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百年前的奇书
一本百年前的奇书
你打开手机的那一瞬间，一套隐形的分类系统已经在工作。它把你的浏览记录、停留时长、点赞动作归入某个向量空间，然后把一条短视频推送给你。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听起来很复杂，但它的基础动作极其古老：把相似的东西放在一起，把不同的东西隔开。这个动作有一个名字，叫分类。
一本 1903 年出版的法语论文，核心问题恰恰是分类。但它问的不是工程师意义上的分类，而是更根本的东西：人类为什么会分类？分类的依据究竟在哪里？在 1903 年写下这篇论文的两个法国人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今天的算法屏幕惊人地相似，也与德雷福斯事件后破碎的法国社会有关。
1898 年的裂痕：巴黎与德雷福斯事件
1898 年 1 月 13 日，巴黎。
作家 Émile Zola 在《L'Aurore》头版刊登了那封题为《J'accuse...!》的公开信。信的目标是共和国总统和司法系统，控诉军方高层蓄意构陷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一夜之间，法国分裂成了两个阵营。
德雷福斯事件在表面上是一场关于间谍案的司法争议。但它很快越出司法边界，变成了关于"何为法兰西"的全面对决。一边是传统派、天主教、反德雷福斯；另一边是共和派、世俗派、知识分子。整个知识界都被卷了进来，巴黎的拉丁区每天都有辩论、传单、请愿、示威。
在巴黎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一个 40 岁上下的男人正在密切注视这场风暴。他是 Émile Durkheim，一个出身犹太家庭、曾经在外省师范学院教书多年、三年前才进入巴黎大学的学者。涂尔干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表态相当激进：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公开信上签名支持德雷福斯，并写文章反驳军方的不实陈述。
涂尔干认为，德雷福斯事件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表征"（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激烈碰撞的现场。所谓"集体表征"，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持有的观念、情感、范畴，它们既不属于某个单独的个体，又对每个个体施加巨大的压力。德雷福斯事件证明了：哪怕是最基本的事实判断（比如"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也依赖于一个群体共享的认知框架。
从这个角度看，德雷福斯事件刚好为涂尔干的研究做了一个现场的注脚。他正在做的事情，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有自身规律的实在对象来研究。心理学研究个体心灵，生物学研究有机体，社会学则研究社会本身。1898 年，涂尔干和几个合作者创办了《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这份期刊后来成为法语世界社会学最重要的阵地之一，第一卷直到 1900 年才正式出版。
《社会学年鉴》同时也是一个合作写作车间的橱窗。它的许多最重要篇章，都出自涂尔干和他的助手或同事之手。Marcel Mauss 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他是涂尔干的外甥，又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Mauss 当时还在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博士论文，但他已经开始协助舅舅整理民族志资料、撰写书评、构思研究计划。
这个圈子不大，但联系紧密。除了 Mauss，还有 Henri Hubert、François Simiand、Célestin Bouglé、Herménégilde Boulanger 等人。他们大多 30 岁上下，几乎都在公立教育系统任职，薪水微薄，野心勃勃。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把社会学从哲学、心理学、史学的夹缝中切出来，建立一个有自己研究对象、有自己方法、有自己经典文本的新学科。
在这些年的合作中，涂尔干和 Mauss 之间有一批被后人反复传颂的通信。涂尔干写给外甥的信，语气既像严厉的老师，又像宽容的父亲："你的想法还需要展开"、"请把这一段再读三遍"、"你的论文里藏着一颗炸弹，但你还没意识到它的破坏力"。这些信件勾勒出一个研究计划的成型。
一个社会群体的情感、信仰、神话是真实的，那么一个社会群体的逻辑范畴是不是也是真实的？换句话说："我/非我"、"内/外"、"神圣/凡俗"、"自然/文化"这些切分世界的动作，是源自个体心灵，还是源自群体生活？
一颗安静的小炸弹
1903 年，《社会学年鉴》第六卷发行。其中有一篇题为《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的长文，作者栏并列印着两个名字：Émile Durkheim 和 Marcel Mauss。
这篇文章后来被视为 20 世纪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转折点之一。但在出版当时，它只是一份学术期刊里的一个章节，篇幅不过一百来页。没有人排队购买，没有人开香槟庆贺，报纸也没有任何评论。
它的命题看起来很学术：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分类体系——他们怎么把空间、植物、动物、颜色、人群分成不同的范畴。但论证的结论像一颗安静的炸弹：人类最基础的逻辑范畴，不来自纯粹的理性，也不来自先天的心灵结构，而来自社会。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进当时的知识气候里才能体会。
