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的著作
左丘明与《国语》：一个被建构的作者
翻开《国语》，第一句话便是“穆王将征犬戎”。这个开头看似平淡，却暗藏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谜题：这部记载西周至春秋时期列国言论的典籍，究竟出自谁手？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留下了一句让后世学者绞尽脑汁的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位左丘明，据说因为失明而发愤著书，终成《国语》与《左传》两部大书。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战国至西汉的史料，会发现左丘明的形象远比“太史”两字复杂得多。他的身份、他与两部经典的关系，至今仍是学术公案。
本章要做的工作，是对这场争论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将从最基础的史料出发，看看司马迁依据的是什么、左丘明在先秦文献中出现过几次、他的形象如何被一层层建构。然后进入更技术性的层面：比较《国语》与《左传》的文本关系，分析二书是同源异流还是各自独立。更进一步，通过天文历法纪年、语言习惯、思想观念等内部证据，检验“左丘明所作”这一说法的合理性。最后，我们会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用现代“作者”概念去套战国史书，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认知陷阱。
司马迁的记载与早期史料中的左丘明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自述，读来令人动容：
>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这段话将左丘明与孙子、吕不韦、韩非并列，强调的是“发愤著书”的精神，而非提供严谨的历史考证。司马迁本人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提到“左丘明无目”，但他并未在《史记》其他篇章中为左丘明立传。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将左丘明与《国语》《左传》明确绑定的文献，是西汉末年刘向的《别录》，其中有“左丘明授曾申”的记载。
让我们追溯得更早。《论语·公冶长》有一句话：“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是“左丘明”三字在现存文献中最早的亮相。孔子提及此人，显然是为了借助一个时人熟悉的君子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这与“左丘明作《国语》”毫无关系。《左传·昭公十一年》提到“左丘明”一次，但此处语境是解释《春秋》经义，同样没有涉及《国语》的编纂。《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又引“左丘明曰”，所引内容见于《国语·鲁语下》，这是两书之间的首次文本交叉，但两书是否同出一人之手，仍需进一步论证。
整理一下现有信息：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到“左丘明”的地方，集中在《论语》《左传》和司马迁的叙述里。这些记载涉及的都是道德人格评价，没有一处明确说“左丘明编纂了《国语》”或“左丘明编纂了《左传》”。换言之，“左丘明是《国语》作者”这一命题，最早只能追溯到西汉中后期，而此时距离《国语》所记内容的下限（公元前453年智伯之亡）已有三四百年。
这个时间差意味着什么？司马迁写《史记》时掌握的史料，今天大多已经亡佚。他依据的，可能是战国流传的某种传说，也可能是西汉皇家图书馆收藏的今已失传的文献。司马迁本人以严谨著称，但他的记载也有失误的前科。比如他曾说“世传《左氏》为左丘明所作”，但《左传》的作者问题同样聚讼纷纭，并没有形成定论。将这一说法转用于《国语》，更像是顺势而推，而非发现了新的证据。
因此，当代学者如赵逵夫、徐光启等人在论及此事时，大多采取审慎态度：司马迁的记载本身是重要的史料，但不能不加甄别地等同于历史事实。“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更像是汉代儒学语境中一种“圣人发愤”叙事结构的产物，而非严肃的历史考证。
《国语》与《左传》：同源异流还是各自独立
如果说左丘明的身份问题还只是旁枝末节，那么《国语》与《左传》的关系则是整个讨论的核心。这两部书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国语》的性质和成书过程。
传统说法是“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同时又作《国语》”，两书出自同一人之手。《左传》以编年体记载历史事件，《国语》则以分国体记载各国君臣言论，二书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一说法在唐代以前占据主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均持此论。
然而，从宋代开始，学者们发现了问题。《左传》记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国语》所记内容的下限则更晚——楚惠王囚禁苌弘之事发生在前492年之后，智伯之亡在前453年。如果两书同出左丘明之手，为何记事终止的时间差异如此之大？更关键的是，两书的文字风格、叙事逻辑、思想倾向都存在明显差异。苏洵、龚自珍、章太炎等人先后提出质疑，认为两书并非一人所作，“分流出土说”应运而生。
进入现代学术阶段，学者们借助更精密的文献学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详细比对了两书的词汇、语法、称谓方式，发现差异远多于相同之处。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则从记事详略入手，指出某些事件在《左传》中记载极简，在《国语》中却有详细对话，显然不是同一编纂体系下的产物。
但问题并未就此终结。另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观点是“同源异流说”：两书可能共享某些原始素材（如各国史官的记录、孔门弟子的传习材料），但在编纂过程中走向了不同方向。《左传》的编纂者以时间为纲，将这些素材组织成一部编年史；《国语》的编纂者则以国别为纲，将重点放在君臣言论上。这一假说能够解释两书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某些共同记载的段落）以及差异之处（如编纂体例、思想倾向的不同）。
