做过当地的治安官，性格据说就像书里写的那样，精明、爱挖苦、嗓门大、自认是全英格兰最会招揽客人的人。他在总引里出场时，先被交代了身材和脸膛，随后在全书里充当裁判、主持人、挑事者和被骂的人。第五章和第七章会专门谈他，这里只指出一点：哈里是全书唯一敢对所有阶层一视同仁地不客气的人，他对骑士讲礼数，对磨坊主骂娘，对赦罪僧直接威胁要动手。他是这套框架里真正的自由人，也是全书中下层声腔的守门员。

旅店的一夜也可以复原个大概。通铺的房间按人头收费，马厩另算，酒按加仑卖，晚饭是一锅浓汤配黑面包，出钱的客人有肉。二十九位朝圣客加上叙述者乔叟，当晚如何分房，书里没说，但阶层的手续一样不少：修道院女院长带着修女和教士，自成一小圈；骑士父子有随从照料；商人盘算着账目；磨坊主大概已经开始灌酒，书里说他带着一袋麦子进城卖，看来朝圣与做买卖两不耽误。中世纪旅店的公共大厅里，身份的座次是门学问，火塘边最好的位置属于谁，谁站着喝，谁只能靠门边听，都能演一出戏。乔叟没有细写这一夜，他只写了一件更要紧的事：一群彼此陌生的人，如何在一顿饭和一场比赛提议之后，变成一个临时的、吵吵嚷嚷的、活生生的小社会。

哈里的提议：一场文学比赛

当天晚上，晚饭吃罢，酒过三巡，哈里提出全书赖以成立的那项提议。他说，各位，今晚你们互相还不熟，但既然结伴去这么远的地方，路上不能闷着，我来出个主意让大家高兴：你们中间谁讲故事讲得最好，也就是说，谁讲的故事最有意义又最有趣，等我们回来再住到我的店里，我请大家吃一顿晚饭，费用由我出，就当是众人凑份子请客。注意这项提议的措辞，最有意义又最有趣，原文是 best sentence and most solas，训诫与欢乐兼得，这两个词是中世纪文学观的一对基本范畴，严肃与消遣，庄与谐，从奥古斯丁的时代起，人们就为文学该偏哪一头争论不休。哈里随口定下的评奖标准，恰是几百年古典诗学的焦点，乔叟借一个旅店老板之口把它说成大实话，这种举重若轻是全书的基本姿态。

提议里还有几条规则值得注意。每人来回各讲两个故事；哈里自任裁判；谁不服从安排就罚钱，罚金充作晚饭和路上的开销；到坎特伯雷之后评出最佳，返程兑现那顿饭。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从出发就开始、要等返程才揭晓结果、而全书根本没写到返程的比赛。计划的宏大与实际写作的中断之间的落差，是第十一章的主题。这里先说结构上的后果：由于比赛规则要求人人平等出场，故事与故事之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骑士的故事之后可以紧跟磨坊主的闹剧，圣徒传旁边可以摆黄色笑话，谁也不比谁更高。框架一旦立起，内部的一切等级都被悬置了。

抽签的结果是骑士先讲，于是全书以最庄重的文类开场。但哈里同时给自己留了裁量权，当磨坊主醉醺醺抢着要讲的时候，哈里想拦没拦住，后面陆续有人插队、吵架、互相报复，比赛的秩序始终处于摩擦之中。框架叙事的力量恰恰来自这种摩擦，如果二十九个人客客气气轮流转，这本书就死了。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里把中世纪文化概括为游戏的文化，比武、辩论、愚人节、故事会，全是规则之内的竞赛，哈里的比赛正是这套文化的缩影，而奖品是一顿晚饭，这个细节又把它拉回地面：中世纪的游戏再崇高，根须也扎在饭桌里。

那顿晚饭值多少钱，哈里心里有一本账。免费招待几十位客人的一餐，成本不低，但赢家的晚宴必然办得热闹，全萨瑟克的人都会来看哪位先生的故事得了头名，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招牌。换句话说，哈里的慷慨本身就是生意经，比赛越是深入人心，泰巴的生意越是长久。文学史家喜欢强调这项提议的诗学意义，训诫与欢乐的标准，框架的平等原则，都不错，但不要忘了提议首先出自一位精明店主的口，他设计的每一分奖金都指望着加倍收回。乔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