将近一个世纪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分。康德说，经验是杂乱无章的，但人类能够对经验做判断（"这是先因后果"、"这是一个整体"），靠的是心灵里一套先天的范畴。这套范畴不是从经验中学来的，而是心灵自带的形式。康德称之为"先验范畴"。
19 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开始动摇这个画面：或许范畴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或许它们是大脑进化的产物。但无论心理学怎么转向，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默认：人在大脑内部、在个体理性里解决范畴问题。
涂尔干和 Mauss 在 1903 年做的事情，是把这个默认翻转过来。
他们指出：澳大利亚原住民把世界分成两个"半族"（moieties），又把每个半族分成若干氏族，每个氏族对应一种动植物图腾。这套划分看起来是"对自然界的归类"，但实际上划分标准来自社会结构。一个半族的所有成员必须与另一个半族通婚，因此每个半族被定义为"对方的非成员"。动植物的图腾归属，恰恰是社会内部通婚规则和身份认同的镜像。
换句话说：先有"我们是谁、不是谁"，然后才有"什么属于我们、什么不属于我们"。原住民的分类体系，不是纯粹的认知活动，而是社会秩序在认知层面的投影。
这个命题在 1903 年的法国几乎算得上异端。当时的实证主义传统强调个体心理的优先性，涂尔干的老对头 Gabriel Tarde 也还在坚持"社会是个体之间的模仿"。涂尔干学派人数虽少，但他们的主张直指一个问题：如果范畴起源于社会，那"理性"就不是个体的胜利，而是集体的成果。这对 19 世纪晚期的原子化个人主义，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1903 年，并没有人为此欢呼或震怒。这颗炸弹静静地躺在法语期刊的纸页之间，许多年内没有人听见它的响声。
羽毛、图腾与数字的隐喻
让我们具体走进这篇论文的论证。
涂尔干和 Mauss 选择的案例不是非洲或美洲，而是澳大利亚。在当时可获取的民族志资料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社会组织和图腾体系被记录得最详尽。研究者们发现，原住民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二元结构"（dual organization）。
简单说，整个部落被切成两个对称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成员、自己的图腾、自己所属的动植物、自己的颜色、自己对应的方位（比如左与右、东南与西北）。两个部分之间必须通婚，因此每个半族既是一个身份集团，也是一个联姻集团。
通过大量二手资料的重组，涂尔干和 Mauss 指出：在原住民的认知里，世界被划成两半，不是因为他们的眼睛看到的自然就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本身由两半构成。颜色分类、方位分类、动植物分类、空间分类，无一不是社会结构的延伸。
论文中有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谈的是"数字"的范畴。
现代人有从 1 到无穷的自然数观念。原住民有没有数？涂尔干和 Mauss 在查阅当时的几本权威民族志后发现，原住民并不把数字视为抽象的数学对象，而是把它们当作具有群体属性的事物。1 属于某个半族，2 属于另一个半族，4 又是某个半族。数字自身的奇偶、组合，对应了社会内部的通婚律动。一个分类系统里的"4"和一个数字哲学里的"4"，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范畴。
类似的扩展还涉及空间和时间。在一些原住民群体中，方位不仅指地球表面的方向，还指代两个半族的身份：左/右、东南/西北，是把人切割开来时背对的方向。天空被切成几块，每块对应一个氏族；地平线被分成几段，每段对应一个图腾群组。空间的几何被社会的骨骼所重组。
涂尔干和 Mauss 没有走向极端，他们承认范畴在后来会被抽象化、独立化。但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坚定：一个范畴的雏形，来源于某个特定社会群体"打成结"的方式。范畴不是凭空从理性里诞生的，也不是单纯从感官经验中归纳的。范畴是社会把世界"结扎"后留下的痕迹。
这种"结扎"，在后来英文学界的讨论中，逐渐被一个词所捕获：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但在 1903 年，没人敢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在当时的法国还意味着别的、更敏感的东西。
一百年后的算法屏幕
从原住民的二元分类到今天的算法推荐，听起来像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但如果你愿意把视角稍微拉远一点，就会发现它们的底层动作是相通的：把事物切成可处理的类别。
20 世纪后半叶，涂尔干-莫斯的命题被英美人类学家重新接续。Mary Douglas 把这个视角扩展到日常生活的饮食、卫生、仪式。她的名作《Purity and Danger》（纯洁与危险，1966 年出版）正是从"分类"切入：什么算脏、什么算洁净，从来不是纯粹的生物学问题，而是分类系统的产物。
进入 21 世纪后，这条思路在另一个方向上被重新激活。
打开手机的信息流，你看到的每一个帖子被归入"娱乐"、"知识"、"政治"、"宠物"等类目。这个归类不是客观的天文现象，而是产品经理和算法工程师协商出来的分类树。分类的标准取决于产品目标、商业模式、监管环境、文化语境。你看到的"世界"，是某一套分类系统过滤之后的世界。
更进一步，在机器学习领域，分类本身就是一个基础任务。监督学习的本质，就是让模型学会把输入数据分到预设的类别里。图像识别把猫分到"猫"、狗分到"狗"，情感分析把一条评论分到"正面"或"负面"。所有这些看似客观的标签背后，都嵌入了设计者的范畴选择。
把 1903 年那个温和的论断——"原住民把世界分成两半，因为他们的社会分成两半"——放到 21 世纪的语境里，就变成了一个尖锐得多的问题：今天的分类系统，是谁设计的？为谁设计的？它在切分世界的同时，把哪些东西隐藏了起来？
