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总论：源流、学派与研究方法

《周易》之学，渊源邃远，统绪纷繁。自上古以逮近世，历代贤哲殚精竭虑，探赜索隐，蔚为中华学术之渊薮。要而言之，易学之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先秦、两汉、宋明；易学之流派，分为四家——象数、义理、图书、史鉴。欲明易道之精微，不可不先考其源流、辨其流派、知其方法，此即本章之所欲论列者也。

一、《周易》形成的历史考察

《周易》之起源，自古即有伏羲画卦之说。《易传·系辞下》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段文字，历来被视为八卦创始之权威叙事。然而，伏羲画卦之说，究竟属于历史事实，抑或神话传说，历代学者聚讼纷纭，未有定论。

从历史学角度审视，伏羲其人，文献记载颇多歧异。《左传》《国语》未见其名，《易传》始称“包羲氏”，《庄子》《帝王世纪》则称为“伏羲”。名称各异，或为传写之异，或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化之反映。从考古学视角言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刻划符号，如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版上有八角星纹样，与八卦之象或有关联；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上亦有类似符号。然而，此类符号与八卦之间的传承关系，尚缺乏直接证据，难以遽下定论。

更重要的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观之，八卦之象数体系，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符号思维方式。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许多古老文明都发展出了类似的符号体系，以之解释世界、预测未来。如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与占星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神谕、古印度的吠陀体系等，皆有类似功能。在此文化背景下，伏羲画卦之说，或可理解为中华民族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符号系统之历史进程的象征性表述，而非确指某一历史人物之个人发明。

关于文王演易，《史记·周本纪》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易传·系辞下》亦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此说影响深远，成为易学史上一大公案。然而，“演易”之具体含义，历来解说不同。一说认为文王演易，乃重卦之事，即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一说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若依前说，则六十四卦体系成于文王之手；若依后说，则《周易》之经文出于文王、周公之手。考之文献，《周礼》有“大卜掌三易之法”，郑玄注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是则“周易”之名，虽成于周代，然其重卦演易之事，是否必归之文王，尚待详考。

近世学者如顾颉刚先生，通过对卦爻辞中所涉人物、史事的考证，推断《周易》经文之作，当在西周中叶以后，其证据如“康侯用锡马藩庶”之康侯，即武王之弟卫康叔；“帝乙归妹”之帝乙，乃纣王之父；“箕子之明夷”之箕子，乃纣王之诸父。诸如此类人物事件，皆在文王身后，若《周易》经文果成于文王之手，何以会涉及身后之事？此说虽未必即为定论，然足以引起我们对传统说法之反思。

至于孔子作传，《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又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易传》即“十翼”，旧传皆以为孔子所作。然而，此说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始有质疑，至近代学者考证愈详。如帛书《易传》之出土，显示《彖》《象》等篇之内容与孔子之说多有出入；《易传》诸篇之文体、思想，亦不尽一致。凡此种种，皆显示《易传》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而是战国至西汉初年学者陆续编撰而成。

综上所述，《周易》之形成，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六十四卦之符号体系，或成于商周之际；卦爻辞之编纂，或成于西周中后期；而《易传》之编撰，则在战国以至西汉初期。其间历经数百年之演变累积，始成今日所见之《周易》文本。因此，在讨论易学时，不宜将《周易》视为一人一时之作，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系统，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之文化积淀与思想智慧。

二、易学发展的三大阶段

易学作为专门学问，经历了一个从附庸到蔚为大国的演变过程。按照其发展脉络与学术特征，大致可分为先秦、两汉、宋明三大阶段。此三阶段各有其独特的理论形态与学术贡献，亦各有其时代背景与文化意蕴。

（一）先秦易学：奠基与创立

先秦时期是易学的奠基阶段，其核心标志是《易经》的形成与《易传》的编撰。从学术史角度言之，先秦易学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易经》的形成为标志，此时期的易学主要与占卜实践相结合，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后一阶段为诸子百家时期，此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易传》的出现，它将易学从单纯的占卜之术提升为具有哲学意蕴的学术体系。

《易传》是对《易经》进行解释和发挥的著作，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序卦传》《说卦传》《杂卦传》等七种十篇，故又称“十翼”。《易传》的出现，是先秦易学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易传》对《易经》的解释，已远远超出单纯的占卜吉凶之范围，而是深入到宇宙本体、阴阳变化、天人关系等哲学层面。《系辞传》开篇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段文字以天地乾坤比附人间贵贱，虽仍有政治伦理之用意，然其论述方式已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色彩。