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国语·晋语四》记载了重耳流亡归来后与狐偃、赵衰等人商议如何稳定政权的对话，其中提到“利出者泉塞，怨聚者国”的著名论断。同样的事件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有记载，但侧重点完全不同：《左传》强调的是军事行动（蒐于被庐，作三军），而非政治对话。两书的叙事目的已然分化，但都指向同一段历史背景。这正是“同源异流”假说的有力证据——两书的编纂者面对的是大致相同的原材料，但根据各自的编纂理念进行了不同的取舍和编排。
值得注意的是，“同源异流”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一个叫“左丘明”的编纂者。战国时期的史书编纂往往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学派或史官群体的集体工作。《墨子》《孟子》《庄子》中的引述，常常冠以“传曰”或“君子曰”，这些引述的来源已经难以考证。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本传播，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和师徒授受，文本形态本身就处于流动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追问“《国语》的作者是谁”，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时代错位的提问。
文本内部的证据：天文历法、语言与思想
抛开作者问题不谈，《国语》文本本身能告诉我们什么？历代学者从天文历法纪年、语言习惯、思想观念三个维度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内部证据虽然无法直接证明作者身份，但能够限定《国语》的成书年代和地域背景。
先看天文历法纪年。《国语》记载了若干天象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是《周语下》所载“伶州鸠论律”。伶州鸠是周景王时代的乐官，他向景王解释音乐与天象的关系时，提及了“辰在丑”“辰来而在午”之类的天象描述。天文学家根据这些记载，结合岁星（木星）运行周期，可以推算出相关事件的大致年代。钱穆、顾颉刚等学者据此将《周语》所记若干事件定在公元前520年前后，与周景王在位时间相吻合。
另一个关键的天象记录是《晋语四》所载“重耳亲筮”的故事。重耳流亡期间占卜去向，得到“闭而不通”的不利卦象，但狐偃却解读为“大有之睽”，认为这是吉兆。卦象分析涉及干支纪年，通过比对《左传》纪年，学者们发现《国语》的纪年系统与《左传》基本一致，但偶有差异——这恰恰说明两书可能共享同一个历法传统，但在传抄过程中产生了偏差。
再看语言习惯。《国语》全书约七万字，篇幅不小的文本足以进行语言学分析。最明显的特征是语气词的使用。《国语》中“焉”“矣”“哉”等语气词的分布，与《左传》存在系统差异。《左传》多用“焉”来指代上文，而《国语》中“焉”的使用频率明显偏低，且功能有所转移。这一差异在先秦语法研究中已有定论，它指向的结论是：两书的方言基础或编纂时代可能不同，而非单纯的个人风格差异。
《国语》中的虚词系统也有特征。“若”作假设连词的用法在《国语》中出现频率较高，“则”的连接功能与《左传》亦有细微差别。这些差异单独看可能微不足道，但累积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语言学意义上的“指纹”，有助于判断文本的地域和时代特征。
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观念层面。《国语》中反复出现的概念，如“天命”“民本”“礼制”等，与春秋时期的主流思潮一致，但某些论述的深度和系统性，又显示出战国学风的痕迹。以《越语下》为例，记载范蠡言论时大量使用阴阳刑德思想，这正是战国中后期黄老学派的典型特征。而《齐语》《鲁语》中的论述则更接近春秋早期的朴素天命观，前后并不统一。
这一思想的不一致性，正是《国语》成书问题复杂性的集中体现。一部成书于一人之手的著作，在思想倾向上应当具有内在一致性（除非作者本人经历了思想转变，但这种转变通常可以在文本中找到轨迹）。《国语》内部的思想断层，更符合“长期累积、多手编纂”的文本生成模式——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材料被汇集到一起，最终编定成书，但保留了原始材料的思想底色。
成书年代：从战国初期到西汉中后期
综合以上证据，学者们对《国语》的成书年代提出了多种假说。
最早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刘向《别录》，其中提到“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是曾子的弟子，活跃于战国早期。这意味着《国语》的成书不晚于战国初期（前4世纪）。如果接受这一说法，那么《国语》的底本应当是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各国史官记录，经过左丘明的编纂整理，最终成型。
第二种假说认为《国语》主体成书于战国中期（前4世纪至前3世纪）。持此论者强调《国语》中阴阳家、黄老思想的痕迹，认为这些思想流派昌盛于战国中后期，《国语》吸收了这些时代的思想资源，不可能成书更早。
第三种假说将《国语》的最终编定推到西汉。根据是《国语》的某些篇章（如《楚语》《吴语》《越语》）记事止于战国末期乃至西汉初年，且文本中可见儒家定于一尊后的删改痕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持此论，认为“《国语》不知谁所作”。
当代学者倾向于采取折中立场：今本《国语》的成书是一个长期过程。各国原有的史官记录是最初的素材来源，这些记录在战国时期被某位或某些编纂者整理成书，主体面貌在战国中期已经具备。但在流传过程中，又经历了西汉学者的校订、整理和删改，今本《国语》的最终形态很可能定型于西汉中后期。
这一结论看似模糊，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先秦两汉典籍成书的一般规律。《论语》从孔子言行录到成书，经历了数百年；《诗经》从各国歌诗到编定定本，同样经过多次筛选整理。《国语》的成书历程不会例外。
