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史学理想

第 1 章：司马光的史学理想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一位名叫司马光的少年在夏县家中与伙伴们嬉戏时，发生了改变他一生声誉的事件。一个孩子失足跌入庭院中的大水缸，其他孩童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唯独司马光冷静地捡起一块石头，将水缸砸破，救出了落水的同伴。这个被后人称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宋代的私人笔记中已有记载，后经元代《宋史·司马光传》的正式收录，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

然而，这个故事的价值远不止于讲述一个机智少年的英勇行为。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一事件中司马光展现出的特质，会发现它与数十年后那位倾尽毕生精力编纂《资治通鉴》的史学巨匠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水缸中的孩子危在旦夕，旁人选择逃避，司马光却选择直接面对问题；他没有试图用绳子救人、没有等候大人到来，而是迅速判断形势、采取最有效的行动。更关键的是，他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责任范围的事情——救人与否，本可以旁观，但他选择了担当。这种特质，在司马光此后的人生中被反复验证：面对国家治理的积弊，他上书直谏；面对朝堂党争的纷扰，他坚守原则；面对史学编纂的浩大工程，他独自承担。正是这种特质，驱使他用十九年光阴去做一件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编纂一部贯通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通史。

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司马光为何要倾尽毕生精力编纂《资治通鉴》？他的史学理想究竟是什么？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从司马光个人的角度出发，而需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北宋中期的政治生态、文化氛围与士大夫精神——去理解一个人何以产生如此宏大的历史抱负，以及他为何选择以编纂通史作为实现这一抱负的途径。

从神童到名臣：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与治学态度

司马光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其父司马池曾任宋代多地知州、知府，以清廉正直著称于世。司马池共有七个儿子，司马光排行第二。优越但不奢华的家庭环境，父亲以身作则的为官之道，为司马光的成长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中，家族门风对一个人的塑造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司马光日后展现出的刚正品格与严谨作风，与其家学渊源密不可分。

司马光的早慧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是出了名的。根据《宋史》记载，他七岁开始读书时，已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更为关键的是，他并非那种只会背诵文章的“神童”，而是从小就展现出独立思考与深刻领悟的能力。有一次，司马光阅读《左传》，被其中记载的春秋历史深深吸引，此后竟能完整复述全书内容，对各国兴衰、人物成败了然于胸。《左传》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详细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共254年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教训。司马光与编年体史书的缘分，或许正始于此——他在少年时代沉浸于《左传》所构建的历史世界，日后则以编纂另一部编年体通史作为毕生事业，这种跨越半个世纪的呼应绝非偶然。

司马光的治学态度有几个显著特点，这些特点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也是他能够完成《资治通鉴》编纂工作的重要前提。

第一是严谨求实的考据精神。司马光在学术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敷衍塞责和以讹传讹。他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对每一处史料都进行严格甄别，力求事实准确、论述客观。据说他在书局工作时，常常为了考证一个年代、核实一个地名而翻阅大量典籍，有时甚至会就某个细节问题与助手反复讨论，直到确信无疑。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使《资治通鉴》在史料的可靠性上达到了同时代史书的最高水准。

第二是广博与精深并重的知识结构。司马光不是那种只专一门的学者，他的兴趣和学养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领域。他著有《潜虚》《易说》《大学中庸义》等哲学著作，也有《史剡》《考异》等史学论著，还写有大量奏章、政论和文学作品。这种全面发展的知识背景，使他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能够融会贯通，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多个角度审视历史，避免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

第三是对“有用之学”的追求。司马光虽然博学多才，但他始终以经世致用为学术的根本目的。在他看来，知识和学问如果不能服务于国家治理和民生改善，就失去了其最高价值。这种务实取向，使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现实政治保持着紧密联系，也为他日后编纂《资治通鉴》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编纂这部通史，不是为了著书立说、流芳百世，而是为了让统治者从历史中获得治理国家的智慧。