《易传》的哲学思想，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把握：其一，宇宙生成论。《易传》以乾、坤为宇宙之本始，认为天地万物皆由乾坤交感而生。《系辞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此“生”之观念，实为易学哲学之核心。其二，阴阳辩证法。《易传》以阴阳为宇宙之基本法则，认为一切事物皆由阴阳两端构成，阴阳交感则生变化，变化无穷乃成天地万物。《系辞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论实为《易传》辩证法思想之精髓。其三，天人合一观。《易传》认为人与天地同源同构，人道与天道相感相应。《文言传》释乾卦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论将人道与天道相贯通，奠定了中国哲学天人关系之基本格局。其四，象数思维。《易传》对象数极为重视，《系辞传》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象数成为沟通天道与人道之桥梁。

值得注意者，《易传》虽以儒家学者为主体编撰，然其思想来源并非单一儒家。《易传》中既有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亦有道家的自然无为观念，还有阴阳家的五行学说。如《说卦传》论八卦方位，已包含五行思想之雏形。此种思想之多元融合，正反映了先秦学术由分趋合之大势。

（二）两汉易学：象数易学之鼎盛

两汉时期是易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其核心特征是象数易学的兴盛与繁荣。汉代易学之大势，与当时之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官方学术，而《易经》被列为群经之首，易学之地位因而特别尊崇。在此背景下，易学研究蔚然成风，各家之说纷然并起。

西汉易学之主流，是以孟喜、焦赣、京房为代表的象数易学。孟喜首创“卦气说”，以《周易》卦象配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构造了一套以气候物候解释易象的系统。焦赣承继孟喜之学而加以发挥，亦以象数说《易》。京房则进一步发展了象数易学，创“纳甲说”、“八宫说”、“世应说”、“飞伏说”等，形成了一套精密的象数体系。京房之学，以五行生克、阴阳消息解释卦象变化，推演人事吉凶，在当时影响甚大。

东汉时期，象数易学继续发展，其代表人物为虞翻。虞翻治《易》，精通象数，创“卦变说”、“互体说”、“旁通说”、“逸象说”等理论，其说繁琐复杂，号为“象数之学”。虞氏易学虽为象数派之集大成者，然其繁琐之弊，亦为后世所批评。郑玄治《易》，兼采今古文，兼通象数义理，为汉代易学之通才。王弼之前，汉代易学基本上为象数易学所笼罩。

两汉象数易学之贡献，在于它发展了一套精密的象数理论，将《周易》符号系统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为后世易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然其弊端亦显而易见：其一，繁琐牵强。为求象数之完备，任意拆解卦象，穿凿附会，失之穿凿。其二，神秘主义。象数易学与谶纬灾异相结合，流于神秘莫测，难以捉摸。其三，轻视义理。过度关注象数变化，而忽视对易学义理之阐发，容易使易学沦为占卜之术。这些弊端，为魏晋以后义理易学之兴起埋下了伏笔。

（三）宋明易学：义理与图书

宋明时期是易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其核心特征是义理易学之复兴与图书易学之崛起。宋明易学之大势，与理学之兴起密切相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家，皆对易学有深入研究，各以己意阐发易理，使易学成为理学之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理学易学，以程颐之《易传》、朱熹之《周易本义》为代表。程颐治《易》，专主义理，扫除象数，其《易传》以儒家伦理阐发易理，以“理”释“易”，认为“易”即是“道”，即是人伦日用之理。朱熹治《易》，兼采象数义理，其《周易本义》既重义理阐发，亦不废象数图式，但以义理为主、象数为辅。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而作”，故读《易》须先明象数，而后求义理。

图书易学是宋代易学之一大特色。宋代流传之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后天之图等，皆为宋代学者所重视。陈抟为图书易学之始祖，邵雍继承其学，创“先天学”，以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解释《周易》体系。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即列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卦变图等九图，可见其对图书易学之重视。刘牧著《易数钩隐图》，专论河图洛书；朱震著《周易卦图说》，详述诸图之源流。

明代易学，基本上延续宋代理学易学之传统，然创造性不多。明代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取士标准，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故明代易学亦以程朱易学为正宗。然王阳明心学崛起之后，亦有学者以心学释《易》，如来知德著《周易集注》，以“错综”说象，独具特色。总体而言，明代易学在学术创新方面成就不大，主要是对宋代易学之继承与传播。

清代易学，呈现出与宋明易学不同之面貌。清代理学衰落，考据学兴起，故清代易学亦转向考据一路。清代象数易学，以惠栋为代表，其学精通汉代象数易学，专以恢复汉学为宗旨。惠栋著《易汉学》《易例》等，对汉代易学作了系统梳理。张惠言承惠栋之学，著《周易虞氏义》《周易郑氏义》等，亦为清代象数易学之重要著作。清代义理易学，以王夫之为代表，其《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兼采象数义理，融通各家，对易学哲学有深入阐发。此外，清代尚有史鉴派易学，以方植之、章太炎为代表，将易学视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加以研究，开辟了易学研究之新路径。