这不是怀旧，也不是故作姿态。涂尔干-莫斯 1903 年的洞见在于：每个看似"自然"的分类背后，都有一个社会的指纹。今天我们与之共处的、那些看不见的分类系统，比一个世纪前的任何分类系统都更庞大、更自动化、更难被个体感知。这正是这本书在 1903 年种下的那颗安静种子，今天终于长出来的东西。
被遗忘，又被找回：一本书的命运
一篇 1903 年的学术文章，是怎么走到 21 世纪的算法屏幕前的？它的旅程其实充满了意外。
1903 至 1930 年代，这份论文的命运是沉默。它当时甚至没有被单独出版，只是《社会学年鉴》里的一篇长文。订阅这本法语期刊的，主要是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而且即便这些机构里真正去读这篇文章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涂尔干学派的核心读者很窄：巴黎的几所学术机构、几个热情的留学生、英美几家跟进的图书馆。
涂尔干本人在 1917 年逝世，他的学术影响力随即遭到战后的衰退。Marcel Mauss 活到了 1950 年，但他个人的学术高峰恰好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30 年代，欧洲学术中心已经开始从巴黎转移：社会学在英美全面美国化，方法论从法式的概念思辨转向美国的实证研究和统计。德雷福斯事件那一代人塑造的"社会"概念，在新一批社会学家眼里显得模糊、不够"科学"。
在 1930 至 1960 年代这段相当长的窗口里，涂尔干-莫斯的分类论文几乎被遗忘了。它还在图书馆的目录里，但没人主动借阅。它不像帕累托或韦伯那样有自己的学派传承，也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拥有大众读者。
转折发生在 1960 年代后期。
结构主义在人类学里兴起。Claude Lévi-Strauss 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1962 年）中直接征用了涂尔干-莫斯的论点，作为他研究"图腾分类"的奠基性资源。Lévi-Strauss 的工作把结构分析带入人类学主流，这无意中为涂尔干-莫斯接通了一批新读者。
但真正的复兴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人类学家 Rodney Needham，他在 1963 年翻译出版了涂尔干-莫斯这篇文章的英译单行本，命名为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Needham 是一个严谨到近乎苛刻的牛津人类学家，他拒绝译文的过度润色，坚持让读者感受 1903 年的法语原味。他的英文版本后来成为所有英语圈研究者的入口。
Needham 的英译本让论文真正进入英语世界之后，另一个英国人类学家 Mary Douglas 把它作为自己研究框架的支点。她在《Purity and Danger》（1966）、《Natural Symbols》（1970）等著作里反复回到涂尔干-莫斯，并把"社会起源的范畴"这个命题从原始社会延伸到现代社会。
从 1970 年代开始，这篇论文就成了 20 世纪后半叶社会理论、文化人类学、宗教研究、科学史的一根引线。它被反复再版、反复评论、反复征引。在 2003 年出版一百周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个新的英文版，导读由两位社会理论家撰写，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经典地位。
一本几乎被遗忘的法国论文，在一百年后被反复复印、装订、修订、寄送。这是一个文本的复活史，也是 20 世纪知识气候的一个缩影。
为什么这篇文章会复活？一个略显粗糙但准确的答案是：因为它抓住了分类这个反复在新情境下出现的现象。原住民分类、图腾分类、礼仪分类、政治意识形态的分类、网络信息的分类，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对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结构：人，总是要在切分世界之后才能理解世界。涂尔干-莫斯最初的命题，在每个时代都能找到新的化身。
本章小结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一本 1903 年的法语论文？
最诚实的回答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视角，而那个视角在我们的时代比在它写下的那个时代更能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1903 年只有少数人能理解"范畴起源于社会"意味着什么；2024 年每一个用智能手机的人，每天都被几十套"范畴起源于社会"的产品包围。这本书的命题当时是异端的，今天则几乎是常识的另一种形态。
读完这一章，你已经建立了一个阅读这本书的"期待视野"：你即将读到的，是一本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分类体系的具体研究，但同时也是一次更宏大的观念冒险。19 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撕裂的法国社会、涂尔干小圈子的学科野心、巴黎第三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原住民的二元组织，这些离今天很远的材料，会在每一页上被用来支撑一个惊人的命题：人之所以能把世界分成"我/非我"、"内/外"、"神圣/凡俗"、"自然/文化"，是因为人首先是被分成这些的。
要真正理解这个命题的细节，光认识命题本身不够。你还需要理解写下它的两个人。在 1903 年的巴黎那间办公室和书桌之间，一个是涂尔干，一个是他的外甥莫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另一个刚过而立；一个在建立新学科，一个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之间的合作如何运作，他们的资料怎样积累，又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涂尔干 1917 年的早逝中戛然而止——这些将是第 2 章我们要共同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