宋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入朝为官，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仕途生涯。在中央和地方任职期间，他以直言敢谏著称，多次上书批评朝政弊端。宋仁宗无子，拟立宗室子弟为储，朝廷对此议论纷纷，司马光上《请定继嗣状》，明确建议早立皇储，以固国本。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又就养兵之费过多、财政负担沉重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他不是那种明哲保身的官僚，每一次上书都冒着得罪权贵的风险，但他从未因此退缩。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见上存在重大分歧，他虽反对激进变法，但始终以国家和百姓利益为出发点，而非简单的意气之争。

正是在这一时期，司马光逐渐形成了编纂通史的想法。从政多年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蕴含着普遍性的政治规律：哪些做法使国家强盛，哪些做法导致乱亡，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端倪。如果能将这些规律系统整理出来供统治者参考，或许能够避免许多愚蠢的错误。然而，当时流传的各种史书体例不一、内容繁杂，缺少一部能够贯通古今、便于查阅的简明通史。现存的各朝正史都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按世家、本纪、列传分列，虽然叙事详尽，但若想了解某一时期政治局势的整体面貌，读者需要同时翻阅多个篇章，极为不便。司马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他要编纂一部以时间为主线、按年叙事、提纲挈领的编年体通史，让统治者能够快速把握历史大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北宋士大夫的经世情怀：《资治通鉴》诞生的时代土壤

要理解司马光的史学理想，必须将他置于北宋士大夫群体这一更宏大的背景下考察。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壮举，并非一个孤立个体的特立独行，而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经世致用精神的一个缩影。

宋代立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专权的深刻教训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出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风尚，士大夫阶层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宋代皇帝普遍重视文治，鼓励官员上书言事、议论朝政，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政治讨论氛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宋代士大夫，普遍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他们不以个人功名利禄为念，而是以天下兴亡、百姓福祉为己任。

北宋士大夫的这种精神特质，在范仲淹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他在政治上推行庆历新政，虽遭失败却矢志不渝；他的文章《岳阳楼记》至今仍是表达士大夫家国情怀的经典之作。范仲淹与司马光虽然年龄相差近三十岁，但二人有着深厚的师承和友谊。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司马光本人也曾得到范仲淹的赏识和指点。在学术和政治理念上，范仲淹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言心性的务实作风，对司马光产生了直接影响。

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欧阳修，也是推动宋代学术风气转变的关键人物。欧阳修主持修订了《新唐书》，在史学编纂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主张史书应以叙事为本，强调史料的真实性和文风的简洁明快，对《资治通鉴》的编纂体例产生了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欧阳修提出“史学三长”论——史才、史学、史识，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同时具备叙事能力、文献功底和判断眼光。这一标准成为后世评价史家水平的重要参照，司马光正是这一标准的践行者。

北宋中期，士大夫们还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现实问题：如何挽救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宋太祖、太宗两朝，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手段成功削弱了武将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但与此同时，宋代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外战争败多胜少，每年向辽、西夏输送大量岁币，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到了仁宗朝，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益严重，国库空虚、社会矛盾激化。面对这种困境，士大夫们开始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如果历朝历代都有过类似的困境，他们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能否为当下提供借鉴？

这种从历史中汲取治国智慧的需求，是《资治通鉴》诞生的直接动力。司马光在给皇帝的上表中明确写道：“臣闻天下之事，惟积而后能成，惟渐而后能著。”他深知，一个国家的兴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同理，要改变国家困境，也不能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改革，而需要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审视问题，寻找根本性的解决之道。

《资治通鉴》的编纂还得益于宋英宗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已完成的部分书稿《通志》呈献给刚刚即位的宋英宗御览。宋英宗对这部书非常欣赏，下令设置书局，拨付经费，指定司马光为负责人，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编纂工作。这一决定为《资治通鉴》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支持。宋英宗的支持并非出于个人爱好，而是认识到这部书对于国家治理的实用价值——他希望未来的皇帝能够通过阅读这部通史，了解历朝治乱兴衰的规律，成为英明的君主。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始终体现着北宋士大夫群体的集体智慧。书局中除了司马光外，还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当时的著名学者，分别负责不同朝代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初稿撰写。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和隋代，范祖禹负责唐代，刘攽之兄刘羲仲后来也参与其中。这些学者各有所长，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分工协作，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学术团队。这种集体编纂的模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并不罕见，但从规模和成效来看，《资治通鉴》的编纂团队无疑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的编纂宗旨解析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出自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言，原文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这句话既是书名的由来，也是司马光编纂这部通史的根本宗旨。要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层含义是“鉴于往事”，即以历史为参照、为镜子。“鉴”的本义是青铜制成的镜子，古人用它映照面容；“鉴于往事”就是以过去发生的事情为参照，来照见当下和未来的道路。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传统，《诗经》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说法，《左传》中也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警示。司马光继承了这种以史为鉴的思维方式，但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不是简单地列举几个历史案例作为教训，而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可供系统查阅的历史知识体系，让任何想从历史中学习的人都能找到所需的参照。