下面的时间线梳理了关于《国语》成书年代的几种主要学术观点及其依据：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国语》成书年代的学术假说 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 : 素材积累期 : 各国史官记录 : 传统说法 : 左丘明编纂（战国初期） 前4世纪-前3世纪 : 主体成书期 : 战国中期说 : 阴阳刑德思想证据 : 文本开始流传 前3世纪-前2世纪 : 流传加工期 : 西汉初年抄本出现 : 《越语下》记事下限 前2世纪-前1世纪 : 最终定本 : 西汉中后期 : 刘向校书 : 今本《国语》基本定型 ```
这个时间线展示的不是一个“作者创作”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文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编写、被传抄、被校订的动态过程。任何试图寻找单一“作者”的努力，都会面临文本证据的严峻挑战。
从“作者”到“编者”：古代史书编纂的思维转换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进行一次视角的转换。
现代版权观念下，一本书通常有明确的作者。作者是文本意义的主要来源，也是阐释权威的最终依据。这种观念形成于印刷术普及之后的欧洲，传入中国不过百余年。用它来套先秦两汉的典籍，会产生严重的认知偏差。
先秦时期的史书编纂，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史官的首要职责是“记言记事”，即忠实地记录当世的言论和事件。《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是天子的耳目，其职责是保存记忆而非创造意义。编纂工作的本质是对已有材料的整理和编排，而非从无到有的创作。
《国语》的编纂正是这一传统的产物。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某位“作者”的天才创见，而在于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材料：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越王勾践与范蠡的谋议、周灵王与苌弘关于天道的辩论——这些言论如果不是被《国语》记录下来，早已在历史中湮灭。换言之，《国语》的意义不在于“谁写”，而在于“写了什么”。
更进一步看，战国至西汉的学术传承本身就具有集体性质。《公羊传》《谷梁传》各有师承系统，但“公羊”“谷梁”究竟是姓氏还是字号，至今仍有争议。《左传》的传承也经历了一段模糊期，“左氏”可能指的是“左丘明”，也可能只是“左侧”之意，指的是“配在《春秋》左侧的传注”。这些例子说明，“作者”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并非一个清晰的概念。
因此，当我们问“《国语》的作者是谁”时，实际上是在用现代问题框架去追问一个前现代文本。这种错位不是谁的过错，而是知识语境的差异使然。
理解这一点，对于阅读《国语》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放下对“作者”的执念，转而关注文本本身能够提供什么，就能更充分地利用这部典籍。《国语》分为八个部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每个部分都保存了当地的政治对话、外交辞令、军事谋议，是我们理解先秦政治文化和思想世界的第一手资料。
尤其是《晋语》，篇幅最长，记载也最为详尽。晋国作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其政治经验——从曲沃代翼的骨肉相残，到重耳流亡的励精图治，再到六卿专政的内部分化——构成了《国语》思想含量的核心。读《晋语》，能真切感受到春秋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没有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只有利益的计算和权力的博弈。
《国语》的编纂者选择以“言”（言论、对话、辞令）为核心来组织材料，这个选择本身就透露了战国时期的一种历史观念：政治的本质是言说与说服。一个国君能否听得进谏言、一个卿大夫能否做出正确判断，往往取决于他们如何运用语言、如何通过对话获取信息。这种观念在《国语》中反复出现，从“邵公谏厉王弭谤”到“范蠡论持盈定倾”，核心都是“言”与“谋”的关系。
这也正是本书书名“言与谋”的意涵所在：《国语》记录的不仅是“说了什么”，更是“如何说才能影响决策”。言说是政治行动的一部分，谏言是否被采纳，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这种思想放到今天依然有效——在任何需要集体决策的领域，说服力都是核心能力。
本章小结
本章梳理了《国语》作者与成书问题的研究现状，核心结论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左丘明作《国语》”的说法最早见于司马迁，但司马迁依据的是传闻而非确证。先秦文献中提到“左丘明”的地方，都与《国语》无关。这一传统说法更像是汉代儒学“发愤著书”叙事的组成部分，而非严谨的历史考证。
第二，《国语》与《左传》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议。“分流出土说”和“同源异流说”各有支持证据，但都无法完全解释两书之间复杂的相似与差异。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两书共享某些原始素材，但在编纂过程中走向了不同方向，今本《国语》是长期累积、多手编纂的产物。
第三，《国语》文本内部的天文历法、语言习惯、思想观念等证据表明：这部书的成书是一个长期过程，主体面貌可能在战国中期已经具备，但最终定本当在两汉之间。试图寻找一个单一的“作者”，是用现代观念追问前现代问题。
理解《国语》的成书背景，是进入这部经典的必要准备。我们已经知道：这部书不是某位天才的原创作品，而是一个历史时期思想、政治、语言的综合档案。它的价值不在于“作者权威”，而在于“材料可靠”。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当我们翻开这部档案，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政治世界和思想世界？《国语》记录的各国言论，折射出怎样的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这些正是后续章节将要深入探讨的内容。