三、易学研究的四大流派

易学流派众多，学术主张各异，然就其研究方法与学术旨趣而言，大致可分为四大流派：象数派、义理派、图书派、史鉴派。此四派各有其学术传统与方法论特征，亦各有其代表人物与经典著作。

（一）象数派：象数为本，探赜索隐

象数派是易学中以研究象数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流派。《易传·系辞》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数派据此以立论，认为象数是《周易》之根本，读《易》必先明象数，而后可以求义理。

象数派之研究对象，包括卦象、爻象、象数关系、象数变化等内容。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象数是《周易》之本体。《周易》以象设教，六十四卦皆为象之系统，故理解《周易》必从象数入手。其二，象数与义理相表里。象数为经，义理为纬，二者不可偏废。其三，象数变化有规律可循。卦象之间有承乘比应、互体旁通、卦变飞伏诸种关系，掌握此等规律，方能明象数之用。

象数派之代表人物，历史上代有其人。汉代以孟喜、焦赣、京房、虞翻为代表，皆为象数易学之大家。孟喜创卦气说，以气候物候配合卦象；焦赣承其学而发扬之；京房创纳甲、八宫、世应、飞伏诸说，使象数体系更加精密；虞翻则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其说最为繁琐，亦最为后世所批评。宋代象数易学，以邵雍为代表，其“先天学”以象数解释宇宙，构造了一套完整的象数哲学体系。清代象数易学，以惠栋、张惠言为代表，致力于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之面貌。

象数派之经典著作，包括京房《京氏易传》、虞翻《易注》、邵雍《皇极经世书》、惠栋《易汉学》、张惠言《周易虞氏义》等。

（二）义理派：义理为宗，明道淑心

义理派是易学中以阐发义理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流派。《易传·文言》释乾卦初九云：“潜龙勿用，下也。”此以人事释《易》，开义理易学之先河。义理派认为，《周易》表面为占卜之书，实则蕴含深奥之义理，学者读《易》，当透过象数之表层，把握其中之义理。

义理派之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义理是《周易》之精髓。《周易》之象数，乃表达义理之工具，义理才是《周易》之目的。其二，象数非《周易》之本义。象数仅为符号，符号所代表之义理才是真正有价值者。其三，读《易》当以义理为准。象数之学繁复难稽，不可执着，当以义理为归。

义理派之代表人物，以王弼、程颐、朱熹、王夫之为最重要。王弼是魏晋玄学之开创者，亦为义理易学之奠基人。其《周易注》扫除象数，专阐义理，以老庄玄学释《易》，开一代新风。程颐著《易传》，专主义理，以儒家伦理释《易》，认为“易”即是“道”，即是“理”。朱熹著《周易本义》，虽兼采象数义理，然以义理为主、象数为辅，对后世影响甚大。王夫之著《周易内传》《周易外传》，以唯物主义观点阐发易理，批判佛老与理学，为义理易学之集大成者。

义理派之经典著作，包括王弼《周易注》、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王夫之《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等。

（三）图书派：图载其理，书传其意

图书派是易学中以研究图式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流派。宋代流传之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后天之图等图式，成为图书派研究之核心对象。图书派认为，此等图式乃圣人观象画卦之依据，蕴含《周易》之最高义理。

图书派之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河图洛书为《周易》之根源。《易传·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书派据此以立论，认为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皆源于河图洛书。其二，图式具有本体论意义。太极图代表宇宙之本体，先天图代表自然之秩序，后天图代表人事之运用。其三，图式与象数义理相贯通。图式为象数之图示，象数为图式之演绎，图式之中蕴含义理。

图书派之代表人物，以陈抟、邵雍、刘牧、朱震、朱熹为代表。陈抟为图书易学之始祖，相传其得诀于麻衣道者，传河图洛书、先天后天之学于陈抟，陈抟又传之于穆修、李之才，邵雍得之于李之才，始创“先天学”。刘牧著《易数钩隐图》，专论河图洛书。朱震著《周易卦图说》，详述诸图之源流。朱熹虽以义理为主，然对图书易学亦有深入研究，其《周易本义》即列有九图。

图书派之经典著作，包括陈抟《龙图序》、邵雍《皇极经世书》、刘牧《易数钩隐图》、朱震《周易卦图说》、朱熹《周易本义》等。

（四）史鉴派：以史解易，鉴往知来

史鉴派是易学中以历史视角研究《周易》之学术流派。此派认为《周易》经文乃历史文献，当以历史学之方法加以研究，考察其产生之历史背景、所记之历史事件、所反映之历史观念。