第二层含义是“有资于治道”，即服务于国家的治理实践。“资”是凭借、帮助的意思，“治道”则涵盖了一切与国家治理相关的理念、政策和方略。司马光明确表示，他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让这部书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他在写给宋神宗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清楚：“臣闻天下之事，惟积而后能成，惟渐而后能著。是以自古圣主明君，建设功业，未有不由此道也。”在他看来，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长期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从历史中学习积累之道，就需要一部贯通古今的简明通史作为参考。

第三层含义是二者的结合：“鉴于往事”与“有资于治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不是与现实脱节的故纸堆，而是理解现实、预判未来的钥匙；治理国家也不是凭个人好恶随意行事，而需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方向。司马光反对两种倾向：一是空谈心性、不问实务的学风；二是只关注眼前、忽视历史纵深的短视行为。他主张在坚实的历史知识基础上，形成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确立了几项具体原则。

首先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原则。面对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和浩如烟海的史料，司马光不可能将所有事件都记录下来，必须有所取舍。他的取舍标准是：凡与国家兴衰、政治得失相关的重要内容，一律详加记载；凡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一律从略。这一原则使《资治通鉴》的篇幅虽然庞大，但叙述始终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据统计，《资治通鉴》共记载了约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涵盖十六个朝代，全书约三百多万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叙事。

其次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编年体例。司马光选择编年体而非纪传体作为《资治通鉴》的基本体例，有着明确的考量。以年为主线、按时间顺序叙事，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时期政治形势的演变过程，便于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大势。这种体例与统治者“通观全局、把握趋势”的需求高度契合。

再次是严谨的史料考辨态度。司马光为《资治通鉴》编纂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专门说明他在史料取舍上的根据和理由。《考异》详细列举了他在编纂过程中遇到的史料矛盾，以及他最终做出判断的依据。这部《考异》本身就是一部珍贵的史学方法论著作，它表明司马光不是简单地对史料照单全收，而是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判断。

最后是“资治”的价值导向。虽然司马光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他的编纂工作始终贯穿着明确的价值判断。他赞扬明君贤相的德行和政绩，批评昏君奸臣的误国行为，通过材料的选取和叙述的倾向性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资治通鉴》中对商纣王、秦二世、王莽、武则天、安禄山等人物的评价，以及对尧舜禹汤、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景象的描绘，都鲜明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政治伦理观念。这种价值导向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宗旨完全一致：他要编纂的不是一部冷漠的事实汇编，而是一部有立场、有判断、有温度的政治教科书。

编年体与纪传体：体例差异及其史学功能

《资治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这种体例与更早的纪传体史书在叙事方式、结构布局和史学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要理解司马光为何选择编年体，以及这种选择背后的史学考量，需要对两种体例进行比较分析。

编年体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史书体例。其基本特征是：按年、月、日的顺序逐年记载历史事件，每一年代发生的各类事件按时间先后依次叙述。这种体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和《左传》，是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体例之一。其优点在于：时间线索清晰，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各朝各代的大事一目了然，便于从宏观上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其局限在于：同一时期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事件被分割在不同的年份中叙述，读者要了解某一领域或某一人物的完整事迹，需要跨越多个年代去拼凑材料。

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例，由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其基本特征是：以本纪叙述帝王事迹，以世家叙述诸侯和重要家族的历史，以列传叙述各类人物的生平事迹，以志记载典章制度和天文地理等专门内容。这种体例的创新在于，它以人物为叙述主体，能够生动地展现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性格特点和历史贡献。其优点在于：对人物的刻画更加完整丰满，便于读者了解历史舞台上的各个重要角色；典章制度等内容通过“志”的形式集中呈现，便于查阅。其局限在于：同一时期的事件分散在本纪、世家、列传、志等多个部分，读者要了解某一时期政治形势的全貌，需要同时翻阅多个篇章。

司马光选择编年体作为《资治通鉴》的体例，正是基于他对史学功能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史学最重要的功能是“资治”，即帮助统治者认识历史规律、做出正确决策。而要实现这一功能，读者首先需要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大势——某一时期政治形势如何、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先从了解某个具体人物或某项制度入手。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的叙事结构，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读者可以顺着年代的顺序，像阅读流水账一样逐年了解历史，自然而然地形成对历史演进的整体认识。

相比之下，纪传体虽然有利于深入了解具体人物和制度，但在帮助读者形成宏观历史视野方面存在不足。以《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为例，如果要了解西汉从建国到灭亡的全貌，读者需要同时阅读《高祖本纪》《惠帝本纪》《高后本纪》《文帝本纪》《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等帝王本纪，了解各代皇帝的事迹；还需要阅读《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了解重要政治力量的活动；此外还要查阅各类列传，了解各个重要人物的事迹；以及各种志，了解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状况。这种分散式的阅读方式，对于时间有限的决策者来说显然不够高效。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吸收了纪传体史书中一些有用的元素。例如，他保留了人物传记的基本信息，在叙述中交代重要人物的生平背景；他借鉴了“志”的做法，在必要处以“臣光曰”的形式直接发表议论，表明立场。但这些都是编年体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并未改变以时间为主线的基本结构。

《资治通鉴》与《史记》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史学体例演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司马迁与司马光虽然相差一千多年，但他们面临的史学问题有相似之处：如何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整合为一个有条理、可理解的知识体系？司马迁的答案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构建历史叙事；司马光的答案是编年体，以时间为主线构建历史叙事。两种体例各有优劣，也各有其适用的场景。后世史家在编纂断代史或专史时，往往会根据具体需要选择体例，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对于“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叙事来说，编年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资治通鉴》之所以能够成为编年体史书巅峰之作的重要原因。

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还处理了一个技术难题：如何处理跨年代延续的长时段事件？对于战争、改革、政权更替这类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重大事件，编年体很难在一个时间点上完整叙述。司马光的做法是：将其分解为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的结束时集中交代这一阶段的整体态势和结果，同时在后续年代中补充后续发展。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不如纪传体那样集中完整，但通过精心设计的叙述层次，基本实现了对长时段事件的完整呈现。

十九年编纂历程：一部史学巨著的诞生过程

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设立书局，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校订完毕呈进御前，《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历时十九年。这十九年间，司马光从四十七岁的中年官员，变成了六十五岁的白发老臣；宋英宗在位仅四年便驾崩，宋神宗即位并主持了变法，朝廷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司马光和他的书局岿然不动，默默地推进着这部通史的编纂工作。

司马光的编纂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通志”阶段（1066年以前）。在正式设立书局之前，司马光已经在私人著述中进行了长期准备。他自幼熟读《左传》，对编年体史书有着深入研究；入仕之后，又广泛阅读历代典籍，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知识。从宋仁宗嘉祐年间开始，他利用政务之余的时间，开始系统整理历史资料，着手编纂一部贯通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唐末的编年体通史。他在呈给宋英宗的奏章中说，这部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三百余卷。然而此时，这项工作还完全是司马光的个人行为，没有官方支持，也没有团队协作。

第二阶段是书局编纂阶段（1066-1084年）。宋英宗看了司马光呈上的部分书稿后，下令设置书局、拨付经费，标志着《资治通鉴》编纂工作进入制度化阶段。书局设在崇文院内，配备有专门的校勘官和抄写人员。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学者的加入，使编纂工作得以分工进行。按照司马光的规划，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和隋代，范祖禹负责唐代。司马光本人则负责总体策划、体例制定、全书通稿以及最后审定。此外，他还聘请了书法端正的人员负责抄写，确保成书的质量。

这一阶段的工作是极其繁重的。书局每年完成的工作量有限，而积累下来的工作量却越来越多。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