史鉴派之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周易》经文为历史文献。卦爻辞中所记之人物事件，如帝乙、康侯、箕子等，皆为历史人物，所记之事皆为历史事件。其二，读《易》当以史证经。以历史事实解释卦爻辞，考订其时代背景与历史含义。其三，《周易》具有历史哲学意义。《周易》所载之历史经验，可为后世治乱兴衰之借鉴。

史鉴派之代表人物，以顾颉刚、闻一多、李镜池等现代学者为代表。顾颉刚为“古史辨派”之领袖，其《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以历史考证方法研究《周易》经文，考证出卦爻辞中所涉之历史人物与事件。闻一多著《周易义证类纂》，以语言学、训诂学方法研究《周易》经文。李镜池著《周易通义》，以现代学术方法重新解释《周易》。此外，清代方植之、章太炎等，亦有史鉴派之倾向。

史鉴派之经典著作，包括顾颉刚《古史辨》、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李镜池《周易通义》等。

四大流派之划分，乃相对而言。实际上，四派之间多有交叉融合。如朱熹兼采象数、义理、图书三家之说，为综合性学者；王夫之融通象数、义理、史鉴于一炉，亦为综合性大家。然四大流派之划分，仍有助于我们理解易学之多元面向与不同研究路径。

四、象数与义理之辩证关系

象数与义理之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之核心问题，也是易学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历代学者对此问题之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象数与义理是体与用、本与末之关系。如朱熹云：“象数者，易之糟粕，非道之本源。然象数亦不可废。”此说以义理为体、象数为用，象数为理解义理之工具，义理为象数之目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象数与义理相即不离、不可偏废。如王夫之云：“象数与义理，相为体用。”此说认为象数与义理乃一体两面，相互依存，不可偏废。

第三种观点认为当以象数为主。如象数派学者认为象数为《周易》之本义，义理乃象数之引申发挥，读《易》当先明象数。

第四种观点认为当以义理为主。如义理派学者认为象数仅为符号，义理才是《周易》之精髓，读《易》当以义理为归。

本书采取之立场，乃象数义理融合之立场。我们认为，《周易》之象数与义理，乃一体之两面，不可分离。一方面，象数为义理之载体。《周易》以象设教，义理通过象数加以表达，不知象数则难以理解义理。另一方面，义理为象数之目的。象数之设置，非为象数本身，乃为表达义理，不知义理则象数沦为空洞之符号。因此，研究易学，当象数义理并重，不可偏废。

象数义理融合之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其一，以象数为基础。理解《周易》，当先明象数之系统，掌握卦象、爻象、象变之规律。其二，以义理为归旨。研究象数，当求其背后之义理，不可执着于象数本身。其三，以历史为参照。理解象数义理，当考察其历史演变，了解不同时代之诠释传统。其四，以哲学为提升。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当进一步探讨《周易》之哲学意蕴，提升易学之理论层次。

五、本书的研究立场与方法论

本书之研究，以象数义理融合为基本立场，以文献考证与义理诠释相结合为方法论原则。此种研究立场与方法论之确立，基于以下几方面之考量。

首先，尊重易学之学术传统。易学发展数千年，历代学者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形成象数、义理、图书、史鉴诸流派，各有其学术贡献。本书之研究立场，不偏执于任何一家之说，而是兼容并蓄，吸收各派之长。

其次，适应现代学术发展之要求。现代学术强调学科交叉、方法多元，本书之研究，既继承传统文献学、历史学、考据学之方法，亦引入哲学诠释学、比较文化学、认知科学等现代方法，以期对易学有更深入之理解。

再次，体现中庸融合之学术理念。《易传·系辞》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学术研究亦当如此，不当固守一家之言，而当兼容并蓄，推陈出新。本书之研究立场，正是此种理念之体现。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书采取以下几项原则：

文献考证与义理诠释相结合。文献考证包括版本校勘、异文辨析、断代考订、背景考察等内容，旨在弄清《周易》文本之本来面目。义理诠释包括哲学分析、概念阐释、理论建构等内容，旨在揭示《周易》之义理内涵。文献考证为义理诠释提供基础，义理诠释为文献考证提供升华，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历史考察旨在弄清易学之历史发展脉络，了解不同时代之易学特征与学术贡献。理论分析旨在揭示易学之深层结构与普遍意蕴，提升易学之理论层次。历史考察为理论分析提供素材，理论分析为历史考察提供框架，二者相互渗透。

文本细读与宏观把握相结合。文本细读旨在深入理解《周易》经传之具体内容，把握其文句之准确含义。宏观把握旨在从整体上理解易学之思想体系与学术格局。文本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